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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小岗村的“惊雷”能否再现?
(博讯2016年06月10日发表)

    
    作者:胥志义
    
    一,小岗村“惊雷”是一种权利诉求
    
    早些时,习总考察风阳小岗村,了解当年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的情景。总书记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说是“惊雷”,源于它是对苏式社会主义理念的重大否定。其意义不是“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而是赋于了农民生产自主权、经济行为自由权、自己的生产成果直接归自己所有的收益权,是农民追求幸福、自由、富裕权利的回归。而苏式社会主义剥夺了农民的这一权利。试想,连农民家多养一头猪,想生活更好一点,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农民与奴隶何异?
    
    小岗村18户村民为什么冒“身家性命”按下红手印?是人性中追求自由的本能冲动。他们没有高深的人权自由理论,却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追求,从根本上来说,是追求人权和自由的增进。任何象苏式社会主义那样的体制与理论,由于其反人权反自由,都违背了人类发展的根本方向,绝不可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遗憾的是,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还权于民,并用法制来保障人权,而是加快经济发展。当时对集体经济的反思,是“大锅饭”,是“大呼隆”,是“农民出工不出力”,而不认为集体经济制度是一种类似奴隶制那样的反人权反自由制度。所以实行承包制,只是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而没有意识到这是农民的解放,类似于林肯对奴隶的解放。它不是给予农民富裕,而是给予农民自由。这种自由是人与生俱有的,而不是为了调动积极性而恩赐于他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只是这种解放的副产品。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重大差异,使农村改革不彻底。土地产权并未给农民。这种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土地产权集体所有的制度,与改革后分散化的农业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与社会公正分配机制的建立,存在巨大矛盾。因而有着致命缺陷。
    
    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一怪胎
    
    1,它不具有法理上的逻辑性。
    
    我国当年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是基于集体化的生产。因而所谓的集体所有,本质上是私有产权的集合。集体所有就是集体私有。这个集体是以生产单元来确立的。当这种生产重新实行分散化时,土地产权理所当然应该实行分散的私有化。因为只有所有权才能派生出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如果实行分散化的生产,只允许农民有使用权、经营权,则政府无形中成为所有土地的地主,农民只是租客。与我国宪法规定土地集体所有的说法相矛盾。
    
    集体所有并不是政府所有,每一个农民都有份额在其中,农民的使用权经营权都是由自己份额的所有权派生出来的,而不是政府的恩赐。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集体所有的本质。但政府有意模糊这种认识,把集体所有含糊为政府所有。农民的使用权经营权只能由政府来给予。这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皇思想有何区别?与共产党让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相距又何期遥远?
    
    理论界为了回避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相分离的法律悖论,用西方股份制企业中也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来解释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集体所有与经营权的个体行使。但这两者是无法类比的。A,股份制企业仍是所有权派生经营权,中国农村的承包制却是行政权赋于经营权,B,股份制企业的生产性资产虽然归众多股东所有,生产资产却是无法分割(分割则无法进行生产),中国的土地则可以分割。C,股份制企业是一个生产单元,生产经营活动需统一指挥,所以只能由众多所有者来委托一个统一的经营权行使者。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却是分散的,不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在土地不能进行买卖,土地的使用权平均分给农民时,这种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经营权归农民个人的状况或可维持(但不合理)。但市场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土地进入市场,农业的集约化生产也要求通过土地买卖实行土地集中。一旦土地可以变卖,土地“集体所有”的理论和实践便会崩塌。因为所谓的集体所有是抽象和模糊的,当土地可以转变为利益时,这种利益却是现实和具体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相分离的状况不仅面临巨大的内在悖论,而且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2,它已成为政府与民争利,掠夺农民利益的一种手段。
    
    在计划经济时代,既无土地市场,也不允许土地买卖,同时实行集体化的生产,从理论上来说,土地既是集体或国家所有,也是农民或人民所有。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建立,不单是政府,还有商人以及农民,都发现了土地的变卖价值,本来是抽象的全民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转变为个人或政府的具体利益,于是中国出现一场规模巨大的争夺土地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政府特别强大。它通过禁止民间土地买卖,来获得土地买卖的垄断。同时土地产权集体所有的模糊性,使得政府可以以超低价格、甚至无补偿价格掠夺农民的土地,然后以垄断的超高价格卖出,由此获得巨大利益。
    
    这种利益有多大?重庆市长黄奇帆有一个说法:“我们(重庆政府)十年花了六千亿。怎么能做到债务不高呢?我的奥妙就是土地储备。我2002年刚到重庆就储备了40多万亩地,这十年用了20万亩,每亩地赚200万,这就四千亿。”,这还只是一个不是一流城市的土地收入,北上广那些一流城市的土地收入数额更是巨大。按官方的帐薄,2011年全国卖地收入3.15万亿;2012年2.7万亿;2013年4.1万亿;2014年4.2万亿;2015年预计近4万亿。5年卖地收入加起来高达18万亿。这叫什么?叫无本万利。
    
    世界上有那个国家,把本该属于国民的土地,又由政府来卖给国民吗?而且卖的是使用权,时限为二十年四十年七十年不等。到期还得重新买。于是,这个国家还是人民的国家吗?
    
    国家是什么?是国民与土地的组合。我们现在说某块土地是中国的,或者说是中国的“领土”,理由是这块土地是中国人祖祖辈辈开垦并在那里生活的,是属于这些中国人所有的。逻辑是这些土地先是因为其为中国人所有,然后才是中国的。而不是先是政府的,然后再由政府来给予或卖给国民的。所以我们说要收复台湾,并不是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领土”。台湾的土地是台湾人(包括大陆前去开垦生活者)所有的。只有台湾人认可是中国人,台湾才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台湾人知道中国政府收复台湾后,台湾的土地都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人要在台湾生活,还得向政府购买土地使用权,台湾人还会愿意回归中国吗?
    
    正是由于政府破坏了土地谁开垦谁购买产权归谁所有,即千百年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自然规则,现在已经引发了中国大规模长期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如果说当时土地实行集体所有是为了某种社会主义的理想,那么,当这种乌托邦的理想破灭之后,我们仍不把土地还回给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化,则证明现在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社会管理,而是一个抢劫集团——把土地抢劫为政府所有,然后卖给或租给国民以撄取巨大利益,如此这般,如何不会激起长期间大规模的官民对抗?
    
    3,它使集约化高效化的农业生产始终无法建立。
    
    模糊的土地产权集体所有,不仅不符合法理逻辑,政治伦理,利益公正,而且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们过去说实行集体化的生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但集体化并不等于集约化。一百条百吨货轮加在一起,形成一个运输集团,与一条万吨货轮同等运量规模,前者并不是集约化高效化的生产,后者由于比前者具有更低成本(包括使用的人员更少),因而更具效率,才可称为集约化生产。集体不一定集约,有规模不一定有效率。正如我们现在说做大做强国企,如果不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只是资本堆积的“做大”,这样的国企有何效率?
    
    农业生产的集约化需要土地的集中(而不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当土地产权实行模糊的集体所有,经营权分散于农民个人,且无土地市场时,土地很难在提高了生产效率的生产者手中实行集中。虽然现在为了解决土地的流转和集中,理论界提出了一个经营权流转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仍难解决土地合理有序的流转与集中。
    
    A,经营权只是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一个子权利,它很难产生基于长期生产发展目的的土地集中。经营权只是“打工权”,“打工权”并不能生发长期发展动力。只有产权私有,才能产生这种动力。而在长期发展动力驱使下出现的土地集中,才是农业生产集约化高效化的体现。
    
    B,农业生产集约化高效化的发展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应是同步的。只有通过土地产权转让,让土地出让者获得足够合理的收入,才能让退出农业生产进入城市的农民有原始的生产或生活资本。土地集中才不至于引发过于激烈的社会动荡。
    
    C,农业生产集约化高效率的体现,不仅在于能够减少生产人员,还在于能够对冲购买土地的成本。农民进入城市工作,也只有在收入高于从事农业生产,包括变卖土地收入时,才是合理的。农业生产从业人员的减少和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下,其发展才是有效率并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这种效率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达到,也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保证。包括农产品的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市场是土地市场。而土地产权私有,是建立土地市场的前提。
    
    事实上,高效率的农业机械多年前便已在中国出现。比如联合收割机。但联合收割机不是在农庄(不是集体农庄)中使用,而是为成百上千的有着经营权的分散农户打工,每一农户或因支付联合收割机的费用降低劳动强度,却远不是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其中的关键是土地产权不私有,土地市场没有建立。土地难以集中。所以土地产权私有,才能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高效化。
    
    三,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的诉求
    
    总书记说,小岗村村民按红手印实行承包,在当时是贴着“身家性命”,足见其风险。没有农民这种冲破禁锢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没有政府的宽容和让步,如何有中国的改革?
    
    但农民只是提出承包吗?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农民就不断提出土地私有的要求。这种诉求同样贴着“身家性命”。《郑义: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秘密:变卖土地》一文提供了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诉求的多个实例:
    
    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政府曾驱逐30万农民,使其失去家园。然而,水库很快被淤成废库,强行腾空的土地并没有被淹没。当移民们闻讯返回故乡时,土地已被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等各种国家机构瓜分。回归的农民遭到政府方面的层层阻挡刁难甚至镇压。从1956年至1986年,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黄河移民历经十七次返库风波、三次返库大潮,表达了他们夺回土地的不屈意志。直至1985年,在中央大员胡启立和田纪云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决定从国营农场和军队农场占用的50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活特别困难的移民,这一风波才大体结束。
    
    2006年,黄河移民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权”:
    
    1,我们各户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有权利使用、出租、继承,如果什么人想要开发、租用、或占用,请直接与我们交涉。
    
    2,我们各户对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且长期被各级官员侵占私分的15万亩土地,也拥有永远所有权。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3,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
    
    2007年,江苏宜兴省庄村250户农民向全国公告土地所有权:
    
    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村集体所有’、‘承包经营’的新名词。但我们农民从来认为,不管叫什么名词,土地还是我们农民的地,是供我们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发展的。新政府应该象过去的旧官府一样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利承担保护的责任。
    
    现在我们省庄村全体农民按照天理、按照历史和我们现在对土地的实地占用情况,向全国贴出公告。
    
    1、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
    
    2、除非经我们全体农民共同同意,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办理手续,任何拆迁和侵占土地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们永远不予承认。
    
    2007年,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72村4万农民向全国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
    
    农民各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利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处分权,以及政府或开发商要开发时的谈判同意权和要价权。
    
    由于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以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我们共同决定改变这种土地占有形式,通过土地的农民家庭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真正落实和保障农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我们农民受够了被掠夺,被欺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命运。现在我们认为农民只有自己直接实践权利,农民才能拥有权利,农民的人权才会提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我们农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国农村才能立身安命,整个国家才能立身安命。
    
    四,“惊雷”能否再现?
    
    事实上,现在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与农民的激烈冲突,都是农民对土地产权的强烈诉求。他们虽然没有发表声明,却以行动表达了他们的愿望。遗憾的是,这些“贴着身家性命”对抗的农民,并没有小岗村农民的幸运,他们受到无情的镇压。现在的中央政府能否象八十年代的中央政府一样,理解并回应农民对土地产权的强烈诉求,让“惊雷”再现,实行土地私有化,如同当年实行农村承包制一样,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宽容、理念和行为。
    
    早在93年春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著名的改革派、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坚持要求会议讨论原订议题之外的农业问题。田纪云大声疾呼:农业的严重局面刻不容缓,这次会议上非讨论不可。执政党的会议如果总是象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以人事问题为唯一重要内容,而不以国计民生为头等大事,总有一天政权会出现危机。在万里、乔石和李瑞环等的支援下,会议临时改变议题。田纪云列举了土地集体所有产生的无穷社会弊端和种种农村危机之后,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数名省级领导赞成的“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
    
    这一方案立即引起了中央高层罕见的剧烈争论,赞成与反对的互不相让。由于最高领导不表态,无法形成决议,方案被搁置。
    
    如果实行了田纪云的变法,如果中国的土地有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主人和守护者,今天就不会有对土地的疯狂抢劫,不会有官员的腐烂、暴富,不会有剧烈的社会对抗,不会有环境的急剧恶化以及无可逃遁的环境、资源、经济、道德总崩溃。现在看来,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个扭转国运的机会。遗憾的是,在每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多是选择最坏的道路。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现在我们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对农业生产、社会公正的破坏力,应当有比93年更深刻的认识。实行土地私有化刻不容缓。能不能突破僵化观念,能不能舍弃政府不当得益,让“惊雷”重现,并成为改革深化的标志,就看现在的中央政府了。
    
    (本文所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均来源于《郑义: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秘密:变卖土地》一文,特此声明和致谢)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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