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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留后遗症 (图)
(博讯2005年7月07日)
    
“严打”留后遗症

    2002年11月,四川省简阳市发生一起命案, 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在滨江小区河滩上被发现,男女死者分别系罗某与杨某。 犯罪嫌疑人徐英勇很快被抓获。徐英勇还供述,1993年11月28日,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曾伙同战友孙建勋,在宜宾市菜坝机场杀死2人。

    简阳市公安局立即把案情上报,四川省公安厅向宜宾市公安局核实—确有其案,但案件早已办结,涉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判刑。

    一宗典型的冤假错案,就这样意外发现。

    出场

    1993年11月28日晨,宜宾市菜坝镇菜坝村一位老农在路经宜宾机场跑道北侧一草坪时,见一男一女蜷缩在草坪上,走近看时,才发现这两人血流满面,早已气绝。

    宜宾机场位于宜宾市西北部岷江北岸的菜坝镇上,距市区十余公里,原系军用小机场。从1992年起,这个军用机场启动改扩建工程。命案发生时,机场仍在施工。因命案发生在部队营区内,宜宾地、市以及陆航部队极为重视。部队要求地方公安侦破此案。

    经勘查认定,男死者系位于机场跑道附近的五星村七组村民叶云波,22岁,女死者系翠屏区思坡乡中和村村民谢光桂,20岁。叶、谢系恋爱关系。两人均系被石块类钝器多次打击颅脑致死。

    当年11月29日,一支由公安、部队组成的16人专案组便进驻机场进行走访调查,先后走访145人,排出嫌疑对象23人,但因种种原因,案件并未取得突破,侦查工作陷入僵局。

    而此时,中国大陆正轰轰烈烈进行“严打”斗争。宜宾地区根据全省乃至全国公安有关“严打”会议精神,“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政法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全面推进”全区“严打”。

    1995年9月,在双尸案发两年之后,经“群众举报”,终于有一个叫李杰的人进入警方视线。

    李杰的出场始于“抢单车事件”。据李杰讲述,1994年的一天,他受朋友之托,带人去打了欠肖二娃钱的某包工头。朋友在请李杰出面时,曾转告说肖会有所“表示”。但事后当李杰去要钱时,肖却说没有钱。1995年9月25日,事隔一年后,李杰将肖修车店的一辆旧单车推走作抵。

    肖二娃的妻子杨向芝向记者讲述,当时李杰在向肖要钱时,曾恐吓说“在菜坝杀了人,要到远方去,让肖资助点钱”。当李杰推走单车后,杨向芝便去南岸派出所报警,“让派出所的人去帮忙推回车子”。

    然而,此后事情的演变,已远远超乎杨向芝所能预料。

    谎言

    在杨向芝报案当晚,李杰就被警方从家中带到南岸派出所。在开始阶段,李杰并未有太坏的预感。李杰回忆,当天夜里,他就被带到一个房间里被问起“抢单车”的事,一个警察听了李杰的回答后说:“你明天让家人送800元钱交罚款,把单车还给人家。你就可以走了。”

    但次日李杰并没有被放回家,反而被送进南岸收容审查所。一个月后,又被转到南岸看守所。走出收审所时,李杰意外地看到了母亲张映辉、好友何军及姐夫朱勇。李杰说:“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接我呢。”但就在当天,李母等3人也被收审。

    1995年10月27日晚11时许,在南岸看守所,宜宾市刑警大队专案小组开始对李杰进行突击审讯。

    公安说:“我们找到有关你涉嫌在机场杀人作案的线索,现在对你正式立案调查,并且你母亲等人也在同时接受调查,希望你能主动坦白交待。”

    李杰回忆:“当时,我的脑子‘嗡’地就懵了,咋个把我扯进杀人案了呢?”

    28日上午,办案人员换成几个中年公安,仍旧是反复地追问与反复地辩解。李杰回忆:“我感到自己陷入极度恐怖当中,神经极度混乱。我拼命地解释着,拼命地回忆,整个人疲倦到极点。我多次恳求他们给我回忆的时间,让我休息,但他们不准,向我大声吼着,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下午,办案人员带来很厚一堆材料,说:“你看嘛,你家里的人,你妈,你八爹都承认了,你咋个杀的人,有哪些人,咋个下南溪跑滩,住哪些亲戚家,我们都一清二楚了,你龟儿子还不承认?”

    当李杰听到“下南溪跑滩”,他这下子才明白事情出在哪里了。

    1993年11月28日,案发当晚,李杰、何军跟思茅坪村七组村民黄大明一起,正在医院里看望一个名叫黄茂远的朋友,当晚他们就睡在医院里。17岁的李杰“很义气”,想帮黄茂远“搞点钱”,但几百元钱一时找来也不易。情急之下,他心生一计。

    李杰回到宜宾,找到经营建材生意的表哥王永熙,说自己在菜坝打架把人打伤了,要出去耍几天,因此需要几百元钱。王永熙把此事告诉了李母张映辉。李母很担心,便让李杰次日陪回南溪上坟的八爹李玉贵一起回老家,在南溪乡呆了半个月。

    当办案人员提起此事时,李杰突然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所编的打伤人一事信以为真了。但他怎么解释,也无法让办案人员相信。

    办案人员冲着得来的这一线索,下足了功夫。就在李杰被转押到南岸看守所的当天,李母张映辉也被带进南岸收容所。张映辉因涉嫌“包庇”儿子李杰,被收容审查140天。李杰的亲友也相继被收审。

    “招认”

    10月27日晚到29日凌晨,李杰已被连续审讯一天两夜,神情恍惚。

    下午,李杰去小解,经过隔壁审讯室时,他惊讶看到何军正光着脚站在里面,头发蓬乱,像生了大病,李杰心如刀绞,“怎么我提出的证人也被抓来?”

    李杰回忆:“当时我整个人都疯了。我哭着大喊‘冤枉’,两个公安便把我拖进审讯室,大骂我传递讯息,对我拳打脚踢。”29日下午6点,办案人员又交班了。李杰绝望到想死,他开始对公安充满敌意。他对着办案人员大吼,遭致暴打。

    此时李杰不想让亲人再受折磨,便大喊:“是我杀的,你们放了所有的人,我就承认交待。”办案人员似乎看到希望,更加死死追问。

    这样一直拖到30日下午,南岸派出所一位姓向的副所长在审讯室外接了一个电话后,大声对李杰说:“李二娃,你妈在那边受不住审讯,晕倒了。如果你不承认,我绝对不会把她送医院。”

    李杰说:“当时我的脑壳‘嗡’一声就炸了,只觉得一切都完了。于是我不住地给他们下跪,磕头,哀求,但他们都不理。” 李杰开始“招认”。他想撇开所有的人,说案子是自己所为,但办案人员不相信。于是,李杰想到了好友黄德海,因为“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想必不好抓他,可以拖一下时间,骗他们先放人”。李杰又想,万一警察抓到黄德海,判了死刑,那不是对不起他吗?于是写了一张纸条,让警察在抓住黄德海时转交他。李杰在纸条上写道:八哥,对不起啦,是我害了你,下辈子来还!

    李杰回忆:“他们更加确信了,但又怀疑我在故意隐瞒其他人,一口咬定我还有同伙,说在没有打斗的情况下,我们俩根本不能杀死两个人。”

    李杰不想再连累他人了。他想到惟有一死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猛地从椅子上窜起,用头向办公桌的棱角上撞去,被一办案人员用身体挡住。见李杰要自杀,他们便找了手铐、脚链把他锁上,又是暴打。

    寻死不成,李杰决计先把母亲救出来再说。

    于是李杰“招认”,还有何军与黄刚参与杀人。在追问之下,李杰编造出作案经过:在菜坝何军家喝过酒,与何军、黄刚、黄德海等一路到机场耍,遇一男一女,便找男的要烟,那男的认为是抢劫,便和他们对打,结果就在路边拣了块石头把他们打死了。

    李杰回忆:“当时他们反复问我怎么到的机场,我又按机场的地形画了图,画了几张他们都不满意,我不断重画,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而事情的经过也是反复记录了几次,才最终让我签的字。”

    李杰说:“在我交待的过程中,我根本不清楚现场情况与死者模样,他们便强迫我按照他们的想法来讲述,并把死者以及现场的照片给我看,说‘你看是不是他们,地点是不是这里’等等。这样,我的犯罪事实就产生了。”

    酷刑之下,李杰的“同犯”何军、黄刚也相继“招认”。

    何军回忆起“招认”的情形:办案人员一边提示,一边让何军复说,说错了,打!“就这样一点一点把口供弄出来。”譬如作案凶器,何军听说过是石头,便说是用石头,说“形状是长的”,遭来一顿打,说“是圆的”,仍是一顿打,于是办案人员说:“是不是一头尖,一头圆?”何军便说是“一头尖,一头圆”。 

    黄德海跑了,他的哥哥黄德忠涉嫌“包庇”,被收审308天,表侄越涛被收审126天,外侄李彬应警方要求去找黄德海,中途逃跑,被警察连开六枪,最后一枪击中其小腿,后被收审71天;侄子黄茂远,在收审数日后释放,失去联系,至今不知所终。

    黄刚则在黄德海出逃两天后被抓。审讯时,警察说:“跟前边两个的整法一样”,于是就吊“鸭儿凫水”,脚戴48斤重脚镣,被反吊起来。

    黄刚回忆,每当此时,警方让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但一放下来,又立刻翻供。后来,黄刚被关进宜宾市看守所,提审时,黄刚仍不“招认”,便有个警官穿着皮鞋跺他的脚,以致“10个脚趾的指甲都是后来长出来的”。

    博弈

    1996年11月15日,四川省检察院宜宾分院以李杰、何军、黄刚犯故意杀人罪向宜宾地区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宜宾地区中院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而在此前,据李杰回忆,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宜宾分院检察官与法院工作人员都曾到看守所提审过他们一次。“他们都问我有没有杀人,我说没有,他们说,那我们法庭上见吧。”李杰回忆,“当时检察院或法院的人来时,我都是对他们抱有希望的,觉得能给他们说清楚,但他们竟这么说,我就绝望了。”

    宜宾地区检察分院于1996年8月27日做出“宜检刑诉(1996)第84号”起诉书,该院查明:“1993年11月28日20时许,被告人李杰、何军、黄刚、黄德海(在逃)酒后在宜宾市飞机场水泥跑道上玩耍时,被告人李杰拿香烟出来散发不够,见前面有一男一女在散步,被告人李杰上前向男青年叶云波索要香烟,遭到叶拒绝,双方发生口角,被告人何军见状上前与叶发生抓扯、斗殴,被告人李杰在地上捡起一块鹅卵石向叶的头、胸部猛击数下,又用此石头向女青年谢光桂头部猛击数下,被告人何军、黄刚、黄德海也对两被害人拳打脚踢,致二人死亡。”

    1996年11月30日,宜宾地区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人主犯李杰无期徒刑(李在犯罪时未满18周岁,属未成年犯罪,被减轻处罚)、从犯何军有期徒刑10年、从犯黄刚有期徒刑8年。

    在黄刚的辩护律师张国珍看来,此案之所以如此判决,主要是背后的行政干预在起作用,“审判人员稍有理智,也不至于这么判。”

    张国珍向记者介绍,此案是由市政法委主管的,因影响重大, “一定要做下来”。

    张国珍回忆,当初她与其他律师都要给被告做无罪辩护,但被市政法委叫去,挨了批评,不准做无罪辩护。

    李杰的辩护律师苟玉章向记者介绍,据他了解,此案在中院内部曾有分歧,有人提出在证据上存在问题,但没有被采纳。

    苟玉章给李杰辩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证据不足,整个审判,没有出示一件物证,特别是作案凶器;二是几个被告对问题的交代前后不一,口供不统一;三是被告人与辩护人提出的一些疑点,应该查证,但办案部门没有查证。苟玉章举一例:应去找案发当天与李杰同在医院看望病人的黄大明,他能证明李杰无作案时间,但法院与检察院并没有去找。

    “检察院与法院该查的没有查,该证实的没有证实。”苟玉章说。

    李杰等不服判决,上诉至四川省高级法院。1998年6月12日,四川省高院做出裁定书,认为“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由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就在李杰3人服刑期间,在“潜逃”了3年半后,正在广东东莞某电子厂打工的黄德海被警方抓获。期间黄德海没有做过有罪供述,他以“零口供”接受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转机

    无端的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几位年轻人的命运。李杰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自从此事发生后,告状与申诉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全部。

    何军与黄刚更多的是绝望与悲情。何军在监狱煤矿服刑,何母为给儿子凑生活费,每天都到河道里去捡白石头换钱。在何军出狱不到两个月,何母便睁着眼睛去世了。

    黄刚在监狱砖窑厂服刑,黄母也是捡石头为儿子换其狱中生活费。黄母亦未能看到儿子平反,含恨而终。

    苦难积淤着仇恨。黄刚出狱后不久,与何军通信,何军让黄刚等着他,因为他也要刑满释放了,等他出来,“以自己的方式,极端的手段,来处理此事。”而就在他们考虑如何报复时,案子突获转机。

    黄刚与何军说:“如果没有这个转机,也许我们真正走上犯罪道路了。”

    2003年1月,简阳市警方抓获“11·28”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徐英勇。徐英勇曾在菜坝机场陆航团服兵役。徐归案后,供述了自己曾伙同战友孙建勋在宜宾菜坝机场杀死一男一女的案情,并称在宜宾杀人是自己罪恶之开端。此后,他又在成都、简阳等地作案3起,杀死二男二女。

    2003年1月27日,徐的同伙孙建勋被抓获。根据徐、孙交待,因不安心在部队服役,俩人共谋提前退伍后去抢劫、绑架,以获取不义之财。1993年11月27日晚,二人酒后商量去试一下有无胆量作案,便携带木棒寻找作案目标,在机场跑道处看见一男一女,即分工由徐对付男青年,孙对付女青年,分别持木棒打击二人头部。

    当时,女青年叫道:“我要去部队找你们”,徐、孙遂起杀人灭口之念,将二人打昏后拖到草坪上,用鹅卵石砸二人头部,解下男青年的皮带勒其颈部。致二人死亡后,将皮带、木棒丢在水渠里,将鹅卵石藏匿后逃走,并于次日晚烧毁沾有血迹的军大衣。

    肇因

    2003年3月18日,根据四川省公安厅要求,宜宾市公安局开始对机场杀人案进行复查,认定这是一起错案,遂移送检察机关依法予以纠正。

    2003年6月16日,李杰与黄德海取保候审,次日何军取保候审。7月1日,宜宾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11·28”案被告人李杰、黄德海、何军、黄刚无罪。

    错案至此终得纠正。那么,究竟是谁制造了这起冤案?

    记者得到一份由四川省公安厅做出的总结材料,根据这份材料,四川警方将错案形成的原因归纳为四个方面:

    重口供,轻证据,对线索和犯罪事实证据审查不严密。警方认为,1995年侦破此案过程中,案件线索源于“严打”斗争广泛发动群众之际,“群众举报,客观自然”,“李杰、黄刚、何军等人……在公安机关的审讯压力下,改变了态度,被迫作出违心的交代,”而办案警方深信不疑。

    重审讯,轻调查,违反依法办案的有关纪律规定。“过于看重对嫌疑人的‘突击审讯,’把审讯和调查割裂开来,把审讯取证加以绝对化。”“在长达2—4天的审讯过程中,三个审讯组轮班,而李杰等人必须连续回答问题,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又必须面对审讯人员提出的各种问题。李杰等人无法承受强大的压力。”

    重实体,轻程序,缺乏深入的实际调查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李杰等人的‘翻案申诉’、‘无罪辩护’置若罔闻,没有进行复核调查……甚至力图通过向嫌疑人和调查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提示来加以解决……”

    重条规,轻实践,未能坚持侦查原则。在侦破此案过程中,通过调查分析,首先进入侦查重要范围的是现场周围的嫌疑对象和陆航团即将转业复员的军人。

    经排查,列出平时有劣迹、表现不良的军人13名,其间徐英勇、孙建勋“名列前茅”,侦查视野和相关工作已进入徐、孙二人居住的营房小院,准备开展直接调查,“终因部队过于强调自身稳定,未让公安机关介入审查,放弃了工作方案,并由部队有关方面担保,审查正常,表现正常,予以全数排除。”不久,徐、孙等人退伍,“更使案件丧失有利时机”。

    四川警方还认为,“11·28”案件的侦查、批捕、起诉,发生在新的《刑事诉讼法》、《刑法》颁布实施以前,执法理念都处于急待规范的阶段,比如,对部分存疑案件如何认识的问题,当时认识是疑罪从轻,这对错案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被改判无罪一年后,李杰、何军、黄刚分别获赔14万多元的国家赔偿,黄德海获赔7万多元。其他被收审者也分别获得赔偿。但他们对这种赔偿并不满意,因为对当事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如律师代理费、亲属探监的车费、生活费等没有赔偿,对造成的精神损失也没有赔偿。

    而未来的生活,亦在挑战着他们。李杰于去年结婚,已育有一子,现在广州番禺某宝石厂打工。何军、黄刚没有文化,年龄也大,出狱后工作难找,靠赔偿金过活。黄德海则在老家务农。

    他们最大的不平,是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在错案被发现后,四川省委政法委领导曾批示要对责任人进行追究。但是迄今为止,他们没有听说有谁被追究责任。“一些人反而还升了官,”李杰说。(凤凰周刊 2005年第19期) _(博讯记者:张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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