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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是「自白书」还是「投降书」
(博讯2015年01月08日发表)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木然:是「自白书」还是「投降书」


    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自白书」引起网上热议,讨论教学与科研哪样重要。
    
    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自白书」上说:「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周鼎的「自白书」一出,就引起了网上热议,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重要?是教学重要还是科研重要?回答是简单明了的,教学与科研都重要。
    
    如果一个好的老师,都如同美国的罗尔斯与桑德尔那样,把教学与科研结合在一起,教学与科研就不会发生矛盾,而且科研与学术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相得益彰。如果教学与科研分离,就会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平衡教学与科研是很困难的,也是很复杂的,毕竟,每一个教师的精力有限,一心也不可二用。
    
    一般地说,科研好的教师,讲课也好,即使讲课不好,也不能因此随意否定老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标准。但讲课好的教师,科研却不一定好。教师的评价指针具有典型的精英化特征,而少有民主化特征。让大学生评价教师的好坏,必然矮化教师的精英价值和精英标准,带来评价老师标准的混乱,也会让教师无所适从。
    
    在精致的利己主义支配之下,学生的评价必然带来教师讨好学生的现象,使教师放弃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应有职责。顺着学生的诉求走,只会使教师变得更糟,使大学变得更坏。
    
    从有限的经验观察来说,科研不好的人讲课逻辑性不强,当然也有例外。有的老师上课为了吸引学生,经常举有笑点的例子,却不会分析例子。其实,不同的例子,体现的不是同一逻辑,也不是同一价值。科研不好的教师,价值取向是摇摆不定的,思维逻辑是胡涂的,推理论证是有欠缺的,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任意的,专横的,反复无常的。
    
    如果一个教师没有基本的写作训练,没有基本的学术积累,讲课就没有后劲,研究就没有基本的学术动力,其学术思想就会停留在表面上。一个人的写作和学术思维,基本上能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潜力。仅仅停留在讲课水平上的教师,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一个教书匠,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混子。
    
    大学老师,应该是一个学术思维、学术逻辑清晰的老师,否则失去了对知识的化解、解构、统摄、驾驭的能力,就会在知识的海洋无根地飘浮抑或飘荡甚至游荡。
    
    这不是孔子的时代,述而不作可以成为思想大师。在一个学术时代,边述边作,才能具有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最终只有极少数人方能成为大师。
    
    从网上看了周鼎发的几篇论文,科研底子不错,只要静下心来,评副教授和教授没有问题。只是心要静。搞学问,边学边问,着急不得。搞学问是慢功夫,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搞花架子,需要坐十年冷板凳甚至终身坐冷板凳的韧劲,还得甘冒终身没有成就的风险。
    
    学术成就只是搞学术的意外收获,而不是搞学术就一定搞出来成果,学术求而不得,是学术之常态。不过,即使搞学术一无所成,也能成就一个教师有意义的学术人生。把学术当成信仰,以学术为业,为了学术而学术,是学术中人的至高境界。
    
    周鼎完全可以有时间整理自己的讲稿的,整理好了,既可以出书,也可以发论文。从网上传出周鼎的信息来看,他是搞近代史教学的,不过近代史学术论文发稿相对容易,意识形态的近代史发稿相对困难,周鼎的学术取向与意识形态取向决定他的学术发展方向。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上游走钢丝,是高难度动作。退一步说,其实只要是有心人,就可以不断丰富自己的讲课稿,最后也能写成一本好书。这样科研与教学两不误,讲课的过程是反思丰富的过程,也是搞科研的过程,搞科研的过程也是教学的过程。
    
    周鼎的「自白书」在网上热议,引起人们的共鸣,这说明大学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这种病,既是大学病,也是社会病。大学病是大学行政化带来的结果,社会病是因为一切都放在功利主义角度去衡量,学校必须教给学生有用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就是能帮助学生找工作的知识。其实,如果按有用无用的知识来衡量,周鼎老师讲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在意识形态支配下,近代史就成了意识形态的近代史,而不是追求历史真相的近代史,其意识形态功能马力强劲,其学术功能呈萎缩态势。
    
    仅就周鼎的「自白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大学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行政化大学追求的是政绩,政绩是硬指针,硬指针管用。能够实现硬指针的,就是专著和论文。只是现在的专著太滥,只要花三万以上人民币,就能找到出版社,出版社如果发现没有什么政治敏感问题,出书就不是问题。专著也得有,学术论文必须发,在保证一本专著的前提下,发学术论文就成为一个基本的衡量指针。学院和学校每年都会统计教师的科研工作量,如果教师不完成科研工作量,就面临着被淘汰出局转岗的风险。
    
    第二,课题是追求大学政绩的一部分。每年科研统计的重要内容就是教师的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其中尤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重。这些课题在给教师带来福利、名誉、学术地位的同时,也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学术荣誉。尽管这种学术荣誉具有很大的水分,尽管握有国家级科学基金的老师学术水平也不一定很高,尽管申请国家科学基金的整个流程存在着腐败问题,尽管运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存在着大量的学术腐败问题,但在追求政绩的前提下,水平不高的教师也会虚高起来,水平不高的大学也会虚高起来,学术腐败也就不是腐败,只要不被发现,学术腐败也会成为学术政绩。水涨船高,课题高水平就高,这成为大学追求政绩的基准和通则。
    
    第三,评价机制的扭曲。追求政绩的大学必然导致评价机制扭曲,使大学教学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就会把教学与科研融为一体,会按着老师科研的路子给学生开课,学生追寻老师的学术路子走,教学相长,根本不需要通过学校告诉老师开什么课、讲什么内容。但在追求政绩冲动的驱使下,教学就成了可有可无的软指针,一个教师讲课再好,国内排名和国际排名也用不上,即使讲成全国教学名师,也不会成为提升大学的政绩。评职称的时候也把教学放在第二位,第一位的只能是专著和论文。搞学术的人不能自主决定开设课程,不搞学术的行政官僚规定教授必须开什么课,且全国一盘棋。在这种扭曲的评估体制下,或者投降,或者反叛,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周鼎老师开设的近代史纲要,是全国所有大学必开的课,是必选动作,不是自选动作。这种必选动作,必然有统一的评估标准。这种统一的标准一上来,教师与大学生也就成了同一模板的工具。讲课的花样再新,也只是花样。规定动作做得再好,也只是规定动作。花样受制于内容,思维也会固定在统一的模板上。这样的课,越是讲得好,就越是顺应得好。想不顺应,那就反叛。但反叛的成本太高了,顺应才是识时务。周鼎顺应着讲课内容,却又想在评职上反叛,这就是假反叛,真投降了。
    
    周鼎必须在体制上跳舞。只要穿上体制的红舞鞋,就得跳一辈子。
    
    据《南方都市报》26日的报道,面对网友的热切挽留,周鼎也初步改变了想法。「为了这么多学生的热情挽留,我还是要坚守岗位。」他昨日告诉南都记者,接下来公选课还会开,「而且希望能讲得更好」,「自白书」成为最好的「投降书」,这着实让人大跌了一次眼镜。可大家都得活着,能活着,就得投降。假摔的动作虽然自由,真摔的动作虽然不自由,但有饭吃,有银子花,这就足够了。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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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5/01/2015010810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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