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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铭:潘岳沉浮成为中共政治改革指标

【博讯10月03日消息】    日前出版《中共第四代权力布局》的政论作家伊铭8月1日在纽约《自由时报》论坛版发表专文指出,曾经被认为是中共政坛“明日之星”、现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的潘岳由于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令其付出沉重代价。……

   全文如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的《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草案修改稿)》,删除了条例(草案)中的第19条,即“宗教活动场所内不得进行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和驱鬼治病等活动”。换句话说,宗教场所内的这类“封建迷信”活动,不再被视为非法。这一动作虽然只是个案,但背后意涵令人关注。

   有人认为,这是中共试图在16大之前、“三个代表”被奉为经典之后寻求理论平衡;也有人称,北京在启动新一轮机构改革之际,有意为僵硬的宗教政策松绑。后一种观点可能更接近北京的本意。 (博讯boxun.com)


潘岳才是宗教改革重要“推手”

   数周以前,中国一家民间网站发表江泽民访问河北名刹柏林禅寺的纪实性长文。文中披露了江泽民在去年11月曾前往该寺访问,与该寺高僧交谈时,表现出对宗教的浓厚兴趣与了解。江泽民自爆他在多年以前胃出血,每天深夜练习打坐3个月,结果出现了奇迹。这则报导其实就暗示了中国宗教政策将发生变化。在某一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之前,当局总会利用某种方式释放出一些信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就是如此。

   中国宗教政策的这个改变,以这些人的牺牲为代价:除了那些赴汤蹈火的宗教界人士外,还有一位重要的“推手”,他就是曾经被认为是中共政坛“明日之星”、现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但前途暗淡的潘岳。

   “9.11”事件后,潘岳在《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报刊发表重新看待“宗教鸦片论”的观点,主张扶持正教。在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中,他指出,马克思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在解释时创造性地给加上了“麻醉”两字,说成“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

    潘岳认为,中共在取得政权之桂,“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文章辩称,宗教具有精神补偿作用,具备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时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比如,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结论是,必须建立新型政教关系,以利中共完成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潘岳这篇长文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共在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为了维护稳定,应该利用宗教来巩固统治。共产党要是还想在中国继续统治下去,就应该多一些朋友,少一些敌人。然而如此“善意”的建议,非但未能为他带来喝彩,反而令他付出沉重代价。

   同属“奏折派”,但命运多舛 潘岳出身于解放军高级将领家庭,现年48,20年前就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局级干部,先后担任过《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后被提拔为国家体改办副主任,主管西部开发研究,又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他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婿。过去,外界以为他的晋升与岳父有关。但他与刘华清的女儿刘朝英分居之后,反而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升为国家体改办副主任。

   与被称为江泽民“化妆师”的王沪宁、专职政协委员(在中国独一无二)何新、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等中国当代思想新锐一样,潘岳也被认为是“奏折派”之一。

   1991年苏联政变失败后,中国曾流传一份题为《苏联剧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长篇文章,被海内、外普遍认为是“太子党”成员实现接班理想后的“新政纲领”。他正是这篇文章的策划者(海外曾误传是陈元)。而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则被认为是潘岳策划、王山执笔。

   去年2月,潘岳更向江泽民提交一份“万言书”──《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从头到尾贯穿着对中共历史的反省,被海外论者认为是一篇有相当理论深度的突破性纲领。从政治上看,这篇报告的角度显然着重于改革的操作性及可行性。其主张有没有体制外政改“一步到位”的激进尺度。例如,报告完全没有平反“6.4”的主张,因为解决“6.4”问题意味着江、李体制的倒台,毫无推动政改的着力点。

   据闻,江泽民读过潘岳的报告桂甚为激动,立即批转政治局成员传阅;而对于同一时间出笼的、由极左领袖邓力群炮制的另一份“万言书”,江泽民则叫中宣部组织批判。面对中共的执政危机,江泽民也极欲为党寻找一个合法性存在的理由。潘岳报告似可解决这一难题。传江泽民下令拨款十万元给潘岳主持“东南西北经济研究所展开研究”,予以奖励。 只是到了当年3月,事情发生逆转,潘岳报告遭到封杀。北京高层调派广东副省长王歧山出任体改委主任,向他传达中央的批评,并责令他“立即停止这方面的工作”。

   至于封杀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党内极左派的发难,也有人认为,理论问题还是遵循邓小平的办法为好:不要争论,去做好就行了。实际情况则不尽然。

   如果拿他的《政改报告》与江泽民的“7.1”讲话相对照,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他的报告,有相当的篇幅围绕着“三个代表”这一核心,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急遽流失的中共提供新的合法性论证。报告以西方现代政党政治为参照,否定之锋芒直指中共的“道统”和执政方式,对“三个代表”进行了更为大胆、明确、激进的论证……。

   同时遭到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批判 潘岳出任国家体改办副主任后,并不专心于他分管的西部大开发工 作,而是组织北京、上海一批思想界人士,撰写一系列战略报告送交给中南海,被批“不务正业”。

   他的方案的基本思路是︰中共原来是个革命党,以革命手段夺得政权后,未改变政治体制,仍以原来的革命手段治理中国,以致不能适应和平建设之需要,使矛盾积累日深,腐败日益严重,动乱因素正在发酵。

   有朝一日,任何一场社会冲突和经济危机都可能激发革命。故必须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前面,才能避免革命危机,使中共统治不致崩溃。

   有意思的是,潘岳的这一观点同时遭到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批判。党内保守派份子纷纷上书江泽民、李鹏,说想当“中国的叶利钦”。他们认为,潘岳的政治方案表面上是在维护中共统治,实质上是在给中共的改造成为社会民主党提供理论依据。主张政治民主化的右派人士认为,的政治方案实质上会阻碍民主化的进程,因为是维护江泽民、胡锦涛的现有统治,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思想纲领。海外民运人士甚至也把的方案叫做“中共的救命方案”,例如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人物包遵信,就在一篇文章里质疑:这哪是什么政改报告?分明是巩固和强化一党专政的新对策。

   而相当一批中青年官员,以及主张渐进变革的知识份子,却对潘岳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们认为,他的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混合物,符合中国的国情,也将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融合。……

   在中共传统上,政治上喜欢张扬、改革思想激进的人士,从来都是牺牲品。潘岳能否跳出这一“规律”,还有待观察。潘岳的政治地位摇摇欲坠而不坠,当然与他的政治背景有关。他的身分横跨了“太子党”、“共青团”两个阵营,与军方、胡锦涛(潘岳的“政治改革方案”,据说反映了胡锦涛的思路)、曾庆红等关系密切,又供职于朱容基手下。从这个层面看,他?鱼翻身的可能依然存在。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成为中共政治改革的指标。倘若十六大后启动政治改革,他很可能会受到重用,反之,便会丢官,甚至会被驱离政坛。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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