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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特色的“崇官文化”—— 解读“官场冷漠与刁难综合症”
(博讯2007年11月13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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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设立皇权的代理人,于是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专吃官饭的社会阶层,即官僚阶层。传统官场在儒文化熏陶下,做官一直是人生最高境界,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直到今天,做官当领导依旧是多数中国人的最有选择。当今国家“公务员考试”,便让人领略了此种景观:众多莘莘学子,千军万马,投入争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战役,这似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一次本位价值的回归。然而,为什么千军万马非要走当官这座独木桥呢?就是因为中国过去的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当官才能发财。不当官,或者家人亲戚好友当中没有官的,发财就没有捷径。这种现象不仅过去是这样,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也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加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的社会价值取向,足以树立起中国人的“崇官人生观”——“生当做官杰”,家有官品,鸡犬升天,财源滚滚。本文对此称之为中国独特的社会“崇官文化”。而中国商人一向是官僚阶层的附庸,为了财路通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收买和腐蚀官爷充当保护伞。中国的商人、民众喜欢行贿,便是中国“崇官文化”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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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崇官文化”对历史影响至深。即使毛泽东领导的平民革命建制不久,也迅速形成了一个由社会“崇官文化”孕育的新官僚阶层。这批穷而“革命”的红色官僚,一旦获得了公权力,就急切地要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他们收了农民土地;在城市,他们收了市民的工厂,商店和作坊。他们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以做官“为人民服务”的名堂为免费证券,通吃天下,并不受监督。因而中国长沙市才会有一处饭店以油画《开国大典》做广告,广告语宣称:“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真可谓画龙点睛,一语道破“共产革命”之真谛。这样的红色官僚能不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了保护自己的官僚阶层利益,击退了右派知识分子的“进攻”吗?这就难免至今仍不乏新老左派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在毛泽东时代,人民都要高看“革命干部”一头。 因为“革命干部”无所不能。但“革命干部”有大小,官品表现为行政级别,有什么级别就享有什么待遇。那时的“革命群众”谁敢对“革命干部”说“不!”。因此没有约束的权力就必然导致腐败,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官僚走后门,搞特殊化就已经漫延中国大街小巷了。毛死后,邓小平修改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但权力依然不受监督,官场腐败更甚,出现了“权力寻租”新名词,让百姓看得大跌眼镜。后来加之江泽民时代官员傍大款,鼓励民营企业主入党,连商人都想升官弄权了。如今有权的官员可谓要风的风,要雨的雨。民谣说得好:“国民党吃鸡自己抓,共产党吃鸡送到家”,一语道破了当今时代做官的权力更大更腐败的真谛。因而社会大打争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战役也就很具合理性了。这是 21世纪“崇官人生观”的时代性再现。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崇官文化”并未导致官员爱民,反而大大刺激了官场腐败和对民众的歧视、冷漠与刁难。如今官员贪污腐化、挥霍浪费、欺压百姓、冷漠刁难毫不掩饰。诸如“ 脸难看、事难办、门难进”、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 、“只挂号,不看病”“烟酒、烟酒”等等,在所有悬挂国徽的衙门里都屡见不鲜。此据中国青年报《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批评政务大厅“只挂号不看病”》 文章报道: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今天在全省政府系统干部大会上抨击了个别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求全省政府系统改进机关作风,优化政务环境,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于幼军在会上痛斥了个别部门和地方政府刁难投资者,有一笔投资,四面八方伸手,争吃“唐僧肉”,把外商打成内伤,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引来的投资者吓跑;有些政府部门在办理行政许可项目时“只挂号,不看病”,把政务大厅当作“传达室”,个别人甚至不见好处不办事。此外,公务员工作消极、冷漠已成为当今中国特色官僚体制的流行病。此据《北京娱乐信息报》 2004年 12月30 日一则调研数据透露:政府公共事业工作厌倦感的比例高达52 %。这种倦怠感使他们感到生活乏味,于是就会出现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去阻碍那些求他们办事的社会公众,从被他们刁难的民众尴尬和不安中体验权力的快乐。此调研材料显示:采访对象J 为工商管理人员,长期在一个菜市场担任巡查员,每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他的乐趣就是去教训那些在市场中摆摊的小商小贩,经常故意找茬挑刺,踢翻那些小摊小贩的摊子,以欣赏那些小摊贩们的狼狈样子和求饶的样子为乐。”这难道不是社会“崇官文化”惯出来的官僚病吗?而正是如此官僚小吏,十分熟悉官僚体系的内情,包括各种潜规则,不会把他怎么样。 如今,社会流传所谓“官场转移定律”:领导的领导批评了领导,作为被领导的你就得小心领导拿你当做 “出气筒” ;你要是觉得窝火,可以再找被你领导的人发一通脾气或刁难求你办事的。在体制内,官僚制度是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的。中国官场历来官大一级压死人,从上至下形成了权力体系的金字塔,上级领导对下属往往是发号施令式的管理,缺乏情感的交流。一般来说,当今社会人们眼中的“ 官” 主要是指手中握有实际权力的领导干部,而不是仅仅坐办公室,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小官吏。因而,小官吏们便将长期聚集的压抑转化为不良发泄。但其渲泄点既不能是上司,也不可能是同事,只能是接触到的社会公众。这往往也是导致他们故意刁难、拖拉办事的一种原因。
    
    在中国特色“崇官文化”宠惯下,官吏们相互感染,共同形成官场病态效应,通过向社会公众设置障碍和门槛的方式来提醒社会公众,必须仰视我的权力。这种官场 “冷漠与刁难综合症”,反映了封建传统的“崇官文化”与现代社会民主理念的碰撞。传统社会官僚高高在上,民必须崇拜官僚,并接受其管理。而在现代社会,民主理念普及,要求官僚与民之间形成平等和服务关系。这在“崇官文化”培育起的官僚心理上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发现自身的权威不断被削弱、淡化,因此必然产生本能的对民主化的抵制与怀旧情绪。这种情绪反过来又加重他们要通过不断刁难行政当事人来提醒和确认其地位的优越性,意图维持和延长社会“崇官文化”的生命。当今中国,在整个社会民主意识被压制的情况下,“崇官文化”意识还很难退潮,这就决定了当官僚在对行政当事人耍威风、发脾气、刁难时,官僚体制会自我维护,民众也无可奈何。结果,大大小小的官僚们获得了享受权力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于是官场 “冷漠与刁难综合症”通病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繁衍、膨胀下去。
    
    官僚机构通病自我繁殖和自我持续膨胀的规律,是行政系统中存在的可怕顽症。在中国特色“崇官文化”包围的官场,更是如此。因此当今时代,中国要根除“ 官场冷漠与刁难综合症”,除了制度变革之外,还必须有一场全社会的文化批判,彻底肃清“崇官文化”的影响,以树立所有公民应对官员的主人心态、平等心态和维权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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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328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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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11/2007111308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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