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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闻

中国农民,怎样成为失去土地的农奴

【博讯1月05日消息】 余之夫   

  中国入世後,中国农业的前景和农民的处境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作者道出了中国农民一个做不完的噩梦——「打白条」的来龙去脉,并通过一段亲身的经历,描述在中共建政後,农民如何最终变成失去了土地的农奴。

  中国入世後,中国农业的前景和农民日後的处境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如今距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一九五三年,已有四十八个年头;距离邓小平经济「开放改革」政策实施的一九八○年,也有二十一个年头了。按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每年都有义务按「收购价格」向政府交售「余粮」。政府支付粮款,没有能力给农民支付现金,收购站就全部或大部将粮款写在一张白纸上,盖上收购站的印章,作为农民卖粮数量和粮款金额的凭据,这就是所谓的「打白条」。「白条」虽然是政府出具的票据,但只是一种没有法律保障的「信用契约」。农民用「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换回几张「白条」,能否全部兑现,何时能兑现,那就要求政府「开恩」了。

  一,「白条」如何出笼

  一九八○年,人民公社正式瓦解,农村实施「包产到户」,农民(原来称公社社员)开始得到「松绑」,有一点耕作种植自主权,劳动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的同时,对党的农业政策依然疑虑重重,收获的粮、棉、油,大多储存在家里,不肯轻易卖给政府。所谓「家有粮,心不慌」,这是中国农民三千年来养成的传统心理。粮食是影响全局的最重要战略物资,为了稳住农村的大势,人口最多的四川和生活最穷的安徽两省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和万里,分别提出好几项顺应民心的重大改革政策,得到农民热烈拥护,成为十年文革浩劫後农民所能尝到的「定心丸」。因此,当时流传著「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

  「以粮为纲」成次要国策

  农村局势大致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即将经济改革转向城市商贸,尤以「对外开放」摆在首位,号召「全民经商」,提出「让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诱人口号。这一下,穷极无望的中国人,好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切向「钱」看,一发不可收拾。广东沿海地区的乡镇干部,特别是毗邻港、澳地区的党政军警,无不争先恐後,引进「外资」,大做「无本生意」,正财与横财并发。万元户、十万元村、百万元乡、亿元县相继荣登富榜。

  既然「对外开放」有大利可图,「以粮为纲」的农业,即被摆在次要的位置上,每年必备的粮食收购专用款,管理也逐渐松懈。许多财政偏紧甚至拮据的地方,挖「肚皮」补「脊背」,试著将购粮款的一小部份,挪作他用。於是,传统的「信用契约」——白条,就在新形势下兴起了。看著农民对白条虽不大接受,但也不敢不接受,各地政府就放胆大干。

  「计划经济」加党的绝对领导,人力、物力、财力,绝大多数取自农村,农民除交公粮、卖余粮外,还要负担名目繁杂的「派款」,如水利、修路、教育、卫生以至葬丧费等等。

  一九八五年以来,农业的所谓「改革」完全停顿,内地农民纷纷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挣钱,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蔚为奇观的「民工潮」,人数超出一亿。这支庞大的「盲流」大军,只要有饭吃,有钱拿,什么脏、苦、累、贱的活都干。据说其中有一位从河南农村来的老太太,五十出头,身板还算硬朗,原是当地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党政人财一把抓的第一把手,却在广州街头拾破烂,挣钱吃饭。当地基层领导要她回去,依然当党支部书记,她死也不肯。她对人说:终年催耕催种,粮食登场了,公粮照交,余粮照卖,不见钞票,只给白条。再给乡亲们唱黑脸,怎 唱得下去?

  白条背後的阴影

  公社化时期,没有所谓打白条,但阴影早已存在,只不过是隐性,不经深入观察,不容易发现。因为那时的「派购任务」,都由「两级核算为基础」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承担,加上公社一级的「统一调配」(实际上是吃大锅饭),政府所有的农业徵收和收购,都不与农民个人直接发生关系,损害农民利益的这一阴影,被掩盖起来。包产到户以後,「派购任务」直接与农民发生关系,每年收购粮食的支付款,多达数千亿元,成为农业上最大的一笔支付款,也是农民赖以为生的最基本收入。政府规定以「官价」收购粮、棉、油及其他农副产品,农民的产品不能「随行就市」,无法分享「市场经济」的好处,打白条便成为农民的一场做不完的噩梦。

  东南沿海地区,由於「经济特区」政策辐射力的影响,乡镇企业(即原来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轻工、手工厂)发展很快。笔者於一九八七年在珠江三角洲访问,发现一家农村小厂,十多名中青年妇女,以一座破旧祠堂作场地,一架简陋人力印纸机,几十把剪刀,专门制作冥品,大至洋房汽车,小至鞋帽美钞,一箱一箱,经香港销往东南亚,每年赚外汇约达百万美元。女工仍然按工分计算报酬,所得无多,绝大部份利润归政府所有。

  「打白条」是断绝农民生计的腐败

  在这样有利可图的形势下,各地方政府无不争先恐後,制定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向外招商。其中主要的一项,是提供廉价土地,由外商作商业用地。以广东为例,至一九九七年不完全统计,出卖出租农村土地总金额达万余亿元,其中糊涂账或不明去向的款项,达四千多亿元。打白条是近二十年来无法解决的腐败,而今,更出现了断绝农民生存後路的腐败。

  因此,农民为最後生存条件被剥夺而奋起抗争。以广州市近郊、远郊为例,一九九四年上半年,相继发生多起村民示威抗议政府无偿徵地的严重事件。

  从表面看,是乡村中共党支部或基层政府把其管辖区内的农用耕地,转让给国有企业,或卖给香港商人作商业开发用地,交易额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数千万元人民币。村民的传统耕地被徵用、转卖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有些官员在交易中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愤怒抗争的重要原因。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农民为生存权而奋起的抗争。

  抗争的首发地区,恰恰是对外开放、经济改革最早的广东珠江三角洲腹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民主特质。较之内地广大地区的农民,珠江三角洲农民具有特别浓厚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绝境,包产到户,争得种植自主权,扩大农贸市场,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增长,这段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艰难路程,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足足走了二十年。终於,珠江三角洲农民觉醒了,要为自己最後的、也是最基本的权益——土地所有权而抗争。

  打白条的劣根——统购统销

  但是必须指出,与打白条弊端有直接关系的,应追溯到一九五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一九五三年十月起,中央决定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施「统购统销」政策。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因经济建设而新增加的城镇人口约达一千七百万人,政府每年必须掌握七百亿斤粮食,才能有把握控制粮食市场,满足城镇人口能吃饱饭。

  问题的严重性在於粮食统购统销采取强制手段,造成极其恶劣的後果。

  二,一段「统购」试点工作的经历

  笔者当年参加过广东地方的「统购」试点工作,现将这段经历,略述如下。

  我们选定的试点工作村,叫新东锡,位於潮州城西十余里。

  据介绍,新东锡村三百来户,一千二百多口人,多数姓卢。水田旱地约一千五百亩,实际水稻种植面积不到一千亩。由於地少人多,土地利用率极高。以水稻为主,还复种、间种小麦大麦、蕃薯杂粮、花生芝麻、各色各样的时鲜蔬菜。种植技术均做到深耕细作,绣花一般。产量很高,水稻年亩产近千斤。

  接著,工作组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此外还分别召开党支部、团支部、农会、民兵、妇女等各种会议,反反覆覆说明来意。但感到村民对收购粮食有抗拒情绪,村干部也有顶牛表现。後来找卢支书谈收购粮食的任务,卢支书只说了一句:我和干部群众再商量。掉头就走,不再照面。其他村干部和群众,见到工作组如同遇上麻疯病人,远远就躲开了,别说宣传党的「购粮」政策,连打声招呼都不可得,工作组束手无策。

  这时,恰好省委一位大官前来试点检查工作,他就是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安平生。安部长带著秘书、警卫员五人,在区党委王书记陪同下,听取了我们工作组一天半的汇报,作了半天的指示。最後是王书记指示:按照安部长指示的精神办。

  以阶级斗争精神落实政策

  安部长的指示精神,照我们的理解,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阶级斗争。安部长说土改结束才一年,地主富农和其他反动分子,美帝走狗、蒋匪帮特务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时刻都在反攻倒算。而我们的许多同志,脑子里面阶级斗争那根弦,早已松掉了,这是多 危险的和平麻痹思想!用这种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农村工作,必然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把党的极其重要的农村工作,统统当作一种纯技术性的具体业务,那是十分有害的。凡是不从「阶级斗争」入手的地方,工作必定死气沉沉。我相信同志们必能鼓起勇气,发挥斗志,坚决落实「阶级路线」,打开新局面。

  工作组很快就统一思想。组长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把卢支书撂在一边,大讲阶级斗争,大批和平麻痹思想,甚至指著卢支书的鼻子骂了起来,说有的共产党员,忘恩负义,党解放了他,分土地给他,培养他入党,给他荣誉和地位,现在党要他卖几粒谷子,就像割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样的党员如果不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迟早要滚到地主的地狱里去,永世不得超生!卢支书低著头,脸孔一下青一下白,最後流著泪说:我三代贫农,现在有了土地,家里有了几担谷子,高兴得睡不著。半夜起来,摸一摸几箩谷,就像大热天吃了一碗草 ,实在舍不得卖。不是忘记党的恩情,实是一时想不通。

  「是否拥护党」的立场问题

  斗争地富,三年前的老把戏,对於农村党支部书记来说,简直是「三个手指捡田螺」,十拿九稳。更何况,经过土改斗争,地主、富农的当家人大都已经死於非命,幸存下来的大都是一些妇女小孩。他们处於被专政的地位,日常生活受当地农会管制,不准「乱说乱动」,不要说反抗,连喘气的份儿都没有。

  卢支书按照组长的指示,把全村的地、富及其家属都集合起来训话,然後逐户当众自报「不法」,连心里想过的什么「不满」、「不服」,都得坦白交代。再由农会会员逐户予以批判,认为是严重罪行,即时斗争,免不了拳打脚踢。最後一项是自报「卖余粮」,也是最艰难、最费时、最费口舌的新任务。

  地富虽然按人口也分得一份土地,但贫雇农享有优先权,肥田好地早被分掉,剩下最瘦最坏的「水尾田」,加上劳力不足,又缺乏耕作经验和资金,收成自然不如农民,许多地富家庭连当地平均口粮都达不到,哪有什么「余粮」?

  逼斗「地富」卖余粮

  此时,卖不卖余粮,自然就成为拥不拥护党的标志,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敌我问题,谁惹得起?至於有什么「实际困难」,自己想法子解决吧。於是「拉橡皮」,「挤牙膏」,一点一点将粮食挖出来。限时限刻,自己到粮站,送上门去「卖余粮」。

  在逼斗地富卖余粮过程中,全村农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尤其是作为依靠对象的党、团员、民兵、贫雇农,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得按额按时,完成卖粮任务。

  农民成为失去土地的农奴

  毛泽东借重农民的力量打天下,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把历年的战乱、农村的破败衰微、农民的贫穷,统统归罪於地主。一场历时三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传统的土地拥有者和经营者,即占农村总户数约百分之十一的所谓「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小土地出租者」连同数百万人的生命,全被消灭了。维系中国三千年文明史的农业经济基础,被摧毁了;与农业经济不可分隔的城镇工商业,也遭受严重打击;甚至海外数千万华侨在国内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而农民在这场「分田分地」运动中所分得的一份微薄土地(以广东为例,人多地少,一般只分到五分耕地),并没有因「翻身得解放」而点土成金,许多农民因为生产上所需求的资金、农具、种子、畜力、劳力、运输等重要环节得不到及时解决,反而生产热情下降,收获也不如前。更令农民心寒的是,政府发给的一张标志所有权的「土地证」,於五年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变成一张废纸。本来薄有资产(土地、耕牛、农具)的农民,从此一律变成「无产者」,美其名曰「公社社员」,实则是失去土地的农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宪法,实施公有制,废除私有制。私人财产不受法律保护,农民失去土地,和工商业者(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改造运动中失去财产一样,实际上是被政府「依法」剥夺了。(争鸣)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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