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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事件与中国政治暴力化/王军涛
(博讯2008年08月13日发表)

     王军涛 (美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暴政成为政治中的常态时,人民的命运就是不自由,毋宁死。
     (博讯 boxun.com)

    
    一场暴力冲突发生在中国的边远地区,贵州省瓮安县,却震动了整个中国。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事件的导火索是几个青少年在外面过夜,其中一位少女自杀身亡;政府处理后,亲属不服;此事在群众中传播开来,引发群众大规模围攻公安机关和党政机关;按照惯例,中国政府调动军警镇压,控制了局势。
    
    到此为止,这个可以被中国政府称为群体性事件的暴力冲突,与其他群体事件一样,没有新意。然而,这个事件的消息放到网上后,立即产生了以往没有的效果:网友们纷纷质疑政府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方式;其强烈程度甚至导致最高领导人批示,贵州省党政领导亲临该县处理问题,并撤销该县党政领导的职务。然而,网友并没有就此放松批评。该事件的后果还在发展。
    
    就其政治冲击作用及造成后果看,瓮安事件是大陆政治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这个政治事件:
    普通公民的问责意识增强;
    互联网的政治参与功效;
    80后青年的政治觉醒;
    中国式参与方式的新动向等等。
    但是,我想在文中讨论一个特定的问题:瓮安事件是大陆政治变化的一个指标,此后大陆政治中暴力化倾向将大大增强。
    
    所谓暴力化倾向增强有三重意义:
    政府会更依赖暴力执政;
    民间会更相信暴力的作用因而更赞美暴力解决问题的做法,从而鼓励暴力方式的发展;
    以及中国的政治博弈越来越暴力化,并且主要问题更多地靠暴力才能解决。
    
    政府会强化暴力的使用,这甚至在他们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也不得以选择增加暴力。这次贵州省委书记到瓮安办公,撤掉该县干部时所说的话,反映了胡锦涛对此案的关注和态度。胡想让党政一把手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靠公安机关去镇压不满的民众。但是,这只能是胡的一厢情愿。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恰当的社会动员和有胆识的政治运作,在一个病入膏肓的政治统治中引入文明因素,不会解决问题,因为这无异于让各级黑社会化的政权垮台,让当官成为无利可图的苦差使。各级官员经过一个过程会迅速找到应对的策略;民间、地方政权和中央执政者之间的博弈再次回归旧的平衡。老百姓的日子将会更难过。
    
    当初胡温上台提出新的执政理念,点燃人民恢复正义的希望和渴盼,于是掀起一个信访高潮。但是,胡温并没有什么制度和政治措施保证自己的理念实施,而是进行口头教育和空洞的自夸性宣传。寻求正义的民众迅速与黑社会的政府发生冲突,政府采取暴力镇压,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京城暴力截访。胡温执政以来所关押和监禁的信访人员远远超过整个江泽民执政时期。
    
    此次瓮安事件刺激胡温的新表态并没有比以前更好的措施去保证其意图得到实现,因此也会像过去一样失败。这种在旧制度中引入新的声音的做法,一方面会导致原有治理的紊乱,另一方面刺激民众起来,从而引发更多的事件。瓮安事件后,全国各地还在继续镇压民众请愿,而且更残酷了。
    
    在政府更加依赖暴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可以预测,民间也会更多地诉诸暴力。翁安事件和杨佳刺警案是一个信号,中国老百姓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暴力暣抗暴政。老百姓反抗暴政,并不意味着是想通过暴力解决问题;而是对解决问题绝望。仅仅绝望,还不会导致暴力冲突,因为在绝望之际,老百姓还可以选择忍耐,不必非诉诸暴力反抗;因为暴力反抗意味着自杀,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与暴政实施者同归于尽。只有在老百姓感到现状难以忍受时,只有老百姓宁愿与实施暴政的机器同归于尽时,老百姓才会诉诸暴力反抗。
    
    中国90年代曾经有过数千万的下岗工人,这些人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体制转型而下岗,更多地是官员腐败的权钱交易的牺牲品。这也不是市场的正常情况,因为正常的市场,确认和保护他们对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应该安排好社会保障。90年代的市场化转型解除了对他们国家对他们的义务,剥夺了他们本该有的社会保障储蓄。当时,下岗工人也采取了各种方式试图讨还公道,维护权益。他们也没有成功;但他们选择了忍耐,并没有去暴力反抗。现在看来,这个群体整个被牺牲已经成为定局。
    
    最近几年迅速发展的群体事件表明,中国民众在新的不公正的发展格局中,已经不能忍受了。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第一位暴君夏桀很像目前的情形,当中共自称是太阳时,人民诅咒暴政,愿意与之同亡;甚至宁愿身亡,也不愿再忍受暴政。但是,瓮安事件不仅仅是过去的成千上万的群体事件中的一件,而是对民众有新的意义。这就是,当民众抱着同归于尽或者宁死不屈的精神反抗时,他们可以赢得一些胜利,或者讨还一些公道。省委书记亲自处理边远县城的事件并向民众道歉,许诺解决问题,表明瓮安民众比其它地方的民众成功。这会鼓舞在绝望中犹豫彷徨的民众采取类似的方式反抗暴政。因此,瓮安事件是民众反抗暴政的一个转折点,民众将受其鼓舞,不仅是绝望而且是怀着希望去采取暴力反抗暴政。暴力反抗事件将更多,策略和方法也更精致。
    
    既然政府和民众都更多地相信和诉诸暴力解决问题或者对抗对方,可以预料,今后中国的政治中暴力化程度会增加,中国政治的各种前途更可能在暴力中实现,或伴随着暴力实现。不仅每个具体的政治变化,而且政体的进步都可能是通过暴力事件促成的。这个预测对于中国多数人来说是个难以接受的,但是却是无法逃避的现实趋势。从政治学角度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以暴制暴,不是非理性的策略,而是所谓在囚犯困境中的最合理的选择,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途径。囚犯困境讲的是这样的政治博弈,如果双方都合作,那么就会双赢;如果双方都不合作,就会双输;如果一方合作而另一方不合作,那么合作方将失去的比双输还多,而不合作方欺负合作方,会赢得的比双赢还多。在这种局面中,一般博弈的双方或者强势的一方会选择不合作,看看是否可以赢得更多。但是,一旦双方都不合作导致双输时,双方就都会寻求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双赢的局面就会出现。
    
    因此,在暴政下的所谓和平开放转型,很难是现实主义的统治者良心发现的结果,而更可能是统治者在现实中面对暴力反抗,理性选择代价更小的治理方式。如果一个方式可以盘剥更多但可以靠暴政维持的话,他们就不会改革,就会维持暴政赚取不义之财。这是理性现实主义的必然选择。
    
    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统治者能够不断强化暴政维持一个不义的发展格局,与民众忍耐有关,也与中国掌管舆论的独立精英群体过度反对激烈反抗方式有关。这惯坏了统治者,导致今天民众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扭转这一局面。由于政府依赖暴政维持统治,任何能解决问题的民间行动,都要让暴政付出足够的代价。当然,这样的暴力游戏对政体转型有两种可能后果。一种可能是,当暴力博弈到一定程度,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人的良心或者理性不能再接受这个局面,统治集团会分裂,变革会被启动。另一种可能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没有足够的力量寻求变革时,暴政变本加厉,反抗也越来越暴力化,在与暴政对抗中形成新的精神文化、领袖、组织和战略策略,最后推翻暴政。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说的就是暴力决定暴政的命运;这里不是说理性没有作用,而是说理性必须与暴力结合。
    
    当中国政治日益充斥暴力时,人权、秩序和安全等都受到威胁,其前景和命运都更不可测。但是,这是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暴政成为政治中的常态时,人民的命运就是不自由,毋宁死。在暴力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减低暴力的有效方式和正当方式,不是教训人民忍受暴政,而是要劝说和施加压力,让统治者在面对人民暴力对抗暴政时,理性人道地放弃暴政,从而启动政治体制转型。
    转载于 《人与人权》2008年8期 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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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8/2008081322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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