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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网络与NGO:大陆公共话语权天下三分
(博讯2009年08月19日发表)

    
     30年前,大陆的公共话语权完全由官方掌控,全大陆只有一种声音。即便在几乎导致“天下大乱”的文革时期,相互批判的各种声音其实也只是对“同一种声音”的争相解读而已。
     (博讯 boxun.com)

    从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官方逐步放开对话语的控制,但时松时紧。话语空间变局的不可逆转,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市场经济目标后开始的。为减少市场化的阻力,邓小平强调“不争论”。但是,随着市场力量的壮大,政府力量逐步从一些公共领域退缩,市场的覆盖面越来越大,涉及部分公共言论领域。市场的力量主要是资本的力量,以及海外资金的力量。
    
    随着大陆资本力量的壮大与成熟,公共言论在官方退出的部分所短暂呈现的知识分子自由表达局面,很快终结,资本全面接受官方退出的言论地盘。进入21世纪,大陆内部资本的联系和沟通日益增多,虽没有形成明确的政治组织,但通过各种行业组织,跨行业的论坛、同学会、NGO和俱乐部等形式,资本之间的相互认同、沟通和整合已基本完成。
    
    通过这种自组织过程,以“行业领袖”的出现为标志,资本建立起一定的内部秩序,对外态度和声音在共同利益点上趋同,并对公共言论明确提出了“为之代言”或“不得损害资本阶层整体利益”的要求,言论空间被打上资本的深刻烙印。大陆公共话语权基本形成政府、资本与海外三江分流的格局。
    
    现代社会公共话语权的载体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传媒和网络,内容则由政府、NGO和民众个人三方提供。传媒、网络与NGO,其生存的必要条件是能够获得资金。资金来源惟有三个渠道:政府、资本和海外。所以,话语逐渐依附于这三种力量。NGO必须拿到赞助才能维持,媒体的生存也越来越依赖于广告以及其它赞助性活动而非是发行。
    
    脱离这三种资金来源的传媒和NGO,很难持续生存。惟有网络,由于维持网站的资金成本不高,而且一些网络论坛没有设置筛选言论的功能,相对而言能够容纳完全个人性的表达,但一般也会表现出某种倾向性。
    
    因此,大陆的真正民意与民情,存在于网络之中。传媒代表的,主要是政府、资本和海外这三种利益。但网络上的个人表达,虽然数量众多,相对于政府、资本以及NGO所拥有的资源,相当于以无组织的个体对抗强大的组织化力量,其声微弱。但这种声音虽弱小,却是真情流露,一旦与同等处境下的同等感受形成共鸣,也可成为响彻云霄的强大声音。
    
    在市场环境下,当言论服务于政府时,多是被动接受式的,目的是避害;而当其服务于资本与海外时,却是主动迎合,因为有利益吸引在前。这两种激励的相容性完全不同,所以资本和海外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大,政府的影响却越来越弱。政府只能通过周期性的言论收缩,来调节话语掌控权。
    
    另一方面,不但资本和海外影响言论的效率更高,而且当言论损及政府,受到政府排斥时,还有资本和海外可以接济容身;而一旦言论被海外尤其是资本所排斥,往往在政府方面也难以获得支持。因此,批资本(不是指针对个别极端的案例,而是指针对整个资本阶层利益的批评以及价值取向)有时比批政府更难。批资本的言论往往难以持久,只能昙花一现,并对其他言论者形成“不得如此”的强烈示范。在今天,批评资本的声音已越来越为主流社会所不容,所不耻。
    
    资本与海外,这两种力量不但有能力影响大陆之言论,而且具有这种意志。这种有能力且有意志影响今日大陆之言论的力量,不难想象它们也有能力和意志影响明日大陆之政治。因此,在开放竞争的政治背景下,民主政治往往演变成金钱政治。虽然民主制度确有一种“自我向善”的功能,但是这一过程却是视权力与金钱一定程度的配合为前提和理所当然的。
     _(网文转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8/2009081918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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