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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反日”游行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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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4月28日)
     近期,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地发生了规模不小的“反日”游行,引起世人关注。此次游行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中国政府的真实态度到底如何,媒体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此次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又是什么……人们对这些问题非常关心,观点也见仁见智。以下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刘小彪先生4月14日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以下简称TIME)和4月19日在伯克利新闻学院主题讨论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

     全面“抵止日货”行不通

     TIME:目前中国国内“抵制日货”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超市都把日本牌子的啤酒撤下货架,不少中国年轻人也不再买日本牌子的商品。为此,我们有一些问题想问问您的个人观点。 (博讯 boxun.com)

     刘小彪:先对上面的话发表几句感想:我认为中国部分超市停售日本货和一些国人自己不买日本货是两回事。超市停售日本货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店主爱国,不愿卖;二是店主怕惹事,不敢卖。而大多数个人拒买日本货则主要是因为“反日”和“爱国”。从我个人来讲,我对那些出于爱国目的而拒售的商家和拒买的国人表示由衷的尊敬,他们在舍“利”而求“义”,这种品质在当今的社会实在难得可贵。

     然而,我也在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一群年轻人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掀翻一辆日本车,仅仅因为它是日本的品牌。我在这个画面中看不到些许的可爱,看到的只有狭隘。

     “抵制日货”或许在一定时间内有某种积极意义,也可能会对日本的个别商品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实际影响。但在全球化时代,在长时间和大范围内,全面的拒售和拒买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对于中日这样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根本行不通的。果真要行得通的话,那必将严重损害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日本政府要解决历史观和世界观的问题

     TIME:您觉得日本政府应该如何做才能让中国民众觉得满意?

     刘小彪:我觉得日本政府首先应该更深刻、更彻底地反省历史,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难的亚洲人民真诚地道歉。换言之,日本政府首先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只有具备了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才可能会有持续性的、友善和理性的具体行为。否则,只能停留在日方不断犯错,中方不断抗议的循环里。在这种循环里,不满和仇恨的“结”会越来越大。

     中国民众愤怒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TIME:您觉得日本政府应该如何做才能让中国人觉得他们愤怒的“根本原因”-日本政府对二战侵华战争这段历史的态度-能得到满意的回应与解决呢?

     刘小彪:我觉得您提问中的“根本原因”换成“一个主要原因”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看近期中国民众的“反日”行动,如果把此次行动放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可能会得出更丰富、更近于本质的答案。

     中国民众近期的“反日”游行,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方面的原因。关于这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以及许多学者都已经有过很多论述,我认为他们说得非常正确。日本政府迄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是目前中日关系龃龉不断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双方在沟通方面有严重的问题,沟通机制有严重的缺陷。在彼此不信任的情绪化氛围里,双方言行的交流与互动都是在经过了“误会”与“偏见”的折射后才实现和完成的。因此,在许多问题上,双方都容易夸大事实和持偏激观点。中日两国的媒体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

     第三,中国民众对国内问题和自身处境的不满,使得“反日”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其发泄不满和怨气的一个“出气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同时,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积蓄和尖锐化: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官员腐败“久打不衰”、社会治安问题“久治不愈”……所有这些,都在孕育和发酵着民众的不满。然而,在政府的严密掌控下,首要针对国内问题的大规模、有组织、全国多个城市几乎同时爆发的抗议事件出现的机率目前不太大。但是,群众的不满和怨气已经积蓄到一定的程度,这股力量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管道。于是,在日本政府不断犯错的情况下,“反日”也随之成了一个顺理成章和冠冕堂皇的“发泄口”。在这其中,城市青年和普通大学生是运动的主力。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年轻人一腔热血、富有激情。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就业环境日趋严峻,自身境遇不够理想,其图强谋变的愿望比较强烈;三是希望在社会生活中有更多的政治发言权。

     总之,如果非要讲他们愤怒的“根本原因”,我觉得可以简单地讲:心里有怨气。怨气指向两个方面:首先是日本,其次是中国国内。

     中国政府不可能鼓励“反日”游行

     TIME:近期在北京等地发生的“反日”示威游行没有被中国政府阻拦,同时一些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网站在被关闭一段时间后,最近也得以重新“开张”。您觉得这和日本申请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什么联系吗?是不是通过让广大人民表达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能够帮助中国政府谋求其他方面的政治利益?

     刘小彪:我不认为两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一些有所谓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网站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它们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达到要让政府借助的地步,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一些人高估了它们的影响力。真正对广大民众有持续和巨大影响力的是那些大的商业门户网站(如新浪和搜狐)和一些大的政府新闻网站(如人民网和新华网)。

     我也不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通过“反日”游行来让广大民众表达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谋取其他方面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不用这种形式的表达,中国政府也知道广大民众反对日本“入常”。比如,日前二三千万网民的签名就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广大民众的意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目前在中国政府的层面,封建社会的“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观念仍有一定的市场。我相信,政府中的“主流派”会认为近期的“反日”游行是不应该受到鼓励和赞扬的,可能还会认为此类“游行”是在给政府“添乱”。举两个明显的例证,一是除新华社播发了一两条简短消息外,中国国内的媒体均没有直接报道此事,一片“沉默”;二是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4日14日在答记者问中说:“希望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够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好中日关系,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活动,不做影响社会稳定和有损首都形象的事,不信谣,不传谣,要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把强烈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和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

     在某种意义上,以城市青年和普通大学生为主体的“反日”游行也确实是在表达一种“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不满和担忧。

     同时,我也看不出中国政府在这种“反日”游行中能够谋取到什么其他方面的政治利益。在我看来,即使没有近期的“反日”游行,中国政府也绝对会努力阻止日本在近年内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中国政府要为此承受一定的国际压力,最终能否阻止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从短期看,让日本“入常”既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政府利益”。相反,类似的“反日”游行有可能转化为某种“反政府”游行;至少此类“反日”游行在目前的情势下,对于政府来说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它有可能诱发和引爆其他方面的问题。而对于“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政府来说,不可能拿“稳定”去换取什么其他方面的政治利益。至少在目前不可能。

     “反日”运动有可能演变为“民主”运动

     TIME:有人说,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抗议,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是在把国内问题转移为国际问题。您觉得这种说法客观吗?

     刘小彪: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持这种观点的可能有两类人:一是对中国事务缺乏基本的了解;二是别有用心,这其中包括了部分日本“右翼”分子。

     如果说中国的“反日”游行成了一个国际问题,那我倒觉得“这一国际问题裹携着一些中国国内的问题”的说法可能更客观。但这种“裹携”绝不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在一定环境里的一种自然变异。

     读史可以明鉴。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1985年的所谓“新九一八事件”。那年的9月18日,北京大学约2000名学生举行了以抗议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对华经济政策为主题的学生运动。当学生要求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而被校方和有关部门制止时,“反日”、“爱国”的主题立即被“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新旋律所取代,并在随后波及到了部分在京院校和其他一些省市。此次事件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的首次大规模“反日”运动,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潮史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那年日本首相首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那一年日本军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接近于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对其规定的最高上限,并且实际上早已突破;日本也已开始努力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而试图从经济大国最终迈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而在此前的1982年,也发生了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

     在中国国内的大背景下,那一年,中国人在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某些“变化”的阵痛:经济发展严重失控,社会总分配远远超出社会总供给,日用消费品大幅度涨价,人心不稳;利用权力参与物质分配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人心思变……

     整整20年过去了,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尽管世界已巨变,中国正崛起,日本也已不是先前的日本,但20年来,中日之间从本质上来说,面临的大体还是那些老问题。尽管那些老问题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变,中日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今天,有一些新形式、新特征、新后果。但问题的内核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事实上,中国国内目前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与20年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此,今天的“反日”、“爱国”游行无疑存在着转变为争取“民主与自由”运动的可能。我相信中国政府里有很多人同情和支持近期的“反日”游行,因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市井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在对日本的某些感受上几近全民一致。但是,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鼓励这种游行或纵容对日本使馆的袭击。因为由此带来的所有可能的后果,都要由中国政府“买单”。

     中国政府对待和处理“反日”游行的基本态度是避免事态失控,更要防止其演变为“反政府”运动。

     在看待近期的“反日”游行问题上,我觉得应该避免两个误区,或者说两个极端:一是“中国政府阴谋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阴谋”,试图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消解国内矛盾对政府的压力;二是“纯粹日本罪恶论”,认为近期的游行仅仅是因为日本方面的问题,仅仅是“反日”而已。两个极端都会掩盖某些需要我们正视的重要问题。

     中国教科书也应该修改吗?

     TIME:如今活着的中国人,大部分都从书本中知道日本军队侵华战争的暴行,对日本有或多或少的坏印象,您觉得中国政府让老百姓长期形成这种反日的情绪能够在政治上谋求什么?

     刘小彪: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坏印象”不应该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教科书,而应该主要归咎于日本军国主义过去的侵略罪行和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当然,中国媒体对当代日本问题的一些不平衡报道也在某些时候、某种程度上误导着中国民众。

     在教科书如何讲解抗日战争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但都会包含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记载和描述;尽管中国和韩国的教科书在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上会各有侧重,但都会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正当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谴责日本“右翼”教科书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同时,也有一些人试图让中国也修改自己的教科书。如果真要修改的话,我认为,在抗日战争的问题上,中国的教科书应该增补更多的史实,比如国民党将士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以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的原貌;而决不是像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掩盖和删改一些明确无误的重大历史事实,比如“南京大屠杀”。

     删改某些事实以掩日本军国主义之恶,阉割历史以讨当今少数人之欢。我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必将贻害无穷。事实上,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中国媒体的对日报道政策将会调整

     新闻学院提问:媒体在此次“反日”游行中有什么样的表现?

     刘小彪:通过检索,除了发现新华社发表了一两条简短的消息外,我没有看到哪家大陆媒体直接报道此次游行。不过,人民日报等媒体倒是发表了一些评论,这些评论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理性表达“反日”情绪、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和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这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委婉的批评,它无疑代表着中国政府对“反日”游行的真实态度。

     与国内媒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媒体的报道却是高密度和大篇幅。但海外媒体的相关评论大多数与客观事实有明显的偏差,比如,或“明示”或“暗示”:中国政府在支持和纵容此次游行,等等。

     我认为中国政府因为对“政局稳定”的担忧,可能也在错失“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的一个好时机。比如充分和科学地借助西方主流媒体的“热情”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和关注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言行及其危害。

     新闻学院提问:近期的“反日”游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刘小彪:它的影响和后果是多方面的,我认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政府在短期内的对日政策至少会在表面上持一种较为强硬的姿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理应对日本政府的一些错误言行予以坚决回击;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为了政局稳定而对“民意”进行某种迎合的成分。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根本不可能按照它自己的计划在今年内“入常”;否则的话,中国政府必然会在国内遇到更大的“麻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政府已经被某种程度上“劫持”了(参见人民网2004年1月8日发表的拙作:“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劫持’中国----一位记者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其次,中国政府会对中国媒体的“对日报道”进行一些修正,尤其会对一些媒体的“渲染”和“炒作”予以叫停。换言之,对于绝大多数的媒体来说,今后一段时间,“对日报道”在某种意义上会成为新的报道“禁区”,或者说是一个充满“政治风险”的“雷区”。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龙头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今后可能会逐渐增加对中日关系中“积极”因素的报道和评论,以疏解“民愤”,引导舆论。

     第三,近期的“反日”游行也许会成为今后“反政府”游行的一个“热身”。1989年“六四”以后,学生的游行示威被政府严厉禁锢;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也“没有了”要上街游行的愿望。1999年5月8日的“炸馆”事件后,北京的大学生在“沉默”10年后,第一次走上了街头。不管那次游行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和背景,那都是一次重要的突破。但那次游行主要局限于北京、局限于在校大学生。然而,近期的“反日”游行却在组织形式和联络途径等很多重要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近期的游行使得一些城市青年和普通大学生对于游行示威之“政治后果”的“畏惧感”大大减小,他们会变得“更大胆”、“更自豪”、也“更自信”,而这些对于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游行将是至关重要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动员”。而且可以肯定的说,“反日”游行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那必然会最终演变为“反政府”游行。这一方面是因为近期的“反日”游行本身就包含着对政府不满的因素;另一方面,“反日”游行进一步发展必然会挑战政府的统治秩序,政府必然会“压制”,压制的后果将使游行示威的矛头自然转向“反政府”。

     目前,政府正在小心翼翼地处理和制止“反日”游行,避免因直接压制而使矛头转向。但这种小心翼翼一方面有可能被外界一些人“误读”为政府在支持和纵容近期的“反日”运动;而另一方面,一些游行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则可能误读为是“政府鼓励”或者“政府软弱”。

     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多事之秋,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05-04-21)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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