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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卓华案辩护团整理:蔡卓华案纪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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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7月08日)
    
    
     (博讯 boxun.com)

    目录:
    
    1、蔡卓华案件简介
    2、蔡卓华简历
      3、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起诉意见书
     4、陈永苗:没有经营哪有非法经营罪 ——简评蔡卓华等非法经营罪案
    5、陈永苗:没有“非法”哪来非法经营罪一一 再评蔡卓华非法经营罪案
    6、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国际笔会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
    7、王怡、陈永苗等:保障宗教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就蔡卓华案致宗教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8、全然败坏:这不是什么非法经营———评蔡卓华案
    9、全然败坏:切实保障信仰自由和平等,反对歧视——从蔡卓华案说开去
     10、全然败坏:违法犯罪不可怕,依法犯罪才可怕———三评蔡卓华案
    11、公敌傅建华:蔡卓华案拷问中国人的良知
    
    12、信天仁:忆蔡卓华弟兄
    13、主内姊妹:上帝的好仆人、教会的好领袖蔡卓华
    14、郭飞雄:践踏宗教自由,即是践踏现代文明的心脏
    15、余杰、北村:没有传播《圣经》的权利,便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16、高智晟、范亚峰:肖云飞辩护词
    17、陈永苗:肖高文辩护词
    18、滕彪:胡锦云辩护词
    19、王怡:胡锦云辩护词
    
    20、附录
    
    


蔡卓华案件简介
    
    蔡卓华是北京市基督教的一个家庭聚会点的负责人, 于2004年9月11日神秘被捕; 这个日令人好记不忘。因为在三年前的9月11日, 美国双星大楼,一瞬间被毁于平地,这史无前例的恐怖,震惊了美国和世界。
    9月11日中午蔡卓华被捕。9月11日晚上他妻子的麦子文化公司被抄, 八台电脑主机、摄像机、照相机、光盘、书籍、营业执照等物件都抄走了;还把公司的一切员工带到派出所,一个个隔离受审、通宵达旦,第二天又继续受审他们。所发生的这一切,蔡家和教会都不知道。(因公司与蔡家同在一栋楼,公司在一门的602房, 蔡家在二门的101房)。
    第二天是礼拜天,蔡卓华和麦子文化公司的七个姑娘,都因被抓受审,不能参加聚会。今日教会的讲道安排的是蔡卓华,却不见其人,又不知何故,引起全教会人员的惊奇。因蔡作神的仆人,多年以来从未失职。这时有人想起麦子公司的几个姊妹来,向她们打听蔡卓华没来的缘故;嗯,竟没来一个?全体大哗!“是否出事?”议论纷纷。后来听徐姊妹说: “昨天上午开完同工会, 我与蔡卓华一道走出教会, 刚到马路边, 见三个男子向蔡走来, 并叫住他说:‘小蔡,我们找你有事。’蔡说:‘我不认识你们!’他们就把蔡拉上了汽车。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在等候, 请他吃饭; 却不知等待他的,为要抓捕他。”
    蔡卓华被捕后,听说还要抓捕本教会的五位同工, 使得他们恐惧而悄然逃离;后来却株连了他的妻子和其大哥、大嫂。使得他们一家四口,都羁押在海淀清河看守所内, 九个多月。此案, 是否是宗教案、冤假案?有必要弄清首犯蔡卓华是否犯罪?查查蔡的生平、简历,很有必要。
    


蔡卓华简历
    蔡卓华, 男,34岁,大专文化。 十多年前, 他一直生活在湖南衡阳,在那里上学直到高中毕业。 1989年户口迁到继父家乡邯郸, 在武安第一中学复读。他两次高考都受病的影响。第一次患急性黄疸肝炎住院, 耽误了高三的复习;第二次是在高考期间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头晕头痛、全身发抖。蔡虽是湖南省重点中学的学生,后又复读在河北省的重点中学的重点班,疾病却使他不能正常考试,失去升学的愿望。
    蔡卓华从小就没有平常人的家庭, 更没有一般学生的童年生活, 因家里很穷, 父母亲长期分居后又离婚, 懂事的他承受着太多太大的压力,日子艰辛、忧愁。他的妈妈更是如此!
    1990年10月的金秋, 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呼召了蔡卓华的妈妈; 11月神又藉着他妈妈,把他和弟弟带进了教会。从那时起,母子仨各背自己的十字架,跟着主耶稣走天路, 直到今日。
    1991年11月,蔡卓华来北京打工。他聪明肯干、忠心吃苦的品德,得到同事们的赏识。两年后,同事小金邀请小蔡合伙做电脑生意。蔡一边做生意,一边还在北京计算机学院念书。他毕业后,因老板小金回老家了,美籍华人聘请蔡经营画框生意;后又与别人办公司;尽管他在公司很忙,但仍然经常聚会。
    1997年他自愿作了本教会同工,1999年他被全体同工选为教会负责人。神使用他们复兴了教会,由一个聚会点发展为六个聚会点。每年的圣诞节,他们的教会都搞得很红火,为福音在北京的传播,影响很大。
    1995年,蔡卓华与家乡的姊妹肖云飞结为夫妻,2000年元月生了一个儿子,使一个美满、温馨的基督家庭,更加美满、更加温馨。
    总之,蔡卓华的生平很简单,线条很分明。以他在武安第一中读书为分界线,在这之前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呆在衡阳;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呆在北京。蔡卓华的人品、道德、性情、为人处事如何?从这两个地区的群众中,都能得到真实可信的证据。蔡信主已有十四年多的历史,信主的教会活动几乎全在北京。他与弟兄姊妹相处一直很好,青年人都爱叫他“蔡哥哥”,连没有出嫁的姊妹,也是这样亲切地叫他“蔡哥哥”。蔡到底犯罪没犯罪?那多年的、一直与他在一起的众教友,岂能无人知晓?
    再者,蔡被政府羁押己有九个多月,不仅是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他祷告。羁押他的时间越长,教会祷告影响越大,早己波及到全国以及世界各地各方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切切地为他祷告,而且每日的昼夜,都有弟兄姊妹为他禁食祷告。请问世上的哪一个假基督徒、真罪犯,且被政府关押的人,能有基督徒为之祷告的怪事呢? 凡为蔡弟兄诚实祷告的基督徒,都是有爱心的。正如圣经所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由此可见,为蔡卓华的祷告,由北京到中国,又到了世界各地各方;这样庞大事工,岂能是人做的?不是!乃是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所做。啊,他所做的工,真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话合符神的旨意,并教人人都能说。但神直接所说的比这话更明确具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耶和华,乃是上帝的尊名。)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己经看到神的话语,在我们基督徒为蔡弟兄的祷告上应验了!“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让我们知道胜利在握,信心充满!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没有不应验的。阿们!
    


蔡案件发生的前、后情况
    蔡卓华被抓捕。蔡事先想到没有?没有!他家中的人、教会中的人,更是如此。在2004年11月8号左右,蔡和妻子己经知道,教会存书的库房被查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将还会出见什么事呢?蔡想不明白;他的妻子更是如此。
    2004年9月11号的清早,蔡的妻子肖云飞看见本小区的南门戒严,就将此事告诉家里人;家中的人全都听到,但谁都不在意。蔡卓华与平常一样,不吃早饭,早早地上教会参加同工会。殊不知,一散会,蔡走出教会,刚到马路边,早己等候抓捕他的三个便衣,就把他抓上了汽车。这天晚上九点左右,一男子敲麦子公司的门,有人问道:“谁呀?”回答说:“是我。”姑娘们以为是谁新找了个男朋友;一开门,十多个人闯了进来,穿警服的少,穿便衣的居多。他们命定姑娘们都站在客厅里、不许动;需要时,叫她们身子转向,为的是不让她们目睹抄、搜的情形。她们一个个被吓得发抖。八台电脑主机、摄影机、照相机、书籍、光盘、营业执照等物都被抄走;七个姑娘全都押走,连那个在家中睡了的女子,深夜两点时也被押到派出所,一个个隔离受审,没有间断。即是:不让她们睡,不让她们吃喝,连续受审没不断。有五个女子从晚上的十时受审,到第二天的中午十二点才被释放;另有两个女子受审到下午四时才被释放。
    至于蔡卓华,他受审的苦楚比她们更甚。她们受审是从晚上十点开始,连续时间14——18个小时;而蔡受审从中午开始,到第三天的凌晨三点,连续时间39个小时,而没有休息。这是我们掌握证据的计算。因9月11号早上蔡没吃饭就去开同工会,近中午被捕,这一天他没吃、没喝、没睡;第二天还是这样待他。当天晚上九点抄蔡的家,把蔡押回到家,两天多没有吃饭的蔡卓华,才在家中吃了些剩饭。又在当晚二点左右,警察又押蔡回家,取走蔡自己的手机;蔡回到派出所后,是否继续再受审呢?不可而知。
    这次抄家,蔡卓华自己所印的宗教书籍,没有书号,任凭他们抄走。但客厅的两大纸箱书籍,都是从国外书店购买来的,每本都有书号。这不违法、不应被抄。但他们要抄走,谁敢不依呢?这两大纸箱是些什么书呢?有多少本呢?谁敢一一清查?纵使容充蔡家的人一一登记书名,而蔡家人的心,恐惧、冤屈,岂能安然、平静?蔡家人的心如一团面,任意他们操作、揉搓,想怎样就怎样做。家中电话号码登记本、孙子要在北京登记户口的手续证件等,也被抄走,能不伤心吗?
    蔡卓华的妻子肖云飞,和其大哥肖高文,9月11号一清早就出去做事,当晚没有归家。不知是圣灵感动,还是听到家中出事的信息呢?使他俩离开家中的一切亲人,过着逃亡惊恐的日子。父母为他俩没带钱和衣服等用品而着急;又不知他们逃往何方而担心忧虑。然而警察经常向他们要人,压力很大。后来听说,他俩在家乡被捕,还与嫂子是一同抓捕的。让家人哭笑不得,怎么想也想不清楚。
    肖高文的妻子胡锦云,因妹出嫁回娘家,也不知什么原因,既与丈夫肖高文、妹妹肖云飞一起被抓,关押在海淀清河看守所内。胡是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一不信主;二没工作;三没文化,小学三年级。却成了蔡的同案犯。
    蔡卓华、肖高文各有一个男孩;蔡的四岁多,肖的七岁多。孩子原是他们自己带,现在都由父母带。孩子们都知道想爸妈。大孩在过年期间,多次离家出走寻死。小孩有时也知道安慰哥哥说:“我爸爸妈妈也关进去了,我怎么不想死呢?因他们还会回来。”说着说着自己也哭了起来。小的孩子想爸妈时,就悄悄爬到自己与爸妈同睡的床上,独自流着眼泪。有时把二舅叫成“舅舅爸”;二舅妈叫作“舅舅妈”并且要与他们睡在一起。老人们看着孙子想念爸妈的心情,情不自禁地心酸落泪。
    2004年9月11号,蔡卓华中午被抓;晚上抄了麦子公司,把全公司的人抓去受审。第二天晚上又抄了蔡卓华的家;肖云飞、肖高文外逃。胡锦云回到了娘……一个个完整的家缺了夫妻俩,就像房屋拆了主梁柱和墙壁,还能象个家吗?一个公司,关押了它的负责人,又捣毁它做工的设备,公司岂能存在,因它失去了一切运作的能力。
    公司房东对蔡妈说:“上面打了招呼,不能再把房子租给你们。”;蔡家的房东也对蔡妈说:“公家的房子己经卖给了我,请你们早日搬家,多余的钱我按天数退还。”蔡妈为公司搬东西,为自家找房子、搬家。蔡妈真是心累身累;加之原来有许多的工作是肖云飞作的,现由婆婆代替作,那原来的证件、单据等物,放在什么地方呢?办起事来,真乱、真急、真忙、真烦!
    蔡卓华的案件, 使他自己吃透了苦;我们在外的人也能体会一些。十月中旬家里送衣服给他,但看守所就是不给他;待到律师看他时,才知道这事。家里虽然知道了,也亳无办法,干着急!感谢主,让弟兄为他找了海淀公安局负责人,扣压46天的衣服,才归还给蔡。咳,蔡在海淀看守所关押,蔡家在海淀马连洼,相距较近,但家中人、教会人,无法帮助、爱护他。蔡卓华、肖云飞、肖高文、胡锦云,四人同关在一个看守所内,如同四个天地。
    公民与国家、百姓与政府;国家要作弄一个公民,政府要诬陷一个百姓,如同人勒死一条虫子,太容易了!公民、百姓实在脆弱,没有一丝一毫自我保护的能力!
    


北 京 市 公 安 局 海 淀 分 局
    


起 诉 意 见 书
    


海公诉字[2004]第3684-3687号
    
    犯罪嫌疑人蔡卓华,男,1971年4月10日生,汉族,出生地北京市,大专文化程度,北京麦子文化艺术公司经理,群众,身份证号:130402197104102411,住北京市宣武区平原里小区5号楼12门402号。犯罪嫌疑人蔡卓华于2004年9月13日被我局刑事拘留,2004年10月20日被依法逮捕。
    
     犯罪嫌疑人肖高文,男,196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湖南省,高中文化程度,个体,群众,身份证号:43040319680920201X,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苏眼井16号2-103户。犯罪嫌疑人肖高文于2004年9月27日被我局刑事拘留,2004年10月20日被依法逮捕。
    
     犯罪嫌疑人肖云飞,女,1972年1月6日生,汉族,出生地湖南省,北京麦子文化艺术公司法人,群众,初中文化程度,身份证号: 430403197201062025,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苏眼井16号2-103户。犯罪嫌疑人肖云飞于2004年9月27日被我局刑事拘留,2004年10月20日被依法逮捕。
    
    犯罪嫌疑人胡锦云,女,1962年9月23日生,汉族,出生地湖北省,初中文化程度,群众,无业,住湖北省 春县漕河镇夏槽村私隐区。 犯罪嫌疑人胡锦云于2004年9月27日被我局刑事拘留,2004年10月20日被依法逮捕。
    
    犯罪嫌疑人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涉嫌非法经营罪、犯罪嫌疑人胡锦云涉嫌窝藏赃物罪一案,由我局于2004年9月11日将犯罪嫌疑人蔡卓华抓获,后于9月27日在湖南将犯罪嫌疑人胡锦云、肖云飞、肖高文抓获,我局于2004年9月12日立案侦查,本案现已侦查终结。
    
    经依法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胡锦云有下列犯罪事实:
    
    犯罪嫌疑人蔡卓华、肖云飞、肖高文于2003年以来,以非法牟利为目的,长期非法印刷基督教书籍,并在海淀区兰园24楼1门602号对其非法印制的基督教书籍进行排版,在顺义金顺印刷厂和石景山七彩虹印刷厂等进行印刷。2004年9月11日在其存放非法印刷的基督教书籍的大兴旧宫镇旧忠路24号北京五环吉顺通公司的南3A仓库内起获非法印刷印制的基督教书籍50余种,20多万册,经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
    
    另犯罪嫌疑人胡锦云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于9月11日在海淀区大运村附近,在明知犯罪嫌疑人肖云飞等人给其的8万元为肖云飞等人非法印刷印制的基督教书籍所挣的赃款的情况下,仍予以收留并以自己名义存进银行,后被抓获。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同案供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起获涉案赃物和赃款,犯罪嫌疑人蔡卓华、肖云飞、肖高文、胡锦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蔡卓华、肖云飞、肖高文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涉嫌非法经营罪,犯罪嫌疑人胡锦云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涉嫌窝藏赃物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将本案移送审查,依法起诉。
    
    此致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局长 2004年12月20日
    
    
    
    注:1、犯罪嫌疑人蔡卓华、肖云飞、肖高文、胡锦云现羁押在海淀看守所。
    
    2、本案预审卷宗11册。
    
    3、附换押证4份
    
    
    


没有经营哪有非法经营罪


   ——简评蔡卓华等非法经营罪案


    陈永苗
      
      “犯罪嫌疑人蔡卓华、肖云飞、肖高文于2003年以来,以非法牟利为目的,长期非法印刷基督教书籍,并在海淀区兰园24楼1门602号对其非法印制的基督教书籍进行排版,在顺义金顺印刷厂和石景山七彩虹印刷厂等进行印刷。2004年9月11日在其存放非法印刷的基督教书籍的大兴旧宫镇旧忠路24号北京五环吉顺通公司的南3A仓库内起获非法印刷印制的基督教书籍50余种,20多万册,经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
      
      没有经营就没有非法经营
      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起诉意见书海公诉字[2004]第3684-3687号的主文。读完之后,你就会对舞文弄墨一词产生咬牙切齿的痛恨。不要说生活中发生的真相,就案卷中一大摞的证据,也会与起诉差之千里。定罪和事实,几乎没有勾连,上纲上线生拉硬拽进去。
      蔡卓华是北京市基督教的一个家庭聚会点的负责人,可以想象一下,尤其是基督教徒们,你会想象一个充满铜臭味的人,会成为一个长期的教会带头人?一年半载或许可以,但是十来年如何可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如果不是道德卓著,不会建立永久性的权威。所以有一点脑筋的人,都会想到蔡卓华印制的基督教书籍,肯定是为上帝做工,而不是赢利。你如果去参加家庭教会,哪一次他们赠基督教的书是要钱的?如果你能进入上帝之门,他们自己掏腰包也乐呵呵。
      我们有确切证据证明,蔡卓华印制的基督教书籍并不经营行为,并不盈利。你打开他的书籍,就可以看到背后就明白的说明这是非卖品。蔡卓华是接受国际圣经公会委托,代理他们印刷,并代为向大陆的基督教土赠送。
      不管当局是从国际圣经公会那里得出结论,还是切断和国际圣经公会的联系,把蔡卓华独立起来,都不可能是赢利行为。因为国际圣经公会也是赠送,蔡卓华也是,国际圣经公会因为蔡卓华的代理行为给予必要的开支并不改变赠送的性质。我们知道赠送是一种民事行为,是写在民法之中,而不是在商法之中。有那一个御用法学家敢站出来说,赠送是经营行为?
      要说以赢利为目的,当局恐怕是。中共自己要灌输别人思想,还要别人买单,甚至以此要挟敲诈。你不学习就是反动派,你要学习就大把大把买材料,如果说以牟利为目的,非法经营罪,那当局干的磬竹难书了。
      
      真神和伪神
      这个案件起始于无端端的批示。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强卫脑袋一热说,这是建国来最大的宗教渗透案。民族国家蒂利希称之为“伪宗教”。民族国家与上帝之间的斗争,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战争,是真神与伪神之间的战争。民族国家的崇拜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应该被超越,献在上帝之前。
      我一直很奇怪。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按道理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的世俗遗产,而且是继承54运动的衣钵传人,应该猛打传统专制,把儒家而不是把基督教作为死敌。把基督教作为死敌,不是说明自己是魔鬼?是伪神?论证自己是专制的?
      
      政治与法律打架
      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强卫脑袋一热,因此有了“没有经营就没有非法经营”。政治案件肯定起事于人治,没有政治局的开会,没有批示,很难启动一个政治刑事案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人天生反对干涉,除了法律,他们不希望其他的上司。如果获得独立性,法律肯定是一个自动装置,会把很多不能法律化排除在外。例如面对一蔡卓华等非法经营案,很多法官会为难。一方面从技术作不过去,舞文弄墨也太勉强,另一方面为了饭碗和升迁不得不为之。他们一方面骂娘另一方面方面干着脏活。比较有良知的,会做尽可能倾向于政治犯的判决,例如缓刑等。政治让法律多难看,让法院多难看?
      和新闻人一样,法律人天生就是持异议者。这几十年来,能够对人治和党治说不,而且把他们逼得死紧的只有法律人。人治就因为党治,要法治就必须去党治,去政治。就因为司法天生不听话,中共要政治高于法律,作为刀把子,把启动按纽握在手上。
      尽管如此法律人必须为自己几十年犯下的罪恶赎罪。从打击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历次严打,法律人作为刀把子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流了多少无辜的雪,留下无数罪孽。法律人必须自我救赎。
      自我救赎就从蔡卓华案件开始。
    
    没有“非法”哪来非法经营罪一一 再评蔡卓华非法经营罪案
       陈永苗  
        在最近发生的蔡卓华等非法经营罪案中,中国政府因为蔡卓华没有经过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审批就自己印制基督教出版物,就要审判他,可能要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我认为这与法无据。  
        非法经营罪是一个行政犯,也行就是说首先要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才构成犯罪。对行政法规的违反,构成了前提。仔细研究本案,可以看到蔡卓华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一、 作为宗教内部出版物没有审批而构罪“非法经营”
          根据2004年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七条规定,宗教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编制作宗教内部性资料,这个规定也就是《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新闻出版署令第10号)。家庭教会出版物是宗教内部性资料。
      
      
        这个《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是违反2004年《行政许可法》的,内部性资料的审批是需要清理掉的行政许可。《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是新闻出版总署的部门规章,没有法律地位,不可能设立许可。可以设立行政许可的,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法》第十七条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家庭教会出版物需要审批的说法违反《行政许可法》。
      
      
        还有一点,《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仅仅是部门规章,并不是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没有法律效力,即使违反了,也是白违反。既然《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不是行政法规,那么违反《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二、 作为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没有审批而构罪“非法经营”
      
      
        按照中国政府的理解,本案中基督教出版物不是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而是公开发行的话,蔡卓华也没有违反行政法规。
      
      
        在2004年《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之前,没有一个法律或行政法规设立了关于宗教出版物的许可,国务院1994年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也没有。在《宗教事务条例》本身也没有设定。《宗教事务条例》第七条是这样说的: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按照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的办理,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应当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在蔡卓华非法经营罪案中,蔡卓华已经按照《出版管理条例》进行审批,他的麦子文化公司在新闻出版局哪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因为没有宗教局的审批,才锒铛入狱。这里必须看到,《宗教事务条例》本身没有设定许可,而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蔡卓华符合了要求。
      
      
        三、未经审批的出版不一定是非法出版。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政府会想方设法把公民的权利贪污吃掉,会通过各种具体的规定,增加公民行使权利的难度,增设各种条件,对公民正当行使政府不喜欢的权利,会滥用公权力压制和打击。
      
      
        长期以来,朝野双方都有个共同的错觉,就是出版要审批,没有审批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出版单位肯定是要的,内部性资料也需要。国务院制定了《出版管理条例》,其调整的范围是单位出版,没有说到个人出版。按照宪法,公民享有出版权。《出版管理条例》没有说个人没有出版权,也没有任何法规明明白白地站出来与宪法作对。按道理来说,公民行为有一个法治原则就是,没有明文规定的都可以。所以个人出版没有非法之说,个人出版就是合法的。尽管如此,政府和御用法学家会偷偷摸摸的解释为:既然法律没有规定,那么个人出版就是违法的。这里是法治精神中最主要的“法无明文禁止公民可为之”原则的遮蔽,法律没有规定就是违法的,这是对政府的,反而被政府用在公民身上。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不是一种禁止性规定,没有规定说不得如何如何,而仅仅是说应当如何如何,既然法无明文禁止,那么哪来 “非法”?
      
      
        必须看到,当中国政府将出版权纳入行政许可的范围,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许可的意思,是把原来非法的状态变为合法,例如持有枪支,要持有就要审批。那就是不是原来出版就是违法的,公民没有出版自由,需要许可授予以后才有出版自由?看来有关出版规定一开始设置,就是违宪的。 
        (转载本文请注明出自《真话文论周刊》和网址http://www.zhenhuanet.com)
       
      欢迎维权人士、自由民主人士、基督教徒和其他各教派正义之士声援   
      蔡卓华案辩护人   
      高智晟 01081990759(小灵通) [email protected]
      张星水
      陈永苗 [email protected]
      王怡 [email protected]
      金晓光
      滕彪 [email protected]
      许志永
      范亚峰 [email protected]
      
      相关资料库
      http://www.ccblog.net/blog.asp?name=fanyafeng
      
      
      保障宗教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就蔡卓华案致宗教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http://bbs.yannan.cn/viewthread. ... fpage=1&filter=
      
      陈永苗评蔡卓华案
      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 ... &extra=page%3D1
    
    
    
    


国际笔会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国际笔会第71届大会,在斯洛文尼亚的不勒德,于6月18日举行了全
    体会议。国际笔会主席伊利古鲁萨(捷克著名作家,七七宪章的签署
    人),向大会致词中。古他说,国际笔会的宗旨是关注人与词的关
    系。关注人与词之间的障碍,和对那些障碍的克服。他在致词中,特
    别向全体代表介绍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独立作家王怡。对第1次有非官
    方的中国大陆作家来到国际笔会感到欣喜。
    
    6月18日中午,国际笔会的秘书长朱安纳和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
    会”主席卡琳克拉克,主持了特别针对“中国问题”的圆桌会议。瑞
    典笔会和澳洲笔会的代表介绍了他们接受国际笔会委托,在5月访问
    大陆接触中国官方笔会──北京笔会和上海笔会的情况。他们认为
    这两个笔会名存实亡。会议听取了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团的意见,对国
    际笔会如何进一步帮助中国异议作家争取写作自由进行了讨论。日本
    笔会、加拿大笔会、西藏海外作家笔会等关注中国问题的笔会,也参
    与了会议。
    
    6月19日下午。在继续举行的全体会议中,独立中文笔会和其他6个笔
    会一起提交的关于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提案,被作为第一个讨论
    表决的个别提案。国际笔会执行主任在介绍提案时,特别提及了新增
    的最近两个案例,一是香港记者程翔在内地被捕,一是北京基督徒蔡
    卓华及其家人因印刷《圣经》而遭到审判。
    
    在随后的表决中,来自全世界各国的130余个笔会,均投票赞成此提
    案。无一反对票和弃权票。投票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近年来,独
    立中文笔会每年都向国际笔会提交关注和谴责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
    的提案。每一次都获得了通过。但全票通过还是第1次。
    
    稍后,独立中文笔会会发布这一决议案的中文版全文。
    
    (2005年6月19日)
    


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主席、来自各国笔会的女士、先生们:
     下午好。
     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用我和我同胞的语言——中文,作这个特别发言。这是1989年“六四屠杀”16年后,也是1949年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独立作家,第一次来到国际笔会。第一次在来自全世界的写作者跟前,试图表达一个独立或争取独立的、一个自由或渴望自由的中国大陆作家群体,在政治高压下坚持自由写作的声音。
     但我来到这里,不是因为鲜血已经淡去,不是因为政府已经在个人的语言、自由和尊严前面顺服。不是像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声称的那样,“六四”已经成为历史。不是。我来到这里,没有橄榄枝。更不表示一个自由作家、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与他政府之间的和解。
     我来到布勒格,代表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向大会表达敬意。尤其对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长期关注、救援我们被羁押的会员,及其他被羁押的中国大陆作家、记者和知识分子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我是为他们而来。为一部分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在政治压迫和特务统治的恐惧中坚持写作与表达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来。为至今不被允许发表任何一篇文字、也不被允许出国的刘晓波先生而来。我也为自己而来。在屠杀之后漫长的16年,在一个强迫沉默、遗忘真相的,一个受苦不许记录,杀子不准母亲哭的年代。我们之所以提起笔,不是记录福音,而是写下哀歌。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念,为启蒙写作。我们甚至也没有足够的左拉式的愤怒,完成对政治专制和思想撒旦的控诉。但我们至少拒绝了犬儒。至少一直抵抗着知识分子的虚无感。我们为什么而写作?我们首先为各自的尊严写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当代,请诸位看,这是一群多么卑微的写作者。他们在接近人类最低的那个起点上开始写作。这个起点就是一个被损害者的尊严。就是活得像一个人,一个自由人。在我的国家,所谓作家,不过就是有能力通过文字、通过写作而使自己活得不像狗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从1979年开始主编一份民间文学刊物《野草》,直到2004年因某期杂志被抄家。他在接受国外文学研究者采访时,拒绝透露刊物同仁们的真实姓名。他谈到一个“以笔名行世”的概念。数十年来,他以笔名和朋友和世人相交。他的真名在肉身的世界中反而不显。他的真名,几乎只留在政府颁发的各种证件、各种隐密的档案中,只留在那些被专制权力辖制的领域。换句话说,当他以真名出现的时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人质。他的笔也不是笔,而是一副镣铐。
     笔名是什么,笔名就是自我的命名。除了躲避政治危险之外,笔名是卑微者抵抗肉身世界中的屈辱,使自己活在另一个国度的护照。在一个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制度下,笔名是他唯一与灵魂同在的名字。对我来说,写作使我的真实姓名成为另一个名字,一个符号相同但价值迥异的笔名,一个不被我的政府压迫的、属灵的名字。对我这位朋友来说,他选择以另一个名字行在世上,意味着他至少有一部分是高贵的,是未曾屈服在政治权力的压制下的。是不由这个世界统治的。
     就这一部分而言,我和他同在。我们也和你们同在。我们与你们的相似,胜过了我们与我们的统治者的相似。这也是我来到布勒格的原因。我来到这里,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写作者寻求理解、帮助和见证。我来到这里,为了捍卫、表达和赞美我们生命中相似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使我们成为作家。使我们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肉身上归属于另一个共同体。在我眼里,这个共同体的价值,高于我身处的那个政治共同体。就像上帝之城,高于任何人间的政权。
     不错。写作。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就是一个人质拯救计划。写作,就等于尊严,等于自由。甚至,几乎就等于信仰本身。但我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即使在专制者面前,我们拥有如此骄傲的道义上的勇敢和正义。16年了,56年了,两千年了,我们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我们的拯救,最终依靠那个更高的共同体,依靠我们和你们之间称为作家、称为知识分子、称为自由个体的,那个共同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一种普世的价值。意味着自由和想象力的根源。我个人把这一根源称之为上帝。
     但我来到欧洲,来到布勒格,发现我来到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我来到的的确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普遍价值被消解、世俗国家却被抬高,学院鼎盛但知识分子却开始消亡、疲软和失语的世界。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看到自由世界似乎充满了各种零乱的、婴儿式的、撒娇的写作立场。知识分子失去了抵御政治的力量,写作就在本质上沦为一种消费。写作中的尊严就似乎只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日用品。所谓批判性也变成了一种灵魂上的维他命。
     当年曾参与声援“雷德福斯案件”的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他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描述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各种“现实主义激情”。这些激情使知识分子们依附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下,从而背叛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在我看来,这样的背叛似乎一直在持续。一些貌似后现代的、声称拒绝政治的、所谓纯粹的、当下的、睿智的、或非普遍的写作姿态,不过是对一种无力感的辩解。这些辩解,对那些身在专制国家的、活在中世纪的写作者来说,是一种残忍和遗忘。
     对普遍价值的拒绝,混淆了骄傲和撒娇,造成貌似独立的姿态。但其实,仍然使作家们更深的依附在民族国家的权力话语之下。因为非普遍的立场必造成普遍的疲软。百分之百的放弃普世价值的判断,就等于百分之百的拥抱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百分之百的迎合政客的短见。以及——这一点最令我心痛和不可接受,就等于百分之百的否定全世界作家们拥有的那一共同的部分。
     我们因而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正在逐渐放弃基于自由价值而对专制政权的批判。它们为世俗的利益放弃了那些被专制政府关押在牢里的作家、记者、异议分子和演说家。在2005年,中国的诗人、作家师涛先生,竟还因为披露中共禁止纪念六四的消息而被判刑10年。但某些政治家们为了恢复向中国政府销售武器,却认为“六四”不过是已经终结的历史。在2005年,北京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蔡卓华先生,竟还因为印刷《圣经》而遭到审判。但一些西方政治家却不吝称赞中国的人权进步,并把联合国人权奖颁给独裁者的儿子。与此同时,一些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面对庸俗的政治立场却显得无力。甚至比那些愿意在恐惧中追求自由的中国大陆作家们更无力。
     写作,写作。写作还是斯洛文尼亚作家齐泽克先生笔下的“崇高的客体”吗?写作还与我们的灵魂有关吗?还与我们的肉身在政治共同体下遭遇的生存境况有关吗?基督教大公教会的信条里曾说,我们相信“圣徒相通”。因为圣徒们拥有相同的价值的来源、属灵的来源。我们不是圣徒,我们是远比圣徒更卑微的。因为中国的先哲说,得道的人不说话,没得道的人才喋喋不休。可我们今天之所以同坐在这间大厅里,因为我们依据一个共同的命名——作家,我们拥有共同的见证自由的方式——我们的笔。
     但我怀疑,今天自由世界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是否还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命名中,有一个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的部分,一个比任何共和国都更高尚的部分。是否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与一位狱中的中国大陆作家属于同一国度。与最近被判10年监禁的师涛先生,从去年10月被关押至今的赵岩先生,最近被逮捕的陆建华先生,以及张林先生,黄金秋先生,以及据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仍被羁押的约45名因言获罪的中国作家和记者,属于同一国度。而不是和你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和这地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属于同一国度?
     你们的回答,决定着我对某种普遍立场的不时尚的呼求,在这个大会上到底有没有意义。来自中国大陆的写作者,那些为着中世纪一般的自由所受的磨难,包括他们的屈辱和尊严,在诸位眼里有没有除了磨难之外的意义?
     我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待中国大陆作家的状况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看待国际笔会的宗旨和作为。我们信奉那些在人类的写作中得以彰显和保守的基本价值,我们也面对一个全球化的现实语境。这两点使我将中国大陆作家的受迫害,不是看作一个仅仅中国的或亚洲的景观。也不是看作共产党国家与自由世界、或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景观。我把它看作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与欧洲、与这世界上每一个作家都有牵连的景观。
     我常在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全球化的标志是什么?100多年前,法国作家左拉在“雷德福斯案件”中写下《我控诉》一文,几乎标志着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传统的诞生。今天,一个中国作家在16年后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宣讲苦难,宣讲自己的苦难。当我提及师涛先生的案件,我最想说的,不是渴望国际笔会和诸位的救援。我最渴望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个全球化时代的“雷德福斯案件”?
     我想,这才是全球化时代之于作家的意义。我最想说的,是譬如中国、朝鲜或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写作者们,同样身在这个世界。当他们受迫害的景观被嵌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景观,其实世界并没有发生想象中那么大的变化。在这一被嵌入的全球化景观中,野蛮和专制的罪恶、国家权力的猖狂所占的份量,远远超过了当初班达和左拉们身处的法国社会。
     我想,在这样一种景观中,每个中国作家所受到的迫害,都将使繆斯蒙羞,使这世上的每一支笔蒙羞,甚至使一个地球遥远角落的知识分子丧失写作的尊严。也使巴比伦塔的重建彻底成为不可能。但这样一种景观也有助于让我们回到价值分歧的起点。为作家们赢得唯一的机会,呼唤知识分子丧失的力量,将某种普遍和高贵的价值重新擦亮。
     基于这样一种信心,独立中文笔会呼吁国际笔会在各国世俗政权面前表现出更大的批判勇气,在帮助专制国家的写作者获得自由和尊严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我们呼吁国际笔会有更积极的、更多元的捍卫写作自由的考虑。这种捍卫并不限于“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工作,而早在一个作家踏入监狱之前便开始。这种捍卫也不限于单纯的写作,而且指向与写作相关的思想与信仰的自由,表达和出版的自由。因为在那些国家,监狱是缺乏上述自由导致的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意外。监狱只是写作不自由的一部分。并容我以一种傲慢的口气说,那甚至不是最令人绝望的部分。
     我们也呼吁一种左拉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呼吁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作家,热爱你们同行的自由,就像热爱自由本身。
    几年来,中国对写作自由的压迫,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时代。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络上设置了数千的关键词,对公民的写作及表达自由进行瓦解和过滤。中国的新闻出版部门对出版物实行最严格的事先审查,和最严格的配额限制。今年以来甚至史无前例的在一些出版社实行“出版实名制”试点。要求作者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禁止使用任何笔名和化名。这是对“以笔名行世”这一捍卫尊严的最后方式的摧毁。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甚至在每天清晨给媒体下达禁止报道的新闻清单。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中篡改历史,隐瞒真相,欺骗孩子。却用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意识形态化的学术体制和赤裸裸的政治威胁,来对付那些敢于挑战谎言、伸张真相的作者。越来越多的作家、记者、异议人士,也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罪名下被频频构陷。
     几年来,独立中文笔会在中国大陆艰难的存在。我们不反对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坚持用自己的嘴和笔,去捍卫写作和言论自由。并相信这种捍卫最终有助于改变这个政府。在今天,中国的改革模式带来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政府的专权和思想的压迫也使这种模式就快走到尽头。
     几年来,我们尽力声援那些被羁押的作家,也得到了各国笔会和国际社会的一些声援,但作用仍然微乎其微。最近一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我们的会员遭到拘留、逮捕、传讯或监控。其中也包括会长刘晓波先生和理事余杰先生。在这样的写作命运下,你怎能把自己当成作家,你只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人质。
     我在这里,缺少时间,也缺少勇气,去一一讲述发生在中国自由作家身上的案例。但容许我用不卑不亢的语气说,在中国,每天都有一个雷德福斯,在呼唤全球化时代的左拉,呼唤全球化时代的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呼唤。
     他们呼唤的,不但是自己的任何一个同胞,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被称之为作家的自由人。
     我来到布勒格,希望作为一个作家。其实还是一个人质。但我并没有来到另一个世界。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是我相信我们身在同一个世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国度、荣耀和权柄,都属于那个更高贵的、使我们在写作中不枉此生的精神。
     谢谢诸位。
     2005-6-12
    
    
    


保障宗教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就蔡卓华案致宗教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2004年9月11日,北京家庭教会的蔡卓华牧师仅仅因为无私奉献为家庭教会印制并无偿赠送《圣经》等宗教书籍被捕,2005年6月,海淀区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如果有关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的规定,蔡牧师将有可能以这么一个奇怪的罪名被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条把“扰乱市场秩序”作为罪名成立的必要条件,根据刑法条文的原意,非法经营罪规范的显然是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而该罪名中的“经营”显然指的是某种获取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蔡卓华牧师从国际圣经公会翻译来《圣经》等宗教书籍,并免费赠给基督徒,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一个传教行为,根本不存在“经营”,怎么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控方指控的一个理由是宗教管理部门认定《圣经》等书籍是“非法宗教出版物”。即使按照这个表述并不清楚的主要定罪依据,蔡卓华最多也只能被罗列一个“非法出版”的罪名(我国刑法并没有这个罪名),怎么能够成这样莫名其妙的“非法经营罪”?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社会多元化,宗教正在中国崛起,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宗教管理部门却不能适应一个正在到来的现代文明社会,对所有跟自己意识形态不同的事物怀着敌意。它们规定宗教出版物必须有宗教管理部门的审批,这样官僚化的管理导致目前只有一家官方认可的南京”爱德基金会出版社”允许每年印刷限定数量圣经和其它基督教书籍,并且只允许在官方教会里出售,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蔡卓华牧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刷并传播《圣经》等宗教书籍。实际上,不仅是基督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各宗教也都有大量的印刷品,可他们大都处在“非法”的状态。你能想象一个普通公民在一个寺院里获得赠送的一本《结缘》竟然是“非法”出版物吗?这样的法显然是恶法。
    
    
    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宪法规定的自由,政府却按照意识形态来分配,听话的就有一些,有申请就批准;不是自己的人,什么都没有,而且自己印制传播还要进行打击,这是一个公正的现代政府干的事情吗?
    
    
    宪法规定“正常的宗教活动,”这里需要进一步阐明。正常的,不能让政府阐释为“合法”的,自发形成的家庭教会就是正常的。难道说正常与否仅仅政府某个部门或者某个人说了算?看来有关部门是最大的违宪者,强制公民信仰某种官方宗教,强迫公民不信仰某种非官方宗教。作为政府,如果给自由信仰的人们脸上打上异教徒的烙印,这就是最邪恶的违宪者。
    
    如果政府享有断定谁是正常的宗教,那么中国的民间宗教永远只能处在黑暗之中,被明目张胆的剥夺信仰自由。用宪法以下的法律法规,巧立名目,瞒天过海,想方设法取消,限制掉,这样政府“贪污”了自由信仰者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客观肯定,主观否定的非法之法是政府“贪污”的保护伞,堵住了人们怀疑的眼光,让不同的声音噤若寒蝉。
    
    作为联合国人权宪章和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之一,信仰自由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基于这些基本的常识,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和基本人权,我们呼吁:
    
    一、 对蔡卓华牧师予以无罪释放。
    二、 对政府宗教管理法规进行违宪审查,撤销抵制自由信仰的规定。
    
    中国公民
    
    任占良, 丁凤云, 陈广伟, 黄艳, 焦长荣, 徐兴荣, 张桂梅, 张丽, 杨奎芳, 杨春华, 张俊, 王长梅, 孙艳敏, 丁凤勤, 朱世甫, 阎汇文, 刘大玲, 杨煊, 王静, 王冬志, 庄海霞, 孙咏梅, 钱广华, 钱广月, 朱俭霞, 朱俭勤, 王焕清, 田文玲, 杨柏荣, 陈茹福, 陈杰, 陈茹云, 王余兵, 王长云, 吴国勤, 谭咏锋, 谭倩, 吴国英, 刘先才, 文强, 李必丰, 侯多蜀, 雷风云, 廖亦武, 朱易平, 邓永亮, 冯达勋, 黄晓敏, 买天让, 韩斌, 曾福洪, 邓辉, 鲁登川, 陈卫, 周志刚, 张明, 欧阳懿, 熊正兵, 马寅桦, 周育田, 谭坚民, 汉心, 江明峰, 傅建华, 韩武, 李荫, 李健, 小陶, 杨银波, 黄河边, 杨天水, 王继海, 杜导斌, 陈泱潮, 齐志勇, 史延平, 张前进, 郑钦华, 邹光旭, 吕耿松, 王宁, 赵昕, 车宏年, 罗开华, 樊百华, 易大旗, 郝建, 黄钟, 胡平, 戚钦宏, 盛雪, chenyu, 思哲, 马友侠, 蔡来仪, 吴林妹, 易尧, 北村, 陈 侍 宗, 余杰, 孙立勇, 程凡(0577-82388964), 张承业, 陈夏红, 冉云飞, 王治晶, 欣夫, 羽戈, 郭飞雄, 刘军宁, 各地營救王炳章大聯盟, 劉 泰, 黄大川, 徐敏, 冯崇义, 杨天水, 蔡楚, 刘飞跃, 周勍, 王怡, 陈永苗, 滕彪, 高智晟, 许志永, 张星水, 吴玲玲
    
    欢迎签名和传播,参与者可与任何一人联系。
    
    


这不是什么非法经营———评蔡卓华案


全然败坏


百灵社区 www.blsq.com
    
    离开关天已经很久了,今天在这里看见了陈永苗先生关于蔡卓案一案的发言:“不是经营何来非法经营罪———简评蔡卓华等非法经营罪案”一帖,于是开始关注.
    在该帖中,很多观点,我都深表赞同.其实,我知道,蔡卓华是一个传道人,他今天被关押,是因为他出于和别人分享信仰的目的,印了一些和自己的信仰有关的资料,把其传赠他人.这些行为是合乎本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联合国两个关与人权的公约都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并且表达自己信仰的自由,这在若干年前就成为了国际共识.
    然而,意外总是会在这个世界上这样那样的地方产生,就在这里,因为表达自己的信仰,蔡卓华及其一家被神密拘捕,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九个月之久,并且目前诉非法经营罪,面临长达十五年的牢狱.
    一个人,没有杀人,没有骗人,没有做任何危害他人举动的行为,仅仅是因为想要和别人分享自己信仰这样一个的动机,就要遭受和面临这样严重和绝望的结果,这样事情恐怕现在世界上不好找了.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人们不可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民主自由和公共权力有所约束的社和会里,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
    但是,这样的事情,却发生了,就在我们的周围.当权者不能容忍意识形态的另类,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些人,他们要控制意识形态,那些和他们有着不同信仰的人,就成了他们要控制的对象.
    其实,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他们耽心持不同信仰的人表达,限制人们公开传扬自己的信仰,不就是怕动摇自己的政权吗?而基督徒追求的是天上的国度,并无意于地上的国度,地上的国度在基督徒看来无异于过眼云烟,基督徒在这地上所追求的一切都是为了天上的国.这和地上的权贵们所追求的一切毫无冲突.他们根本不必耽心什么.
    而且,基督徒所奉献的钱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了社会公益事业上,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教会就捐助了两个患白血病的人,一个是一个安徽女孩,一个是一个四川8岁的小女孩.我们尽己所能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社会上其它一些患难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可能并非基督徒,但是我们也会尽己所能去帮助他.这样做是合乎上帝以及良心的原则.不只基督徒的钱,我们的生命都是因此而活着.这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并且我们这么做,也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正因为如此,我知道,我坚信,我们和那些执政掌权的人并不是仇人,我们有不同的追求和目标,这些是没有冲突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会有益于他们;并且无论他们怎么对待我们,我都都不会恨他们,我们将以恒久的爱对待他们.
    也正因为如此,我深信和我同信一位上帝的蔡卓华,他没有犯罪,他只是基于和别人分享自己信仰的动机印刷一些和自己信仰有关的资料,希望通过这些资料,让一些人认识那位自己认为是爱和良善公义的上帝,这不是什么"非法经营"。
    他所做的一切是基于我们共同的信仰,基于良心,基于爱;这一切是合乎上帝的道,他没有罪;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试图将他定罪.这一切也并不奇怪;那一位纯全良善的耶稣也是这样被钉十字架,人间的权势将他定罪,但是他没有罪.
    没有罪,而被订罪;没有罪,但是受难.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即然,上帝看中了蔡弟兄,让他走这一条路,我相信上帝也必赐给他力量来胜过这一切.我为此祷告,愿上帝赐给那些权贵们以良心,使他不止能够按着公正和公义的对待蔡卓华,并且能够不昧着良心来断这起案件.我为此祷告,虽然,今天,因为信仰,我们很多人失去了自由,但是我们不后退;因为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不仅是为自己,为我们的未来、后代,也为那些权贵们的后代在谋公正和自由.
    因此,我们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深信,爱必将胜过仇恨,真实必将胜过慌言;因此,我们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并且勇敢,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公义必将如海水之滚滚,公平必将如海浪之涛涛.
    最后,做为一名基督徒,借此机会感谢王怡,陈永苗和腾彪等先生,在网络上久仰你们的盛名,并为你们的行为而佩服.可以说,你们是我们的娇傲,也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娇傲,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使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良善,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衷心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蔡卓华辨护,谢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愿上帝记念和祝福你们,愿你们将良知坚持下去,愿你们继续勇敢,上帝,天使和我们都将和你们同在.谢谢!
    
    


切实保障信仰自由和平等,反对歧视——从蔡卓华案说开去


全然败坏


转自关天茶舍
    
    
      我们的宪法说我们有信仰自由,在蔡卓华一案中,他只是在按着宪法规定的做事,并无违背之处.我们的信仰也未强迫任何人,侵犯他人的自由.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宪法规定公民信仰自由,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又有人规定,信仰有的信仰的公民不得公开言说他们的信仰,而有的信仰的人不但可以公开言说自己的信仰,并且可以把自己的信仰灌疏到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信仰的人的子女身上.同样是信仰,同样是在一个宪法下生活,也据说同样是有信仰自由,可是不同的信仰,为何遭遇就这样不同呢?
      近来,不断的听到声音说,大国和小国一律平等,各种信仰之间的人一律平等,人不论身份地位、职位、信仰、种族一律平等。这是文明的声音,这是法制的声音;这是时代的声音,这也是我党过去和现在一贯给予本国人民和世界的庄严承诺。
      我们很乐意听到这样的话。不过,话说的再好听,那还是话,光健是要看行动。我们不仅是乐见宪法上的信仰自由,我们更乐见生活中落实到实处的信仰自由;我们不止乐见宪法上规定的人人平等,我们更乐见,在现实生活中落到实处的人人平等。
      当前,有些地方上有些人对某些信仰的人的信仰自由的某个部分进行限制和禁止的规条已经涉嫌违宪。请有关开明的人士关心一下这些事情,维护宪法的权威和个人的权利;也请我党关心一下这些事情,人是有理性的人,凡事都要讲一点道理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一个法制国家,我党做为一个领导党,一切都要遵守法律,否则,恐怕就难免别人指指点点。在一个文明的社会行事不文明,在公开场合,在那些先生和小姐们的面前不讲道理,就会很没面子。只有遵守法律,文明执法,这样才能够赢得支持和尊重。
      同样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做为基督徒,我们和所有不同信仰的人一样,我们也是人,一个有理性讲道理的人;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一样的爱这我们的国家,希望看到他强大,早早实现富强,使我们能以做为一个中国人为荣。这点上,和我们和所有热爱这个国家、乐见其昌盛的个人和团体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和对立。
      做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不是瘟疫,我们的信仰是告诉我们要对我们信仰的创造主上帝负责,做人要有良知,要真诚、良善、公义、正直、宽恕、爱、和平。这一切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准则。因此,很多人都乐意来了解我们的信仰,也乐意成为一个和我们有共同的信仰的人。这就是这几年基督教增长的原因。
      我很清楚这些增长是有益于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对上帝要求的高标准的热爱和遵守,他也会遵守属世的法律。不信,不们可以立刻做一个调察,基督徒的犯罪比例一定比没有信仰的人低的多。不信不们可以去调察。并且,因为信仰的缘故,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去做社会公益事业,这方面的力量已经成为西方有些国家稳定的主体和基石。我说的就是那些民间的公益机构和组织,他们做了大量政府无力顾及的事。
      这些说明基督徒的信仰同样也是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力量,可以做很多对这个社会有益的补充。所以,我们反对他人歧视我们的信仰;也反对把我们和不同信仰的人对立起来,这些都是没有根据和没有道理的。
      还有,我们也反对政教合一,这只会导致必然的不平等和奴役,这是被现实证明的。过去和现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告诉我们,政一定要和教分开,政如果不和教分开,政和教一合一,那么政的力量就会有某种侵向,失去中间的立场,使有的教不能得到公正对待。这是不公正的根本原因,也是奴役的根本原因。要实现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和平等,就一定要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要有更多的其它法规要保障宪法规定的条款,违反宪法的恶法要及时得到纠正废除,制定这些法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司法要独立,不受任何人,任何团体的干扰和影响。只有这样,信仰的自由和平等才有可能。
      
      2005-7-1
      
    


违法犯罪不可怕,依法犯罪才可怕———三评蔡卓华案


全然败坏
    
      北京一基督教聚会点的带领人蔡卓华神密被捕至今已将近一年了,他因为印制和自己信仰有关的书籍分发,起先被指控为严重宗教渗透,在社会各方的集中关注下,最近,他又被指控为“非法经营罪”。该案将于本周四开庭审理。
      在蔡卓华被捕后,直至近日,针对蔡卓华案,社会上和网络上展开了激列的辩论。观点大概分为正反两方。有的人支持有关部门对蔡卓华的指控,认为他确实违法犯罪,应该受到定罪和惩罚;有些人认为他不过是在按着自由信仰权利,在传播自己的信仰,而我们宪法规定公民信仰自由,其行为并不构成违法。
      对于此案,我侵向的观点是,蔡卓华没有违法,当然也没有犯罪。一个人相信了一种信仰,是因为他认为那是真理,即然如此,他就得去传扬自己的信仰,这是理所当然的。试想中共当年,在传播信仰的时侯,象蔡先生这样印刷和自己信仰有关的书籍资料分发赠送他人,这样的事做的还少吗?将心比心,即然,自己当年也是这么做的, 别人也这么做,这岂不是同情合理的吗?而且,蔡卓华印的书籍等还是经过版权方——国际圣经公会的同意,并非盗版侵权,这怎能说别人是在非法经营或犯罪呢?
      就拿别的信仰来说,佛教的佛法典籍都是“非卖品,欢迎流通”。通过正常的发行渠道发行佛经,然后印上版权所有,是违背佛的教诲的。为书定价也是不符合佛法精神的,原因是阻碍了佛法的流通。佛教信众通常都是把书籍发放过程中得到的款项捐赠,然后印书,免费赠送。这样,难道能说佛教的广大寺庙和僧众自己印一些佛法资料,把其赠送他人,这也在违法犯罪或非法经营吗?
      有的人说,当然这就是违法,按照现在的法律,这样的行为就是违法。这于这种观点,我不认同。如果这样的行为算违法,那么,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这样的不公正往往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个是执法不公;另一个是法律不公。执法不公的主要责任在于执法者;而法律不公这样的责任在于立法者。
      我这样的说法可能有的人也会不认同,认为法就是真理,依法定罪就是公正,怎么能说是犯罪呢?其实不然,说到法,这个世界上的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法是:公正性的法;另一种是恶法。在这两种法之上又有另外一种法:那就是良知和道德律,哈耶克等自由经济学家把其称之外普遍道德规律。这样的道德规律是超越于人世间的法律之上的,存在于人心中的心灵之法,是对人心的一种软约束,是叫人行善约束人的恶行的,基督徒把他称之外上帝存放在人心的法律叫做良知。这样,属世的法律和良知的法律,也可把他们划分为世界的法和天国之法。
      天国之法是绝对正义的,因为他来自绝对正义的上帝,他的正义和良善等美德互相约束,使其断不至行恶,因他不能违背自己;属世的法律不一定是正义的,因为,人的不完全性,他制定的法律也不一定是完全的,有的时侯可能会制定出违背良心的法。 这样的俗世法律,在某一个时段看,它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可是从天国的法的角度来看,他则是非法之法。当这样的法行在世界上的时侯,其实立法人和执法人都是在犯罪。
      历史上,这样的法普遍存在,明成祖就是本着这样的法,方孝儒拒绝为他血淋淋的战争的罪行粉饰,他就依法杀了方孝儒一家大小数百口,张志新,林绍,遇罗克等人因为在那个时代,坚持独立思考,不愿别人同流合污,他们有的被割去了喉管,最后他们全部被依法枪毙。这样的法,我们能认为它是公正的吗?
      毫无疑问,这样的法是恶法,不公正的法,实施这样的法律就是依法犯罪,这样的法必须及时废除。通过以上的事例,我们也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违法犯罪并不是最可怕的,依法犯罪才是最可怕的。因为违法犯罪只是个别人的行为,个别人违法,而法律公正的话,这样的行为就很容易得到制止和纠正;而法律不公正,这样的法律通过强大世俗权力加在人们身上的时候,这样的结果就会使每一个活在这种法律之下都可能受到伤害。这是非常可怕的。
      如今,蔡卓华及其大部分家人入狱已久,他为了传扬自己信仰的原故被捕,而这个国家最大的法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最后,蔡卓华是否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呢,我们试目以待。
    


蔡卓华案拷问中国人的良知


公敌傅建华


提交日期:2005-7-2 11:37:00


转自关天茶舍
    
    北京家庭教会传道人蔡卓华因为印刷圣经捐献给贫困地区的信徒而被警方逮捕并被以非法经营罪控上法庭。正如网友全然败坏所言:蔡卓华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丝豪营利行为,连经营都谈不上,何来什么非法经营罪呢?
       蔡卓华本质上就是一个思想犯、良心犯,他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思想行为,一个表达基督信仰的思想行为。他之所以被逮捕不是因为他有非法经营,乃在于他在传播一种信仰,一种不为当局所喜悦的信仰,迫于国际文明的起码标准,表达这种信仰表面上看是合法的,但某些当权的人在内心总把这种信仰视作非法,因此一旦表达信仰者略有“越轨”,当局就要严厉弹压。但为了掩人耳目,传播信仰的人就会被冠以各种奇怪的罪名,如果不是非法经营,那就会有另外一个离奇的罪名。诸如:嫖猖、贩毒、偷窃自行车等。我们对这类事件已经司空见惯了。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自由地传播自己的信仰,这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信仰的表达与传播自由同样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核心部分,是言论自由的重要表现,也是政治文明应有的起码内涵。中国声言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家,根据我所受到的教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很好地保护思想与信仰的自由表达,声称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家的中国为什么不能保护得更好呢?所以,愚以为,北京警方与检方的做法与党中央依法治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和努力是背道而驰的,也与要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相违背。
       在中国,什么都缺,就不缺违法经营。一出门,满大街都是假货,盗版光牒、软件、畅销书以及冒牌的名牌服饰、手表等触目可及,这些非法经营都在公众场合合法地“存在”着。中国的假货不但充塞国内,而且也名震海外,连非洲、拉美地区也不能幸免,俄罗斯本来也是假货之都,但他们也对中国的假货在他们国家的充斥感到相当畏惧。而在国内,除突击检查之外,非法经营在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常态。就拿假奶粉事件为例,谁不知道那就是在公共场所光明正大地销售呢?知道了又有谁去管呢?没有人去管,因为这种非法经营是一个常态,直到毒死了人,毒死了人而且一定要等到媒体曝光,常态才会稍微被打破。
       再说说同类事件,讲讲书籍盗版吧,时下的图书市场是:大凡畅销书,正版不到三成,盗版超过七成。以《水煮三国》为例,正版书卖出了100万册,盗版书就会卖出250万册。中国每年的畅销书多达数千种,盗版书的印刷者有数以千计,这样看来,仅在书籍市场,每年发生的非法经营事件就达数以百万计,每天就有数以万计的非法经营事件发生,有关当局为什么不把警惕的眼睛投向这些真正的非法经营领域去呢?蔡卓华印刷了20万本圣经,但他没有任何谋利的经营行为,也没有侵犯任何人的版权,传播的是一种和平和谐的思想,面临的却是可能的牢狱之灾。而另一些人,印刷了数以千万计的盗版图书,侵犯了别人的版权,谋取了暴利,但他们只要躲过几次象征性的突击检查,就可以“合法地”逍遥于法外。“违法不究,合法必究”,这有什么公平性可言呢?
       抓捕蔡卓华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事件。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蔡卓华没有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也能肯定抓捕他的人违法。北京地方警方显然属于非法执法、违法执法。如果蔡卓华非要在现实的语境里充当一个犯罪嫌疑人,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他是一个良心犯犯罪嫌疑人。如果他最终被依“法”宣判为一名罪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依旧是:他只是一个良心犯。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个现代文明的法治国家中,良心犯是不该也不会存在的。
       蔡卓华案像孙志刚案一样,再一次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教育课,这个案件也再次拷问全体中国人的良知,它提醒我们,良心犯的存在,是中国法制致命的硬伤。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一个公民,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平地传播自己的信仰,这应该成为一宗罪吗?
       蔡卓华案起于宗教,但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它的本质属于言论思想自由的范畴。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甚至是反基督教人士,都应该在这一案件中成为蔡的辩护者。因为基督信仰的传播自由消失,自由批判基督信仰的权利也会随之消失。同样地,如果基督徒遭难时,我们不为他说话;那么当我们遭难时,也将没有任何人会为我们说话。
    
    
    
    
    
    


忆蔡卓华弟兄


  信天仁
      
      有好些年头了,那一次我坐火车从昆明到北京,坐了两天多。下车后按介绍人给的号码,给蔡卓华弟兄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坐特6,到马连洼下车,我去接你。一个小时后,车到了马连洼,果真一个很有精神的小伙子在那里等我,这就是蔡卓华弟兄。
      
      蔡弟兄是湖南衡阳人,那年他才二十几岁,在北方人中,他算是个头不高,但却十分结实。他帮我提行李,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他家。他家十分凌乱,到处都是基督教的书籍。两室一厅的房子,一家四口人,他母亲,他弟弟,及他妻子,很挤,但其乐融融。全家都是基督徒,都十分爱主。这一家人最开始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的母亲,我叫她蔡妈妈。
      
      蔡妈妈是位再普通不过了的家庭妇女,没有什么学历,但她老人家对圣经之熟悉,对经文理解之深刻,不输那些受过神学训练的牧师。她告诉我说,她将读经心得写了下来,已经有二或三十万字,她想将心得成书。她带我到她那台老式旧电脑前,打开来看她的书稿。那时侯,电脑还不是十分普及,家庭妇女能用电脑的似乎不多。蔡妈妈不仅直接用电脑写书,而且,她嫌已有的中文输入法太慢,她竟自己编了一种输入法。我一直觉得编输入法是种十分专业的知识,她老人家又是如何无师自通可以编写输入法的呢?对我来说至今是个谜。
      蔡弟兄以前从事电脑行业,后来又转到保险业。其时保险业还是个新鲜领域,他带了几个人,爬高楼,跑机场,每个月都有可观的斩获。但是这个世界的精彩并不能满足他,他对生命有另一番追求。他经过不断的祷告,确信神已呼召了他去做主的工,就像当年耶稣呼召的那几个渔民,将自己的鱼网搁在一边,欣然就主,他将自己的一个公司交给了一位朋友,全身投入了天国的事业。
     96年,蔡弟兄与北京党校的一位讲师,还有天津的一位弟兄在房山办了一个圣经培训班,有好几个省的年轻弟兄姐妹来一起学习圣经。在中国,基督教有两个系统,一个叫“三自爱国委员会”,一个是独立于这个“爱国委员会”的家庭教会体系。“三自爱国委员会”隶属于国家宗教局管理。许多基督徒觉得“三自”有违政教分离的原则,所以自发在自己家聚会,于是形成了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无人发号施令。大家普遍认为,“三自”教会有成员约两千万,家庭教会有成员至少五千万。“三自”教会体系内有十来个神学院,而家庭教会因为不被国家所承认,所以无法有属于自己的公开的神学院。但家庭教会对圣经训练的需要也是十分巨大。于是蔡弟兄就与其他人一起承当起这个责任。
      
      在房山的圣经培训班办了大概几个月,就被公安局查办了。首先公安局找到了在党校的那位弟兄(这弟兄将党校淘汰的课桌用到了这民间的圣经班,结果被暴露),将他和妻子带走,说也巧,那天蔡弟兄刚好去找此弟兄,一看情况不对,他也就赶快连夜搭车离开了北京。在外地躲了几个月,才回北京。
      
      那个党校的老师被关了一个月,释放后也被党校开除了。在他出事前,我还在他家住过,一间十来平米的小房间,他用一布帘将房分成两半,他和妻子住里面,我就搭地铺睡在靠门的地方。北京党校的校址是历史上最早的意大利宣教士利马窦的墓地,为皇帝所赐。北京有广厦千万间,但基督徒的生活大体上都处于贫下状态,但他们一个个对传福音乐此不疲。几年后我再去北京时,发现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据说北京的每个高校都有至少一个查经班。由蔡卓华弟兄带领的教会,由一个成长为六个,而且他还给全国各地教会送去诸多祝福。
       上帝的好仆人、教会的好领袖蔡卓华
     主内姊妹
     当我听到蔡卓华弟兄被捕的消息使我大惑不解。蔡弟兄怎么了?他犯法了吗?他是教会中的好牧师、好领袖、是我们 的好弟兄。他常常教导弟兄姊妹们要是基督徒,就要是尊纪守法的好公民。而且要热爱我们的祖国,真是不知道他何罪 之有。在网上看到关于他的情况定他非法经营罪,是因为印刷了基督教的书籍。可是我们每个人拿到的书沒有收一分 钱呀,都是赠送的呀!我就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了。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很多他的事迹,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人。他不仅 爱他的家家人,而且更爱弟兄姊妹。而且爱那些实在不可爱的人。看谁伤心了他去安慰,谁生活有了难处他马上就给予帮 助,从来沒有张扬过。总是默默的去做好我常常说他是一位小老人。是一位有维父的心肠的好牧人、好领袖。更是我们 的好弟兄。由其是那些心灵有疾病的人他更是关爱有佳。 教会中有个弟兄陈某过去是个赌博成 隐。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多少赌博的家庭不是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真是 人心不足蛇吞象,对于一个已经死在过犯里的人,就是把全世界的钱都归他而无法使他悔改。陈弟兄已经到了一个 走投无 路的光景 ,每天住的地方都沒有 ,非常落破,因为他和卓华弟兄是同乡又是同学 ,他找到卓华弟兄而且还带着 他的俩个赌伴 。就这样的一个人,卓华看到他们二话沒说留下他们,并安排他们住在自已的家里 。我们知道赌博成性的 人,不要说外人就是自己的家人我们还要小心呢,何况几年没有见面的人呢。这个弟兄在赌界也是小有名气,身上染 上 很多恶席很难自拔 。蔡弟兄看在眼里,心里流泪,为这个弟兄祷告,用维父的心爱他传基督的福音给他 ,现在陈弟兄 已经成为一位很好的传道人 。而且陈弟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神的救恩领人悔改,接受上帝的拯救。使社会增加了 稳定这是铁的事实。 还有一位曾经在歌厅唱歌的女孩子 。她因为好强,此不甘示弱,虚浮使她心里欲壑难填。非常仇苦 ,女孩子的 自爱自尊,对世界的爱慕使她心中忧伤苦心孤诣 ,不能自拔。蔡弟兄和她交通,告诉她引导她 ,比物质钱财要好无 数的是爱那就是基督的爱 。使她离开这个又黑暗又污秽的地方,我们谁家没有儿女,谁愿意自己的儿女作这个工作。 在当今的社会中到处是黑暗,少年人不务 正业, 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情,我想在这一点上是有目共睹的,一切都成了金 钱交易。蔡弟兄看到这位姊妹心里面的仇苦,就用神的话安慰她, 告诉她钱不是万能,也不能带来平安喜乐 。同时蔡 弟兄还在各个方面帮助她,使她感受到上帝里面的爱,她毅然离开歌舞厅,她也成为一位很好的传道人,并3蒙系鬯?的唱歌的恩典赞美神,她也带领很多人信主 。 再有一位非常年青的弟兄,从小父母离异从小心灵受到很大创伤。使他患上了忧郁症,每灭昏昏沉沉甚至常常 想自杀。蔡弟兄一方面帮他找工作,一方面和他一起查考圣经,用神的话告诉他人的爱是有很的,上帝爱你,主内的 弟兄姊妹爱你。这个心里受伤的弟兄信了主,内心被主医治了,他常常弹着吉他打开心门赞美主。每天他都活在上帝的爱 里面,愿主祝福他! 就是这样的见证数不胜数,我也同样被蔡弟兄的爱激励着。我过去是一个自私的人,来到这个教会神改变了我,我 爱我的教会,爱我的主,爱蔡弟兄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想念他,教会需要他,自蔡弟兄被捕以后教会依然没有领袖,我 们盼望他早日归来。求神施恩让政府早日释放蔡弟兄,不仅如此我们主内弟兄、姊妹都为蔡弟兄祷告。成千上万的肢体 在为蔡弟禁食祷告。神听他儿女的祷告,请求政府释放蔡弟兄。上帝爱我们也同爱你们,因为上帝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个 人沉沦们会为我们的国家祷告!神必与我们同在!
    


践踏宗教自由,即是践踏现代文明的心脏


郭飞雄
    
     蔡卓华案的核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宗教自由问题。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起诉蔡卓华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但众所周知,在被领导着的检方背后,还有另一只手,主宰操纵着大盘。这幕后的强人秉承着陈旧的敌对斗争的思维,将任何非官方的自由的民间宗教活动视为异己,不断指挥着用恐吓、骚扰和拘押打压真诚信仰者的宗教自由。蔡卓华案不过是最新的一例,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在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专制者也竟敢如此对宗教自由狠辣、无情、暴虐地下手。
     蔡卓华先生是无辜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出于传教的目的,他接受国际圣经公会和教友们的委托,印刷了圣经和与本信仰有关的资料,作为非卖品将其传赠他人,是完全正当的。北京市的司法部门找人鉴定,这些非卖品为“非法出版物”,这个出面鉴定的当然是他们“自己人”——宗教事务管理局,鉴定的依据是它关于宗教事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宗教出版物必须有宗教管理部门的审批,且只允许“南京爱德基金会出版社”一家每年印刷限定数量圣经和其它基督教书籍,更只能在官方教会里出售。
     这样的鉴定依据,这样的管理规定,难道符合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权利的基本精神吗?我们在中国的教堂(基督教)、寺院(佛教)、道观(道教)、清真寺(伊斯兰教)里,处处可见自印的本教经典,以及各类传教小册子,这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按照宗教事务管理规定,那中国绝大多数宗教活动场所都在从事违法之事。这是真实的吗?如果一种法规,使得大多数真诚的信仰者都不幸沦为违法者,那么这种法规该有多么荒唐、多么可笑!我们是否可以将其鉴定为“反人民”的法规,或者温和一点,叫做“恶法”,要更为合适?这个恶法存在的目的昭然若揭:不在于保障和促进宗教自由,而在于限制和压迫宗教自由。
     北京市有关部门正是援引这条“恶法”,来鉴定蔡卓华先生的印刷品为非法出版物,进而断定蔡卓华先生犯有“非法经营罪”,其真实目的,是打击基督教信徒自由的民间的家庭性的聚会。通过将蔡卓华先生这样的家庭性聚会带头人罗织罪名,关入黑牢,他们可以成功地在基督教信徒中制造恐惧,以免在这种聚会中诞生能否对他们的宗教控制秩序产生挑战的力量。
     这种制造冤狱陷害无辜的基督徒的做法是十分恶劣的,它与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
     宗教生活是人类心灵生活的核心部分之一。宗教自由是人类历经苦难和血腥所赢得的最可宝贵的人权之一。在现代文明理念框架里,宗教自由是在很多方面都是核心部分之一,它涵盖了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良心自由等其他基本自由,这些权利共同构成了推进人类有尊严的个人生活、诉诸良心的道德活动、自治的公民社会、健康的民主政治的温床。
     人类几千年的经验业已证明,对于建设一个尊严、文明、道德、和谐的社会,宗教自由是不可或缺的。践踏宗教自由,即是践踏现代文明的心脏,践踏人的尊严,将社会推向道德沦丧和极端泛滥。
     遗憾的是,强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事实已充分表明,中国当权者对于它所领导的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必然引发的精神领域的变化,缺乏超前的预见和足够的体认。在长期和平的年代,在一个经济至上的社会,人类是不可能久久沉湎于单纯的物质消费的。在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盼持续推动下,宗教和信仰生活在民间的大面积复兴,乃是必然的走势。它与科学和文化等主流话语,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现代文明早已解决了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分区划界、各守其土的问题。个人信仰的自主,必然导致集体意识形态的消解。个人权利的伸张,必然是对政府无限权力的压缩。这是当权者必须正视、不能不顺应的事实。
     对于正在兴起的自由的宗教活动,北京市有关方面本可以乐见其成,学习并体认真诚信仰者高尚严谨的道德生活,借以净化自己的灵魂。但是,他们走向了一条不现实的道路——企图将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过去数十年的灾难业已证明,再强大的力量,都不要试图与人性交战。
     我在这里特意提醒某些人士:对于公民对独立、纯洁、真诚、自由的宗教生活的渴望,对于他们捍卫宗教信仰权利的活动,你们最好予以顺应。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地坚持业已过时的敌对思维,对蔡卓华先生这样的家庭聚会带头人予以暴虐打击,制造出对于基督教的特大冤狱,那么不仅国内和国际舆论绝不会饶恕你们,而且就是在你们所恐吓的对象中,在那些脆弱、柔软的基督徒中,也将诞生坚韧绵长的抗争,在那些真诚的信仰者中,将有一波又一波的人士在愤怒中爆发“心灵起义”,起而维权、卫教,将有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上升为你们的“异己”。待等你们骑虎难下之时,不仅那滋味不大好受,残局也将无法收拾。
     如果你们顺天从民,愿意悔改,也不是一件羞耻的事。真诚善良的信仰者对你们可以接纳,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没有敌人。
    
     2005年6月29日
    


欢迎维权人士、自由民主人士、基督教徒和其他各教派正义之士声援
    


蔡卓华案辩护人
    
    高智晟 01081990759(小灵通)[email protected]
    张星水
    陈永苗 [email protected]
    王怡 [email protected]
    金晓光
    滕彪 [email protected]
    许志永
    范亚峰 [email protected]
    
    
    相关资料库
    http://www.ccblog.net/blog.asp?name=fanyafeng
    
    
    保障宗教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就蔡卓华案致宗教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http://bbs.yannan.cn/viewthread.php?tid=62641&fpage=1&filter=
    
    陈永苗评蔡卓华案
    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13937&extra=page%3D1
    
    作者郭飞雄联系方式
    13552499429
    010_64118439
    [email protected]
    http://www.yannan.cn/homepage/guofeixiong.htm
    
    
    
    
    


没有传播《圣经》的权利,便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余杰、北村
    
    
     尊敬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一日,中国政府拘捕了北京基督徒、传道人蔡卓华先生。在对其非法拘禁长达九个多月之后,此案将于近日开庭审判。
    
    据我们了解,蔡先生是一位人格高尚、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和传道人,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的事情。北京市公安机关强加给他的所谓“非法经营”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长期以来,蔡先生致力于《圣经》及其他基督教书籍的印刷和传播工作,他为什么只能私自印刷《圣经》和其他相关书籍呢?原来,自从中共建政以来,由官方控制的所谓“三自教会”垄断了《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的印刷权和传播权。除了“三自” 的教堂之外,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本《圣经》——在官方的新华书店和其他民营书店内,有诸多佛经、道教经典甚至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出售,惟独不允许《圣经》公开销售。在各种公开场合,人们很难看到《圣经》的踪迹,即便是一名朦朦胧胧听过一些《圣经》故事而想把《圣经》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的学生,也会发现要寻觅一本《圣经》难于上青天。这种状况本身就是无比荒诞的,《圣经》在中国居然是一本没有被公开禁止的“禁书”,它违背了中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有关条款。
    
    蔡卓华先生因为印刷和传播《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逮捕和被审判这一事件,凸现出今日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并不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基督徒,如果他不能享有自由地获得《圣经》、自由地阅读《圣经》、自由地传播《圣经》的权利,那么他就根本不享有基本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换言之,宪法也就成了一个骗人的谎言。众所周知,信仰权是人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各国各族不同信仰的人们,为了争取和捍卫自己的信仰自由权,付出了血与火的惨痛代价。而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不同信仰群体之间互相尊重和宽容,逐渐成为一种普世价值,政教分离也行为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国家所奉行的准则。只有那些仍然陷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的国家和政权,才会粗暴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以实现暴政对良知的统治。这种现象曾经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于是马丁•路德挺身而出,亲自翻译德文版《圣经》,努力使之广为传播,由此突破了罗马教廷对《圣经》的垄断权。由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催生了基督教新教,将人类文明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人人可以阅读《圣经》、人人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的时代。
    
    古代的中国曾经有过多元宗教和平共处的辉煌时代。在唐代,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支 “景教”等宗教团体就曾经和谐相处、平等竞争,并由此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与丰富,社会的稳定与祥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专制帝王们逐渐开始对宗教采取限制、禁止乃至残害的措施。清代中期,朝廷大肆迫害基督徒、查禁《圣经》和各种基督教书籍。嘉庆皇帝曾亲自下令迫害基督徒,批示说:“寄信人陈若望,在堂讲道之汉军周炳德,会长民人刘朝栋、赵廷珍、朱长泰、汉军汪茂德,或往来书信,或辗转传惑,著照刑部所拟,发往伊犁,给额鲁特为奴;仍先用重枷枷号三个月,以示惩儆。”在专制君王看来,基督徒“自背根本,甘心习洋教,实不齿于人类”。嘉庆帝亲自对基督教书籍中的《教要序论》、《圣年广益》、《婚配训言》等严加批驳,并谕示臣僚,他在批示中说:“似此造作无稽,充其伎俩,尚有何言不可出诸口、何事不可笔之书?若不及早严行禁止,任令传播,设其编造之语,悖谬更有重于此者,势不得不大加惩办。”专制君主既要当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又要充当精神界的教主,自然不容许基督真理的传播。黑暗对光的到来总是恐惧不已。但是,满清王朝禁止民众的信仰、禁止《圣经》的传播的政治举措乃是逆时代潮流而上,最终仍然归于失败:一八四六年,满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被迫宣布放弃禁教之命令。至此,民众终于拥有了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也包括印刷、传播、阅读、教授《圣经》的权利。自清末到民国,政权多次变更,此种权利却始终未受政权的侵犯和伤害。如今,中共当局仅以领导批示为凭,而对良善顺服的基督徒兴起大狱,难道不是开历史的倒车么?蔡卓华案件显然不是一个单个的事件,它是对所有信仰上帝和信仰《圣经》的基督徒的赤裸裸的威胁与恐吓。此一举动的专横、野蛮与暴虐,比之昔日的嘉庆皇帝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一个号称建设“和谐社会” 和“法治社会”的政权,为何堕落到了与专制帝王等同的地步呢?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对政府倒行逆施的作为作出如是的质疑。
    
    
    中国政府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显然,蔡卓华先生印刷和传播《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的行为,乃是该公约中所规定的“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之一部分。而他正在遭受的来自政权的侵害,其实质正是对他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侵害。
    
    康德所说的 “天上的星空”和“人内心的道德律令”一起要求我们与蔡卓华弟兄站在一起,一起要求我们不能为蔡卓华弟兄所遭受的一切保持沉默——他受到了凌辱,我们便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他失去了自由,我们也就受到了捆绑。作为中国的公民、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对蔡卓华弟兄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强烈的抗议,并致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希望对此案给予强烈之关注。我们呼吁中国的司法机关立即停止对蔡卓华先生的构陷,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蔡卓华先生并对此前他所遭受的一些实行国家赔偿。我们也呼吁中共当局还宗教信仰权于民,放弃控制公民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野心,主动让政治退出宗教信仰的领域。我们更呼吁凡是得知这一案件真实情况的朋友,无论您是主内的弟兄姊妹还是非基督徒,无论您是有宗教信仰者还是无宗教信仰者,都一起来关心蔡卓华先生的命运,这也是在关心您自己的命运——这一案件,伤害的不仅仅是蔡卓华先生一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伤害的乃是中国和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宗教信仰的自由又与其他的自由息息相关。所以,每一个人热爱自由的人,都不能忽视和漠视蔡卓华案件。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在这封信的最后郑重地签署上我们的名字:
    
    基督徒、中国公民:余杰、北村
    
    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
    


对基督徒蔡卓华、肖云飞被控犯有非法经营罪的无罪辩护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律师,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被冤狱者以及他们和我们共同的无奈。
    今天,我们将为被告人蔡卓华、肖云飞作无罪辩护。今天的中国,类似案件中,无罪辩护成了律师选择的规律,这实在不是中国律师独有的爱好,这实在是因为以类似案件模式抓捕无罪的中国公民,已成为这个时代的规律!下面,我将本着事实及法律,综合本案的客观情势,代表另一位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谨愿合议庭予以重视:
    首先,我们不能同意公诉人对被告人蔡卓华、肖云飞犯有非法经营罪的指控。原因很简单,情势亦很明朗。截止今天的法庭调查结束,人们共同看到的结局是:仅有控方对几名被告人所谓非法经营的、完全反映控方意愿的文字描述的真实,而不是被证据证明了的真实。对本案的判决,不仅仅是涉及到被控公民的人身自由问题,更涉及宪法及基本法律价值、基本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价值问题。司法审判惟有建立在证据真实及对应法律价值的基础上,决不能是任何一方的激情的言辞叙述,这大致上应该是公诉人和我们认识及主张的共同点。本案所谓的证据近两百页,形式上看,可谓证据“充分”。但令人失望的是,个中极具生命根基的东西,即是业已成了刑诉证据“八股”般的固有形态:即几乎清一色的是侦查机关关起门来在内室里,通过逼问已失去人身自由的几名被告人的所谓供述,以及两份完全是由这个体制价值有机组成部分的两个政府部门所谓的鉴定结论。我们有必要去面对这种证据既存情势及非法经营罪构成的刑法既有原则,以面对本案被告人无罪的结论问题。
    一、关于刑法之非法经营罪罪名、罪状及其与被告人行为的关系问题。
    〈一〉、从犯罪构成要件看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刑法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公诉人不应当反对这样的存在,即“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些对本罪构成的一般情节,是对上述三种情形的共同情节给定。另,综合刑法二百三十一条规定。本罪的构成要件应为以下四个方面:
    1、犯罪主体为单位或者个人。这一要件在本案中控辩双方不应持有异议。
    2、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应属主观故意型犯罪,即行为人要具有违反国家规定、有实施并积极追求非法经营结果发生的故意,这一要件形态在本案中亦不会成为控辩双方争执的话题。
    3、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性及正常的市场秩序。这一点亦应属控辩双方认识的统一点。
    4、请看犯罪的客观表现情况:本罪构成的基本四要件中,上述三个要件不会亦不应成为控辩双方争执的话题。那么,我们争论的唯一领域,即只能是被告人的客观行为表现。而对任何一种犯罪,界定、甄别其客观行为表现的标准无疑只能是刑法条文的、对该罪罪状的明叙,哪怕是最简单的明叙,而不应当是控、辩任何一方的任意描述。根据刑法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对非法经营罪的罪状的描述,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表现要件应为:其一,实施了,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的经营行为;其二,该非法经营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使正常的市场秩序被扰乱,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那么,本案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是,经营行为的事实是否存在。
    (1)、被告人不具有经营者的身份。
    审判长,任何经营者无外乎是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是二者身份合一。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事实、销售者的销售行为事实或者兼有二者身份情形下的生产、销售事实存在,是扰乱市场秩序事实可能发生的必有前提。现在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是:对本案被告人的非法经营资格的确实问题,即:被告人肖云飞(或者蔡卓华)是生产者、销售者还是兼有二者身份者的问题。审判长,本案控方指控完全服从了一个既存的真实,即:被告人蔡卓华、肖云飞等人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完全不存在销售行为,亦即肖云飞等人既不可能是销售者,也不可能是兼有两者身份者。即可能成为非法经营主体的三种必备身份中的两种身份是完全能被排除的,这不是谁的发现,而是整个起诉书中已完全表明了的真实状态。那么,被告人只剩下一种可能的身份即是生产者的身份。审判长,本案中的生产环节,具体表现是有涉基督教书籍的印刷过程,整个与印刷过程关联的主体有这么三个,即:国际圣经公会、几名被告人,基督教书籍的印刷者。本案中,印刷者只具有加工制作者的身份,在这三者关系中,国际圣经公会是这批基督教书籍的委托生产者,几名被告人仅为这个生产者的委托代理人。其代理内容为两项,即:代为国际圣经公会寻找不特定的印刷加工者,并将涉案书籍加工成型,其二即是将加工成的成品书籍无偿发给任何有阅读此书需求的索要者。几名被告人既不能决定这些基督教书籍要不要印刷,更不能决定对这些书籍的无偿散发以外的任何处分权。仅这些存在即完全说明了他们根本不具有生产者的身份。
    在此我必须强调的是,虽然我们是在刑事程序中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权不去承认中国民事法律的既有原则及效力。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界定,几名被告人的身份可谓泾渭分明。第一被告与国际圣经公会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民事代理关系,由于他们的代理内容表现过程为寻找印刷成品书的制作者并委托制作,将成品书籍分发给其他基督教教徒,这极易给人造成:他们就是这批书的经营者的影响。审判长,如果他们的这种代理过程是一种经营行为的话,那也只能是他们代理国际圣经公会的经营,而决不会是他们自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民事法律常识问题,代理人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即委托人(在本案中即为国际圣经公会)承担,同样是一个简单的民事法律常识问题。从上述刑事及民事法律技术角度论,被告人肖云飞的行为是完全不构成犯罪的。
    (2)、所印刷的基督教书籍并未进入市场。
    审判长,经营事实的形成,其最显著的标志是进入市场,无论是非法经营还是合法经营,进入市场才能成就经营,才能称其为经营。不进入市场,怎么能叫经营。本案中,那批基督教书籍没有进入市场是控方证据完全肯定了的事实。
    (3)、本案案涉基督教书籍不存在交易环节。
    经营的核心价值是谋取利润,而谋取利润的标志性环节是交易。本案中,基督教书籍尽数属无偿赠送,缺失交易环节,根本谈不上经营问题。
    关于本案被告人在笔录中多次自己提到的所谓非法经营问题,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特别的现象。本案中,侦查机关是从一开始即已完全将本案案涉几名被羁押者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贯穿于所有笔录中的、开始的讯问用语可谓高度一致,连涉嫌二字也懒得用,所有的问法都统一是:“你们是如何(或‘怎么’)非法经营基督教书籍的”。最明显如:2004年9月30日(预审卷第9页)对肖高文的讯问笔录中,在同一页笔录中就有三次问道“是如何非法经营”的。这是本案中最明显的特别现象。所有被讯问者在讯问笔录中对自己行为作陈述时也无一遗漏地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非法经营”。连此前与这批基督教书籍的加工制作毫无任何联系的胡锦云,在第一次笔录中出奇地、口口声声地说几名被告人的行为是非法经营。我们不能不惊叹侦查部门的这种神奇能量。一方面,足见侦查部门对本案中能证明被告人非法经营证据缺失的心理脆弱反映,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视“口供”至上的一贯证据收集思想,请合议庭公正面对上述客观存在。
    〈二〉、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缺失犯罪构的基本特征。
    审判长,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刑事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我们看到的是,几名被告人行为的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基督教的产生及存在,是这个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传播最为广泛的信仰文明之一。在制度文明的社会里,人的精神信仰需求与人的生理固有需求一样得到制度的认可、呵护和尊重。基督教的传播不仅是文明世界和谐、稳定的价值保证,同时,所有她存在及发展的历史表明,基督教团体从来都是民主制度天然的可信赖者,她只会是邪恶者的敌人。但在法治社会,个人,当然包括持不同信仰的个人的行为价值应当不为法律所冲突。我们今天在讨论几位被告公民的刑事责任问题,法庭调查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社会危害性。他们与世无争,他们以基督教徒的价值及信念去做事,接受国际圣经公会的委托,将有涉基督教的书籍印制成成品书,无偿散发给那些需要这些书籍的信徒,这样的行为是没有社会危害性的。
    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更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他们的所有行为表现即是有涉代为他人印刷基督教书籍并无偿发放的过程.即使是非法出版者也不构成犯罪,因为,这是现行刑法里根本没有的罪名.
    〈三〉、关于本案中涉及基督教书籍的行政鉴定结论问题:
    常有人抱怨,说我们的社会缺少笑料,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身边的政府每天在做什么。有一个叫北京市宗教事务局的政府部门,这个单位对有涉本案中的基督教书籍出具了一份证明结论,说这些书籍是“非法宗教出版物”。这里有两个笑话,何谓非法宗教,基督教为什么在这个宗教事务局看来就当然是非法宗教。案涉书籍为基督教书籍,中国公开的法律并未将基督教列为非法,什么是非法宗教出版物,法律依据是什么,由宗教局将基督教书籍说成是“非法宗教出版物”,其执法权力资格是什么,其二,是否是非法出版物焉能由宗教事务局来结论。
    本案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是如果这些基督教书籍真如宗教局所言的是“非法宗教出版物”,那么,这批所谓的非法出版物与本案指控犯罪的关联问题,亦即涉及到这些证据的法律性问题。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控方在起诉书中并无任何非法出版物事实的指控,对未被指控的事实进行举证令人疑惑。本案案涉出版物到底是因为违反了有关监管规范而成为非法出版物,还是因为在有关部门看来,基督教就是当然的非法宗教,所以基督教书籍就一定是非法出版物,或者我们根本就不去计较有关部门的胡言乱语,这批书它干脆就是非法出版物,那么,这批非法出版物与并不是这批书籍的生产者、销售者的几名被告人的被控罪名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今天是在讨论几名被告人的所谓非法经营问题,而不是在讨论非法出版问题,控方对这一方面的举证可谓授人以柄,无意中暴露了控方旨在打击宗教行为真实心态,非法经营罪仅属一个拙劣的假名罢啦!
    <四>、本案案涉书籍不是非法出版物.
    审判长,按现行法律规定:宗教出版物分为"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而宗教内部出版物是不需要办理出版手续的.本案案涉书籍没有公开发行是控方也承认的事实,完全属法定的"宗教内部出版物",将其鉴定为非法出版物是典型的欲加之罪.
    二、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本案庭审中反复出现了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30号”《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在此,我们有必要面对这两个文件的地位及法律效力问题。在已往的庭审中,一经谈到法律的效力问题,即常会遭致制止,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似乎在法院那里,违反宪法、违反基本法律的糟糕现状是正当的存在。本案中的那个国务院《条例》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就直接构成了对有关宪法精神及其他基本法律精神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一〉、关于《条例》的问题。
    审判长,公民据宪法而享有宗教自由权利和出版自由权利。公民的宗教自由权,当然应当包括自由出版宗教类读物的权利。而现实的状况却是相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长久以来被视作是洪水猛兽,有时甚至恶劣至以“邪教、迷信”之名行大规模的迫害。《条例》中这种对号入座的印记极其明显。由于我们社会几十年来从来不承认权力权威之外的权威,以国家机制来胁迫所有公民仅尊奉权力权威的持续恶行可谓声名昭著天下,以致任何为权力歌功颂德之外的出版物的出版犹如登天之难,宣传宗教信仰的出版物则更甚。蔡卓华在9月13日笔录中有这样一段话,足应引起我们对本案案发现象的深思。蔡卓华在谈到其之所以以此方式为基督教徒印刷书籍,实在是因为“国家对宗教出版物的印刷、发行管得很严,一般宗教出版物在国内想通过正规渠道印刷发行必须要批文,而这个批文是很难弄下来的,而国内的基督教徒也不少,他们平时也有阅读基督教书籍的需要”。这段看似平常话,却道出中国公民长久以来的痛,即信仰自由被行政技术环节粗暴压制的无奈。人民为什么动辙得咎,真正的罪恶症结实在是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持有的逼良为娼的恶劣政策。
    〈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问题。
    就对所谓非法出版物“犯罪”打击的同一问题,最高法院在1998年的一年内出台了两个司法文件,一个即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解释》,另一个是1998年3月27日之“法发(1998)4号”《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犯罪活动的通知》。这个《通知》出台的心理背景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出版渠道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加剧,一批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出版物流入境内(与‘文革’时期的语境没有丝毫区别)”。这个通知同时说,“最高法院正在抓紧制作出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依法及时处理这类犯罪分子,对个别特殊的情况,如在运用时认为刑法规定的不够明确”,“也不能等到司法解释下达后才处理”。《通知》同时特别强调了“重点地区的法院要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开展这项专项斗争。这个《通知》最荒诞的一个现实是,它超越刑法的既有规定,将“非法出版”直接规定成“犯罪”,而基于制订《通知》时的“境内外敌对势力”予专项斗争的心态而制订的《解释》则更是荒诞百出。马克思说过的“在一般条款中肯定自由,在具体条款中取消”这段话,是对这个《解释》的最生动、最具体的写照。这个《解释》带来的最直接功能就是将宪法的出版自由变成了出版的不自由。公民宪法层次的基本权利,在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层次被取消。同时这个《解释》最大的功劳价值还在于它成功地弥补了刑法不能直接打击“非法出版物”“犯罪”的空缺。出版,是公民的一种自由权利,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出版也只能构成对有关行政监管法规的违反。按现行刑法精神,有涉出版方面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这一点是权力控制者、尤其是法院系统的一块心病。但最高法院素有自治心病的奇招,刑法没有的罪名、罪状,由司法解释来填补,亦即近年来被业界诟病的司法解释立法化的趋势。其在那个《通知》中,直接将从事所谓非法出版者唤作是“犯罪分子”。在同年年底的《解释》中,即将非法出版行为后果通过经济量化的嫁接方式,将“非法出版”纳入了刑法打击之列。
    司法解释,其功能仅限于对法律既存精神的技术性阐解,最高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特定地位,它不是立法机关,任何解释中出现的既有基本法律之外的新的东西,都将是一个笑话。宪法、立法法对此均有明确规定,但司法解释中从不避忌这种情势,这实在是中国最高法院的一种创举。我们希望本案合议庭在结论本案时对此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鉴于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违宪性,在此我们提请法庭把这一问题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进而请求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和最高法院关于非法出版物的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审查,以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以制止国务院和最高法院的野蛮践踏中国宪法的恶行。
    三、法院应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结果。
    审判长,“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对公民的理性尊奉信仰,和平传播信仰知识书籍,当局竟会如芒在喉?寻机镇压成了最直接的需求,以致在本案中是方寸全乱,将既有宪法原则及基本法律原则弃若敝屣。例如,本案对肖高文非法经营的指控就是一个明显的笑话,其一,对肖高文作为一个拿佣金跑腿的角色事实控方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其二,如果在本案中确实存在非法经营事实,那么,非法经营的事实是否要发生、什么时间发生、何以发生,都不由肖高文的主观故意来决定,你怎么能将这种角色也说成是非法经营者。我请审判长及各位法官先生思考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肖高文跑腿挣工钱与那几名小工以打字排版的方式挣工钱的区别在哪里?
    审判长,文明时代的不道德选择远比野蛮时代的无知更加可怕,而文明时代的不道德比野蛮时代的无知更加恶劣。为什么普世真理一到我们这里就会变得如此的毫无价值,为什么长久以来已被证明了的、能给文明世界带来强大福祉的宗教信仰来到中国社会里,却变成了无数善男信女的长久不能摆脱的灾难。或受到恐吓、或被剥夺人身自由,更有因此而付出宝贵生命的代价者。
    审判长,本案作为宗教问题经济化的范例,可称为“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案”。对政治、宗教问题的经济化打击策略,与中国走向法治民主的天理民意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与最高当局建立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截然对立、相互矛盾,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繁荣稳定的大局。纵容这样的冤案发生,将在维护公民权利的宪法面前无法交待、在天地良心面前无法交待、在十几亿中国公民面前无法交待,在人类的政治、法律文明共识面前更加无法交待!!!《圣经•箴言》第21章第1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象陇沟的水,随意流转。”是作出比此前的荒谬更荒谬的判决、从而被钉在中国法治宪政史的耻辱柱上,还是顺应天理民意、成为捍卫正义、维护权利的法律帝国的君王,我们请在上掌权者作出明智的决断。
    纵上所述,本案包括刑法的空白罪状,和出版管理条例、非法出版物司法解释的合宪性问题这两个方面的法律问题,以行政许可法、立法法为纽带,本案包括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两个方面。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这是一起把宗教问题经济化,延续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的法治困境的冤案。
    审判长,《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宣布:“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野蛮镇压信仰者的信仰,不仅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同时也是一反种现代社会、反文明人类的行为。本案的依法结论将极具历史标本价值,我们在此特别呼请法院的承办法官,本着宪法、法律、良知及人性,客观结论本案,以使判决最终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及文明世界的推敲。《圣经•阿摩司书》第5章第24节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作为辩护人,我们请求合议庭的诸位法官先生,本着明智、审慎、公正的法治精神,捍卫正义原则、守护正义的底线,不使法院成为侵犯公民信仰自由权利的工具,切实地履行尊崇正义的职责。
    最后,我们以急切的心情,特别提请法官先生们注意,这些无罪公民已被关押近10个月之久,本案目前并不存在复杂的法律技术判断障碍,请你们尽可能快地结论本案,结束这些蒙冤信徒的苦难。保障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以证明法院及法官存在的价值。
    审判长,文明世界在等待着你们的判决;写在判决书上的你们的名字必将被人记住;是作为捍卫信仰自由的勇士和智者,还是作为迫害信仰自由的帮凶,请你们面对自己的灵魂做出严肃的选择。
    
    此 致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辩护人:高智晟 范亚峰
    2005 年 7 月 7 日
    


没有经营,没有非法,哪来非法经营罪
    
    我的辩护意见如下:
     我认为犯罪嫌疑人肖高文无罪,认定肖高文非法经营罪于法无据。
     一、没有经营哪有非法经营罪
     如果要对肖高文进行量罪定刑,起诉机关的第一个依据是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款的“口袋”规定。这个规定规定的是情节严重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也就是说首先是经营行为,才有可能是非法经营行为。如何判定是经营行为,必须根据权威的说法,如果法律明白的规定,那么就应该遵守法律,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那么应该按照一个正常的公民的理解方式。
     有确切证据证明,本案印制的基督教书籍并不经营行为,并不盈利。打开他的书籍,就可以看到背后就明白的说明这是非卖品。犯罪嫌疑人蔡卓华是接受国际圣经公会委托,代理他们印刷,并代为向大陆的基督教土赠送。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一个传教行为,当然如果基督教书籍是用于销售,这就是宗教行为和经营行为的重叠。但是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之中已经明白说了,都是免费赠送。我们知道赠送是一种民事行为,是写在民法之中,而不是在商法之中。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赠送是经营行为?
     还有一个层面,也能说明不是经营行为。经营行为也就是市场行为,是流通交换的行为。辞海中对“经营”的解释是:经管办理经济事业。这也是立法原意,我们可以看到,非法经营罪是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在民法上,《圣经》必须认定为非流通物,没有进入市场流通,只是在基督徒之间交流。如果要对肖高文非法经营罪进行犯罪构成分析,可以看到并没有犯罪客体。也就是控方本案没有审慎仔细考虑过,到底有没有市场秩序遭受损害。
     不管控方是从国际圣经公会那里得出结论,还是切断和国际圣经公会的联系,把犯罪嫌疑人蔡卓华独立起来,都不可能是赢利行为。因为国际圣经公会也是赠送,蔡卓华也是,国际圣经公会因为犯罪嫌疑人蔡卓华的代理行为给予必要的开支并不改变赠送的性质。
     这里我具体分析一下,犯罪嫌疑人蔡卓华的行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接受国际圣经公会的委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印制并赠送。控方没有将接受国际圣经公会的委托在起诉书中载明,也就是不构成定罪量刑的依据(否则,必须退回补充相关来自国际圣经公会方面的证据),那么可以决定犯罪嫌疑人蔡卓华罪名的行为,不是接受国际圣经公会的委托,而是印制并赠送。所以只要犯罪嫌疑人没有从印制之后赠送中渔利,或者控方没有证据证明,那么就不可能是经营行为。
     二、没有“非法”哪来非法经营罪
       如果要对肖高文进行量罪定刑,起诉机关的第二个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第十一条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从这个规定来看首先首先必须是非法出版物,如果出版物并非非法,也不合法,属于灰色领域那么就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作无罪处理。
     A非法经营罪是一个行政犯,也行就是说首先要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才构成犯罪。对行政法规的违反,构成了前提。仔细研究本案,可以看到犯罪嫌疑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1)本案基督教书籍假设是宗教内部出版物
      根据2004年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七条规定,宗教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编制作宗教内部性资料,这个规定也就是《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新闻出版署令第10号)。家庭教会出版物是宗教内部性资料,没有印上书号就是内部性资料,否则就是公开发行的。本案基督教书籍没有印上虚假书号。
      这个《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是违反2004年《行政许可法》的,内部性资料的审批是需要清理掉的行政许可。《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是新闻出版总署的部门规章,没有法律地位,不可能设立许可。可以设立行政许可的,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法》第十七条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家庭教会出版物需要审批的说法违反《行政许可法》。
      还有一点,《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仅仅是部门规章,并不是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没有法律效力,即使违反了,也是白违反。既然《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不是行政法规,那么违反《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2)本案基督教书籍假设是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
      按照中国政府的理解,本案中基督教出版物不是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而是公开发行的话,蔡卓华也没有违反行政法规。
      在2004年《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之前,没有一个法律或行政法规设立了关于宗教出版物的许可,国务院1994年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也没有。在《宗教事务条例》本身也没有设定。《宗教事务条例》第七条是这样说的: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按照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的办理,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应当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在蔡卓华非法经营罪案中,蔡卓华已经按照《出版管理条例》进行审批,他的麦子文化公司在新闻出版局哪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因为没有宗教局的审批,才锒铛入狱。这里必须看到,《宗教事务条例》本身没有设定许可,而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蔡卓华符合了要求。
     (3)如果政府认为家庭教会未经登记不承认作为团体
      如果政府认为家庭教会未经登记不承认作为团体,即使本案出版物没有印有书号,确实也不能作为内部性资料。但是未经审批的出版不一定是非法出版。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长期以来,朝野双方都有个共同的错觉,就是出版要审批,没有审批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出版单位肯定是要的,内部性资料也需要。国务院制定了《出版管理条例》,其调整的范围是单位出版,没有说到单位以外的公开出版,例如个人。按照宪法,都享有出版权。《出版管理条例》没有说个人没有出版权,也没有任何法规明明白白地站出来与宪法作对。按法理来说,公民行为有一个法治原则就是,没有明文规定的都可以。所以个人出版没有非法之说,个人出版就是合法的。尽管如此,政府和御用法学家会偷偷摸摸的解释为:既然法律没有规定,那么个人出版就是违法的。这里是法治精神中最主要的“法无明文禁止公民可为之”原则的遮蔽,法律没有规定就是违法的,这是对政府的,反而被政府用在公民身
    上。
     根据《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看来,如果一个行为属于灰色领域,而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不构成对其他法律的违反,那也肯定纳不入刑法调整的范围。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不是一种禁止性规定,没有规定说不得如何如何,而仅仅是说应当如何如何。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也一样,没有说单位以外的人禁止出版,既然法无明文禁止,那么哪来 “非法”?
     B数量再大也不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从表面看,本案宗教出版物数量很大,书籍20多万,电子出版物10多万,很直观的就是“情节严重”,但是数量再大也不构成“情节严重”,因为没有进入市场流通,只是在基督徒之间交流。如果要对肖高文非法经营罪进行犯罪构成分析,可以看到并没有犯罪客体,没有市场秩序遭受损害,没有犯罪结果。再多的数额,即使1000万也不会“情节特别严重”。
    
     而且本案事实严重不清,不管是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款,还是最高人民法院释第十一条规定,都必须“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但是这两个规定的“情节”严重与否,依赖于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控方没有鉴定价款,分明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情节特别严重”规定的第三款:(三)经营报纸五万份或者期刊五万本或者图书一万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五千张(盒)以上的。但是必须看到这里是经营,而犯罪嫌疑人没有经营。
     本案出版物并非非法,也不合法,属于灰色领域,那么我要求法院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作无罪判决。
    
    
    
     陈永苗
    
    


对胡锦云被控犯有窝藏赃物罪的无罪辩护
    
    审判长、审判员:
    
    受胡锦云的委托,本辩护人根据法律和案卷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我认为,胡锦云是完全无辜的,控方对胡锦云犯有窝藏赃物罪的指控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并且对胡锦云的指控是迫害宗教自由的一部分。我希望,合议庭能够重视我们的辩护意见,并依法对被关押九个月之久的无辜公民作出无罪判决。
    
    第一,刑法312条所说的窝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转移的行为。它的前提是存在“犯罪所得的赃物”。如果蔡卓华等三位被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胡锦云的行为自然不构成犯罪。“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我必须重申并补充本案其他辩护人的观点,即:蔡卓华、肖云飞、肖高文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1、 蔡卓华等人的行为不是经营行为,而是传教行为。
    
    按照肖扬主编的《中国新刑法学》,“非法经营罪”的客体国家对市场的正常管理活动。而蔡卓华等人印刷宗教书籍的行为,没有交易存在,也没有进入市场,而是作为非卖品在教友之间免费赠阅。出版条例所规定的出版活动,虽然包括印刷和复制,但其前提是进入市场或者准备进入市场。如果一个人自己复印写书刊自己使用或者免费赠送给朋友,当然不可能违反出版管理条例,更不可能违反刑法的任何规定。政府把他们关押起来迄今长达9个多月,完全是滥用公权力的结果。
    蔡卓华1994年4月受洗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至今已经十一年以上,他1997年自愿作了教会同工,1999年被全体同工选为教会负责人。而对于基督徒来说,祷告、聚会、读经、传播福音,是他们宗教生活重要部分。没有圣经和相关书籍,怎能理解神的启示? 不读圣经,怎能传播福音?就像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恩著作,怎能成为共产党员,怎能了解共产主义?因此国际圣经会通过他来印刷基督教书籍、并且他在教友间赠送和传阅基督教书籍的行为,是为神效劳的行为,是神所赞赏的行为,是传教活动必需的一部门,是纯粹的传教行为。
    至于他从每本书中拿取2元前的行为,则是属于联络印刷过程中的劳动报酬,是他与国际圣经会之间的事情,任何人没有权力干涉。“劳动报酬”与“利润”的区别时,“利润”是对人财物等要素进行综合管理而产生的,而“劳动报酬”是直接从体力、脑力劳动中产生的。
    
    2、蔡卓华等人没有营利的目的。
    
    3、蔡卓华等人的活动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没有给任何公民、公司或社会带来损失。相反,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4、检察院指控蔡卓华等人犯有“非法经营罪”,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立法原意。
    非法经营罪从1979年刑法的投机倒把罪脱胎而来。其立法原意是惩罚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如倒卖许可证、倒卖车票传票的行为。以这一罪名来逮捕关押蔡卓华等四人,完全按没有理解该罪名的由来和适用范围。
    
    审判长、审判员,信仰自由属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灵魂世界,是国家公权力不应该染指的领域。就像那句名言所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私人的空间和私人的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起码的保障。而宗教信仰是属于人的更隐秘的更神秘的灵魂世界,是一个人追求超越、追求幸福和尊严、追求生命意义的结果。它属于神,属于彼岸世界,任何世俗的权利都不能粗暴地予以干涉。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国家的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以《出版管理条例》为依据来惩罚宗教典籍的印刷活动,明显违背了宪法的规定和宪法的精神。对蔡卓华等人的关押已经引起了基督徒的不安和困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且已经损害了我国的声誉。
    因此,对蔡卓华、肖云飞、肖高文的指控是不成立的,从而对胡锦云的指控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二、对胡锦云窝藏赃物的指控没有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刑法312条所表述的窝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的行为。”而胡锦云的行为不具备该罪的构成要件。分三点来说:
    
    1、 窝藏赃物罪的构成要件包括“明知是赃物”,而胡锦云不可能“明知是赃物”。
    
    首先,没有犯罪行为,何来的赃款赃物?如前所述,蔡卓华是基督徒,曾有自己的生意,而且从未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哪里来的赃款赃物?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有赃款赃物,控方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80000元的来源;仅仅有当事人的口供。况且这些口供又是明显诱供的结果。控方要负举证责任,那么请拿出可靠的证据来,说明这80000元是赃物,而不是蔡卓华以前赚来的钱?而我方已经将有关蔡卓华收入的证据向法庭展示,出庭的证人也清楚地向法庭表明了这一点。
    再次,再退一步说,就算检方证明了这八万元属于印刷基督教书籍所得,仍然无法证明胡锦云“明知是赃物”。警方处心积虑在讯问笔录中诱使胡锦云说出“印制基督教书籍是违法的”、“他们靠这一行赚钱”,恰恰证明了警方的心虚。也证明了警方检方证据的贫乏。印制基督教书籍怎么能是违法的?胡锦云又怎么能知道这是违法的?看看在笔录中的原话:
    
    问:他们印制基督教书籍是否合法?
    胡锦云:他们印制基督教书籍应该是违法的,不然蔡卓华也不会被抓,肖云飞和肖高文也不会跑。(这怎么能证明胡锦云明知菜等人是违法的?又怎么能证明这80000元是违法所得?)
    问:那你知道他们干这一行是违法的,为何还收肖云飞的八万元钱?(怎么能从上面的会推论出来“你知道他们干这一行是违法的”,这属于明显的语言险境。可怜一个老实的、只有初中文化的、没有学过法律的农村妇女,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识破与深远的阴谋诡计?)
    答:我想做生活费用。
    问:他们非法印刷基督教书你是否参与?(在问话中又把“他们非法印刷基督教书”作为前提,因此无论回答参与还是不参与,都强化了蔡卓华印刷基督教书籍的非法性,反过来成为指控蔡卓华等人的理由,这真是险恶。在整个案卷的讯问笔录中,这种诱供、这种违背法律规范的提问、这种前后矛盾的地方、以及疑点比比皆是。使得整个讯问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再举一个例子:在9月13日蔡卓华的讯问笔录中,在10月12日刘进宝的讯问笔录中,在10月21日肖云飞的讯问笔录中,都极其精确地记住了被扣的书籍的数量:书237776册,光盘31105张。蔡卓华是9月11日被抓,而扣书是9月12日的事情,蔡怎么可能急得如此精确?难道是为预审员准备好了不成?而且刘进宝、肖云飞的回答也分毫不差,难道他们商量好了什么时候被抓?难道他们每个人随时都知道库里有多少书和光盘?——这些案卷要有世人阅览、研究,这么办案子怎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么办案子岂不给迫害宗教的阴谋留下了确凿的证据?)
    答:我根本不参与。
    
    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是,要求胡锦云明知这八万元是赃物,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众多干警,投入巨大的费用,尚不足以证明这八万元是赃款赃物,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怎么可能知道这八万元是“赃款赃物”?她有什么义务、有什么渠道去知道她丈夫的亲妹妹给她的8万元钱是从哪里来的?法律所要求的“明知是犯罪所得”,是按照一个常人的认识水平、一个普通人的标准(英文是a reasonable person)。假如我哥哥整天抢劫,我把他让我藏起来的手表、手机给窝藏起来,这当然属于“明知是犯罪所得”;我不能以“我不知道抢劫是犯罪”为由来争辩。但是“印刷基督教书籍的行为”是否为犯罪,一个普通人是无法认识到的;即使对于一个法学专业人士来说,“没有许可”手续而出版,顶多是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怎会上升到犯罪层次?要求胡锦云明知这八万元是犯罪所得,不符合法律的推理、也不符合常识和人情的要求。
    
    2、窝藏赃物罪要求为他人窝藏或者转移财物。而这8万元钱的所有权属于胡锦云自己,而不是为他人窝藏或者转移。肖云飞给她钱的时候,说是给她做生活费用。(见肖云飞11月30日讯问笔录第2页第2、3行。)
    
    3、胡锦云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蔡卓华夫妇给她8万元钱作为生活费用,体现了亲属间的帮助,体现了基督徒的关爱。这种人伦之爱是中国传统的可贵之处,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情感和伦理基础。显而易见,胡锦云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更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对胡锦云窝藏赃物的指控没有证据支持,没有法律依据。她和蔡卓华一样都是无罪的。请法庭依法作出无罪判决。尊敬的各位法官,法律期待你们的公正,被告的亲人朋友在期待你们的仁慈。
    
    审判长、审判员,今天,四个无辜同胞的自由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选择恢复还是毁掉两个家庭的幸福;你们可以选择抚平千万基督徒的伤口还是激起千万基督徒的恐惧和愤怒;你们可以选择捍卫自由的光荣和容忍并参与罪恶。现在4岁的蔡雅博、7岁的肖智超(出示孩子照片)在哭泣中等着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几位老人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全世界几百名教徒在为他们作禁食祷告,全中国的基督徒、几千万信教者,全世界的基督徒、几十亿信教者、全世界的人权观察家、记者、作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和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在注视着你们,在等待着你们的判决。写在判决书上的你们的名字必将被世人记住:是作为捍卫信仰自由的勇士和智者,还是作为迫害信仰自由的帮凶,请你们面对自己的灵魂做出严肃的选择。
    
    
    
    
    此致
    海淀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滕 彪
    
    2005年7月5日
    
    


[蔡卓华案]胡锦云被诉窝藏赃物罪的辩护辞
    
    审判长、审判员:
    我接受被告人胡锦云家属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我阅读了本案的卷宗材料,根据法律和此案事实,认为公诉方指控被告胡锦云窝藏赃物罪,是完全缺乏事实依据的,适用法律也有较大偏差。公诉方的证据和论证更充满疑点。我认为胡锦云的罪名不能成立,她是完全无辜的,是公诉方借非法经营罪名对传播基督教福音书籍的蔡卓华牧师等人进行错误控诉的一个可怜的受牵连者。因此本辩护人为胡锦云作无罪辩护。
    
    我已于2005年6月10日向法庭递交了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材料。据称有合议庭成员当晚通过电话向其他辩护人,传达了要求我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未被采取任何人身限制措施”的证明,及所在单位出具的人事证明。但我所在的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汪家拐派出所,无任何正当理由拒绝为我出具证明。其所长声称是“上面的吩咐”,并拒绝向我提供任何书面的说明或决定。但本辩护人认为:
    其一,根据《刑事诉讼法》,公民接受被告人委托在诉讼中从事公民代理时,只有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等法定材料证明自己身份的义务,但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任何义务。法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无权对辩护人、代理人作出其民事权利有欠缺的推定。因此如果合议庭的确向本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以此作为本人具备辩护人身份的前提。那么这一要求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是对辩护人的民事权利和在诉讼中的权利的剥夺。
    其二,迄今为止,本人并没有收到来自法院的任何书面通知。也没有在对方身份确定的情况下得到来自合议庭的任何口头通知,对上述特别要求予以告知。因此在程序上,只能认定合议庭在作出两次延期审理、直至今日开庭的期间内,并未对我作出上述要求,对我提交的委托文件也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因此我的辩护人身份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请合议庭依法予以确认。
    
    
    我的基本辩护意见如下:
    1、从客观方面看,被告窝藏赃物罪成立的前提,是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的非法经营罪成立。否则此案中就没有赃物可言。而本辩护人认为,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三人的非法经营罪不能成立。辩护人将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这一点。此外,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三人的辩护人及被告胡锦云的另一位辩护人所作的非法经营罪不能成立的全部辩护意见,也是本人要向法庭提出的辩护意见。他们的意见构成本人辩护意见的一部分。
    2、再从客观方面看,即使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三人的非法经营罪成立,但被告在2004年9月12日接受其夫肖高文、其姑肖云飞给予的8万元生活费,不能认定为其二人从事非法经营所得的赃款。辩护人将有力地论述,公诉人的指控几乎是随心所欲的,公诉人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对这8万元的赃款性质予以证明。
    3、从主观方面看。被告不具有“明知是赃物”而予以窝藏的故意。公诉方也并没对被告是否具有这一故意进行任何充分的举证。辩护人将说明,公诉方对此的认定是草率、机械和不能成立的。
    4、再从主观方面看。公诉方有意忽略了被告与其他三人的亲属关系。这出于一个判断,即只要其亲属关系不影响该罪的主体资格,法律上就可以忽略,视其相互之间为陌生人。但辩护人要指出,被告收受的8万元是其夫肖高文和其姑肖云飞留给她做生活费的,这一点对判断胡锦云的主观状态具有重大意义。夫妻之间是对婚姻续存期内的双方收入享有共有财产权的主体,被告接受其丈夫交到手上的财物,以自己的名义存入银行。这不能被认定为具有“窝藏赃物、非法牟利”的目的。因为无论是以夫妻哪一方的名义存入银行,在产权上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除非被告与其丈夫肖高文之间有明确的夫妻财产公证,约定各人户头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否则被告窝藏牟利的主观目的就不能成立。
    5、从主体资格看,辩护人也提出一个大胆的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辩护人认为窝藏赃物罪的主体资格,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法理问题,即中国古代称为“亲亲相隐”、现代各国刑法称为“近亲属豁免”的问题。对近亲属之间的接纳、保管财物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等于在刑法上要求每一个公民“大义灭亲”,负有检举揭发的义务。这是对基本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的摧毁。刑法不能为了保护一种社会秩序,而去伤害另一种社会秩序。
    辩护人认为,尽管刑法并未区别此罪的主体资格。但亲疏关系对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状态却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一点在以往一些窝藏、包庇等罪的案例中,常常没有引起重视。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义灭亲”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公诉人和法官对犯罪嫌疑人主观状态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残酷性。
    因此辩护人请合议庭在对被告的主观状态和犯罪目的进行判断时,将身份因素充分代入进来予以考虑,使法庭的判决能够站得住脚,能够体现刑法的基本人性和基本正义。
    
    
    下面,辩护人将对上述部分辩护意见进行具体阐述:
    
    一、关于非法经营罪
    
    辩护人归纳补充其他六位辩护人关于蔡卓华等三人非法经营罪不能成立的论述,提出以下4个方面的辩护意见。
    
    1、“非法经营罪”是一种典型的“空白罪状”。其实质是授权政府制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对这一罪名的扩大适用必须慎之又慎。
    从宪法、宪政和公民权利的角度审视刑法,是近期以来受到刑法学界、法学界和司法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刑法上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公民行为进行衡量和刑事制裁,必须具备起码的宪法和民法的视野。因为我国尚不实行判例法制度,根据刑法条文对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行为进行认定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一弹性空间既受到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影响,也受到控审人员观念力量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目前,对公民宪法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动、调整和落实的时期。如果从事刑事控审的司法人员缺乏对公民的财产权和一系列宪法权利的深刻理解,就可能以观念“诛心”,在自由裁量上粗暴地侵犯公民的民事和政治权利。
    以往,“非法经营罪”受到的第一重诟病,主要是因为其外延不清晰,从而可能导致沦为滥用刑罚的“口袋罪”。只要外延不清晰,事实上就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这一指责主要指向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之规定。
    但目前的“非法经营罪”还具有另一重更严重的弊端,不但违反“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更违反了宪法原则和基本的法治精神。即它是一项所谓的“行政罪”。“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在《刑法》第96条有明确的界定,即“非法经营”之“法”,不是单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而且包括了“行政法规”。这就意味着在“非法经营罪”的罪名下,罪与非罪的界限事实上是由国务院来决定的。“罪刑法定”之法,是单指刑法。但在“非法经营罪”下,政府颁布、修改或废止一项行政法规,就可以决定一种经营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在这里,刑法给出了一个针对公民的“空白罪状”,刑法放弃了“罪刑法定”这一保护公民免受行政权力之迫害的根本原则,预先授权政府可以随时制定或改变罪与非罪的标准。而且在目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下,假设国务院通过了一部明显的恶法,法官也无权对行政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于是只能根据政府的意志把公民绳之以“法”。
    作为一种行政罪,“非法经营罪” 将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界定权交给政府,最大化的放弃了司法权在定罪问题上的独立性,使司法权彻底依附在行政权力之下。这不但有违罪刑法定的刑事立法准则,也直接与《立法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必须制定法律”的规定相抵触。如果一个小小的政府法规,就可以决定一个公民是否可被判处最高15年有期徒刑。那这是法治的耻辱,是在座每位检察官、每位法官、每位律师和法学家的耻辱,是中国社会整个法律人共同体的耻辱。
    
    此外,“行政罪”的设计还会带来对被告诉讼权利的第三重剥夺。在非法经营罪中,蔡卓华等人构成犯罪的前提是其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假设他们面临的是行政处罚,他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获得一个完整的诉讼机会。但当他们面临的是刑事处罚时,他们在刑事诉讼中,反而不能针对公诉方对其行政违法性的认定获得一个完整和单独的诉讼机会。他们对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行政违法性的辩护,只能在一个专门的刑事法庭上得到一个并合的、事实上是被简化了的机会。这里的司法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一旦罪与非罪的标准由政府法规决定,法律给那些遭受更高的刑事指控的被告提供的保护,反而不如给遭受更低的行政处罚的当事人。
    因此,辩护人要求,法庭在公诉方对被告的刑事违法性进行举证之前,应当要求公诉方首先对被告的行政违法性进行举证。并给予被告一个完整的为其行政合法性进行辩解的机会。
    下面,辩护人就将针对蔡卓华等人传播福音书籍行为的行政合法性提出辩护意见。
    
    
    2、蔡卓华等人印刷、散发基督教福音书籍的行为,没有违反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
    
    指控蔡卓华等人非法经营罪的直接法律依据,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一条:
     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在这里,可能违反的“国家规定”,只有国务院2001年的《出版管理条例》。因为其他行政法规以下的行政规章,是不能作为“非法”之依据的。而该条例直接根据宪法制定,其目的之一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是无法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因此该条款的适用范围非常清楚,它不能约束和剥夺公民的出版自由,只能针对经营性的出版市场的活动进行规范。因此,该条例的管辖范围是“出版活动”,而不是“出版物”。
    辩护人认为事实上《出版管理条例》也正是这样规定的。它的第二条明确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出版活动,适用本条例”。
    再据第二条第二款的解释:
    “本条例所称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
    
    国务院根据这个条例建立了一个严格的、由国家出版单位来垄断并由国家进行预先审查的出版制度。本辩护人不准备评论这个审查制度的违宪性。但要指出一点,建立一个国有的单位出版体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出版”概念的狭窄化,出版成为一个与“市场”、与经营活动相联系的概念。根据该条例,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只能对印刷或复制单位,发行、销售或出口单位及上述环节中的涉嫌经营活动进行处罚。如条例的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于是这个条例就预先排除了大量的非经营性的、私人的印刷物。人们可以印刷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人们也可以为了传播福音、慈善等目标印刷资料予以赠送。这些行为都与“出版市场”、经营活动或经济效益无关。
    因为我国缺乏《出版法》,国务院的针对出版活动的条例,没有也不可能涉及非经营性的私人印刷物的问题。而且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
    
    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
      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里,条例没有说公民行使出版自由必须得到批准或许可。它只是说出版单位、印刷单位、发行和销售单位从事出版、印刷、发行、销售和进口必须得到审批。公诉人犯下的法律错误之一,是把《出版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款所说的“本条例所称出版物,是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当作了该条例的适用范围。根据这种解释,凡涉及出版物或者说凡涉及公民的出版自由,就都落在《出版管理条例》的适用范围内。但这是明显的滥用和扩大该条例的适用范围。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具的“出版物审查鉴定书”(京新[2004]208号),最多只能证明送审的印刷品在目前的出版行政管制下属于“非法出版物”,但不能证明被告委托印刷和免费散发福音书籍的行为,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的任何具体条款。
    
    
    3、蔡卓华等人印刷、散发基督教福音书籍的行为,是传教行为,不是经营行为。
    请参见被告胡锦云的另一辩护人和蔡卓华等三人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4、蔡卓华等人印刷、散发基督教福音书籍的行为,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被列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非法经营罪,一个重要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明确将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列为客观要件。
    但公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蔡卓华等三人传播福音书籍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其一,被告没有销售行为,没有市场经营,如何扰乱市场秩序?
    其二,就算被告在接受国际圣经公会委托传播福音书籍的过程中,从境外的圣经公会那里有获得劳务费收入,被告的行为也没有扰乱国内的出版物市场秩序。更何况即便这一点公诉方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证据。
    其三,如果《圣经》等基督教福音书籍可以公开出版,还可以说蔡卓华等人免费赠送的行为损害了销售圣经书籍的经营者的市场利益。但在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下,这些书籍迄今都是不能出版的。我们在全国任何一家书店都买不到一本《圣经》或其他福音书籍。那么公诉方认为蔡卓华等人到底扰乱的是什么秩序?是市场管理秩序还是宗教书籍的出版管制秩序?如果是后者,为什么要控以非法经营罪的罪名?难道公诉人竟不知道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到底是什么吗?这样的起诉如何能够立足?如何不授人以柄,令人怀疑这是借用经济罪名的宗教迫害?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方这样的操作方式,是对法律的公然羞辱,也是对一切法律界同行的公然羞辱。
    
    
    二、关于窝藏赃物罪
    
    排除同案的蔡卓华等三人非法经营罪是否成立的问题。被告胡锦云也是完全无辜的。窝藏赃物罪不能成立。胡锦云的另一辩护人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辩护人在此对他的辩护意见和本人上述的基本辩护意见进行补充:
    
    1、在公诉方讯问被告胡锦云和被告肖云飞的两份笔录中,充满了诱供、隐含前提的提问方式和不能合理解释的疑点。另一辩护人滕彪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而这两份口供几乎是公诉方指控胡锦云窝藏赃物罪的唯一证据。辩护人认为这样的证据不能被采信。
    
    2、从客观方面看:
    公诉方一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据那8万元的产权性质和收入来源。
    二没有提出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肖云飞等人从传播福音书籍的行为中获得了收入。
    三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肖云飞等人没有其他任何合法的收入来源。
    四更没有提出证据进一步证明肖高文、肖云飞交给胡锦云做生活费的8万元,就是他们“犯罪所得的赃物”(刑法312条)。
    这是一个完整的、也是基本的法律推导过程。但在公诉人的举证中,这一过程竟然从头至尾是欠缺的。
    
    3、从客观方面看:
    胡锦云的行为也不是为他人“窝藏赃物”。目前虽没有司法解释对“窝藏赃物”的概念进行详细定义。但窝藏的性质其实也涉及到产权问题。即为他人窝藏的,是属于他人的财物。但肖高文和肖云飞兄妹在准备离开北京之前,给自己的妻子和嫂子拿8万元,其目标是为了她的基本生活所需。胡锦云接受这笔钱也出于同一目的。从公诉方的笔录来看,双方也都无窝藏或转移财产的故意。因为公诉人没有提出足够证据证明8万元的产权性质。那么对肖高文来说,把钱留给妻子并没有改变财产在法律上的任何关系。对肖云飞来说,则是把钱赠与或借给自己的嫂子。即使是后者,刑法第312条涉及到四种行为,即“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其中也不包括接受赠予。
    
    4、从主观方面看:
    第一,公诉方没有证据证明胡锦云“明知”那8万元是“犯罪所得的赃物”。
    第二,胡锦云并非基督徒,也不参与其他被告传播福音书籍的活动。法律没有理由要求她具有“应当知道”她的丈夫和亲戚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能力。这也是“非法经营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后果。因为这一罪名的界限是建立在一套复杂的刑事和行政制度之上的。甚至罪与非罪的标准是授权给政府的具体行政法规去决定的。一个像胡锦云这样的普通公民是不可能对此有明确判断的。
    第三,胡锦云没有“窝藏赃物”的主观罪错。为犯罪嫌疑人窝藏或转移财产往往是为了逃避刑事追究。窝藏的目的是指采取隐藏、保管等手段使司法机关不能或难以发现赃物。胡锦云不具备这样的故意。而且胡锦云以真实姓名将钱存入银行,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她没有窝藏的故意,也没有采取任何使司法机关难以发现的措施。
    第四、胡锦云也不具有非法牟利的故意。如辩护人前述,丈夫拿给自己的钱就是自己的,以谁的名义存入银行,不应影响我们对被告人主观态度的认定。而且就像在同一房屋内将赃物予以转移的,不能被认定为转移赃物。接受配偶一方给予的财物,也不应被认定为窝藏。
    在严重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评价被告的主观罪错应该慎之又慎。辩护人认为,在此案中,基本事实、夫妻关系和共有财产权问题,应该是法官对胡锦云接受8万元的行为給予准确和同情理解的关键。
    
    基于以上辩护意见。辩护人认为,公诉人对被告胡锦云的指控不是在哪一个环节有缺陷,而是从头至尾都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充分的举证。胡锦云和蔡卓华等人都是无辜的。整个起诉除了口供,几乎一无所有。对他们的指控要么是糊涂的,要么是屈从于法律以外的目的而对庄严的法律的亵渎。是经不起推敲,经不起公开,经不起辩论的。这个案子必在中国的法治史上、中国的自由史、宗教信仰史和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来。所有漏洞百出、强词夺理的指控也会留下来。各位法官,无论法庭作什么样的判决,你们的名字也都将留下来,被刻在历史上,留给今天和未来的一切法律人阅读和评论,留给大众击节或愤恨。要么是荣耀和气节,要么是耻辱。要么是我们共同信奉的法律的尊严和正义,要么是司法的权威扫地。
    本辩护人希望合议庭充分重视我们的辩护意见,本着自己作为司法人员的素养,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的天良,本着法律和事实,给出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因为任何一个正义的判决,都是面向民众的,面向历史的。而不是面向少数的一小撮人,面向一时的法律以外的利益。
    
    
    
    此致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
    成都大学工商管理系教师
    王怡
    2005-7-7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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