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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评论:中国政治僵局的风险和可能出路(一、二)
(博讯2018年08月16日发表)

    
    梁京评论:中国政治僵局的风险和可能出路(一、二)


    
    之一
    
    面对来自党内高层的挑战,习近平并未改变出访日程,回国后又立即做出大权在握的姿态,说明中国高层的权力博弈很可能会陷入难以摆脱的僵局。直接原因,可以解释为习和他的挑战者都没有力量把对手搞掉,但我以为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无论哪一方使用「非常手段」把对方搞掉,都没有信心独自面对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严峻挑战。对习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他应有更好的机会,让挑战他的势力「失去反抗能力」。换句话说,习要是有能力应对中国的危机,党内的反习势力绝不会有机会,而反习势力若真有能力和信心应对中国危机的挑战,也不至于让习近平把这么多好牌打光也不出手制止他。
    
    中国高层政治的僵局若久拖不决,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般人比较容易关注的是近忧,也就是关注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中国社会危机爆发的风险之大,并不亚于经济危机。由于中共当局对敏感问题报道的限制,这两大危机相互强化带来的巨大风险,一直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
    
    最近,一篇《中国正式进入「娶妻难」时代!》的报道,让我有机会看到中国社会危机的严重和紧迫。根据这篇报道,贫富悬殊加上多年新生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衡,正在导致中国青年和中年男性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光棍」。事实上的一夫多妻伴随大量男性被迫单身这一民族噩梦,正在中国变为现实。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21世纪的中国再次出现百馀年前的「义和团」那样的灾难,不是甚么难以想像的事情。
    
    习近平虽然有「梁家河」插队的经历,但其实他从未去掉「高干子弟」高高在上的特权感。他把插队经历当作政治资本,却和他在党内权力斗争的对手江泽民、曾庆红一样,完全没有解决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共高层政治僵局难以打破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当前对垒的两个主要阵营,都不反映四十年来社会巨大的变化,不代表新生的社会力量。习近平代表五十年代出生的「红二代」,尤其是代表那些缺乏系统教育、又与平民格格不入的「大院子弟」和「军干子弟」,在知识和社会人格方面都存在致命缺陷;江泽民、曾庆红代表的势力可能在学历和社会经验方面要强一些,但他们不仅年迈衰老,而且许多主要干将都遭到清洗。也就是说,无论哪一方侥幸打破僵局,都没有能力推动真正的社会变革,而高层政治僵局的拖延,将不可避免地令中国各种问题,尤其是农村和农民问题更严重。
    
    总之,仅靠中共内部的领导力资源,彻底打破这个僵局很难,因为中共总体上已没有甚么政治家的人才资源,这既是腐败之风所致,更是多年逆向淘汰的结果。
    
    不过,从全球来看,严重的政治领导力危机并非中国独有,这一轮全球化以及技术革命,颠覆了旧的政治游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传统政治家一个个被政治素人取代,特朗普是最突出的例子,巴基斯坦的新总理,则是最近一例。这个现象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共之外,中国是否存在可用的政治领导力资源帮助中国渡过难关?我将在下次评论中讨论这个问题。
    
    之二
    
    有朋友回美,总结对当前国内政治形势的感觉就是:「很像(19)76年」,也就是说,很像「四五事件」直到「粉碎四人帮」的那一段,社会充满了对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的焦虑。感觉虽是如此,但今日中国的实际格局与1976年已完全不同。说的极端一点,即使习近平被迫下台,中国也不会出现「粉碎四人帮」后那种皆大欢喜的格局,而是面临著非常严峻的失序风险。
    
    很多人都知道,当年毛对身后的中国局势是很不乐观的,那为什么他死后并没有天下大乱,而习失去大权后的中国则有「天下大乱」的可能呢?可以说出的理由不少,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政治领导力已今非昔比。如果从物质和技术条件上看,中国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前所未有,但没有了政治领导力,一手好牌也可以打成满盘皆输,这就是习近平执政6年给迷信权力、尤其是给迷信皇权的中国人最大的教训。
    
    面对习近平治国失败带来的「翻船」风险,中共反习势力的麻烦不仅在于如何搞掉他,或如何阻止他继续乱来,更大的麻烦是如何面对处于临界状态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危机。毛去世后的中国虽然也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中共从高层到基层,打江山的那一代人还在,一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胆启用和放权给那些遭受迫害和屈辱的党内贤能之士,各个治理层次都不愁没有政治领导力资源,这是所谓「八十年代」奇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今天中国之所以不可能重复这个奇迹,就是因为从上到下,中共党内已经没有这样的政治领导力资源。
    
    什么是「政治领导力」?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中国当前的危机,更不可能找到中国的出路。多数人都会同意,政治领导力有两个最重要的素质,即基于大局判断力的勇气和决断能力。官僚系统难出优秀政治家,就是因为这两种素质与官场的生存法则往往冲突。目前中国的大麻烦就是,六四后的官场竞争,已经把有政治领导力的人彻底「清洗」乾净了!习近平虽然不乏勇气,但事实证明他没有对大局的判断力,这令他的「勇气」反而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那么,中国自「六四」以来近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有没有生产出具有政治领导力的人才?如果这种人才不在中共内部,会在哪里?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人才虽然非常稀缺,但以中国人口基数之大,还是有一定数量,而这些人才应该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我的理由是,没有这样的人才,中国的经济成就不可解释,而这些企业家如果不具备基于大局判断力的勇气和决断力,他们的成功也不可解释。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对中共高层来,包括对习近平本人来说,化解他们自身危机和化解中国政治僵局的一个可能出路,就是把中国企业家中潜在的政治人才,吸引到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并建立一种有效的竞争和问责机制。这种可能性存在吗?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要来蹚中国政治这个浑水?这显然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危机不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至于让足够多的人看到这条巨轮翻船的风险,当然不会有太多人朝这个方向想。但我的判断是,中国距离那个时刻,已经不是太远了。
    
    出处:RFA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8/08/2018081611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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