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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五四精神——北京纪念五四运动86周年座谈会
(博讯2005年5月12日)

发扬五四精神,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北京纪念五四运动86周年座谈会发言记录

    (根据录音整理)

     由几家学术团体和文化公司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86周年座谈会,2005年4月10日,在北京提前举行。会议主题是“发扬五四精神,建设小康和谐社会”。会前,大家参观了设在当年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沙滩旧北京大学红楼的三个展览会:新文化运动展览、蔡元培展览、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展览,重温了“五四运动”的历史。现将会上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如下:(会场照片见文末) (博讯 boxun.com)

    唐宝林(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几个主办单位向到会的各位老同志、著名学者、大学教授、作家记者、出版家、资深报人等关心五四精神和国家前途的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是4月10日,考虑到这几年每年4月至6月是我国政治上的所谓“敏感”时期,我们提前举行这个纪念“五四”的活动。从1924年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二人联合签署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文件以来,年年纪念五四,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五四精神只有一个,就是“民主”和“科学”。但是,年年形势不一样,所以,就有新的内容,新的话题。今天,我们座谈会的主题就是“发扬五四精神,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是这次(人大、政协)两会提出来的新精神。所以,请大家畅诉欲言,像今天送给每人的礼品中原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全部十年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合订本封二陈写的字联那样:“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

    今天能来这么多人,出乎我们的所料,也表示出了一种人心所向,向往五四精神,向往民主,向往科学。

    来参加会的有七、八十岁以上的被称为“两头真”老干部,十几位是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他们年青时是燃烧青春岁月,现在又燃烧金色晚霞,为中国的民主富强而不懈奋斗。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照亮国家前途,像李慎之那样,以五四精神做“公民课的教育”,所以他们被称民族的“脊梁”。其中还有几位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感到困惑;在“八九风波”中,震惊而起,开始为民主而奋斗。

    有几位老同志很想参加,因为有要事抽不出身来,感到遗憾。如原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今年八十九岁了,他不能来参加这次座谈会,可是中午一定来和大家见见面,会会老朋友,见见新朋友。他事先写了一个书面发言稿。这个书面发言稿写得较长,言辞也比较激昂。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见下面全文)。

    一位在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工作的老先生不能来参加座谈会,给我说了两点意见:一、现在纪念五四,宣传五四精神,很必要也很重要,因为有些人把五四精神变样了,不讲科学,不讲民主,只讲爱国,而爱国又简单地归结为爱一个党、一个领袖。这就反科学、反民主了;二、讲民主,就要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个不让说,那个不让写,随便封杀报纸杂志,影响很不好。特别是封杀网站,更不明智。现在是信息时代,高科技,封杀网站要花很多很多钱,还是封杀不住的。倒不如用这些钱去救助山沟里的穷困农民(这段内容因时间关系,没有在会上宣读——整理者注)。

    现在请大家发言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我刚从医院里出来,请先让我讲几句话,就走。今年第二期《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找出六个档案书信,我认为是真的,它的考评是对的。这六封信说的是1940年到1942年通过朱家骅的手接济了陈独秀一次一千元、一次五千元、一次八千元。我认为这个接济是对的。

    那么,今天就发生一个问题,过去一二十年来,有好多专家考证,说陈独秀没有接受过国民党官方任何一文钱,那也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郑学稼的一篇文章和他的一本书,听郑学稼讲这个钱是退回去的,现在看起来郑学稼的这个材料不可靠。关于这件事情,有人给我挂了一个电话,问我看法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中年人啊,不理解那个时代的情况,就对陈独秀的人格发出了很大的一个问号。

    陈独秀在一九三九年到了重庆以后,如果很快贫病而死,对蒋介石极为不利,因为在蒋介石政府当中根本找不出一个在各方面和陈独秀相当的人物。过去,不仅仅是蒋介石,就是各个大军阀对著名的社会人士、大学问家,没有生活着落的都要安排,都要想办法,这不算稀奇。陈独秀到了江津以后,因为中苏正在合作,由只有国民党官方身份的人(如冯玉祥、孙科、居正等)来救济中国托派头子陈独秀,苏联是通不过的(当时苏联正在反对托派)。而陈独秀的不当官的普通学生生活本来就很困难,靠他们的接济是办不到的。这个时候就由朱家骅出面,朱是一九一七年到北大教德文的(当时陈独秀是文科学长),后来当过地质学系的主任。朱本身是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研究院的代院长,所以出面来接济陈独秀确实很适当的。当然还有罗家伦、傅斯年,那就完全成为了学生对师长的孝敬,就更和官方不大有关系了。我认为陈独秀接受这样的款项不需要有什么辩解,也不属于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无损于陈独秀的品德。主要是过去的材料不真实,因此弄得现在有些同志比较被动。我告诉大家不要被动,还是拿出你积极的态度来研究弄清这个问题。陈独秀没有背叛任何人,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没有背叛民族,在这种贫困情况下得到国民党中私人的一些接济一点也不算稀奇。

    胡绩伟(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书面发言:

    陈独秀首先发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他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旗帜。

    陈独秀首先倡导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和李大钊等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位我党的创始人,一共连续五届当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他是建党初期的奠基者。

    就是这样一位为民、为国、为党建立了赫赫功勋的伟人,偏偏被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打为反革命和汉奸卖国贼,最后含冤去世,如今仍然没有得到中央正式的平反昭雪。

    毛泽东主持的党中央,富有诬陷加罪于领袖人物的“优良”传统,第六届总书记张闻天也含冤去世。八届党中央的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又被打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最后非法监禁、虐待惨死。八届党的总书记(是在主席团领导下的总书记)邓小平也被打倒,定为刘少奇反革命司令部的副统帅。但邓是毛一手提拔上来的“得力”的领导人,一直紧跟毛步步高升,所以毛对他特别宽待。对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统帅刘少奇是永远开除、往死里整,而对这位副统帅邓小平、却是“留党察看、以观后效”。最后,毛还是把邓提前解放出来,指定他协助周恩来整顿“文革”的烂摊子。邓在“文革”结束后,成为毛的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继承发扬了毛泽东的一党专政、党指挥枪的一套传世法宝,又像毛泽东一样,无法无天地把总书记胡耀邦赶下台。结果,耀邦含冤辞世。紧接着,邓又无视党纪国法,把总书记赵紫阳赶下了台,并非法把他软禁起来。

    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核心继续非法软禁赵紫阳十五年,直到他含冤归天。不只人死了还得不到昭雪,而且连他当过八年国务院总理和三年党中央总书记,也一笔勾销,最最低调的办理了他的丧事,连他的最亲密的部下和老战友,也不准去悼念。

    我十分尊敬陈独秀,对于陈独秀研究会和现代史学会的工作十分关心,很是高兴,希望把陈的功勋、冤屈一起研究清楚,这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连建党元勋的沉冤都不能得到平反昭雪,这对我们党的危害是极大的。

    试想,如果这种把党的最高领导人陷入奇冤的“优良”传统再传下去的话,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年,又会有什么主席、什么总书记、什么总理,又会被无法无天地陷入弥天大罪!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能够得到安宁吗?

    党中央现在提倡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如果这种违背宪法、违背国法、违背党章、陷人以罪的恶劣传统继续传下去,得不到根本剔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风就根本树立不起来,民主法制也根本建立不起来,共同富裕的社会和生动活泼的局面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和谐安定的社会,就只能是海市蜃楼了。

    研究陈独秀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把他个人的功勋和冤情弄清楚,而且在于还我们党史的本来面目,1999年12月,我的好友欧远方在北京出席“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后,我们两人就作过一次深谈,我们当时得出一个共同的认识是:“我们的党史从开头就应该改写”!我们的这句话,以后在网络上反复被引用。近年来,陆地上的封锁不断受到冲击,天空的封锁受到突破,有关中共党史真象的很多新材料不断被揭示出来,不仅令人怵目惊心,而且茅塞大开,更感到我们的党史不仅有很多阴差阳错,而且有很多有意的隐恶扬善和弄虚作假。这表明,重写党史,还历史以真实面目,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紧迫任务。如果不决心纠正这种虚伪欺骗的歪风,最终只能彻底败坏党的威信,走到失权亡党的地步。(2005年4月8日)

    孟昭容(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不仅是个思想家、革命家,还是研究文字学的大家。从文字学角度看,今天会议主题定得非常好!“和谐”二字的“和”,是由“禾”和“口”组成,就是人人都要吃饭,不吃饭不行,这是“科学”,也就是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再向“小康”迈进,不能再饿死人;“谐”字是由“皆”和“言”组成,就是大家要说话,要让大家说话,大家要敢于说话,而且要畅所欲言。这就是“民主”。从此看,中国汉字实在是太伟大了!“和谐”本身就包含着“科学”和“民主”,已经明白回答了如何达到“小康和谐社会”的问题,就是“民主”和“科学”。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由此可见,我们的汉字形、声、义统一,这“义”中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学问,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所以,我们的汉字改革和简体化,一定要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这样的“国粹”。

    另外,我觉得今天能开这个座谈会,也很好!我们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一位老师开了一门法国“启蒙运动史”的课,效果非常好,听课者十分踊跃。我去听了一次,受到一个启发,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概念是怎么产生的,是在人们一次次集会讨论(沙龙)中,逐步产生的;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这样连续不断的集会讨论中产生的,和谐社会也应该在这样的平等讨论中产生。可惜,我们这样的集会太少太少了。

    国家大事能在大家的集会讨论中达到一致的认识,或摆明不同的观点,这就是增加了政治的透明度。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须的。《参考消息》上登过一篇文章,是谈荷兰这个北欧小国的,国际银行和加拿大对它做过一次调查,说它的反腐败工作搞的最好,是第一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说它首先是国家的政治透明度高,说芬兰是一个有序的、均衡的、进行良好的社会,政府官员称职,工作确实有效,腐败现象偶有发生,但是绝对的不多,不多就是它在全球上防腐工作做的最好的国家。在欧盟国家中芬兰不同阶层的人,收入差距最小,所以这个国家凝聚力最强。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注重公民的教育,教育普及和扩大化,已经消灭了文盲。因此全民政治的觉悟非常高,他们国家的言论自由,民主化也是高度的,他们的选举都是直选。所以,他们的官员虽然在这样一个透明度很高的国家,也还存在着问题,但都能及时的处理。所以,我们要达到和谐的社会,前提条件就有两个,首先是政治的清明民主化,再有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富裕。有了一个很好的政治,经济上也就自然向富裕发展了。

    丁守和(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我是四九年在中央编译局,当时成立了一个研究室。当时说光搞翻译不行啊,得研究点问题,那研究什么呢?那就研究中国现代史吧。现代史也好,革命史也好,首先得要从五·四运动开始。因此,我们收集了很多材料,出版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新青年》介绍是我写的。所有这些五四期间的刊物是以《新青年》为主体,而《新青年》是陈独秀主编的。在这个期刊介绍的基础上,我就开始研究五四精神,写了《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因为肯定了陈独秀宣传民主和科学的贡献,五七年反右派时我就挨了整,又改造,然后来到了近代史所。六四年这本书出版了,六五年不知道什么人告了状,康生批示说这是利用历史研究反党,说推崇陈独秀贬低李大钊,是一本反党的书,通报全国还写检查。人民出版让我写了份材料,由所里送到学部,学部送到中宣传部,好像也没什么事。 “文革”来了,不知是谁又把这个康生批示弄出来了。康生的批示起先我不知道,先在近代所挨整,后来弄到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有人贴出了康生批示。康生都点名批判我,这还了得。人家就打我们耳光。打耳光就打耳光吧,那个年月这种事也不算什么了。“文革”要结束但是还没正式结束时,人民出版社又来找我谈,说:“老丁啊!我们研究了,这本书没问题,是本好书,你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我们还给你出版。”那么我就改吧,我对陈独秀还是肯定的,而且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发动的,别人都不行,要没有他,绝对没有讨论的余地。但在当时这样写还不行。李大钊也不错,但是李大钊是教育家,他不像陈独秀泼辣。这个陈独秀,辛亥革命在日本的时候就办过刊物,后来在安徽,他又办刊物。所以,我对陈独秀是崇拜的。“文革”后,我那本书再版,没想到的啊,印了八万册。其实,这本书没有专门讲陈独秀的事,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我和大家一样对陈独秀是尊重的,而且有扎实的材料,还像陈独秀那样,该说的就是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坚持真理。这样,在陈独秀的研究过程当中就要遭受很多苦。所以我给做研究工作者的一个建议,特别是搞历史研究,要有思想准备,挨整就挨整吧!现在不同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挨整,准备了挨整。

    李犁(新华社高级编辑):我简单的说两个问题。一个是最近反五四运动,贬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思潮又有所抬头,这个海内外都有。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但新民主主义终结呢?从一解放我们就把它终结掉了,就走社会主义了。因此,新民主主义里面的政治、文化,没有很好的实施,这个问题就引起一些人对五四运动的贬低,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后来种种做法,作为执政党之后的种种做法,有些地方是违背五四精神的,这个也就给那些个贬低五四运动意义的人提供了一个客观条件,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注意。

    第二,我想提这么一件事,就是有一个最初正确评价陈独秀的人,名叫王森然。他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蔡元培曾是教育部长的时候给他一座房子,住在北京,他曾经是北师大、女师大还有大概是河北的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教授。北洋军阀迫害他的时候,他到陕北,到陕北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教书。把刘志丹、谢子长、刘澜涛还有高岗等等许多人引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可是这个人在解放后,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会画画,这个画画是他业余的。他本身是一个教育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他写了《近代名人评传》。他正确评价陈独秀的文章,就在《近代名人评传》里面,正是在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国民党把他关到监狱里的时候,这个王森然写了这篇文章,里面很尖锐的提出,陈独秀是背了黑锅的,是背了第三国际瞎指挥的黑锅。他一到了蒋管区,他以自由之身,不再是共产党的领袖了,他就公开的讲了一些东西。他讲:不是苏联的斯大林产生出了苏联的制度,是苏联的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这个话虽然简短,意味深长。他还说:“当一个政府它是民主的时候,而不是人民的主人的时候,那么我们拥护它;当它已经是人民的主人的时候,人民可以不要它。”这样的话是陈独秀讲过,是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讲过。可是陈独秀后来作了一介平民,甚至一介贫民的时候,据我所知,王森然先生是第一个在陈独秀处于那样情况的时候,正确评价陈独秀的一个人。但是,今天我们对于王森然先生知之甚少,我觉得应该把第一个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这个人,也应该写一写;把他写的第一个陈独秀评传(文言文,不太好懂)也应该重新写一写。这样来还陈独秀先生一个本来面目,还王森仁先生一个本来面目。

    李普(原新华社代社长):陈独秀先生有一句话,他说:“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我怎么理解呢,我以为,他不是没有想过,他想过以后到底是对呀还错啊,他不管,他就说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现在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应该学习这种精神,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总是求其畅所欲言,而我们不能够畅所欲言的时候指桑骂槐、以古喻今、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个不是我们本意所在,我们本意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我就觉得,我突然看见保守党的秘密,我就有一点意见,何必要保守党的秘密呢,党应该没有秘密。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在反动党派的统治之下,我们不能够公开我们的主张,更不能够公开我们的组织,但是在现在没有国民党了吗!在共产党合法的情况下,那么还有什么秘密呢?我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如果有什么秘密,大概是不好见人的,我们应该是光明正大的,敢于见人,那么就有什么说什么。

    胡辅臣(原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我听说要出版《陈独秀全集》已好多年,但今天还没有出版,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样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出了全集,为什么我们党的创造人总书记他的全集不让出,实在是让人想不通!今天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在座的同志们大家要帮一下忙、使一把劲啊!再一个我想说一下,我是做工会工作的,十分惭愧,对陈独秀这样的工会运动家,我从前没有认识,所以现在我这个工人出版社社长在这里谈话,现在都脸红,陈独秀是大学教授,又是秀才,亲自做工人工作,我们所知道的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东召开,是陈独秀都参加指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是陈独秀在那里坐阵指挥的。这些事情,我们过去太无知了。所以解放后,我曾经想过,我们出了《列宁、斯大林论工会》等以后,我们就应该出一本《毛泽东论工会》,编辑照片都弄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内容。我现在想起来实在太惭愧了,我们党有这么多工运专家,陈独秀就是最好的一个。但是我不知道。当然那个时候,假使我有这个认识的话,可能也出不来。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晓得我们的陈独秀不止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也是我们工运的专家,第一个中国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是陈独秀组织起来的;工会的章程是陈独秀起草的。陈独秀这个秀才、大学教授,工人让他当会员。所以这些事情,我过去都不知道。

    瞿勃(瞿秋白侄子):我是作家协会的,大家是作者,我是读者,但是有时候读来读去读不明白 。我在六五年四清运动后期,因为读阿Q写了一篇文章。结果被开除团籍,说我羡慕阿Q,反对共产主义。我的这个阿Q研究是怎么一个观点呢,这个文章发表在《鲁迅研究》的第2003年的第2期,也是纪念五四的,改造国民性这个国民启蒙问题。这是个复杂问题,复杂在我们中国自己人身上。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也最有魅力的文学形象,阿Q研究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学术研究里,最复杂困难其说纷纭的话题。九十年代出版的《阿Q研究七十年》,甚至将阿Q研究誉为学术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比之为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我这个题目就是《阿Q:中国文坛的哥德巴赫猜想》,所以阿Q简直成了一个谜了,那么阿Q研究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呢?何其芳说的对,关键的难点就在为什么阿Q是一个农民,阿Q精神确实是一种消极可耻的现象。鲁迅塑造阿Q是想写出现代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这是鲁迅酝酿多年,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取人为模特的两个办法里杂取种种人的法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这种杂取是农民地主都取,是不分阶级的。他所列举的五个人物,大部分都是地主,只一个农民起了他这个名。这个阿Q欺弱怕强、欺软怕硬、自高自大、既极端保守又号称革命,既现实失败又精神胜利,见吴妈下跪求爱,这都是取之那些地主。所以这些个阿Q身上的上述矛盾事实根源实际生活,是不分阶级的。但是,我们现在百科全书鉴定和各大教授们的说法基本都是根据这个阶级论来,而且把阿Q定为无产阶级的典型,就是农村无产阶级的典型,本来是批评否定国民性的形象,结果成了肯定的东西。那么,这个阿Q是个无产阶级又是什么样呢?他写了一旦革命成功,魏庄的人都跪在他面前,第一个该死的是小弟,不是赵太爷,本来王红还可留,但也不要了,然后是元宝、杨谦、杨沙……然后就是选女的,吴妈的脚太大,周七嫂的脸上有疤,周七嫂的女儿才十一岁过几年再说,以个人为中心对待别人,所以他的矛盾不断。

    杜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怎么样发扬五四精神,我觉得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继续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民主革命的完成,它只是为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完成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什么叫民主革命呢,一个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即发展生产力,拿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话说,就是要有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第二是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实现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而这个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继续民主革命和完成民主革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但是非常可惜,毛泽东背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很快就把社会扭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剥夺民族资本家和小私有者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经济剥夺的基础上又在政治上进行了所谓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权力,这两个剥夺的结果,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全面的复辟,因此,我们从建国以后,民主革命遭到了中断,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继续把民主进行到底。我认为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就是继续民主革命和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从右派言论到改革开放,到西单民主墙解放,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到八六年八七年学生运动的高涨,一直到六四,我认为都反映了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在十五年前遭到了坦克机枪的镇压,以至于我们十五年多来,专制主义全面的复辟,所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要继续发扬五四的精神,我认为就是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因为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我认为是带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就是说他在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资本主义,而我们现代发展资本主义非常好的条件就是因为当代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化了。在所有制上、在管理上,已经在开始实践着马克思所说的,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而这一点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现在很多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企业里面,有很多已经在开始实现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所以我们今天发展资本主义,用不着害怕,相反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在政治上我认为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肃清封建专制主义,这应该是我们当前政治任务。在文化上特别是要取消舆论导向。因为舆论导向是反映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文化政治取向。如果不取消舆论导向实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谈不到民主革命,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发展五四精神是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就是要求在经济上不断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实现政治民主化,在文化上取消舆论导向,实现言论自由。

    钟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江泽民同学、《与江泽民同志一席谈》作者):刚才有人说了,“人人都要吃饭,人人都要说话”,我再加一条:“人人都要住房”。这是讲“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缺了这一条也难以达到“和谐社会”。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也不少,最大的问题,一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二是环境污染严重了。人家说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听了很舒服;但同时又说我们是“世界垃圾场”、“世界污染源”,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一些统计数字非常触目惊心,说明我们的发展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试问,这样发展下去,能建设“和谐社会”吗?我是悲观的。我们走的路对不对,值得思考。三是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胡适是五四运动的另一位旗手,也是陈独秀的一位忠诚的朋友,他是怎么讲这个问题的呢?我最近看一个材料,就是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七号,我国国内正在纷纷批判我们知识界,纷纷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时候,有一记者访问在美国的胡适,问:“你对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位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他特别引了贺西里的话说:“必须严格的,不相信一切没有充分根据的东西,理论的必须拿根据来。”胡适说一切信仰必须先怀疑,然后相信;一切主张,都必须细细考究之后才能够相信,对这个问题的确这样。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自由两个字在中国几十年来都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一直到改革开放年代,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禁区。因为在我们中国是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 这个结果是我们一次次批判异端思想,就形成了很多很多冤假错案,一直到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冤假错案才能平反。但是不久“两个凡是”批判了,新的“凡是”又出现了。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的几次大的冤案,由于新的“两个凡是”的盛行,到现在不能平反,为什么呢,就是邓小平老人家定的不能平反,这就是一个大的悲剧了。

    李锐(毛泽东秘书、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我很赞成刚才杜光同志的讲话。我最近心中稍微有点不平,为什么呢,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李锐近作》,这里面把我这五、六年写的几十篇文章登出来了。这本书只能在香港出版,在国内我也不晓得哪一位好事之徒帮我的忙,这么干的。我最近听说,《炎黄春秋》有一个卖书的地方,怎么一下把我这本书查出来了,就没收了,禁止了,还罚了一万一千元。所以看起来我这个人很不受欢迎。这本书里谈五四的文章就有好几篇,有一篇是2002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一个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是赵保树教授主持的,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发言,谈陈独秀、马寅初、王若水,这三个人。那天那个座谈会的记录,北大出了一本书,但是我这篇东西,就收不进去。所以,说来说去,我们现在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至少对李锐没有言论自由。我这个人大家知道倒过霉。“大跃进”的时候,毛主席经常讲,鼓励大家讲话。他说无非是六怕,怕什么呢,怕戴机会主义帽子;怕撤职查办;怕开除党籍;怕老婆离婚;怕坐牢;怕杀头。我这个人就脑袋还伸着,其他五项都实现了。所以,我今天的感想啊,还是一个根本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个是马克思讲过的。专制制度是人不是称其为人,这是马克思的原话。所以,我最近跟大家接触总讲三个问题,第一个希望大家所有的人,包括党中央的领导把历史搞清楚,把当代的历史搞清楚,中国的历史搞清楚,西方的历史搞清楚,也要把过去的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搞清楚,搞清楚为了什么呢?人类历史社会进步发展到底是靠什么呢?要搞清楚。第二个问题,理论要搞清楚,因为现在我们还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现在又加了一个邓小平理论,还加个什么“三个代表”,马列主义跟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是两回事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这个问题我们都搞不清楚,怎么行呢?所以这个理论要搞清楚。我们过去就吃理论的亏,把理论当成教条。马克思并不是都是对的嘛,我们把马克思错误的东西发展到了极点,加上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是农民的国家,他就仰天看上面吗,希望有圣人出现。我们今天的国家是个什么国家呢,没有民主,也不是完全没有民主,有一点,基本没有,是“党主”的国家。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解决党的问题,党干什么的?党不能在国家之上,不能在老百姓之上。党是干什么的呢,管你的党员,把你的党员管好。党必须执行宪政,在宪法之内活动。革命时期我们党是无法无天的,因为要推翻一个旧的制度,它可以无法无天。现在,党必须有法有天,所以江泽民讲什么“三讲”的时候,我就提倡四讲:讲自由,讲民主,讲科学,讲法制。

    王维真(原新华社代社长):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以前在巴西,被巴西反动派两次严刑拷打,把我打坏的。回国以后,我很高兴巴西事件,巴西向中国赔礼道歉了。过了十年,毛主席任命我为新华社常务副主任,后来是代社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对着干,同“中央文革”对着干,到“文革”结束以后,我对着干,干对了,因为那一年我保了大量的干部,而且保了很多年轻的干部,当时“中央文革”要新华社派一千多人到全国去调查了解情况,后来很多人把这说成“五一六”了。这个事情,我特别感谢周总理,周总理是特别了解我的。他特批王维真不进刑事监狱。当时林彪四人帮要把我送进刑事监狱,周总理特批不让我进监狱。这样把我保下来了。现在我感到很遗憾,我两次中风,一次中风把我会的那几门外语全消失掉了;第二次中风,我现在写一封信都很困难。我很希望能够逐渐恢复,能够把“文革”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我认为延安精神最核心的就是实事求是。我本身是个华侨,我是从菲律宾回来的,年轻的时候我回来,当时无非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看蒋介石不行,我跑到延安去的,这个情况没有什么乞求,就是乞求中国能够解放。后来在延安是确实感到延安的精神是一个很感人的地方。

    戴宜生:我是公安部的离休干部,我来的时候跟公安部一点关系都没有。纪念五四运动,我想起一个事,就是一九四七年,也这个地方后面的民主广场,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的北大的校长胡适之,他有一个发言,说五四运动也就是文艺复兴,是一种启蒙运动。而我们五四运动是根据文艺复兴的精神,他当时用了一句话,英文,就是对于一切价值标准的重新价值评判。他当时是用英文说的。胡适之这个讲话后来没有发表,因为当时北大学报只提了一句“胡校长也在学生组织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讲了话”。 但是并没有内容。现在重提就是希望大家重温这句话,了解他的重大意义。

    钟沛璋:刚才李锐提出一个问题,党是干什么的?我看我们在座许多老党员都会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这使我想起十里长街送耀邦的时候,有人举着旗帜:“你心中装着人民”。我看这就是对我们党最高的评价。党是干什么的,前不久,胡启立同志跟我一起有个交谈,我说你在关键时刻(指“八九风波”——整理者),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他说我想起了有一次我跟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散步,耀邦同志突然说了一句话:“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愚弄人民。”我说他怎么会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是耀邦同志整天考虑的是人民。

    潘培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资深研究员):我认为今天的主题出的很好,只有发场五四精神才能达到和谐社会。我在多少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瑞典模式介绍》其中他们有一个思想,很值得我们注意。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它一个指导思想叫做雇主联合会,就是那个资本家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这两者不是阶级敌人,他们是在争取社会经济进步当中的伙伴。这么一个指导思想,是说他们是影响经济互利和阶级和平的力量。听起来我们觉得阶级斗争的观点很差,然而恰恰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原则。他认为企业主和劳动者有共同的利益,这是恢复经济民主的首要条件,这个论点是他们一切言论的基本线索,要建立和谐社会。所以,他们这个社会贫富差距不是很大,官员比较廉洁,环境保护也比较好。我看过一本书,是苏联人亚科夫列夫写的叫《一杯苦酒》,它是总结苏共垮台经验的,这个被我们斥之为很反动的书。我觉得看一看很有好处,其中有一个观点,他说赫拉科里特,就是公元前的六十世纪末五十世纪初的一个希腊哲学家,他提出“不和是万物之父”。这句话被马克思主义者广泛应用,很强调这个。但是他们忘记了赫拉科里特他提出另一个和这个相反的观点,他说“和谐、协调、和平是万物之母”。就是没有这个原则一切都不可能诞生。所以对这个人,我们因为过去强调阶级斗争,强调这一面,而不注意那一面,因为它和斗争革命这个理论相抵触。实际上按照他的观点,和我们后来所看到的人类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人类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这个观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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