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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尽暴政百万兵,手中利刃血犹腥,论革命!/昭明
(博讯2009年01月25日发表)

    官场观察工作室 昭明
    
     (2009年的春节即将到来,民间传统,农历春节才是新的一年开始,农历相传于夏朝,也称夏历。今天要谈论的革命,就与夏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桀有关,本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官场观察工作室在农历新年己丑年的社论。) (博讯 boxun.com)

    
    谁说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的确二十世纪的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了,但二十一世纪的革命时代才刚刚开始!
    
    杨佳若早生两千年,代替荊轲刺杀秦始皇,一定能不辱使命,一刀毙命,彻底终结秦暴政,终结两千年后中国共产党效法的榜样。毛主席曾实事求是地承认,共产党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站在秦始皇暴政的立场,荊轲与杨佳都是犯有故意杀人罪,证据确凿、充分,手段极其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无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照《秦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然而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历史的角度,杨佳与荊轲是勇士,是侠客。和平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时期,他们就是凡夫俗子,扔在人堆里,立刻就不见踪影,平时不打架,不欺人,不逞强,连个烟头都不随地乱扔。但社会动荡,没有正义公义,贪污腐败盛行,政权随意劫掠百姓,关键时刻来临,他们不畏缩,敢于挺身而出,敢于以弱小的个体抗击强暴政权,甘为高尚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献身牺牲。他们超越物欲这些有形的东西,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自由正义等形而上的信念上,其毫不利己的壮烈行为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千古流芳,正所谓“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十年磨一刃,百步杀一人!杨佳击杀的不仅仅是为非作歹的上海警察,他击杀的是这些流氓警察所代表的共产党暴虐政权。他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申冤,他更为的是受到中共国家暴力机器欺压的十三亿老百姓申冤,因为大侠专门选择在七月一日暴虐政党的生日发起攻击。不伤女警察,不杀年轻刚毕业的警察,这就是流传几千年的侠义精神——不伤妇孺。当上海公安们穿上警服时,他们就在履行欺压人民的职责,侠客们就有理由击杀;当他们脱下警服后站在人民的队伍中,不再为非作歹,侠客们就能放他们一命。从有形的物质角度看,杨佳未能击杀暴虐政权共产党的百万兵马,但从超越物质的无形的价值观念看,杨佳胜利完成了他的此生的使命——伸张正义!按照司马迁他老爹太史公的话讲:“……,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教然,不期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杨佳行为的本质是一场革命,革杀掉欺压人民暴虐政权的命,以武力的手段变革广大人民群众被奴役的命运。今天要谈的就是革命!不仅要谈革命,还要界定武力、暴力、正当防卫的区别。
    
    一谈革命,许多老九知识份子就谈虎色变,视其为洪水猛兽,其实大可不必。革命一词,出于我国最古老的著作之一《易经》。孔子铁嘴钢牙作《彖辞》,用“水火相息”、“二女同居”来形象地说明“革”卦的变革之意。水火不相容,必生变化。二女同居,志向各异,同极相斥,终将生变。
    
    不要说两女同居了,就是两男同居也一样。军委主席只能有一个,十年前曾庆红与胡锦涛都势在必得。十六大上两人更是同在一个屋檐下,都是常委,尤其是年龄长于胡锦涛的曾庆红竟然置身于接班人的位置,主抓分管党政军的书记处,当然最终胡锦涛以七上八下的名义在十七大上成功逼退曾庆红。这就是:两男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讲究仁义,信奉温、良、恭、减、让的圣人孔子,更是用天地四时变化,比喻革命的道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汤武革命”指的就是商汤灭夏桀,周武王灭殷纣。《正义》解释孔子的汤武革命:“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
    
    2008年的暴雪冰灾、四川地震就是“天既震怒”;翁安抗暴、吉首事件、厦门PX项目风波、广州市天河区大规模群众示威、重庆出租车罢运、上海市民声援杨佳、陕西军转干部冲击省政府、福建失地农民酝酿大游行,等等这些就是“人亦叛主”。
    
    圣人孔子他老人家,用“天地”“四时”“汤武”为说,极赞“变革”之时功效弘大。所以“革命”一词,不是洪水猛兽,不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专利,早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就有了。外文叫Revolution,那是后话。
    
    变革有两种,一种是最高统治者看到时代该变了,主动去领导适应新时代的变法,这种由上而下的主动变革称之为改革、改良。因为是最高统治者主观能动地去变革,因此在变革过程中不含有大规模的武力强迫因素,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变法,包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内。当然邓政委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就留下了改革的祸根。
    
    变革的另一种,是时代该变了,但最高统治者拒绝变化,顽固地执行自己喜好的恶俗,社会矛盾积累、加剧、激化,到达突破脆弱稳定的临界点。作臣下的,或是民间老百姓忍无可忍,揭干而起,运用大规模武力推翻最高统治者的暴政,这种自下而上的被迫变革,就是革命。
    
    革命只是手段,不是目标。孔子赞成用武力去推翻暴政,建立起仁义公正的政权。然而应该承认的是,革命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革命推翻暴政,建立了仁义公正的社会,如商汤、周武、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革命。另一种革命,是用一种暴虐的政权去取代另一个暴虐的政权,如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等。
    
    人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所使用的武力,与暴虐政权对人民施加的暴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暴政使用武力虐压人民,含有强烈的欺压、劫掠无辜民众的主观动机,因此是暴力。而人民群众,受到暴政欺压,在没有任何申冤的渠道时,被迫使用武力奋起反抗,捍卫自己的天赋人权与尊严,这种行为不是暴力,而是正当防卫。
    
    上海公安,身着警服,代表国家暴力机器,无理截停杨佳盘问。当杨佳试图捍卫自己作为一个守法公民的权益时,上海公安将杨佳劫持到派出所,并大打出手。这就是典型的国家暴政对一个守法公民施加的暴力。事后杨佳走遍了上访机构,竟然没有一个能为这个守法公民主持公道,在申冤的法制渠道全被污吏们堵塞住时,杨佳选择了用武力去奋起反击,捍卫自己的天赋人权与尊严。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公安的行为是对一个无辜的守法公民主动施暴,而杨佳并没有报复社会,并没有伤及无辜,而是选择对他的施暴者反击,所以杨佳的行为是使用武力,但不是暴力,是天经地义的正当防卫!
    
    所以讲,当上海公安们穿上警服时,他们就在履行欺压人民的职责,侠客们就有理由击杀他们;当他们脱下警服后站在人民的队伍中,不再为非作歹,侠客们就能放他们一命。
    
    中国的警察面临选择,要么继续与暴政一道欺压人民,继续强拆民宅,暴打访民,用坦克机枪对付和平示威的人民,要么掉转枪口,象汤武革命,象辛亥革命一样成就历史前进的伟业。
    
    在警察掉转枪口之前,只要还穿着警服履行欺压人民的职责,人民就有理由用武力去反抗,人民就有理由象杨佳一样,拿起利刃,杀杀杀杀杀,杀尽暴政百万兵,手中利刃血犹腥!
    
    只要我们的访民与冤民们有杨佳的勇气,有捍卫自己天赋人权与尊严的渴望,每个人象杨佳一样,不伤妇孺,不伤无辜,每个人击杀十个恶警,暴政势必灭亡。就象两千两百年前的张良与荊轲一样,不在乎是否真能刺杀死秦始皇,而是要让天下知道,尽管秦始皇有百万雄兵,有上将千员,有坦克、飞机、大炮,还有原子弹,但照样有侠客敢于挑战暴政,击杀暴君,天下势必震动!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现在的中共还叫共产党,还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但现在的中共在定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时,已经不是按照生产资料是否公有制为标准。对于中共来讲,言论自由、民选政府、三权分立就是资本主义;专制、一党专政、党禁、报禁,官商权贵相互勾结,在房市、股市随意洗劫老百姓,就是“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共特色社会主义”。简直就是一怪胎,是人类文明的癌症。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在周文王、孔子、老子、庄子等圣人们的教导中,使用武力只是作为社会不得不变革的最后手段,但从来没有上升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念与信仰,因此中国不会因使用武力革命而产生恐怖主义,用暴力伤及无辜从来不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却是列宁主义的核心部分。既然圣人们在两、三千年前就极赞“革命”之时功效弘大,我们今天的后人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中共就是靠用暴力革命起家的,但在1996年修订刑法,废除了“反革命罪”,改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为什么中共要放弃革命这个曾经十分流行漂亮的词汇?因为所谓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共领导人及他们的家人各个都腰缠万贯。要再提倡革命,岂不是就要革他们自己的命了吗,所以才要从刑法中废除“反革命”,这也说明中共权贵已经赤裸裸地沦落为反革命了!中共要放弃革命,我们偏要革命,革的就是这帮祸国殃民王八蛋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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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贴一遍:
    
    胡、江、曾摊牌前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下)
    
    
    官场观察工作室 昭明
    
    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的矛盾,是专制政权内就最高统治权的争斗。打击黄菊、陈良宇就是打击江泽民。“七上八下”,就是要彻底消除曾庆红的威胁。谁掌权意味着维护谁的政治经济利益,无论是黄菊、陈良宇,还是曾庆红,他们维护的都是江泽民集团的既得利益。
    
    在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一条上,胡锦涛与江、曾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的认识是相同的。但为什么江泽民会对胡锦涛不放心呢?其实江泽民最不放心的就是,其接班人能不能继续维护江及其手下人马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
    
    事实证明江泽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胡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获取军委主席的职务后,在十七大前对江泽民旗下的上海势力大打出手,气死政治局常委黄菊,抓捕黄菊秘书王维工,审判了江泽民退休后在上海的大总管陈良宇。
    
    其实对胡锦涛这一手,江泽民早有防范,曾经有意在党内树立两个军委主席。一个是明的,胡锦涛;一个是暗的,曾庆红。对于胡锦涛,江泽民没办法,那是邓小平隔代指定好的。曾庆红才是江泽民放得下心的政治经济利益守护人。
    
    谁是军委主席?能管辖军委副主席的就是军委主席。十七大之前,中央有两个人可以管辖军委副主席,一个是胡锦涛,一个是曾庆红。曾庆红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分管书记处,控制着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又控制着分管武警、公检法的书记处书记周永康。所以毫不夸张地讲,曾庆红是当之无愧的地下军委主席。
    
    曾庆红阴谋控制军委,分两步走:一、2002年十六大上,让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徐才厚进书记处;二、2004年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交出军委主席的职务前,内定书记处书记徐才厚升任军委副主席。这样一来,曾庆红就可以对军委副主席发号施令,俨然又一个军委主席。这是为曾庆红有朝一日取代胡锦涛所做的军事准备。
    曾庆红取代未遂那是后话,但曾庆红染指军委主席,表明江、曾的确有此心。
    
    综上所述,江泽民、曾庆红势力与胡锦涛团派的争斗,是关于党内最高统治权的权力斗争,这就注定是“你死我活”的性质。这里的死不一定是肉体上的,但绝对是政治上的。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政治生命的终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胡锦涛在十七大前只选择打击黄菊与陈良宇,是模仿毛主席在打击刘、邓前先剪其羽翼“彭、罗、陆、杨”。黄菊、陈良宇与“彭、罗、陆、杨”一样,无论从客观政治实力上,还是主观意识上,都不是最高权力的取代者,他们背后的老板才是。
    
    
    可能有人会说,曾庆红同志都已经退下了,他怎么会有取代之心?这话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退跟退不一样,象吴仪一样“裸退”,完全不提条件,才是真退。而曾庆红就不一样,首先是自己想留任政治局常委,留任不成就想当国家主席,主席当不成不得不退就提政治条件“一下三上”。
    
    胡锦涛打击黄、陈成功的关键,就是分化瓦解江泽民势力中的“上海帮”与曾庆红的“太子党”。打击黄、陈一定要获取曾庆红人马的同意,否则阻力太大。所以胡锦涛打击江、曾既得利益集团的策略,就是有麻痹有打击有交易,交易是为了麻痹,麻痹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杀伤对手的政治实力,反正是反复设置圈套引诱对手上当受骗。
    
    胡锦涛成功利用了曾庆红的弱点,一是曾、黄在上海一起共事时期就有很大的摩擦;二是让曾庆红产生错觉,牺牲黄、陈,曾庆红可以在十七大继续留在常委会内。曾庆红哪里知道,胡锦涛玩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办掉黄、陈之后,玩了个“七上八下”,以李瑞环67岁退出十六大常委会为例,成功阻止了同样67岁的曾庆红继续留任十七大的企图。为了不使曾庆红恼羞成怒,胡锦涛让曾庆红提条件,这就有了“一下三上”,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代表曾庆红政治利益进常委会。为了增加党内外反感曾庆红提政治调件的作法,胡锦涛安排吴仪高调“裸退”,这纯粹是出曾庆红的丑。
    
    如果曾庆红能象吴仪一样裸退,不提任何政治条件,帮助胡锦涛办掉黄、陈就无条件退下,胡锦涛说不定还真会感激他,从此还真就既往不咎了。但曾庆红偏偏让“三个代表”(习、贺、周)进常委会,这说明了他对胡主席的真实心态——太不放心了。这种作法同时也将曾庆红自己与团派根深蒂固的矛盾遗传到新的常委会班子。就党的权力斗争史的规律来看,交战双方的老板——胡锦涛与江、曾不把一方斗倒是不会罢休的。这是为什么曾庆红为什么安排儿子曾伟迅速移民澳大利亚的考虑,因为党的最高权力斗争是残酷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就算自己这把老骨头豁出去了,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保住自己的后代,这大概可以算作是虎毒不食子式的父爱天性。曾伟成功移民海外暴露了曾庆红是豁出去了,要与胡主席较量到底的决心。
    
    也难怪胡、曾双方的较量决心,不要说是眼前几十年的毛、刘党史斗争经验,就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最高权力斗争的残酷规律。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勾践装老实装可怜,又献美女西施,又亲自品尝夫差的臭屎,成功麻痹了胜利者,弱化了吴王对勾践的打击意志。夫差是千不该万不该留下勾践的活口,放任其归国卧薪尝胆,自以为与勾践的妥协交易很划算。二十年后,勾践卷土重来,俘虏了吴王夫差,这回夫差明白了妥协交易麻痹对手的策略,欲估计重演,勾践差点上当,然而范蠡讲话了:“会稽山越国屈膝投降吴国的事,是上天要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接受;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越国难道可以违逆天意吗?况且您君主每天一早起来上朝,很晚才休息,不就是为了征服吴国吗?谋划了二十二年,一旦计划抛弃可以吗?何况天赐给你,你不接受,一定反而受到上天惩罚。《诗经》云:好像砍伐树干,斧柄的大小模样就在近前。您忘记在会稽山投降时的灾难了吗?”范蠡说完就击鼓进兵,吴王见计谋已被识破,以自杀为吴越相争划上句号。
    
    范蠡的一席话,算是政治成熟的表现,正因为政治成熟,越国才能反败为胜。反过来,正因为吴王夫差的政治不成熟,最后才反胜为败,实在是不可不鉴。毛主席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也是从范蠡这里来的。这个“穷寇”,一是指党外当年妄图划江而治的蒋介石,二是指党内当年妄图以辞职来麻痹毛主席的刘少奇。正因为毛主席的政治成熟,才能做到打败党内外无敌手。
    
    曾庆红政治不成熟,江主席已经为其做好了取代胡锦涛的军事准备工作,让其透过书记处掌控军委副主席与公检法。江主席顶住压力,十六大后保留军委主席两年,就是希望曾庆红能在政治局常委会站稳脚跟,染指军队、公安与情治。只要曾庆红以政治稳定的名义坚决不同意胡锦涛打击黄菊、陈良宇,并获得上海势力的全面支持,坚决留在十七大常委会内,只要再坚持半年,坚持到汶川大地震与团派胡扬统战贩毒案事发,到时候就可以在党内展开对胡锦涛的大批判。一是胡锦涛拍板决策隐瞒大地震预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二是胡锦涛亲自栽培大毒枭胡扬,涉毒并破坏了我国与澳洲的国际外交关系,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声誉损失。这两条足以将胡锦涛从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职务上拉下马。然而曾庆红偏偏认为牺牲黄菊、陈良宇可以使自己留在常委会内,这就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最终被胡锦涛玩了个“七上八下”。这就是范蠡讲的话“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以吴赐越,越其可逆乎天。”翻译过来就是:上天以胡锦涛团派赐给曾庆红太子党,曾不取。今以曾赐胡锦涛,胡岂可逆天乎。七上八下!
    
    为何胡锦涛根本不可能维护江泽民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为何胡锦涛要对江系上海势力大打出手?
    
    首先,胡锦涛的接班人地位是小平同志钦点的结果,因此,对胡有恩的是邓小平,不是最后不得不让位的江泽民。
    
    其次,胡锦涛不是江泽民执政时期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胡锦涛根本没有义务为保护江泽民派系的利益承担任何政治骂名。
    
    第三,江泽民的几员手下大将,曾庆红、黄菊、吴邦国、贾庆林、陈良宇等,内心里都不服胡锦涛,认为胡锦涛是坐直升机上来的,不是靠政绩、业绩上来的,尤其没有为江主席立过显赫战功,就坐在大家的头上,怎么能叫人心服。
    
    第四,江泽民心理尤其不舒服,邓小平不仅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还能指定接班人的接班人,这分明是对江本人不放心,对胡锦涛这个没有任何战功的人却很放心。到了江泽民执政时期,为何江本人就不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所以江泽民一怒之下与曾庆红合谋,效仿邓小平,隔代指定了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这分明是江主席对胡锦涛极其不放心的表现。
    
    根据以上四项总结,我们可以预测一下未来党内权力斗争轨迹:
    
    第一,习近平的接班人地位是江、曾隔代指定的结果,因此对习有恩的是江、曾,而不是被动接受江、曾政治条件的胡锦涛。
    
    第二,习近平不是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团派既得利益者,因此不会为维护团派的利益而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第三,胡锦涛手下的团派大将,李源潮、李克强、刘延东、令狐计划、汪洋、刘奇葆等,内心里不会服习近平。官场内已经有许多对习的不利传言,说什么习近平在福建、浙江的政绩平庸,讲话没水平。甚至传出习近平阳萎,所以与太太彭丽媛长期分居,但却极好美食。这分明是骂习近平是个吃货、饭桶、无用之辈。
    
    第四,习近平在成功接班之前,一定会学习胡近涛十二年韬光养晦的经验,隐藏、掩盖自己真实的政治意图,对胡的讲话吩咐唯命是从,自己的言行也会中规中矩,绝不越线。
    
    第五,胡锦涛会象江泽民用“三个代表”考验他自己一样,去用“科学发展观”考验习近平。习近平会模仿胡锦涛成功通过江泽民考验一样,去试图通过胡锦涛的考验。
    
    第六,胡锦涛是为了逼退曾庆红才勉强同意“一下三上”,习近平接班完全是江、曾强加于胡,胡锦涛心头是不会舒服的。而习近平一旦十八大成功接班,大权在握,就会露出真实面目,必定会象他胡锦涛本人清算上海帮一样,去清算团派中不服自己、自以为有功的大将。
    
    第七,为了报答江主席的知遇之恩,习近平会立刻去除江主席的心头病,以为陈良宇平反的方式威慑团派。就象胡锦涛一样,大权在握后,就立刻保外就医陈希同。毕竟是陈良宇反胡锦涛,获益的是习近平。说起来啊,陈良宇对习近平的上台还有功哩。
    
    以上七条完全是前车之鉴。
    
    毛泽东思想至今仍在党章中,是党员要学习的理论。但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胡锦涛与曾庆红,这两人政治都不够成熟。曾庆红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讲胡锦涛。毛泽东思想也分台面上的规则,和台面下的规则,也就是现在官场十分流行的潜规则。毛泽东思想的潜规则之一,就是不得罪则已,要得罪就得罪到底。
    
    胡锦涛大权在握前,唯江主席的马首是瞻,一旦大权在握就立刻秘密窃听所有江系势力,不仅监听上海,还监听曾庆红的太子党。胡锦涛打击黄菊、陈良宇是党内最高权力斗争的必然规律。但胡锦涛的打击不彻底,只打击了陈良宇和他的那几个人,上海市委班子的基础并没有动,吴志明还在,韩正、龚学平还在。因为曾庆红只同意动到黄菊、陈良宇为止,绝不同意动江泽民、及其家人。
    
    胡锦涛打击了江系势力,但远不彻底,对手已经高度警觉,很难再实施出其不意、功其不备式的袭击。对手打而不死,势必养精蓄锐,调整力量对比,伺机反扑。这就是剪草未能锄根的后患,只要江系势力不被彻底锄掉,为陈良宇平反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千四百年前,秦王李世民在喋血玄武门击杀自己的政治强敌李建成、李元吉前,犹豫不决。尉迟敬德见秦王临大祸,仍迟疑不定,急得大叫:“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有以为忧。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居留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长孙无忌接言:“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可谓政治成熟,知道领导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领导既无决心先发制人,彻底解除后患,当部下的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现在面临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等手下人马的也是一样,知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权力斗争,但主帅如果没有勇气决斗到底,等待咱们做下属的只能是“交手受戮”。当然也不能说党的干部政治都不成熟,有一位成熟的,就是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民,2008年10月赴法滞留不归。忻伟民正是看到在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黄菊、陈良宇的争斗中,无论谁胜谁负,上海干部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所以才决定趁出国考察之机一走了之。但无奈因准备工作不充分,于11月又回到上海,上海当局对他的去归的动机至今未有明确解释。
    
    所以咱们作领导下属的,在现在权力斗争激烈之时,如果领导处事有疑,临难不决,就赶快跑,跑得越远越好,但准备工作要充分,多准备几本护照。如果真是走不开,想与领导共存亡,那也要把老婆、孩子办到国外,财产转移出去,在国内“裸体”作官,最后真要是交手受戮,至少还能留后。
    
    当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拒绝发动解放农奴的运动,最终被沙俄库图佐夫的游击骑兵击败。这说明拿破仑要在欧洲建立的扔是个专制帝国,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平等”的政权。胡锦涛在2006年、2007年清算上海黄菊、陈良宇,回避上海的土地腐败与金融腐败,牺牲广大上海人民群众利益,这说明胡锦涛比上海帮好不了哪去,他要维护的仍然是个掠夺人民的专制政权。
    
    翻开党史看,毛主席对党内对手的斗争要残酷于那些被斗败了的党外对手,为什么?就因为被斗败了的党外对手,在党内没有影响力,没有干部基础,不会出现日后有人为他翻案的可能。但党内对手就不一样了,刘少奇从思想上带走了党的七千干部。中共执政党的地位怎么体现?党的领导这么体现?就是靠这党的七千干部。这就注定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这七千干部的存在,就有为刘少奇日后平反的七千个可能。所以毛发动文革,斗死刘少奇仍不结束,毛要让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让由新上来的造反派组成的革委会取代各级政府,这就是全面内战的实质。所以对党内对手的斗争能不残酷吗?!江泽民的上海帮与太子党的干部不只七千,多得难以统计,在胡锦涛战上海的战役中就办了那么一二十人,其余的人不服,仍在为陈良宇叫嚣,这是未来习近平掌权后清算胡锦涛与团派干将的前奏!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1/2009012506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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