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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和邓鹏谈知识青年
(博讯2015年01月19日发表)

    文革前大巴山重庆老知青下乡五十周年纪念会致词
    邓 鹏
     2014年12月31日
    亲爱的老知青兄弟姐妹们,亲爱的知二代和在场的其他朋友:
    今 天,公元2014年12月31日,我们在这里聚会,隆重纪念1964、1965两年间到原四川省达县地区落户的重庆知识青年下乡五十周年。首先,我谨代表
    纪念会筹备组对在场的所有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感谢你们不畏严寒和道路的拥堵来到锦绣山庄,跟我们一起纪念这个对130万中国公民有特殊意义的历
    史时刻。
    接到致词这个任务时,我兴奋之余却感到几分踌躇。踌躇的原因是,今天的聚会不比往常。纪念五十年前的一个决定我们人生轨迹的事件,回顾我
    们半个世纪走过的路,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某种见证。虽然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虽然历史的本体是一种坚硬的存在,对历史的认识和解读却常常是一件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的活动。所以下面的一番话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和看法,与大家分享,希望引起一些共鸣。
    邹克纯老兄为今天的聚会取了一个韵味无穷的名字:大巴山:春秋长歌。春秋者,人生也,历史也。大巴山,我们这群人的第二故乡也。我们这个群体的成员跟大巴山有一种预约;我们的人生是一首跌宕起伏的长歌。
    一位诗人说,“人生如戏偶安排。”我们这帮人之所以今天在这里聚会,归根结底是因为五十年前,由于命运的差遣,在座的人自愿、半自愿、或被迫地参加了一个
    用胡耀邦先生的话来说是“一举两害”,即既害青年、又害国家的运动;一个李先念先生所说的“前前后后花了国家一百多亿元,结果买来了四个不满意”的运动;
    一个以“兵败如山倒”告终的运动。还需要点明的是,五十年前,当我们登上一辆辆带篷的解放牌卡车,告别山城重庆的时候,心里除了幼稚的乌托邦狂想之外,也
    许还有一丝难言的苦涩:我们当中许多人是学校里的品学兼优、最拔尖的学生,在最渴求知识的时候,却被一条既不地道、又不明智的政策无端地剥夺了继续学习的
    机会。诡谲的历史让我们成为一帮“被放逐的朝圣者。”
    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我们这一批曾经在大巴山区生活、劳动过的人来说,大巴山的
    经历究竟有什么意义?我本人在大巴山区生活了14年,大巴山的经历构成我的人格的一些基本元素。没有大巴山的经历,我也许永远不知道怎么种地、不知道种地
    需要弯刀、月亮锄、点锄;不知道怎样使用“花篮”、“背架”和打杵;不知道火坑、鼎罐、烘笼子和石碾;不知道砍火地、刮灰,烧瓦;不知道水红籽可以充饥,
    “九月香”的美味妙不可言;也不知道吃饭应该说“qie”饭,“哦呢”的意思是yes;不能说“烧火”,只能说“传火”、、、、、、我们更不会认识大巴山的那些纯
    朴、善良、勤劳的父老乡亲。我们茶场的指导员邱占富先生在身患绝症,来日无多的时候,吩咐他的儿子将一袋他亲手采集、亲自加工的天麻交到我手上。
    《无 声的群落》里面有一篇题为《一句受益终身的话》的文章,寥寥数百字,作者是巴中的老知青熊开达。1968年冬季的某一天,作者不慎掉进了一个水塘,爬出来
    后,又冷又饿,无比沮丧。一位老农民请作者到他家里,让他饱餐一顿之余,还宽慰、鼓励他说:“那娃儿,不咋地。”这句话鼓舞了作者一辈子,也曾经让我热泪
    盈眶。就是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感念大巴山,感念大巴山给予我们的一切。朋友们,无论你在大巴山区的时间长短,那巍巍莽莽的群山都曾经是你生命旅途中的一个重
    要的驿站。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使我感到三生有幸的是,六十年代中国教育界空前绝后的政治歧视让我有机会结识了在座的朋友。你们
    个个都有杰出的父母,本来幸福美满的家庭,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出色的才华、活跃的思想。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那些年月,我们结下了兄弟姐妹一样的情谊。
    因为友谊,我们从此不再孤单,不再自怜。我们互相帮衬、互相激励,不少朋友还由大巴山撮合,结成了终身伴侣。
    我至今忘不了这样的往事:1970年
    春荒三月,我们插队落户在新店乡挂鼓岩的三个小伙子青黄不接,面临饥饿的威胁。草坝公社三大队老鸹梁的王永楠大哥及其麾下的六个兄弟姐妹知道我们的困境之
    后,立马送给我们一大夹背金灿灿的谷子;冬天的草坝,北风呼啸,一派萧索,家家关门闭户。但我们知道,有一扇门总是对知青敞开的,有一间小屋里总是春意盎
    然,那就是草坝唯一的那条街尽头的区税务所,小屋的主人是我们那位“不是知青,胜似知青”的吴霆大哥、、、、、、
    几十年来,我们珍视这份友谊,我们用真诚
    和爱呵护这份友谊,使它像陈年的佳酿,一年更比一年甘醇。我本人去国多年,这些年来故乡的许多变化常常让我感到陌生。但是在朋友当中,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
    是个外乡人。南江的老知青贺岩说得好,“一日下乡,终生知青。”诚哉斯言!五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是1964年那个多雨的秋天在万源县新店乡青山坪的崎岖山
    路上摔得浑身是泥的16岁的少年,永远是那个在大巴山里生活了14年的老知青。
    “老知青”是我们共同的身份,只有在“老知青”这个称谓里我们才能
    找到自己最稳定、最持久的社会属性。正是因为这种缘分和对这种缘分的珍惜,我和在座的一些朋友才会在过去的12年时间里义无反顾地组织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
    的编撰和出版,并且在过去的几年中将老知青的故事翻译成英文。如今这部英文书稿通过审阅、编辑,已经发排,不久将面市。通过一家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欧洲出版
    社Brill将文革前老知青的经历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让老知青这个群体的追求、迷惘、觉醒、奋斗、牺牲及其背后的历史与世界文明共存;让今天在场和不在
    场、甚至已经离我们远行的兄弟姐妹的故事进入中华民族的编年史,乃是包括在座的许多朋友的共同愿望和坚定信念。
    今天到会的兄弟姐妹们的生活道路各
    不相同,大家都经历了许多坎坷。由于多种历史原因,文革前老知青是一个被牺牲、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作为一个群体,文革前知青过去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
    业,今天在迅速地淡出中国社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努力、没有忘记跟大巴山之间无可更改的预约。文革前知青始终是一个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甘于清
    贫、乐于奉献的群体,是一群大写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愧于列祖列宗,也无愧于子孙后代。
    生我养我者父母也。随着年齿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特
    别是超越集权制度的思想禁锢之后,我们才真正知道感念自己的父母,认识到我们的父辈的精神世界。从民国走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学养、儒雅、良知和操守让我
    们永远高山仰止,永远缅怀。他们是当代中国一道最瑰丽的风景线。可惜我们的父辈所展现的精神谱系经过一场暴力革命的风吹雨打,如今所剩无几。这是中华民族
    在二十世纪遭受的最大劫难之一。如果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在追怀父辈的高风亮节的同时,将他们的经历和对我们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诉诸翔实的文字,那就不仅
    是对父母和其他长辈在天之灵的最大告慰,而且也有助于廓清中国现代历史的诸多疑难和混乱,开启民智,并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
    2014年即将过去,几个小时之后,2015年就将如期而至。我们将以发自心灵的音符和来自生命之源的律动辞旧迎新,声明我们的顽强存在。虽然时光在流逝,老知青的精神依然不减当年。
    衷心祝愿在座的所有兄弟姐妹青春常在,衷心希望大家记住今天的聚会,记住它,直到永远。
    
    fang zhou, 徐文立 Xu Wenli, 高洪明, 宋俭, 钟鸿, 何德普 ([email protected]), Xindi Chin ([email protected])
    看了邓鹏先生的发言感慨万千,好象时间倒流回到了那永远难忘的青春时代。我与邓鹏那批下乡知青不同,在其后。1968年我从北京人大附中初中毕业17岁到内蒙古巴盟磴口县渡口公社北七顶生产队插队,成了全国整整一代人几千万知青的一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宏观上讲是毛氏阶级斗争、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是文革后几千万老三届无法安置的计划经济的恶果。从微观上讲却是知青个人的一次奇特的人生经历。在这十余年期间,知青失去了入学堂系统学习知识的机会,但他们锻炼了在生活中自学的能力,接地气与社会底层建立了血与水的感情,受苦受屈形成了独特的知青精神。知青回城后因各自人生的经历而大分化,成了社会各阶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有人“啃爹”步步高升成为捍卫父辈江山的中坚;有人反思为变革而去坐牢;有人成为各界精英功成名就;有人忙碌一生退休回家安度晚年。有些人终身成至友,有些人龙争虎斗成对手,高入云霄低坠泥泞。前途漫谩,知青朋友请走好自己最后的路。北京查建国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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