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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傅国涌
(博讯2010年04月23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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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世界日报》创刊于 1945年5月1日,当年9月1日,成舍我离开重庆回北平前夕将这份报纸交给了曾与他共过患难的陈云阁。1934年7月,他们两人同在南京,成舍我办《民生报》,陈云阁是民营通讯社民族社记者,因为一则报道《蒋电汪、于勿走极端!》罹祸,他们一起被关押了40天。
       尝过文字狱滋味的陈云阁认为报纸应对历史负责,应力求“严守公正立场”,“无所偏袒”。在他主持期间,《世界日报》对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暗杀李、闻事件(如1946年7月16日的《李公仆这样死的》)等都作了客观、翔实的报道,有的还发表了评论。较场口事件发生后,1946年2月13日,《新华日报》率先发表42位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致国民党中央社的公开信,第二天重庆各报发表《重庆各报记者对中央社复函之答复》,签名者中有4位是《世界日报》记者。2月17日,重庆221位新闻从业人员发表《保障人权,忠实报道》意见书。6月,国民党成立官方的“陪都记者联谊会”,陈云阁公开宣布:《世界日报》工作人员必须保持一个大报记者的风格,要在本报工作就不能参加。因此没有一个记者、编辑参加这个联谊会,他们还参与发表108人“相期共励志节,羞与缺德败行的黄色记者为伍”的宣言。6月 23日,南京下关惨案发生后,重庆241位记者于30日联合签名抗议,其中也包括了许多《世界日报》记者。 (博讯 boxun.com)

       1947年的“六一”大逮捕中,《世界日报》编辑主任王国华、女记者李淑君等四人被捕(后陆续获释)。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世界日报》还发表了驻南京记者发回的关于“五二0”学运的报道:大标题为《不能再高压了——立法委员对学潮的呼声》,分段标题有:
       打!决非办法
       使用高压手段 只有逼上梁山
       学生反内战 并非反政府
       最黑暗的时代
       训政训了什么 训的都是奴才
       段祺瑞时代 朱部长正领导的学潮 鹿钟麟也还是劝过
       想起当年事 朱部长感动了
       这样的通讯自然又招致严重警告。
       此外,重庆《世界日报》曾发表马寅初在上海大同大学分析经济危机的讲稿,这在当时也是犯禁的。余也非教授因为发表《论秦始皇》一文,竟以“影射蒋介石”的罪名被捕,关押了几个月,受尽折磨。他放出来后,陈云阁依然在《世界日报》发表他的《论李自成》等文。透过这些事,我们已对这份报纸的质地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1946年10月3日,重庆《世界日报》发表陈剑恒教授执笔的《中国需要新革命运动》社评,指出:
       “凡是有心人大概现在都很苦闷,苦闷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无能;苦闷共产党执迷想象中的目标,实行破坏残杀与内乱而不顾祖国的前途。然而苦闷不能窒息我们,有心人必须在苦闷中发现他们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要在国共之外另建一个新生力量。”
       “虽然这个新生力量,从组织上说,是在国共两党之外,但从组织分子方面说,国共两个党之内的进步党员却同样可以参加,并可成为它的有力支柱。”
       “今日中国人的问题,不是一个说理问题而是一个行动问题。……所贵者在做,而且要做得对,做的好,而不在空说,不在颟顸暴动。……我们不要空说,也不要颟顸的暴动。”
       接着,又连续发表《何以自处?》、《大局如何?》、《和平空谈与和平实现》、《走第三条路》《大苦闷与新革命运动》等文章,大力倡导“第三条道路”,几乎和成舍我远在北平的《世界日报》遥相呼应。
       1947年6、7月间,重庆大学、重庆女师学院等高校部分教授几次召开座谈会,提出“自由主义者是超然的无党派拘束的知识分子”,“自由分子应有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我们须以坚定的意志,拿出甘地精神,以寻求自力更生之道。”“这中间性的道路尚待自由分子来开创。”重庆《世界日报》都作了大幅报道。(直到1948年7月27日,发表刘尊棋的《美国“自由主义”的清算》,才结束了对“第三条道路”的讨论)
       半个多世纪以后重读重庆《世界日报》,最令人难忘的并不是它对学运和各个政治事件的报道,也不是“第三条道路” 的探索,而是那些清算豪门的呼声,这才是这份报纸留在历史上的最可贵的声音。1947年2月16日,《世界日报》发表《罢免宋子文!》社论,和傅斯年刚刚在南京《世纪评论》上发表的名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走开》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
       “总之从政治责任讲,宋氏自任行政院以来,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是无政策便是乱干蛮干,以致措施乖方、贻害无穷。当前的金融风潮既已经威胁到整个国计民生,追究责任,宋氏万难脱逃。从政治纲纪讲,一国的行政院长,在客观事实上如已表现出凭借权势以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垄断工商,吞食国计的违法败纪行径,则除罢免其官职外,自可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我们本此正义的认识,敢代表全国最大多数善良人民,吁请政府最高当局,当机立断,迅采立法院与参政会的主张,立即罢免宋子文以谢国人。”
       1948年1月15日,《世界日报》社评大声疾呼——“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
       “政府真正的最大敌人不在共产党的夺取政权,而在于纵容豪门、官僚等既得权益阶级,阻碍了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官僚体系不削除,政治上的贪污、腐化、无能的现象就永远无法廓清,行政改革也永远无法实现。豪门资本不打倒,经济上的投机操纵、囤积居奇现象也永远不能消灭,贫富两极的发展,也永远不会终止。这自然谈不上安定民生,实现经济民主那些道理。所以我们一再强调现政府政治上的成败关键,全在它自身能否实施认真的改革。抵抗共产主义的最好方法亦在于此。我们对于清算豪门,不知作过多少次大声疾呼。然而言者自言,听者自听,并未唤起政府任何警觉。今天拿起笔来再谈此调,也觉一点无聊之感。……现在一般豪贵都把资财转移到欧美,近则移到香港、台湾,作亡国大夫准备,而如扬子公司者甚至不惜公开辱骂政权机关,政府当局其不知有何感想?我们痛恨之余,坚决主张政府应即对他们开刀,进行彻底清算,否则只有自速其亡!”
       1949年7月25日夜,重庆《世界日报》被国民党残余力量悍然查封,经历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岁月,目睹了国民党垮台的全过程。在它存在的4年零3个月中,中国曾迎来抗战胜利的狂欢,有过昙花一现的国共和谈,最终主导了历史进程的还是连天的炮火,即使在穷途末路之时,豪门权贵仍深陷于他们无边的贪婪和私欲之中。在民不聊生的黑暗年头,“清算豪门”的呼声曾引起多少热烈的回应,感动过多少无望的灵魂可想而知。但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在“豪门、官僚等既得权益阶级”支配下的国民党终于像一颗烂熟的苹果般无奈地落地了,谁也救不了它。从“严守公正立场”、“无所偏袒”的报道到大力倡导“第三条道路”,从《罢免宋子文!》到“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其言论立场、新闻通讯都表明,它是一份独立的民间报纸,中国报业史不该忘记陈云阁和重庆《世界日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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