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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敏: 我与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的未了结
(博讯2014年05月09日发表)

    
    努尔白克力,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主席,新疆维吾尔族人。1961年8月出身在新疆北部博乐县一个普通人家家庭。1988年到1992年工作于新疆大学,担任学校团委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后期提升到新大宣传部任部长和大学党委常委。
    
    1993年9月,下调到新疆境内地域面积最大,社情民意最复杂的喀什行署,任命为执行特殊任务的行署专员副专员。1996年3月突然消失起在公众视线,时间持续6年之久,直到2001年1月突然高调露面,高升为新疆乌鲁木齐副市长要职,主要负责政法委工作。从此一路高歌步入中共高层圈子,荣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开始了努尔白克力的高干人生。
    
    我,黄晓敏,1962年10月,出生在新疆喀什新移民家庭。也许是本性,也许是后天,也许是艰难的人生,步入社会就是一个致力于推行平等尊重的中国公民,属于重口味的书生闻人。难道我真的和努尔白克力有什么纠葛吗?许多人估计不会联想,更不会相信。非常遗憾,我的闻达人生确实与这位新疆新主席有千丝万缕说不清理还乱的孽缘孽债关系。
    
    1990年7月我作为中共青年储备干部,完成在北京两年期限的进修,回到新疆喀什境内的农三师伽师总场。踌躇满志的我遇到心胸狭窄自私贪婪的新领导,给我扣上“受学潮影响太重不予重用”的高帽子,从此个人仕途跌入低谷,精神状态一蹶不振。随后,极不情愿的通过关系,调换工作到农场党校任社会课程教员,从此辉煌人生如入地狱。
    
    1992年5月,我将学潮期间到天安门广场拍下的“自由女神”照片秘密复印了几十张,用匿名的方式向喀什师范、新疆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大、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安徽)、湖北大学、陕西师大、西安美院等学生会,投递了写有“勿忘六四,学生万岁”的传单。1993年如出一辙,再次用这个方式向各大专院校学生会投寄了同样的传单。
    
    1993年7月,我购买了一套地面卫星电视接收设备,因为可以经常收看收听B B C中文节目,所以知道了B B C设置在北京的9082号国际邮政地址,随后给他们邮寄了一份表达同样情感的“自由女神”复印件。随后的两年时间,我狭小的四合院,先后出现几次非常蹊跷的怪事。现在想想,也不应该是这位主席所能或者是应该掌握的破案技巧。
    
    一天一个维族青年走进我的院内,被我意外撞见。问他干什么?他说找人,但是找的人是我们单位20户大院内谁也不认识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人。其次是我室内的一壶油(5升装)丢失,几天后问单位门卫,他说是一个维族中年人议价购买。最神奇的事还是那年秋天,单位的大院我的小院,午休时间直奔而来两位尼姑装束的中年女子(口音是安徽或江苏),煞有其事的说我屋内邪气很重,要给我看风水告诉我必须消灾搞一些法事,否则家庭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对此我压根不信,在给了两人一碗白开水细饮闲聊后,连推带攘地将她们劝出小院。此事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和心理的阴影,直到今天我还倍感困惑,始终找不到我人生的坎坷和她们两人此行有没有千丝万缕的瓜葛和纠结。
    
    1995年春节过完学校开课,去单位上班的第一天,意外看见我高中的同学(国安系统),陪伴两个不认识的汉族人刘军和维族人买提江说要找我。同学异样的神情和嘀咕的嘴唇,告诉我是来找我麻烦的。
    
    约好坐在领导的办公室内,我非常爽快地问什么答什么,把三年以来匿名给新疆大学(只问了新大)和B B C写信的原因、时间和经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随后单位不断传出“国际间谍”“台湾特务”“泄露机密”的各种传说,大有五六十年代捉到“美蒋特务”的传奇色彩。抄家、拍照、摄像、查扣设备,没收照片、书籍和日记本,安装窃听器、安排人刺探、放风和监视居住,随时接受质询和撰写思想汇报,甚至趁我讲课的时候出现在课堂外面故意让我看见,并在听课的学生中安插线人耳目,是我这半年的生活工作。专案组内调外查,去了喀什以远很多地方,找了我的高中同学、大专同学,以及在北京进修不同班级的其他校友,最后核实确实是一人所为没有“同伙和帮凶”,单位的谣言和气氛似乎开始平静很多。
    
    解除监视居住后到了九月的“教师节”,电信系统对教师群体搞优惠,我脑袋发热忘乎所以,用1200(当时的市场价是2500)元安装了单位大院内第一部私人电话。接通后没多久,专案组刘军再一次来到学校,按照习惯性的询问套路,明知故问那儿有私人座机,在哪儿可以给家人打电话,我如实介绍了我购买座机的目的,但他似乎并不领情和信任。再随后,兵团农三师与喀什的行署系统,就是否开除公职调离单位,在两个不同的系统之间争论起来,尽管有很多人同情我、担保我和保护我,但是最后还是喀什行署决定将我开除调离。
    
    期间还发生一个蹊跷古怪的事情,我让父母帮我管理的家庭座机,莫名其妙的出现拨打香港的电话,不仅费用高的离谱,而且吓坏了我的父母,给他们精神上留下阴影,也造成很多困惑的话题。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和最后的结果中,我与努尔白克力肯定有神秘的内在关系,只是在过去他知道而我并不知道他,现在他也不应该忘记我。他应该记住,他是踩着我的灵魂,吮吸着我的血泪才有今天的。他更是在六四一代人的血迹和迫害中发达发迹的。我和他绝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做人的良知和起码的职业道德底线碰撞,他主观上没有但是客观上起到了迫害驱使我逃离新疆,最终演变成一个自由民主斗士的现代公民。
    
    如今,从时间上来说又过了18年,但问题的纠结依然还在,所幸有些真相浮出水面逐渐清晰明确,一些当年的责任人也被人重新提及,一些真相被爱好正义的人士真在寻找。我深信努尔白克力在我个人的命运绝非时间的巧合,绝非与我的政治生涯毫无关系。他是邀功获利的关键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会忘记更不会放弃,我会向他讨还青春的价值和命运挫折的磨难抚慰,甚至可能将他投诉到反人类国际法庭上,用法律把罪恶暴露在阳光之下,这样才能了解我和他的孽缘孽债。
    
黄晓敏: 我与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的未了结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4/05/2014050920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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