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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一个月 欧阳懿谈感受
(博讯2005年1月07日)
    
    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利益 中国的希望在于民间力量
     (博讯 boxun.com)

    网路异议人士欧阳懿坐牢两年出狱刚一个月,大纪元记者辛菲新年之初采访了他,欧阳懿谈了有关狱中情况、心理感受、现状打算、对中共时局和前途的看法等问题。
    
    欧阳懿现年36岁,曾是四川中学教师,活跃的网路异议人士,四川人权民运人士,曾在网路上发表过大量的政论文章,也参加过一系列争取人权民主呼吁释放良心犯的签名活动。欧阳懿因此至少被非法关押过3个月,并多次遭到公安警察的拘传、抄家,1999年甚至全家被赶出居住地,欧阳懿并从此丢失了教师的工作。
    
    2002 年 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来自中国十几省市的192名异议人士联名发表了‘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提出恢复前总书记赵紫阳的人身自由,为‘六四’事件平反,释放政治良心犯,人大批准人权公约等要求。欧阳懿参与了公开信初稿的起草。成都市司法机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把欧阳懿判刑2年。多名参与联署的人士先后被捕和入狱,包括西安的赵常青、上海的桑坚成和北京的何德普等。欧阳懿于2002年 12月4号被捕,2004年12月4号被释放。
    
    狱中情况
    
    欧阳懿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详述狱中辗转情形:“被关押的两年中,我被关过两个派出所和三个看守所。2002年12月4日刚被抓的那天晚上,我被带到府青路派出所,警察对我实行疲劳审讯,一个警察打我,我警告他说:自89年从事民主运动以来,还没人打过我。你是警察,你知法犯法,把你的名字、警号告诉我,你要向我道歉。僵持了2个小时,他退下去了。”
    
    “第二天,我被带到蒲江县公安局霖雨派出所关了25天,那个地方很小,天气又冷,他们向我施加压力。我被秘密关押、审问。随后我被送到四川看守所,在那里关押了55天。他们说我不配合,要我认罪,我说:我没犯罪,只是提提意见,不违法。他们随后把我送到成都市看守所,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受虐待,长期关押,一直那里关押了一年多。”
    
    “他们没有查到什么证据,拖了一年零四个月,不好交待,硬是给我判了2年。我想上诉,但是上诉改判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来自高层的命令。他们说我提到胡耀邦、赵紫阳,不给领导面子,一定要打压。”
    
    “我被关在三大队,那里是臭名昭著的‘恶人谷’,关了一些杀人抢劫的人。关押的地方空间极小,48平方米住30多个人,多的时候住将近40个人,其中包括2、 3个死刑犯,混合关押。看守倒是不为难我,我可以看看书,偶尔到10平方米的放风场走一走。和死刑犯关在一起,心里压力很大,他们情绪很不稳定,不知道他突然会做出什么行为。有一次,一个死刑犯和牢头发生冲突,他就24小时地攻击我,让我没法睡觉。”
    
    “一直都没能和家人见面,直到2003年5月19日离开看守所到了转运站,大概一个多星期后,好心的牢头同情我,就假装说我是‘盗窃犯’,让我和家人见了一面。6月10日,我又被转入彭州市看守所,关了100天,曾被牢头体罚。和家人见过几次面。”
    
    “2004年9月22日,据说国际人权组织要到看守所见我,了解情况。警察就想把我转回成都市看守所,不让人权组织了解真实情况,后来听说他们阻挠成功,我就没有再被转回成都市看守所,直到12月4日出狱。”
    
    出狱插曲
    
    12月4日出狱前一天,欧阳懿的妻子罗碧珍和儿子专程由遂宁赶到成都,准备于第二天上午到监狱迎接丈夫出狱。不过,她们等了数小时仍见不到欧阳懿,因为成都和遂宁国家安全局人员早于周六清晨6时半,就把欧阳懿强行带上车,离开成都监狱带往遂宁。
    
    欧阳懿说:“国安不希望我留在成都,与当地朋友见面,所以预先把我带走。早上6点半,成都和遂宁的国安和监狱领导,强行把我押回老家,故意不让我的家人知道。我的妻子在那里等我,结果不见人。到了遂宁后,我给她们打电话,她们才赶回遂宁,当时已是中午12点。”
    
    四川重庆以及其他地区大约十几位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原定于当日到成都看守所迎接欧阳出狱,由于事前得到警方接送的消息,取消了计划。
    
    他出狱时被警告:“不要乱说乱动。”
    
    家人的承受和朋友的关心
    
    欧阳懿说:“妻子和儿子比我吃的苦大多了,精神、经济上压力很大。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很难维持生存,又很担心我。爷爷奶奶在40公里外,90多岁没人照顾,还有我父母、她父母。她也面临随时下岗。我父亲每天喝酒,母亲叹息,奶奶照顾爷爷,一直把我被捕的事情瞒着他。妻子不敢去看他们,怕受不了,让9岁的儿子,骑自行车40公里去看他们。”
    
    欧阳懿表示:“最令人感动的是海内外朋友的关心。这期间,很多人关心我们、问候我的家人,有寄明信片的,有打电话的。每声问候、每份感情、每份关注,都令人感动。”
    
    他举了个例子:“有一个小伙子,在成都打工,每个月也就赚500-600块钱,经常给我妻子打电话,鼓励她。每月还给我妻子寄50元。对我妻子说:‘我只能寄这么多,但是我必须要寄,请你千万要收下,不要拒绝。’”
    
    欧阳懿表示他会通过文字把这些感人的事情记下来,题目是:“别样的中国:土豆、面包和水”。这个题目是根据历史故事。当初,一些伐木工人帮助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在窗台上放上马铃薯、面包和水,帮助逃亡的人继续逃亡。
    
    欧阳懿说:“在这里,向所有关心良心犯的朋友们表示问候和深深的祝福。”
    
    近期打算
    
    欧阳懿说:“我本来就没犯罪,早该放出来了。我做的事,没做错。无愧于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过去做得不好的,争取做得更好。”
    
    “一如既往,在此基础上更加卓有成效地做些事。”他表示近期打算待在家里,写些东西,卖文为生,靠写作维持生计。
    
    先行者的付出
    
    欧阳懿说:“出狱后听说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共又抓了一些人,感到两年多,该进步的还是没进步。但是现在抓了人,关注的人更多了,大家彼此关心,有事互相通气,出事大家都知道。”
    
    他表示:“听到朋友被抓的消息很沉重。在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共放一、两个人,又不断地抓人进去。有名的人,呼吁声大一些,境况会好一些,但是更多的人只是在监狱中苦熬。国际社会的关注很重要。”
    
    他接着说:“在中国极权社会,付出是必须的,牺牲很大,特别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大家从他们身上吸收精神上的力量、勇气和道义。”
    
    中国的希望在民间
    
    欧阳懿说:“我对‘胡温新政’不抱幻想。政府有政府的作法,我们作为公民应有我们的作为。社会进步更多地看我们能做什么。国民实行自己的权力,制约政府。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权力,持续向政府施加压力。”
    
    他表示:“中国的希望和前途,在于民间维权意识,要靠民间力量。谁也不能相信,一切靠自己。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开明、靠中央改良的这种想法很幼稚,这不符合现实,说明对政治、权力认识太肤浅。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利益,当局不可能让步,应该强调民间的作用。”
    
    他接着说:“极权政府主要有两个工具:恐惧和遗忘。如果我们民众消除恐惧、避免遗忘,那中共政权就走到尽头了。”
    
    《九评》与退党
    
    欧阳懿说:“《九评》和退党在国内反响很大。我觉得《九评》写得很好,说出了很多真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我曾经也想写类似这样的东西,一直没机会,现在有了《九评》,我暂时不用写了。”
    
    欧阳懿指出:“退党与民众觉悟有关系。除了体制内的为了一官半职、蝇头小利的人,谁愿意入党?谁从精神上愿意信仰共产主义?更多人需要真实的生活。”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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