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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卓华案纪实(二)蔡卓华案辩护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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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7月09日)
    


蔡卓华案纪实(二)蔡卓华案辩护团整理
     (博讯 boxun.com)

    


目录
    
    1、许志永:坡上村的祈祷——写给蔡卓华和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
    2、任不寐:基督教信仰中的蔡卓华案
    3、张星水:为基督徒蔡卓华作无罪辩护
    4、高智晟、范亚峰:对基督徒蔡卓华、肖云飞被控犯有非法经营罪的无罪辩护(提交法院的修订版)
    5、滕彪:对胡锦云被控犯有窝藏赃物罪的无罪辩护(提交法院的修订版)
    6、滕彪执笔:蔡卓华案庭审纪实
    
    附录: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坡上村的祈祷——写给蔡卓华和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
    
    一
    
    紧挨着中共中央党校东边有一个城市边沿的村庄叫坡上村,村里有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2004年9月,主持这个教会的年轻牧师蔡卓华先生被捕,因为他印刷了大量《圣经》等宗教书籍无偿赠送给教友,他被国家指控涉嫌一个奇怪的罪名——非法经营罪。
    尽管从起诉书以及相关证据材料上可以看出这很可能是一个荒唐的指控,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做一些实地调查,我想知道,蔡卓华是不是一个打着基督的旗号牟利的商人,我想知道,他值不值得我尊敬,值不值得我们帮助。只有我在内心确信一个人无罪的时候,我才会为他辩护。2005年7月3日,我和几位法律学者一起来到这个教会。
    穿过一个小胡同,拐过两个弯,我们来到一户居民的院子。这个小小的教堂看起来有些简陋,在这酷热的夏天,墙上只有两个电风扇。
    屋子里站满了人,大家低头祈祷。我来到人群的最后一排,有人挪开书包,把一个座位让给我。
    我愿意沉浸在这祈祷声中,为这份祝福而感动,它不仅属于基督徒,也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他们为中国祈祷,恳求主让爱与公义行在这块土地上。
    
     二
    
    很多年来,我在基督教边沿徘徊。我是一个有宗教情结的人,但似乎,这种情结超过任何一个宗教,所以也只能在边沿徘徊。
    1995年的夏天,我参加了在民权县的一个家庭教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对一些现实问题的看法,那时我也去县城公开的教堂,当时不清楚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区别。以后的几乎每一个圣诞节我都是在教堂度过的,从兰州到北京到纽海文。
    2001年,一个北大的朋友带我到人大旁边的小南庄教会。那里的教友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每一个新人到来都要做自我介绍,和大家相互认识,和周围的人握手。大家一起祷告、一起拍手、一起唱歌,中午,大家一起做饭。我很难忘那里美味的午餐,更难忘那里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没有阴影的氛围。我们国家的历史太沉重,我们这个民族人与人之间隔阂太多,在那里,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那里有自由、公正和爱。
    后来,小南庄教会被查封,他们搬到了别处,而我,从此以后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我见过很多基督徒,为他们的虔诚而感动。他们爱上帝,爱人,爱世界,他们找到了心灵的依靠,把良知交给上帝小心保存,以免在尘世间被玷污。面对权力和物欲,他们那样坦然。当他们富有的时候,他们尽力去帮助那些穷人。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在迅速生长的力量,越是道德沦落的时代,越是人们渴望道德的时代,一种健康的社会力量会不可遏制地成长。
    
    三
    
    蔡卓华非常聪明,但两次因为生病错过高考,未能上大学。他具有出色的经营才能,推销过航空保险,经营过电脑芯片,几年前股票市场上,他已经是大户,有数百万元的存款。可能是因为年轻时候的不幸遭遇,也可能是受到母亲的影响,1997年,蔡卓华成了一名基督徒。他一边继续做生意,一边热情地为宗教传播尽天职。
    他从国际圣经公会翻译来宗教刊物,或者从网上翻译书籍、文章,把他们无偿发给教友。张阿姨回忆说,曾经有一个山东淄博的教会收到了他们寄送的书籍非给他们寄来了1000元钱,蔡卓华坚决不收钱,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蔡卓华他们只好收下钱,但又用这些钱全部买了光盘给他们寄去。他自己编辑印刷了两本基督教刊物《爱筵》和《道路》,讲人生的哲理,劝人们向善。他自己成为了一名牧师,在附近的社区,他主持的家庭教会逐渐扩大到了六个。
    蔡卓华说,他在传教的时候,发现中国社会底层很多教会传教的时候误读了圣经,他觉得有义务把一些高水平思想者对基督教的理论阐释传到中国,这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他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
    但是,在敌人意识掩盖人性的某些人看来,蔡卓华传播圣经的行为成了最大的“宗教渗透案”,他们想方设法给他定罪,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政治罪名,于是就罗列了一个经济罪名——非法经营罪。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为了传播基督教的目的,印圣经等宗教书籍,在教友内部传播,这样的行为却被认为是“以营利为目的”,“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罪。
    
    四
    
    我问一个基督徒同工,蔡卓华出事了你们打算怎么办?她说,他们也只能为他祷告。也许,这是主对我们的考验吧,以前,大家太依赖桌华哥了。
    张阿姨给我们讲蔡卓华的身世。讲她的母亲一家三代人受过冤狱,讲他母亲受的苦,讲蔡卓华和他弟弟如何聪明善良,讲了很多蔡卓华帮助别人的故事。
    我来到屋外,和一个女孩聊天。我问蔡卓华出事了你知道吗?她神色黯淡地说,当然知道,网上有很多消息。
    那你觉得他的行为构成犯罪吗?
    “不会的,因为我很了解卓华哥,他印的书都是免费赠送的,都是送给了教友,怎么能构成非法经营罪?他们就是想迫害我们基督徒。”
    那你们打算做些什么吗?
    “我们为卓华哥祷告。”
    除了祷告,没有别的了吗?能不能从法律上帮帮他?
    “我们真得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或许,这是主的意愿,让卓华哥受苦,考验我们。或许,这是主有意的安排吧,毕竟,监狱里面也需要有人传福音。”
    她的回答让我有些出乎意料。她看起来那么善良甚至是那样软弱,但我想,这就是基督徒吧,他们相信上帝,他们只是祈祷,不停地祈祷。
    
    五
    
    范亚峰帮我找来了《爱筵》2004年第二期,这是蔡卓华主编的宗教杂志,其中这一期是被警方搜走了的定了性的“非法出版物”。
    淡绿色和白色作为背景,素雅的蒲公英作为背景图,左上角有两个翠绿色的大字“爱筵”,右下角有一行白色小字,“献给赵天恩牧师”。
    翻开目录,第一篇讲的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福音之旅,接下来是几篇见证,再往后是赵天恩纪念集。这是一组纪念文章,纪念2004年1月12日病逝于美国加州的著名传教人赵天恩博士。
    接下来的“历史回放”栏目里,刊登了一篇《退学声明》,讲述的是1999年金陵协和神学院三位学生拒绝在“五四”歌舞晚会上唱社会歌曲被开除的故事。三位神学院的学生拒绝在晚会上唱革命歌曲,在受到丁光训的批评以及学校要求他们“自动退学”处理以后,他们公开联名发表了《退学声明》,表达他们忠于神的意愿,拒绝“自动退学”,强烈批评神学院的泛政治化世俗标准。后来,神学院发布通告,称他们三个的行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把他们三个开除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个栏目“代祷请求”。他们为警察、为社会责任、为地方政府、为九亿农民祷告。四川一个家庭教会因为聚会被警察罚款数千元,而且不开收据,他们为警察祷告,“求慈悲的主祝福公安,让他们的生活费从国家行政开支中得到保障,不靠罚款度日。求公义的主能成全中国走向法制的道路。”
    中国人的纳税意识普遍薄弱,社会信用缺失,他们“求主打开中国领导人的眼睛,认识到一个道德越高的社会,成本将越低。”
    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少数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公务员在不断加薪,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他们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祷告,“求主给他们一个廉政的心,有给人民当仆人的心志。” 他们为中国的九亿农民祷告,祈求主给予他们平等和尊严。
    他们其实不是在有意参与政治,他们不过想在这被绝对权力严重恶化的社会环境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心灵的净土,以表达他们对自由和公正的渴望。然而,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无处不在的国家里,他们触犯了禁忌。我终于明白,这本书为什么是“非法出版物”了。
    
    六
    
    有太多的邪恶残暴以法律的名义横行,有太多的纯真善良被以法律的名义践踏。在一个浸透着阶级斗争敌意的国家里,一个善良的牧师成了“国家的敌人”。专横的权力以无休止的罪名和无边的监狱玷污着这个国家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心灵深处的角落。
    在良知与道德基础上重建我们的社会,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在努力,至少,他们没有妨害谁,然而,他们正在成为受难者。“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这是他们的信仰,悲壮而又坚忍。
    但是,请相信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任何违背道德法则,建立在虚妄和暴力基础上的权势都不可能长久,这虚妄的权势越是残暴和灭绝人性,越是死无葬身之地。坡上村的善良的人们,正如千千万万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中国家庭教会一样,他们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在祈祷,祈祷那些违背自己良知的恶者恢复人性,祈祷祖国和人民幸福平安。他们的祈祷是有力量的。
    
    许志永 2005年7月7日
    
    
    
    


基督教信仰中的蔡卓华案
    
    任不寐
    
    
    
    
     上周接到国内范亚峯弟兄的来信,他敦请我为蔡卓华弟兄、肖云飞姊妹写一篇祷告文。2005年7月正是我受洗一周年的时间,我这个刚刚被从撒但权势解救出来的新人,刚刚回到家中并让兄长们余怒未消的浪子,正在专心写自己的“受洗一周年见证。蔡卓华一案于是成为我这见证的一部分,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反复思考神使用这一事件在中国的意义,以及这一试炼对蔡卓华弟兄及其亲人、对我、对整个中国教会的特别祝福。“神导历史观”使基督徒抛弃了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判断,而是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祈祷的目的之一,大致在于区分神的计划与人的意志的不同,并绝对地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也祈祷自己被恩赐这种顺服的新意志。当然,神的旨意岂是人所能妄测的呢?人的主观臆断唯以客观真理(圣经)为基础,并在圣灵带领下才能仰望神。
    
     蔡卓华一案大致情况如下:据2005年7月6日英国BBC广播公司报道,中国著名地下教会领袖蔡卓华牧师将于7月7日在北京出庭受审,他被控非法印刷20万册圣经。蔡卓华的律师说,蔡卓华夫妇以及两名教会成员被控非法经营罪。 蔡卓华是在2004年9月11日被当局逮捕的,已经被拘留了10个月。蔡牧师的太太肖云飞和她的哥哥肖高文、嫂嫂胡锦云于9月27日在湖南衡山县被捕。这篇报道还说,因蔡牧师夫妇在家庭教会的大量的工作,公安部已将此案定性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境外宗教渗透案”。另据一位负责此案的检察院官员向对华援助协会透露,,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亲自干预此案。
    
     蔡卓华案是中国当代福音复兴大潮中的案件。中国教会自清朝中叶以来不断遭遇逼迫,神的仆人为主受难的案例不绝如屡。中国教会的历史不过是基督教历史在古罗马早期受迫害历史的重演。在那个黑暗时代,德尔图良首先总结了“苦难神学”的基本原则:基督徒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哪里逼迫最严酷,哪里教会越兴旺。基督教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教会的历史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蔡卓华案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福音事业近20年来迅速复兴,于是中国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着。在“希律做王的时候”,如何提高中国信仰的质量并加快中国教会的合一进程,同时让“神的国”尽快降临,神正借着他的仆人的苦难带领中国走出5000年的旷野。罗干这些“狐狸”不过是神用来炼净中国信徒的工具而已,真正的基督徒不能怀疑,在中国福音的大复兴运动中,麦子和稗子正混乱生长。中国基督信仰到了反省时刻,苦难是这样一种功课:让我们真正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又真正要爱人如己。而在这两个最大的戒命上,中国教会仍然要面对诸多问题。
    
     蔡卓华是作为神的仆人在受难。“作门徒的代价”这一宗教看见促使信徒的救援与世俗的救援有所不同。一方面,主内弟兄姐妹当然应完全支持和参与法律和舆论上的救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告诉世界神使用这苦难对世界的意义,并在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与捆绑的人一同捆绑的灵命功课中,学习爱,学习顺服。我们的代祷不仅是在苦难中向天上的父呼救,也是在苦难中学会认识神的爱如何长阔高深。在苦难中认识神的主权似乎不难,但在苦难中认识神的爱就很难了。司提反在被石头砸死的时候,他抬头看见了神的荣耀。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它告诉每一个信徒,跟随主要走一条什么样的新路。这条路不仅仅意味着吃过免费的晚餐后上天堂,还意味着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有多少圈里的羊只想顺服在想象的恩典享受东方宗教出世的心灵安慰,并把主仅仅视为给自己制造安乐的仆人,却得主的命又不遵守——主差我们去,本是如羊进入狼群。
    
     蔡卓华弟兄暂时陷入狼群了,主的爱在哪里?我不想回到约伯记那里去重复神的绝对主权观念。我以为这对基督徒并非是很复杂的功课。我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主了解我们的软弱,给我们的担子总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担的。更重要的是,在苦难中,主与我们在一起。在教会早期,有护教者就说:是他拯救我们脱离奴役获得自由,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压迫进入永恒的国度,使我们荣任新祭司的职务,永做上帝的选民。由于他的“逾越”我们蒙救赎,他为众人多受苦难。在亚伯里他曾被杀,在以撒里他曾被绑,在雅各里他曾流落异乡,在约瑟里他曾被卖,在摩西里他曾被弃,在羔羊里他曾做牺牲,在大卫里他曾被追捕,在众先知里他曾受屈辱。……蔡卓华弟兄暂时陷入狼群了,主与他同在。中国教会在苦难和逼迫中,主与我们同在。主说,不要怕、不要忧虑,因为主已经胜过了这世界。主让我们在绝望中寻找他,绝望乃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荣耀。
    
     什么是基督徒的荣耀?2世纪一位不知名的信徒说:基督徒区别与他人的地方不在他们的国家,他们的语言,也不在他们所遵守的习俗。他们度过地上的岁月,但他们是天上的子民。他们服从规定的律法,却又在生活上超越过律法办的要求。他们爱所有的人,却又被一切人所迫害。他们默默无闻却被定罪;他们被处于死,又恢复了生命。他们贫穷却使人富足;他们一无所有却又样样丰富;他们受耻辱,却就在耻辱中得荣耀。他们被诽谤,却理直气壮;他们被辱骂,却为辱骂他们的人祝福;他们被侮辱,却能以德报怨;他们行善,却被当作恶人受刑罚。当受刑的时候,他们喜乐,就象这能加快生命进程一样。犹太人攻击他们是外国人,希腊人也迫害他们;但恨他们的人却找不到恨的理由。……这正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所阐明的:“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然而保罗又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7-9)让我们看见自己身体里的刺,这刺是从受洗礼那一天被允许从撒但那里射进来的。让我们从这控告中看见做门徒的荣耀,并把荣耀归给主——因为是主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了这宴席。不要夸耀弟兄刚强良善,夸口当指着主夸口。要夸口就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蔡卓华一案是让中国教会增加爱主的心,也叫中国教会增加爱弟兄的心。我看见很多弟兄起来,为主内肢体祷告,这是那些患有“政治恐惧症”的心灵的一种改善。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关心他人的苦难并不是爱政治,而是爱人、爱弟兄。以利亚谴责亚哈并不关心权力问题,而是关心神的公义,关心神的选民是否敬守约定。蔡卓华一案是让中国教会生合一的心,“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12:25-26)不容否认,这些年来在撒但的攻击和人的罪性联合统治之下,中国教会肢体相通的感受趋于淡薄,“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神兴起了一些异教,本是叫我们的义能够超过他们的义——如果我们的义超不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得进神的国。这些年来,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和对弟兄的爱,似乎还不如一些异端和异教,我们怎样在这世界做光做盐呢?盐若失了味,就被丢在一边了。耶稣家谱中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在出埃及的队伍中是先锋队的首领,他预表着基督徒要走在时代的前沿,而不是东方宗教所塑造的各种隐士。我愿意把蔡卓华弟兄比喻为中国的拿顺,他的遭遇呼吁我们跟上前去,把中国在生命册上的人带到神的面前。
    
     神爱中国,这个道理是明明可知的。只是由于我们的罪,我们成了睁眼瞎。我们把善看做恶,把恶看做善。把聪明视为愚拙,反把愚拙视为聪明。我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我们。然而,神爱我们,这世代仍然是天国的门打开的时候。神在中国兴起蔡卓华这些工人,因为收割的季节到了,庄稼长成了。蔡卓华的受难是这事工的内在部分,是收割的一种深刻的方式。有神学家说,整本《圣经》唯一清楚地提到中国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9章第12节:“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 蔡卓华一案,不过是“秦国”回归悔改的道中的一个峡谷而已。时候到了,日子近了。
    
     我也将在远处为蔡卓华一案中的弟兄姐妹常常祷告。求神加给他们力量,也求神看顾他们的软弱。我曾因赵昕一案恒切地求告过主,主是信实的。也祈祷神把这次我当祷告话放在我和更多弟兄姐妹的里面;求那些困苦中的肢体早日得自由。
    
    
     2005年7月6日星期三
    
    
    
    


为基督徒蔡卓华作无罪辩护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您们好!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蔡卓华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为被告人蔡卓华进行辩护。今天与我一道出庭的还有本案其他三位被告人的辩护人范亚峰博士、高智晟律师、滕彪博士、金晓光律师、(京鼎律师事务所顾问王怡先生和陈永苗先生因为客观原因今天未能出庭)。通过数次会见被告人,详实、仔细的调阅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再结合刚才的庭审,本辩护人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求法庭能够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
    
    我的当事人蔡卓华牧师是北京市基督教的一个家庭聚会点的传道人,也是一位热心公益慈善的义工。他于2004年9月11日被捕,并被羁押近10月之久。今天,我十分痛心地看到这样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弟兄站在法庭上成为被告,接受世俗法律的审判。
    
    本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人蔡卓华涉嫌非法经营罪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蔡卓华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理由如下:
    
    一、从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看,构成此罪主观方面需是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而就本案中,从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和控方提供案件材料两方面看,被告人都没有发生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任何经营行为,事实上被告人连借印刷基督教书籍而牟利的商业企图都没有。本案主观要件缺失,因而被告人的行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最多仅属于违反现行行政法规的民间教会内部的出版行为。
    
    《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它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它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法条中的“经营”一词,首先理解为一种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而非法经营则是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的经营活动。以非法赢利为目的,这是非法经营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的主观特征。如果某种所谓“经济活动”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市场交易,则不属于经营行为,就更不属于非法经营了。显然,为了公益或慈善目的非赢利式的赠予或发送行为,不属于经营行为,即便该行为的某些方面不符合现行的有关行政法规,也应将其严格地排除于非法经营罪之外。同时,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二者之间的界限。
    
    从本案当庭供述来看,蔡卓华于1990年接受洗礼归入基督耶稣,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并于几年后开始其牧师的传教生涯。
    
    在传播基督教义的过程中,蔡卓华认识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信徒,通过大家在一起的交通,他了解到大家信仰生活的状况:对基督教义的书籍有炙热的渴慕和需求,而缺乏诸多必要的灵粮供应,使进一步的灵修追求受到阻碍,导致信徒的灵理饥饿,以至灵命成长缓慢。被告人看到这一原因,感到许多信徒对于基督教义的肤浅认识近乎一种盲目甚至走偏的状态,这也不符合我国关于基督教的“三自精神”。为了帮助众多民间信徒更好的追求和理解基督真义,建立纯正的信仰、纯正的敬拜和纯正的侍奉,使基督圣名在中国不致被玷污,被告人首先想到了一种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从网上拷贝一些基督教资讯,印制成书籍,并免费赠送给信徒中的渴慕者,这不正是一种现实可行而又充分彰显基督荣耀的做法吗?这是被告人的良好初衷,而事实上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印制了大量内容健康的基督教书籍,书上没有价格标志,而且印有非卖品或禁止收取任何费用的字样,这些书籍陆续地发送到各地信徒的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及时供应了大家的需求。然而就是这些可以算得上公益之举、传播福音、宣扬真理、造福大家的好事情日后却成为被告人获罪的依据。被告人作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传播者,他认为传播福音是他神圣的责任和义务,也愿自己用心灵诚实倾注于这项赠书的公益之举,其中并不包含任何经济利益,更未以非法牟利为目的。被告人因为欠缺印制书籍要经过国家有关机关批准的法律知识,纯粹出于对广大信徒的奉献之心而私自印刷了大量基督教书籍,的确违背了目前仍然有效的一些管理僵化的行政法规。但是,这一充满公益慈善性的传教行为与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的非法经营活动毫不沾边,没有任何共性可言。如果硬是将这种民间的淳朴自然的传教模式构陷成非法经营犯罪,那将是对神圣法治精神的玷污与亵渎。
    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蔡卓华牧师自身具有较强的财力作为后盾来支持他做此善举。根据蔡卓华本人和其母蔡来仪女士的介绍,蔡弟兄曾经从事过的职业为他今后的民间传教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他从事过人寿保险业,当时全国的人寿保险还仅有一家,推销人寿保险的提成比例甚至可以达到50%以上,而他是这家保险公司中业绩优秀的寿险推销员;他还在IT行业驰骋过数年,经销计算机芯片,这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另外,在我国股票市场恢复之初,他就敏锐地把握住了商机,率先杀入股市,第一批股民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事实上,蔡弟兄是由一个成功的商人逐渐转型成为一名虔诚的牧师,正是有了先期资本的积累,才使得他在日后有实力做出这些传教慈善之举,向广大教友免费赠送基督教书籍,以无偿地传播基督精神。
    综上所述,被告人印制、传播基督教书籍的传教行为绝对不属于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的经营活动,本案中被告人不具有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具有的主观故意和以牟取非法利润的经营目的,控方针对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指控根本不能成立。
    二、从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看,就本案而言,缺乏构成该罪的客体要件,因为被告人的行为没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被告人印刷的圣经及其辅导书等信仰书籍的内容也不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故本案中指控被告的罪名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3项的规定(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上述规定无疑是一条典型的空白罪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这一问题上如果随意发挥或任意扩大适用范围,那么很容易伤害到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当然,如果在适用本罪中涉及剥夺或者变相地剥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的话,那就会导致更糟糕的结局发生了。
    
    在本案中,被告人印刷的图书均为《圣经》及其辅导书等基督教信仰书籍,其内容不具有宣扬色情、迷信、赌博、渲染暴力、教唆犯罪、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破坏社会稳定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含有的不良内容。相反其教人向善、宽容和博爱的宗旨对社会稳定和安定祥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被告人印刷的信仰书籍根本不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出版物。
    
    在本案中,被告人印刷的信仰书籍均免费发放,赠送给基督信徒,用于学习基督教义,书上没有标明价格,而且印有非卖品或禁止收取任何费用字样。这些书籍也没有在市场上出售流通,没有买卖关系和市场交易的存在,根本没有进入市场流通领域,更没有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其实也不存在其他经营者,因为大多数宗教书籍都为非卖品,且是赠阅品)。而且,在本案中,控方也没有向法庭出示过任何能够证明上述印刷品曾经在市场上公开进行过销售买卖活动的证据,因此,被告的行为根本就谈不上扰乱市场秩序。就公诉人的起诉书和法庭证据来看,也承认被告人是在特定的宗教领域内传教,严格地讲:上述书籍只属于民间教会内部交流使用的学习资料,因此被告人印刷的基督教书籍根本不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
    
    综上,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明显不符,缺乏犯罪的客观要件,不能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三、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没有达到《刑事诉讼法》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定罪标准。因此,被告人的罪名不能成立。
    
    首先,从公诉人提供的案卷材料上来看,被告人是接受上家(提供图书样本者)的委托,对信仰书籍进行排版并委托印刷厂进行印刷,装订成册。这些书籍不但大多是较古板正统的教义和普及读物,读者面比较固定狭窄,并非普通的流行商品,而且按照中国基督教的传统和实际情况,在这里并不遵循商业价值规律,就印刷的书籍的全部流程来进行成本分析也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被告绝对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就整个书籍制作业务流程分析,上家只支付给被告人印刷费,除去支付印刷厂的印刷费,被告人每本书最多只可获得两元的劳务费。简单的数学常识可以证明,两元的劳务费包括一本书从排版编辑到校对印刷成册再到发送给信徒,中间需要多个环节,除去印刷费,被告人还应当支付装订费、运输费、人工费等各项开支,按照一般出版业务费用来计算,这些支出已经大大超出了每本书所获得的两元钱的劳务报酬,因此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利润存在。没有利润存在的空间何谈以赢利为出发点的经营行为呢?又怎么能谈得上以非法牟利为动机的非法经营罪呢?
    
    其次,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明被告人通过印刷基督教书籍而非法牟利的证据仅为被告人自己的部分口供,且多有前后矛盾不一之处,而再别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系法律上的孤证。因此达不到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重证据、轻口供”的采证原则,根本不能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链,其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非法牟利,因此本辩护人认为依据刑法“疑罪从无原则”,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四、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被告人印制基督教义书籍的行为是一种中国式的民间传教行为。
    
     中国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与有关国际法在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一致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民有宗教或信仰的选择自由,不得以宗教信仰原因为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有宗教集会和信仰礼拜及设立和保持一些场所之自由,有编写、发行宗教或信仰刊物的自由,有按宗教信仰戒律过宗教节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促进和保护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的人的权利等,这些内容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并得到实行。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宗教或信仰自由意味着信教与传教自由,其外延和内涵都是极其丰富的。我认为宗教或信仰自由是一个民族心灵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我曾经在美国进行过社会考察,试图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秘密,在日常生活中,我终于发现即使在美国最小的一个钱币上也印有这样的话“IN GOD WE TRUST”——我们信奉上帝!对照起来,我国确实应该重新认识和认真对待宗教问题及其信仰价值。
    
    尊敬的审判长,《圣经》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籍,被联合国评为人类历史中人文科学十大瑰宝名著之首,也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告诉我们,人类近代文明从重新认识耶稣开始;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表明,今天最有活力的人类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圣经》书里的主人公基督耶稣诞生是人类新纪元——公元纪年的开始;耶稣基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面对要求处死他的人们,留下最后的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这体现了人类最彻底的宽容精神。我为什么要做这些阐述呢?因为,就是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关系,蔡卓华牧师正是因为在民间教会自发传播耶稣的精神和教义才成为了本案的被告。在今天的法庭上,我虽然仍旧没有勇气面对基督临死前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但我确信宗教价值具有普世性,应该得到世俗法律的尊重。
    
    请容许我这样说:我们可以到世界任何角落,与任何人交谈,无论是什么信仰的跟随者,只要对整个人类历史有基本的认识,他们必定会承认这位纪元——公元解释是耶稣,他是历史上无与伦比,最特殊的人物,耶稣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每天报纸所刊印的日期,即使此时的卷宗上,或记录上,也印证了耶稣在两千年前曾经在世的事实,我为了更了解本案的事出有因,追溯本案的原由,不得不深入研究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他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我发现耶稣和圣经的信息,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国家总是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他的教导及影响所到之处,婚姻被高举,妇女的权利地位被认同,学校与高等院校被建立,世界上最著名的十大院校的前身全部都是神学院,慈善医院被建立,这些都是信仰基督耶稣的仆人们所创立的,同时,儿童保护法令被订立,奴隶被释放,并带给人类无数正面的好处,许多个人的生命也得到戏剧性的改变,包括我们自己的父辈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受恩惠于上一世纪上半页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德国诗人歌德晚年写道:倘若神曾在人间显现的话,那更定是在耶稣身上。18世纪美国杰出政治家与发明家富兰克林说:谁能把初期基督教的信念原则纳入社会的主体,就能使世界面貌改观。还有联合国大会前任秘书长曾经说:倘若将基督教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总和,从文学、艺术、日常生活、道德规范以及各领域的心灵思想创作,彻底铲除的话,我不知道人类的文明与历史还有什么会存留下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说:在我仔细研究过的古代及现代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比得上耶稣的完美无暇。请容许我最后提到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写于狱中的话:我相信没有比耶稣基督更可爱、更深入、更怜悯、更理性,更果断、更完全的,我以忠实的爱对自己说:没有人像他,也绝对不可能有人能像他……。正是基于通过上述理性深入的思想回顾,使我对本案当事人蔡卓华弟兄的所作所为所彰显出来的基督精神有了更深层面的认识、理解与尊敬。
    
    在此,我特别提请法庭注意:严格区分“打击利用宗教来从事非法勾当和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之间的界限,在宗教或信仰问题上“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以宗教或信仰的精神来理解宗教或信仰,认真贯彻政教分离的法治原则,力避宗教问题非宗教化处理,把世俗的东西还给世俗,把宗教的东西还给宗教,把信仰的东西还给信仰。所以,我们不应以一颗世俗社会的功利之心去曲解宗教领域的慈善义举,宗教人的血也只有流回到宗教中才会得到平安。
    
    同时我也想提醒国内广大信教群众,切实了解中国几千年是一个“教化社会”而不是“宗教社会”,即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社会,要妥善处理宗教和世俗问题,和政府一道落实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真正实践“神的东西归神,恺撒的东西归恺撒”,这才是中国宗教和世俗两界共同的福音书。
    
    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也深切地体验到政府的难处,目前还不能在宗教问题上全面放开。但是仍需在现有条件之下开辟柔性对待宗教问题的方法,这就需要严格有序地给予宗教或信仰一些生存空间,这对于建立世俗和宗教以及信仰之间的和谐关系,体现出法治社会的人道与宽容精神,体现出立法政策的人文关怀与包容之心,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再回到本案中,蔡卓华牧师表面看来是麦子文化公司职员,而他的实际行为表明他是一个基督教传道人,一个无私奉献的传道人。从传播渠道上来分析,信徒从蔡卓华手里得到《圣经》等宗教书籍,相当于善男信女从佛教寺庙的法物流通处得到佛教经典。大家知道,信众居士从法物流通处得到佛教读物是需要用钱“请”的,这种行为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而基督徒从家庭教会聚会点蔡卓华手里免费得到《圣经》等基督教读物,蔡卓华却要被认为有罪,我想请教法官,这样公平吗?为什么要搞宗教歧视呢?“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无论是寺院还是家庭教会都不会改变它们作为宗教场所的实质,他们经营的是全人类的灵魂,而不是某种商品,所以,被告的行为不应被定罪。
    
    当然,在本案中,蔡卓华弟兄擅自印制宗教书籍的行为无疑属于一种淳朴自然的民间传教行为,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现行的相应行政法规(本案中其他辩护人将对这些行政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但是,它却没有任何实质的社会危害性,而且也完全符合《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思想,所以,我们应该本着一颗包容宽厚之心善待他们,引导他们,而不应套用《刑法》中的口袋罪名整治他们、打击他们。毕竟,对于社会底层人民的善良宗教情怀采取严厉的刑罚不符合我国刑法“惩治、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作为共同视法律为生命的法律执业人,我想提请尊敬的法官们能记起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的格言“哪怕天塌下来,也要立即实施正义”,绝不能使含冤受屈的弱小者成为僵法或恶法祭坛上的无辜羔羊,这是我们每一个法律人的良心和天职,只有这样,方可抚平无辜者的心灵创伤,而结案之后我们方可得以安眠。
    
    综上,敬请法庭能够充分考虑到本人辩护意见和本案中其他几位辩护人的辩护观点,遵循刑法“罪行法定原则”严格界定非法经营罪这一空白口袋罪状,并能遵循“疑罪从无原则”审视本案中犯罪要件的明显缺失和证据的严重不足,最终依照刑法“无罪推定原则”宣告被告人无罪,并能当庭予以释放,以彰显法律的公义。
    
    最后,我希望本案的审理能够在中国司法领域率先确立一个司法先例:世俗刑事法律不直接干预正当的民间宗教活动的准则,使本案在中国法制史上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经典案例,就如同2003年广州孙志刚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这部“恶法”的废止那样光芒四射地照耀在中国文明法治进程的大道之上。谢谢参与庭审的全体人员!
    
    
     蔡卓华的辩护人: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 律师 张星水
     2005年7月7日
    
    
    
    


对基督徒蔡卓华、肖云飞被控犯有非法经营罪的无罪辩护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张律师在发言中呼吁法律、法院对信教公民的宽容,宽容应从这个法庭开始。眼前的两个现象,表明了这种宽容价值距离我们是遥不可及:其一,蔡牧师的母亲赶来旁听对其儿子的庭审,但被粗暴拒绝,我的抗议招致审判长的威胁(警告),尽管满足老人愿望的障碍是不存在的,但老人还是绝望地被带出法庭。这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技术问题,我们痛苦地看到了人道及人性价值的泯灭状;其二,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的发言不断地被粗暴制止,审判长在庭审中成了制止律师发言的专门角色,而始终驯服的“人民陪审员”女士,也迅捷地表现出了对律师发言的轻蔑及不耐烦,竟荒唐地发出“若律师再不停止发言,我将弃权退出法庭”的无知狂言。律师根本无法不受干扰地为被告人辩护,请审判长尊重中国的法律规则。
    审判长,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律师,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被冤狱者以及他们和我们共同的无奈。
    今天,我们将为被告人蔡卓华、肖云飞作无罪辩护。今天的中国,类似案件中,无罪辩护成了律师选择的规律,之实在不是中国律师独有的爱好,这实在是因为以类似案件模式抓捕无罪的中国公民,已成为这个时代的规律!下面,我将本着事实及法律,综合本案的客观情势,代表另一位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谨愿合议庭予以重视:
    首先,我们不能同意公诉人对被告人蔡卓华、肖云飞犯有非法经营罪的指控。原因很简单,情势亦很明朗。截止今天的法庭调查结束,人们共同看到的结局是:仅有控方对几名被告人所谓非法经营的、完全反映控方意愿的文字描述的真实,而不是被证据证明了的真实。对本案的判决,不仅仅是涉及到被控公民的人身自由问题,更涉及宪法及基本法律价值、基本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价值问题。司法审判惟有建立在证据真实及对应法律价值的基础上,决不能是任何一方的激情的言辞叙述,这大致上应该是公诉人和我们认识及主张的共同点。本案所谓的证据近两百页,形式上看,可谓证据“充分”。但令人失望的是,个中极具生命根基的东西,即是业已成了刑诉证据“八股”般的固有形态:即几乎清一色的是侦查机关关起门来在内室里,通过逼问已失去人身自由的几名被告人的所谓供述,以及两份完全是由这个体制价值有机组成部分的两个政府部门所谓的鉴定结论。我们有必要去面对这种证据既存情势及非法经营罪构成的刑法既有原则,以面对本案被告人无罪的结论问题。
    一、关于刑法之非法经营罪的构成、罪状及其与被告人行为的关系问题。
    〈一〉、从犯罪构成要件看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刑法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公诉人不应当反对这样的存在,即“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些对本罪构成的一般情节,是对上述三种情形的共同情节给定。另,综合刑法二百三十一条规定。本罪的构成要件应为以下四个方面:
    1、犯罪主体为单位或者个人。这一要件在本案中控辩双方不应持有异议。
    2、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应属主观故意型犯罪,即行为人要具有违反国家规定、有实施并积极追求非法经营结果发生的故意,这一要件形态在本案中亦不会成为控辩双方争执的话题。
    3、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性及正常的市场秩序。这一点亦应属控辩双方认识的统一点。
    4、请看犯罪的客观表现情况:本罪构成的基本四要件中,上述三个要件不会亦不应成为控辩双方争执的话题。那么,我们争论的唯一领域,即只能是被告人的客观行为表现。而对任何一种犯罪,界定、甄别其客观行为表现的标准无疑只能是刑法条文的、对该罪罪状的明叙,哪怕是最简单的明叙,而不应当是控、辩任何一方的任意描述。根据刑法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对非法经营罪的罪状的描述,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表现要件应为:其一,实施了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经营行为;其二,该非法经营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使正常的市场秩序被扰乱,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那么,本案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是,经营行为的事实是否存在。
    (1)、被告人不具有经营者的身份。
    审判长,任何经营者无外乎是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是二者身份合一。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事实、销售者的销售行为事实或者兼有二者身份情形下的生产、销售事实存在,是扰乱市场秩序事实可能发生的必有前提。现在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是:对本案被告人的非法经营资格的确实问题,即:被告人肖云飞(或者蔡卓华)是生产者、销售者还是兼有二者身份者的问题。审判长,本案控方指控完全服从了一个既存的真实,即:被告人蔡卓华、肖云飞等人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完全不存在销售行为,亦即蔡卓华、肖云飞等人既不可能是销售者,也不可能是兼有两者身份者。即可能成为非法经营主体的三种必备身份中的两种身份是完全能够被排除的,这不是谁的发现,而是整个起诉书中已完全表明了的真实状态。那么,被告人只剩下一种可能的身份即是生产者的身份。审判长,本案中的生产环节,具体表现是有涉基督教书籍的印刷过程,整个与印刷过程关联的主体有这么三个,即:国际圣经公会、几名被告人,基督教书籍的印刷者。本案中,印刷者只具有加工制作者的身份,在这三者关系中,国际圣经公会是这批基督教书籍的生产者,几名被告人仅为这个生产者的义工的角色。被告人义务工作的内容为两项,即:为国际圣经公会寻找不特定的印刷加工者,并将涉案书籍加工成型,另,即是将加工成的成品书籍无偿发给任何有阅读此书需求的基督教徒。几名被告人既不能决定这些基督教书籍要不要印刷,更不能决定对这些书籍的无偿散发以外的任何处分权。仅这些存在即完全说明了他们根本不具有生产者的身份。
    (2)、所印刷的基督教书籍并未进入市场、亦没有进入市场的主观思想。
    审判长,经营事实的形成,其最显著的标志是进入市场,无论是非法经营还是合法经营,进入市场才能成就经营,才能称其为经营。不进入市场,怎么能叫经营。本案中,那批基督教书籍没有进入市场、也根本就不进入市场,而本罪构成的一个客观要件是扰乱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不进入市场的非经营行为,不可能扰乱市场秩序,这是控方证据完全肯定了的事实。
    (3)、本案案涉基督教书籍不存在交易环节。
    经营的核心价值是谋取利润,而谋取利润的标志性环节是交易。本案中,基督教书籍尽数属无偿赠送,就没有追求交易的主观动机,更缺失交易的行为环节,根本谈不上经营的事实存在问题。
    关于本案被告人在笔录中多次自己提到的所谓非法经营问题,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特别的现象。本案中,侦查机关是从一开始即已完全将本案案涉几名被羁押者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贯穿于所有笔录中的、开始的讯问用语可谓高度一致,连涉嫌二字也懒得用,所有的问法都统一是:“你们是如何(或‘怎么’)非法经营基督教书籍的”。最明显如:2004年9月30日(预审卷第9页)对肖高文的讯问笔录中,在同一页笔录中就有三次问道“是如何非法经营”的。这是本案中最明显的特别现象。所有被讯问者在讯问笔录中对自己行为作陈述时也无一遗漏地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非法经营”。连此前与这批基督教书籍的加工制作毫无任何联系的胡锦云,在第一次笔录中也出奇地、口口声声地说几名被告人的行为是非法经营。我们不能不惊叹侦查部门的这种恶劣能量。一方面,足见侦查部门对本案中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经营证据缺失的心理脆弱反映,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视“口供”至上的一贯证据“收集”思想,请法庭公正面对上述客观存在。
    〈二〉、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缺失犯罪构成的基本特征。
    审判长,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刑事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我们看到的是,几名被告人行为的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基督教的产生及存在,是这个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传播最为广泛的信仰文明之一。在制度文明的社会里,人的精神信仰需求与人的生理固有需求一样得到制度的认可、呵护和尊重。基督教的传播不仅是文明世界和谐、稳定的价值保证,同时,所有她存在及发展的历史表明,基督教团体从来都是民主制度天然的可信赖者,她只会是邪恶者的敌人。但在法治社会,个人,当然包括持不同信仰的个人的行为价值应当不为法律所冲突。我们今天在讨论几位被告公民的刑事责任问题,法庭调查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社会危害性。他们与世无争,他们以基督教徒的价值及信念去做事,被告人蔡卓华自己掏钱,将有涉基督教的书籍印制成成品书,无偿散发给那些需要这些书籍的信徒,这样的行为是没有社会危害性的。
    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更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他们的所有行为表现即是有涉印刷基督教书籍并无偿发放的过程.即使是非法出版者也不构成犯罪,因为,这是现行刑法里根本没有的罪名.
    〈三〉、关于本案中涉及基督教书籍的行政鉴定结论问题:
    1、常有人抱怨,说我们的社会缺少笑料,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身边的政府每天在做些什么。有一个叫北京市宗教事务局的政府部门,这个单位对有涉本案中的基督教书籍出具了一份证明结论,说这些书籍是“非法宗教出版物”。这里有两个笑话,何谓非法宗教,基督教为什么在这个宗教事务局看来就当然是非法宗教。案涉书籍为基督教书籍,中国公开的法律并未将基督教列为非法,什么是非法宗教出版物,法律依据是什么,由宗教局将基督教书籍说成是“非法宗教出版物”,其执法权力资格是什么,其二,是否是非法出版物焉能由宗教事务局来结论。
    2、程序瑕疵问题。北京市宗教事务局的证明性质是什么,在诉讼程序中,除当事人外,其他参与者只能是证人或是技术鉴定人。这个宗教局显然不具有证人资格,那么它就只能是鉴定人的角色,它的结论也只能是鉴定结论。可这份结论上既没有鉴定人署名,更无结论据以下达的法律或技术依据,其非法的程度可谓一塌糊涂,请法院的判决不要沿袭这种笑话的价值。
    本案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是如果这些基督教书籍真如宗教局所言的是“非法宗教出版物”,那么,这批所谓的非法出版物与本案指控犯罪的关联问题,亦即涉及到这些证据的法律性问题。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控方在起诉书中并无任何非法出版物事实的指控,对未被指控的事实进行举证令人疑惑。本案案涉出版物到底是因为违反了有关监管规范而成为非法出版物,还是因为在有关部门看来,基督教就是当然的非法宗教,所以基督教书籍就一定是非法出版物,或者我们根本就不去计较有关部门的胡言乱语,这批书它干脆就是非法出版物,那么,这批非法出版物与被控罪名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今天是在讨论几名被告人的所谓非法经营问题,而不是在讨论非法出版问题,控方对这一方面的举证可谓授人以柄,无意中暴露了控方旨在打击宗教行为真实心态,非法经营罪仅属一个拙劣的假名罢啦!
    <四>、本案案涉书籍不是非法出版物。
    审判长,按现行法律规定:宗教出版物分为“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而宗教内部出版物是不需要办理出版手续的。本案案涉书籍没有公开发行是控方也承认的事实,完全属法定的“宗教内部出版物”,将其鉴定为非法出版物是典型的欲加之罪。
    <五>、关于本案证据的法律性问题。
    本案中,控方出具的证据的最大特点,即是没有一个证据符合现行中国法律的规定。长久以来,令人失望的诉讼生态,决定了这种令人失望的证据收集现状。所有公安阶段的讯问笔录中,讯问人无一表明身份、无一向被讯问人依法告知他们享有的诸如申请回避权等程序权利,诱供、逼供用语不加任何遮掩,这些证据都是非法的、都是无效的证据。
    二、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本案庭审中反复出现了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30号”《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在此,我们有必要面对这两个文件的地位及法律效力问题。在已往的庭审中,一经谈到法律的效力问题,即常会遭致制止,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似乎在法院那里,违反宪法、违反基本法律的糟糕现状是正当的存在。本案中的那个国务院《条例》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就直接构成了对有关宪法精神及其他基本法律精神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一〉、关于《条例》的问题。
    审判长,公民据宪法而享有宗教自由权利和出版自由权利。公民的宗教自由权,当然应当包括自由出版宗教类读物的权利。而现实的状况却是相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长久以来被视作是洪水猛兽,有时甚至恶劣至以“邪教”、“迷信”之名行大规模的制度性迫害。《条例》中这种对号入座的印记极其明显。由于我们的社会几十年来从来不承认权力权威之外的权威,以国家机制来胁迫所有公民仅尊奉权力权威的持续恶行可谓声名昭著天下,以致任何为权力歌功颂德之外的出版物的出版犹如登天之难,宣传宗教信仰的出版物则更甚。蔡卓华在9月13日笔录中有这样一段话,足应引起我们对本案案发现象的深思。蔡卓华在谈到其之所以以此方式为基督教徒印刷书籍,实在是因为“国家对宗教出版物的印刷、发行管得很严,一般宗教出版物在国内想通过正规渠道印刷发行必须要批文,而这个批文是很难弄下来的,而国内的基督教徒也不少,他们平时也有阅读基督教书籍的需要”。这段看似平常话,却道出中国公民长久以来的痛,即信仰自由被行政技术环节野蛮压制的无奈。人民为什么动辙得咎,真正的罪恶症结实在是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持有的逼良为娼的恶劣政策。
    〈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问题。
    就对所谓非法出版物“犯罪”打击的同一问题,最高法院在1998年的一年内出台了两个司法文件,一个即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解释》,另一个是1998年3月27日之“法发(1998)4号”《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犯罪活动的通知》。这个《通知》出台的心理背景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出版渠道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加剧,一批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出版物流入境内(与‘文革’时期的语境没有丝毫区别)”。这个通知同时说,“最高法院正在抓紧制作出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依法及时处理这类犯罪分子,对个别特殊的情况,如在运用时认为刑法规定的不够明确”,“也不能等到司法解释下达后才处理”。《通知》同时特别强调了“重点地区的法院要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开展这项专项斗争。这个《通知》最荒诞的一个现实是,它超越刑法的既有规定,将“非法出版”直接规定成“犯罪”,而基于制订《通知》时的“境内外敌对势力”予专项斗争的心态而制订的《解释》则更是荒诞百出。马克思说过的“在一般条款中肯定自由,在具体条款中取消”这段话,是对这个《解释》的最生动、最具体的写照。这个《解释》带来的最直接功能就是将宪法的出版自由变成了出版的不自由。公民宪法层次的基本权利,在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层次被取消。同时这个《解释》最大的功劳价值还在于它成功地弥补了刑法不能直接打击“非法出版物”“犯罪”的空缺。出版,是公民的一种自由权利,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出版也只能构成对有关行政监管法规的违反。按照现行刑法精神,有涉出版方面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这一点是权力控制者、尤其是法院系统的一块心病。但最高法院素有自治心病的奇招,刑法没有的罪名、罪状,由司法解释来填补,亦即近年来被业界诟病的司法解释立法化的趋势。其在那个《通知》中,直接将从事所谓非法出版者唤作是“犯罪分子”。在同年年底的《解释》中,即将非法出版行为后果通过经济量化的嫁接方式,将“非法出版”纳入了刑法打击之列。
    司法解释,其功能仅限于对法律既存精神的技术性阐解,最高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特定地位,它不是立法机关,任何解释中出现的既有基本法律之外的新的东西,都将是一个笑话。宪法、立法法对此均有明确规定,但司法解释中从不避忌这种情势,这实在是中国最高法院的一种创举。我们希望本案合议庭在结论本案时对此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鉴于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违宪性,在此我们提请法庭把这一问题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进而请求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和最高法院关于非法出版物的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审查,以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以制止国务院和最高法院的野蛮践踏中国宪法的恶行。
    三、法院应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结果。
    审判长,“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对公民的理性尊奉信仰,和平传阅信仰知识书籍,当局竟会如芒在喉?寻机镇压成了最直接的需求,以致在本案中是方寸全乱,将既有宪法原则及基本法律原则弃若敝屣。例如,本案中对肖高文非法经营的指控就是一个明显的笑话,其一,对肖高文作为一个拿佣金跑腿的角色事实控方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其二,如果在本案中确实存在非法经营事实,那么,非法经营的事实是否要发生、什么时间发生、何以发生,都不由肖高文的主观故意来决定,你怎么能将这种角色也说成是非法经营者。我请审判长及陪审员思考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肖高文跑腿挣工钱与那几名小工以打字排版的方式挣工钱的区别在哪里?
    审判长,文明时代的不道德选择远比野蛮时代的无知更加可怕,而文明时代的不道德比野蛮时代的无知更加恶劣。为什么普世真理一到我们这里就会变得如此的毫无价值,为什么长久以来已被证明了的、能给文明世界带来强大福祉的宗教信仰来到中国社会里,却变成了无数善男信女的长久不能摆脱的灾难。或受到恐吓、或被剥夺人身自由,更有因此而付出宝贵生命的代价者。
    审判长,本案作为宗教问题经济化的范例,可称为“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案”。对政治、宗教问题的经济化的打击安排,与中国走向法治民主的天理民意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与最高当局建立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截然对立、相互矛盾,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繁荣稳定的大局。纵容这样的冤案发生,将在维护公民权利的宪法面前无法交待、在天地良心面前无法交待、在十几亿中国公民面前无法交待,在人类的政治、法律文明共识面前更加无法交待!!!《圣经•箴言》第21章第1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象陇沟的水,随意流转。”是作出比此前的荒谬更加荒谬的判决、从而被钉在中国法治宪政史的耻辱柱上,还是顺应天理民意、成为捍卫正义、维护权利的法律帝国的君王,我们请在上掌权者作出明智的决断。
    纵上所述,本案包括刑法的空白罪状,和出版管理条例、非法出版物司法解释的合宪性问题这两个方面的法律问题,以行政许可法、立法法为纽带,本案包括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两个方面。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这是一起把宗教问题经济化,延续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的法治困境的冤案。
    审判长,《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宣布:“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野蛮镇压信仰者的信仰,不仅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同时也是一反种现代社会、反文明人类的行为,本案的依法结论将极具历史标本价值。《圣经•阿摩司书》第5章第24节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作为辩护人,我们请求合议庭的诸位法官先生,本着明智、审慎、公正的法治精神,捍卫正义原则、守护正义的底线,不使法院成为侵犯公民信仰自由权利的工具,切实地履行尊崇正义的职责,以使判决最终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及文明世界的推敲。
    审判长,我们以急切的心情,特别提请法官先生们注意,这些无罪公民已被关押近10个月之久,本案目前并不存在复杂的法律技术判断障碍,请你们尽可能快地结论本案,结束这些蒙冤信徒的苦难。保障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以证明法院及法官存在的价值。
    审判长,文明世界在等待着你们的判决;写在判决书上的你们的名字必将成为人们永久记忆当中的一部分;是作为捍卫信仰自由的勇士和智者,还是作为迫害信仰自由的帮凶,取决于你们的选择价值。
    最后,我不吐不快的是,我们对今天主持审判的游涛法官,在整个庭审中的、完全不顾忌身份的恶劣行为,表达我们作为律师的愤怒和抗议。其竟然跋扈不羁至在法庭上公然喝斥律师,禁止律师看他的脸。我们的抗议竟招致点名道姓的威胁,这实在是法院对外形象的一种雪上加霜的安排。
    
    
    
    此 致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辩护人:高智晟 范亚峰
    
    2005 年 7 月 7 日
    
    
    


对胡锦云被控犯有窝藏赃物罪的无罪辩护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受胡锦云的委托,本辩护人根据案卷证据、法律和刚才的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我认为,胡锦云是完全无辜的,控方对胡锦云犯有窝藏赃物罪的指控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并且对胡锦云的指控是迫害宗教自由的一部分。我希望,合议庭能够重视我们的辩护意见,并依法对被关押九个月之久的无辜公民作出无罪判决。
    
    第一,刑法312条所说的窝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转移的行为。它的前提是存在“犯罪所得的赃物”。如果蔡卓华等三位被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胡锦云的行为自然不构成犯罪。“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我必须重申并补充本案其他辩护人的观点,即:蔡卓华、肖云飞、肖高文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1、 蔡卓华等人的行为不是经营行为,而是传教行为。
    按照肖扬主编的《中国新刑法学》,“非法经营罪”的客体国家对市场的正常管理活动。而蔡卓华等人印刷宗教书籍的行为,没有交易存在,也没有进入市场,而是作为非卖品在教友之间免费赠阅。出版条例所规定的出版活动,虽然包括印刷和复制,但其前提是进入市场或者准备进入市场。如果一个人自己复印写书刊自己使用或者免费赠送给朋友,当然不可能违反出版管理条例,更不可能违反刑法的任何规定。政府把他们关押起来迄今长达9个多月,完全是滥用公权力的结果。
    蔡卓华1994年4月受洗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至今已经十一年以上,他1997年自愿作了教会同工,1999年被全体同工选为教会负责人。而对于基督徒来说,祷告、聚会、读经、传播福音,是他们宗教生活重要部分。没有圣经和相关书籍,怎能理解神的启示? 不读圣经,怎能传播福音?就像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恩著作,怎能成为共产党员,怎能了解共产主义?因此国际圣经会通过他来印刷基督教书籍、并且他在教友间赠送和传阅基督教书籍的行为,是为神效劳的行为,是神所赞赏的行为,是传教活动必需的一部门,是纯粹的传教行为。
    
    2、蔡卓华等人没有营利的目的。如果他以营利为目的,为什么不继续作他的保险、股票、电脑行业呢?他是个很有商业天赋的人,赚了几百万,什么印刷圣经呢?为了传播福音而放弃积累巨额财富的机会,在这里我也要表示我作为一个非基督徒对基督徒蔡卓华和肖云飞的敬意。
    
    3、蔡卓华等人的活动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没有给任何公民、公司或社会带来损失。相反,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4、检察院指控蔡卓华等人犯有“非法经营罪”,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立法原意。
    非法经营罪从1979年刑法的投机倒把罪脱胎而来。其立法原意是惩罚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如倒卖许可证、倒卖车票传票的行为。以这一罪名来逮捕关押蔡卓华等四人,完全按没有理解该罪名的由来和适用范围。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信仰自由属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灵魂世界,是国家公权力不应该染指的领域。就像那句名言所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私人的空间和私人的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起码的保障。而宗教信仰是属于人的更隐秘的更神秘的灵魂世界,是一个人追求超越、追求幸福和尊严、追求生命意义的结果。它属于神,属于彼岸世界,任何世俗的权利都不能粗暴地予以干涉。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国家的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以《出版管理条例》为依据来惩罚宗教典籍的印刷活动,明显违背了宪法的规定和宪法的精神。对蔡卓华等人的关押已经引起了基督徒的不安和困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且已经损害了我国的声誉。
    因此,对蔡卓华、肖云飞、肖高文的指控是不成立的,从而对胡锦云的指控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二、对胡锦云窝藏赃物的指控没有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刑法312条所表述的窝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的行为。”而胡锦云的行为不具备该罪的构成要件。分三点来说:
    
    1、 窝藏赃物罪的构成要件包括“明知是赃物”,而胡锦云不可能“明知是赃物”。
    
    首先,没有犯罪行为,何来的赃款赃物?如前所述,蔡卓华是基督徒,曾有自己的生意,而且从未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哪里来的赃款赃物?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有赃款赃物,控方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80000元的来源;仅仅有当事人的口供。况且这些口供又是明显诱供的结果。控方要负举证责任,那么请拿出可靠的证据来,说明这80000元是赃物,而不是蔡卓华以前赚来的钱?而我方出庭的证人也清楚地向法庭表明了这一点。
    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是,要求胡锦云明知这八万元是赃物,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众多干警,投入巨大的费用,尚不足以证明这八万元是赃款赃物,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怎么可能知道这八万元是“赃款赃物”?她有什么义务、有什么渠道去知道她丈夫的亲妹妹给她的8万元钱是从哪里来的?要求胡锦云明知这八万元是赃物,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法律所要求的“明知是犯罪所得”,是按照一个常人的认识水平、一个普通人的标准(英文是a reasonable person)。公安、检察机关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尚未证明这八万元是赃款,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怎么可能知道这八万元是“赃款”?她有什么义务、有什么理由去问她小姑子给她的8万元钱是从哪里来的?假如我有一个哥们整天抢劫,我把他让我藏起来的手表、手机给窝藏起来,这当然属于“明知是犯罪所得”;我不能以“我不知道抢劫是犯罪”为由来争辩。但是“印刷基督教书籍的行为”是否为犯罪,一个普通人是无法认识到的;即使对于一个法学专业人士来说,“没有出版手续”而印刷,是行政违法,哪会上升到犯罪层次?认定胡锦云明知这八万元是“犯罪所得”,不符合法律的推理、也不符合常识和人情的要求、超出了她的知识、经验和理解能力。
    
    2、窝藏赃物罪要求为他人窝藏或者转移财物。而这8万元钱的所有权属于胡锦云自己,而不是为他人窝藏或者转移。肖云飞给她钱的时候,说是给她做生活费用。(见肖云飞11月30日讯问笔录第2页第2、3行。)
    
    3、胡锦云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蔡卓华夫妇给她8万元钱作为生活费用,体现了亲属间的帮助,体现了基督徒的关爱。这种人伦之爱是中国传统的可贵之处,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情感和伦理基础。显而易见,胡锦云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更不构成犯罪。
    
    三、控方证据严重不足、已有的证据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根本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明胡锦云有罪。
    
    警方处心积虑在讯问笔录中诱使胡锦云说出“印制基督教书籍是违法的”、“他们靠这一行赚钱”,恰恰证明了警方的心虚、也证明了警方检方证据的贫乏。印制基督教书籍怎么能是违法的?胡锦云又怎么能知道这是违法的?看看在笔录中的原话:
    
    问:他们印制基督教书籍是否合法?
    胡锦云:他们印制基督教书籍应该是违法的,不然蔡卓华也不会被抓,肖云飞和肖高文也不会跑。(——“应该”、“不然”表明这只是一种猜测,一种假设。这怎么能证明胡锦云明知蔡等人是违法的?又怎么能证明这80000元是违法所得?)
    问:那你知道他们干这一行是违法的,为何还收肖云飞的八万元钱?(怎么能从上面的回答推论出来“你知道他们干这一行是违法的”,这属于明显的语言险境。可怜一个老实的、只有初中文化的、没有学过法律的农村妇女,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识破与深远的阴谋诡计?)
    答:我想做生活费用。
    问:他们非法印刷基督教书你是否参与?(在问话中又把“他们非法印刷基督教书”作为前提,因此无论回答参与还是不参与,都强化了蔡卓华印刷基督教书籍的非法性,反过来成为指控蔡卓华等人的理由,这真是险恶。在整个案卷的讯问笔录中,这种诱供、这种违背法律规范的提问、这种前后矛盾的地方、以及疑点比比皆是。使得整个讯问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再举一个例子:在9月13日蔡卓华的讯问笔录中,在10月12日刘进宝的讯问笔录中,在10月21日肖云飞的讯问笔录中,都极其精确地记住了被扣的书籍的数量:书237776册,光盘31105张。蔡卓华是9月11日被抓,而扣书是9月12日的事情,蔡怎么可能急得如此精确?难道是为预审员准备好了不成?而且刘进宝、肖云飞的回答也分毫不差,难道他们商量好了什么时候被抓?难道他们每个人随时都知道库里有多少书和光盘?——这些案卷要有世人阅览、研究,这么办案子怎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么办案子岂不给迫害宗教的阴谋留下了确凿的证据?)
    答:我根本不参与。
    
    作为控方关键证据的所有被告人的讯问笔录都存在着逼供、诱供等重大的程序上的瑕疵,存在着猜测、臆想和逻辑混乱,多数笔录都未经被告人过目而签字,缺少表示身份的程序和被询问人申请回避的程序。并且所有被告人当庭做出了与笔录不同的供述、控方宣读未移交法庭的、不在证据目录上的证据,因而已有证据无法作为定罪的依据。此外,还缺少80000元来源的证据、证明前三名被告存在经营获利行为的票据、账目、合同等证据。无法形成充分确实的证据链条。
    
     综上所述,对胡锦云窝藏赃物的指控没有证据支持,没有法律依据。她和蔡卓华一样都是无罪的。请法庭依法作出无罪判决并予以立即释放。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法律期待你们的公正,被告的亲人朋友在期待你们的仁慈。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今天,四个无辜同胞的自由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选择恢复还是毁掉两个家庭的幸福;你们可以选择抚平千万基督徒的伤口还是激起千万基督徒的恐惧和愤怒;你们可以选择捍卫自由的光荣和容忍并参与罪恶。现在4岁的蔡雅博、7岁的肖智超在哭泣中等着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几位老人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全世界几百名教徒正在为他们作禁食祷告,全中国的基督徒、几千万信教者,全世界的基督徒、几十亿信教者、全世界的人权观察家、记者、作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和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在注视着你们,在等待着你们的判决。写在判决书上的你们的名字必将被世人记住:是作为捍卫信仰自由的勇士和智者,还是作为迫害信仰自由的帮凶,请你们面对自己的灵魂做出严肃的选择。
    
    
    
    
    此致
    海淀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滕 彪
    
    2005年7月7日
    
    
    
    
    
    
    


蔡卓华案庭审纪实
    
    滕彪执笔
    
    一
    
    2005年7月7日上午,蔡卓华牧师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在海淀法院第一次开庭,而蔡卓华、肖高文、肖云飞、胡锦云四名被告已被关押了九个月之久。开庭时间也推迟了三次。7月5日上午通知开庭地点为第三法庭,而7月6日下午又通知律师改在仅能容纳24人的第六法庭,由于有人在网络上没能看到更改法庭的通知,致使有人去了第三法庭等待。8点25分,辩护人之一滕彪到海淀法院安检厅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领取旁听证。卓华的母亲是第五个要领第六法庭旁听证的人;但是发证的法警告诉她说第六法庭的旁听证已经发完。我们跟他说这是蔡卓华的母亲,能不能再给一张旁听证?其他来旁听的朋友质问这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20多个座位为什么只发了4个?该工作人员态度极其蛮横,只是说,发完了,发完了。
    几分钟后,高智晟律师、范亚峰博士、张星水律师、金晓光律师陆续赶来,还有办理了委托手续、但是没有办成“没有犯罪记录证明”的另外两个辩护人许志永、陈永苗。(另一辩护人王怡办理了委托手续并提交给法院,但当地派出所拒绝出具没有犯罪记录的证明,借口是“上面打招呼了”。)我们进入第六法庭的时候,已经有十几个人坐在旁听席上;我们就质问法警和女书记员(忘记了她的名字):“为什么只发了四张旁听证?”
    书记员说,“你看看,已经有多少人来了?”
    “他们怎么拿到的?”
    回答是,“他们集体提前办的。”
    滕彪领着蔡阿姨进法庭时,又一个法警堵在门口。
    滕彪:“这是蔡卓华的母亲。”
    法警:“有旁听证吗?没有出去。”
    滕彪:“这有位置,为什么不能让她旁听?她已经九个多月没有见到她儿子了。”
    许志永在一旁质问:“你自己讲一讲发放旁听证的规则是什么?你们这规则有问题。”
    秩序稍有混乱。有的说,几个人挤一下,就让蔡阿姨坐下了。高律师对其他旁听的人说,你们旁听是可以选择的,而被告的母亲是不可选择的。那些年轻人面无表情。滕彪跟法警说,能不能通融一下,如果开庭时有位置,就让蔡阿姨留下旁听好不好?他说,可以。高智晟说:“让蔡母进来旁听的技术障碍到底咋哪里?只是加个凳子的问题。”
    快到开庭时,书记员说,还得核对一下所有旁听人员的身份证。高智晟评论到:“你看他们么在乎什么人来旁听!在这上面花多大的功夫!”
    结果一个一个地核对,许志永那张旁听证是另一个阿姨让给他的,也不让他旁听。许争辩说,我去换一下身份证不可以吗?法警说不行,并粗暴地把旁听证夺走。蔡阿姨也被赶出去。高智晟、张星水、范亚峰、滕彪都表示抗议。这时,有个法警说,还得给法警留四个位置,并对坐在前排的“提前办了旁听证的人”说,你们到别的法庭去听。几个人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这更让人怀疑他们是被安排好的。
    关门了。庭审就要开始。而旁听席上除了给法警留下的四个位置外,还有至少三个空位置。
    高智晟对游涛法官说:“普通公民旁听是个法律问题,而被告人家属旁听是个法律和人道的问题。”
    法官说:“这个以后再说。”
    滕彪:“刚才法警说,如果开庭时有空位置,就让蔡阿姨留下。现在有空位置——”
    法官:“哪个法警?”
    范亚峰说:“就是刚刚出去那个,大家都听到了。” 其他辩护人也对不让蔡阿姨旁听表示抗议。
    法官还是那句话:“这个开庭后再说。”
    滕彪:“那就晚了。”
    高智晟:“不让蔡母旁听是非常不明智也是不人道的。”
    游涛:“这个归法警管。”
    高智晟:“你说,是法警指挥庭审还是你指挥庭审?不让蔡母旁听是不是法庭安排的结果?”
    “开完庭再说。”
    “开完庭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法庭安排的结果又怎么样?”
    “你正在滥用职权!”
    
    沉默,对峙。游涛用敌意的眼神盯着高律师看。高律师用蔑视的目光长时间盯着游涛。
    游涛问:“你看我干什么?”
    高智晟:“你有什么权力不让我看你?你这是四个字:权力膨胀。如果你不是法官,我根本不会看你。”
    游涛:“我就是不想让你看!”
    高智晟:“今天的法庭产生了新的法律规则,就是律师不能看法官。”
    游涛:“你看我的时间和眼神超过了一般的范围。”
    高智晟:“你告诉我什么是正常的范围?”
    游涛:“我现在正是允许你看我好吧:你看吧。”
    高智晟:“你终于给我了看你的特权。”又说:“请注意你的位置,你严厉地喝斥他人、不允许律师看你,你自己从进法庭到现在一直嚼着口香糖;这成什么体统。”
    游涛:”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庭,开庭后我会注意审判的礼仪。”
    
    两个叫王迁(音)、任健梅(音)的陪审员坐下。游涛一敲惊堂木:“传被告到庭!”
    
    没让蔡阿姨旁听是法庭在道义上大大地丢了分儿。这个制度就在这样的细节上体现了其反人道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书记员、法警和法官不经意暴露了他们人性的冷漠和残忍。
    法官大概也没有见过这个阵势。而这个叫游涛的人在一周前还是书记员,这在上周法院墙壁上公示的电话名录上写得清清楚楚。接手这样一个案件是不是他从书记员升为审判员的条件,我们不得而知。余杰有篇文章叫《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稍有道德良知的人都会找借口不接这样的案子。在被告人到庭之前,游涛的表现已经给案件的宗教迫害性质加上了着重号。
    一般人肯定会有个疑问:为了当事人轻判,好汉不吃眼前亏,律师不该跟法官计较,否则法官会在定罪量刑上打击报复。有道理,但是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案件,决定判决结果的绝不是庭审法官,而是背后更高的权力。即使对法官毕恭毕敬,他也不能私自轻判;即使把法官骂个狗血喷头,法官也不敢违背上边的意思而私自加刑。另外,根据我们的经验,对法官越温顺,法官越得寸进尺,在后面的庭审中会处处刁难我们;而越是据理力争,毫无畏惧,法官在心里越是心虚,对我们越不敢放肆。
    这是序幕。一场好看的司法戏剧正式开演。
    
    二
    
    四名被告,穿着海淀区看守所的黄马甲,带着手铐,被四个法警押上法庭。这些做法我们早就痛恨至极。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原则。穿着黄马甲、带着手铐、被法警押进法庭,这一切都给人以被告人有罪的印象:没有问题怎么受到这样待遇?而在一个法治国家,被告人的穿戴、言谈是律师要花费心思要设计的事情,即使是杀人犯也要穿着体面、彬彬有礼,目的就是为了不使法官和陪审团形成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一些律师多次呼吁取消“黄马甲”,但是这可恶的黄马甲却有越传越广之势。这个细节也体现了我们的政法体制要时时刻刻羞辱公民的人格尊严,哪怕是尚未定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一样被视为敌人:这个体制甚至没有耐心等到有罪判决下来之后再划分敌我。
    
    核实身份后,取下手铐,坐下。一左一右挨着坐了两个法警;后面旁听席也笔直地坐了四个法警。
    核实身份的过程,游涛的问话也充满了挑衅。比如:“我在问你话呢!”“没问你你不许说。”
    接下来是宣读起诉书。公诉人是一男一女。男的叫李木子,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女的是书记员,叫张童。
    四名被告对指控彻底予以否认。他们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都表现得很镇静、坦然、思路清楚。
    控方宣读和出示证据。先是蔡卓华的讯问笔录。张童念了几段:
    
    问:你因何事进的公安局?
    答:因为我非法经营基督教书籍、非法牟利。
    问:把你们非法经营的整个流程讲一下?
    答:(略)
    问:你们如何牟利?
    答:我只收上家即出钱印书人的钱,发书不收接货人的钱……
    
    蔡卓华的答辩是:我否认笔录中的事实。国保的人威胁我说,传播圣经是信仰问题,和政治挂钩,很严重的。要往经济上靠。我就按他的诱导来回答。他写了一份口供要我签字。还说,你还得招供。他们又写了第二份口供。他们说:预审阶段,你不能乱说,说了我就揍你。
    高律师对这份笔录发表意见:“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回避的规定,讯问人应该表明身份,并让被讯问人有要求回避的机会,而这份笔录没有显示讯问员表明身份以及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的程序。”
    公诉人:“我们认为证据是符合形式要件的,完全合法的。”
    高智晟:“公诉人的认为和法律的规定是有距离的。”
    公诉人问被告:“有没有向你们表明身份?”
    只有蔡回答说:“国保的没有标明身份,分局的有的表明了身份。”
    高智晟:“客观的真实和法律的真实是有距离的。我们现在质疑的是笔录的形式。几乎所有预审的笔录都是这样的,但是只要我辩护,我就要把这一点指出来。”
    张星水和滕彪又向法庭强调:“鉴于该笔录存在着大量的诱供、逼供以及程序上的瑕疵,建议法庭不予采信,而以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为准。”
    
    肖高文对公诉人宣读的笔录也加以否认,他说:“这份笔录我都没有看过,他们就让我签了字。”其辩护人金晓光律师也提出了这份证言程序上的问题。
    公诉人宣读完肖云飞的笔录,肖云飞说:“预审员说不用看了,都是按你说的写的。”这份笔录未经她过目。
    蔡卓华:“公诉人说我主要靠非法经营出版物赚钱,请你们拿出么证据来!发票、收据、合同、交易对方在哪儿?你们有什么证据?
    高智晟:“第一、按照刑事诉讼法第6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而对肖云飞的讯问最早的一次是第24天,第二次讯问是第63天,程序上严重违法;你们这些笔录都是超过法定时限进行的,能不能拿出24小时以内的讯问笔录?2、按照刑事诉讼法28条关于回避的规定,讯问人应该表明身份,并让被询问人有要求回避的机会,这在笔录上没有显示出来,存在着严重瑕疵。”
    公诉人说:“在检察院的讯问笔录中有”。于是宣读了检察院的讯问笔录。
    高智晟:“检察院移送起诉时,应移送主要证据,这份证据在证据目录中没有,开庭前没有提交,辩护人没有看过。这已经不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和律师的辩护权问题。”
    公诉人:“我们可以根据庭审的需要随时出具我们可以出具的证据。”
    高智晟:“这又是你的认识规则,而不是中国法律的规定。”并要求当庭过目。
    滕彪:“肖云飞在笔录中说,我们三个就靠这个赚钱,和蔡卓华、肖云飞的当庭供述不符合。而且作为蔡卓华的妻子,她怎么能不知道蔡卓华作过多少生意?在笔录中的供述不符合常识。请审判长对这份笔录不予采信。”
    范亚峰通过询问证明其印刷基督教书籍的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传教。要求法庭以当庭陈述的内容为准。
    
    针对公诉人宣读的胡锦云的笔录,胡锦云说,“她给我八万元钱我就收下了,因为她是我小姑子,如果是被人给我钱,我会考虑一下。”
    游涛对胡锦云的问话也有倾向性,试图得出她有罪的结论。他已经失去了中立的地位,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考虑过。一个法官在法庭上应该尽量不提问,仔细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心确信。
    滕彪:“胡锦云的笔录是诱供的结果,而且存在大量的逻辑问题。”
    法官:“哪里有诱供了?”
    滕彪说,“比如10月1日笔录中下面的问答——
    问:他们印制基督教书籍是否合法?
    胡锦云:他们印制基督教书籍应该是违法的,不然蔡卓华也不会被抓,肖云飞和肖高文也不会跑。(——“应该”、“不然”表明这只是一种猜测,一种假设。这怎么能证明胡锦云明知蔡等人是违法的?又怎么能证明这80000元是违法所得?)
    问:那你知道他们干这一行是违法的,为何还收肖云飞的八万元钱?(——怎么能从上面的会推论出来“你知道他们干这一行是违法的”,这属于明显的语言险境。可怜一个老实的、只有初中文化的、没有学过法律的农村妇女,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识破预审员的阴谋诡计?)
    答:我想做生活费用。
    问:他们非法印刷基督教书你是否参与?(——在问话中又把“他们非法印刷基督教书”作为前提,因此无论回答参与还是不参与,都强化了蔡卓华印刷基督教书籍的非法性,反过来成为指控蔡卓华等人的理由,这真是险恶。在整个案卷的讯问笔录中,这种诱供、这种不规范的提问、前后矛盾的地方以及疑点比比皆是。)”
    
    公诉人又举了生产通知单和库房租赁合同等证据。张星水和金晓光指出,我们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只能说明存在印刷行为,而不能说明印刷行为的非法性和盈利性。
    公诉人的回应是,每个证据不是单独说明问题的,而是所有证据综合起来才能说明问题。
    这话内行。不过作为关键证据的所有被告人的讯问笔录都存在着逼供、诱供等重大的程序上的瑕疵,因而无法作为定罪的依据。“证据综合”也成了无根之水。
    最后公诉人又念了“到案经过”、“抓获经过”:
    “根据胡锦云的交待,我支队民警在当地公安局民警配合下,……将肖高文抓获。”
    “根据肖高文的交待,我支队民警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将肖云飞抓获。”
    滕彪早对此深恶痛绝:“审判长,警方和检方在用这种方式企图挑拨和破坏夫妻关系和兄妹关系,企图在本已不幸的被告人之间制造隔阂和敌意,这违背最基本的亲情和伦理关系。‘亲亲相隐’是中国的优秀传统,也是一切文明国家予以尊重的法律原则。哥哥、妻子有什么义务去交待妹妹和丈夫的下落?我对这种表述及其背后的企图表示严正的抗议。”
    游涛显然觉得“挑拨和破坏”用词太重了,他说:“请辩护人滕彪注意措辞。”
    
    事后大家都对“亲亲相隐”的提出表示赞同。王怡在提交的辩护词中对窝藏赃物罪进一步论述到:“窝藏赃物罪的主体资格,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法理问题,即中国古代称为‘亲亲相隐’、现代各国刑法称为‘近亲属豁免’的问题。对近亲属之间的接纳、保管财物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等于在刑法上要求每一个公民‘大义灭亲’,负有检举揭发的义务。这是对基本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的摧毁。刑法不能为了保护一种社会秩序,而去伤害另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义灭亲’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公诉人和法官对犯罪嫌疑人主观状态认定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残酷性。”
    
    之后,辩方证人张梅华出庭作证。
    滕彪问:“蔡卓华都做过什么工作?是否赚了很多钱?”
    她说:“做过人寿保险股票、电脑芯片,挣了很多很多的钱;蔡卓华的母亲说这真是上帝的赐福。”
    又问,“他是否给你过基督教书籍?是否收钱?”
    回答:“给过,他从来不收钱;他给我的一些书我再给别的兄弟姊妹,从来不收钱。有一次山东寄来1000元钱,我们说给寄回去,对方说什么也不要;我们就买了1000元的音像教材给极了过去。”
    张星水问:“蔡卓华印制基督教书籍的目的是什么?”
    答:“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圣经,了解上帝。”
    
    法庭调查阶段结束。这期间有两个插曲:一个是:旁听席上手机响了,声音很大,法官说:请旁听人员把手机关掉。一个法警关掉了手机。
    另一个插曲,离滕彪最近的一个法警,当蔡卓华和肖云飞在陈述过程中作手势时,他就在后面一捅,低声喝道:手放下!活着:别乱动!或者在他们稍微地一下头活着累了稍稍挪动一下膝盖,他也要加以制止,前后十几次之多。滕彪对这种行径的愤怒到了极点:这反映了这些走狗的内心是如此阴暗、如此邪恶,哪怕在最细微处体现他们之为人的一丁点儿怜悯和关爱,他们也不肯。甚至这点儿人性的温暖不需要他们做什么努力,只需要他们什么都不做。“对上谄者、对下必骄。” 走狗比主人咬人更狠。他们要把手中仅有的一点点权力用到极致,竞赛残忍,是为了向主子献媚邀宠。
    滕彪向法官严肃地指出:“蔡卓华和肖云飞在陈述过程中作手势时,遭到110610、110720号法警的制止,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正当的、反人道的。作手势是他们表达的一部分,法警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干扰了被告人的心理和陈述,我对此表示严重抗议,并请求审判长制止这种不正当的干扰行为。”
    游涛的反应倒也不出意料:“法警有权利保护法庭的安全。被告人如果再有类似动作,轻法警继续加以制止。”
    一个涉嫌非暴力罪名的被告人、一个基督徒,身边有六七个法警看守,如何会影响法庭的安全?这个体制培养了众多的泯灭人性的冷血动物,想到此,不禁感到一阵阵悲凉。游涛已经完全把自己放在了与道义为敌的立场上。滕彪把该法官的这个回答记下来,作为后极权中国野蛮司法和野蛮人性的见证。
    
    三、
    
    法庭辩论阶段。
    张星水首先发表辩护意见:要点是,蔡卓华等人的行为不是经营行为,而是中国式的民间传教行为,根本没有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非法经营罪”是一种典型的“空白罪状”;作为虔诚的基督徒,蔡卓华的行为是为了让人们认识上帝;基督教弘扬爱与宽容,传播福音是对社会有益、值得赞许的行为;蔡卓华牧师自身具有较强的财力作为后盾来支持他做此善举;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没有达到刑诉法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并阐述了世俗法律不应该践踏宗教自由的原则。他说,“宗教或信仰自由是一个民族心灵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
    张星水在讲到信仰自由时,游涛显得极不耐烦,十次以上打断了张的辩护。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被制止,理由是“宗教自由与本案无关”。张星水和高智晟表示了抗议,说:“法官不应该过多打断辩护人,‘是否与本案有关’是个认识问题。”高智晟说:“今天的中国律师,有一半的经历是在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他根本不能全心全意为被告人辩护,这使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这过程中又发生了可笑的一幕,坐在法官左边的女陪审员对张星水说,“你再这么讲,我就弃权退出法庭了!”好一个人民的陪审员!一开始我们还可怜她参与罪恶而不自知,现在看来她是在内心深处蔑视自由,是有意作恶了!该陪审员的该句名言,也立此存照,为“人民”二字作个注脚。(另一陪审员一直表情平静,给人留下较好的印象,绝无这个女陪审员的轻狂。此外,那个一言未发的公诉人,也表现了较好的风度,从他的眼神中也可以看出对辩护人工作的理解。可以感觉到,他把律师当作一个职业,而不是敌人或麻烦制造者。)
    针对公诉人对肖高文的指控,金律师发表了辩护意见。要点是:肖高文和蔡卓华不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肖高文只是一个打工者,不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控方没有可靠的证据链条。
    鉴于张星水、金晓光的辩护受到游涛的多次干扰,高智晟在发表辩护意见的开头表示了抗议:“张星水在辩护中呼吁宽容,我看宽容应该首先从法庭开始。我提醒法官和人民陪审员注意, 你们今天坐在法庭上不仅仅承担着道义义务,你们承担的是法律的义务。你们并不能随意决定你们的角色。人民陪审员,你们偶然地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希望你们能够理性和平静地面对律师的发言——”
    法官:“现在不是你评价法官和陪审员的时候。”
    高智晟威严地反驳:“我要求保证我们的辩护顺利进行。我希望你不要干涉我下面的辩护。”果然在他之后的辩护过程中,没有被打断一次。
    ]高智晟说:“今天的中国,类似案件中,无罪辩护成了律师选择的规律,这实在不是中国律师独有的爱好,这实在是因为以类似案件模式抓捕无罪的中国公民,已成为这个时代的规律!”他的辩护要点是:被告人不具有经营者的身份。所印刷的基督教书籍并未进入市场、亦没有进入市场的主观思想;本案涉及的基督教书籍不存在交易环节;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缺失犯罪构成的基本特征;等等。他说:“我们以急切的心情,特别提请法官先生们注意,这些无罪公民已被关押近10个月之久,本案目前并不存在复杂的法律技术判断障碍,请你们尽可能快地结论本案,结束这些蒙冤信徒的苦难。保障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以证明法院及法官存在的价值。”
    滕彪的发言要点是:刑法312条所说的窝赃罪,其前提是存在“犯罪所得的赃物”。如果蔡卓华等三位被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胡锦云的行为自然不构成犯罪。“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蔡卓华等人的行为不是经营行为;没有营利的目的;指控蔡卓华等人犯有“非法经营罪”,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立法原意;其活动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且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因此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果他以营利为目的,为什么不继续作他的保险、股票、电脑行业呢?他是个很有商业天赋的人,赚了几百万,什么印刷圣经呢?为了传播福音而放弃积累巨额财富的机会,在这里我也要表示我作为一个非基督徒对蔡卓华和肖云飞的敬意。”
    滕彪说,至于窝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的行为。”而胡锦云不可能“明知是赃物”。控方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80000元的来源;仅仅有当事人的口供。况且这些口供又是明显诱供的结果。要求胡锦云明知这八万元是赃物,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法律所要求的“明知是犯罪所得”,是按照一个常人的认识水平、一个普通人的标准。公安、检察机关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尚未证明这八万元是赃款,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怎么可能知道这八万元是“赃款”?她有什么义务、有什么理由去问她小姑子给她的8万元钱是从哪里来的?假如我有一个哥们整天抢劫,我把他让我藏起来的手表、手机给窝藏起来,这当然属于“明知是犯罪所得”;我不能以“我不知道抢劫是犯罪”为由来争辩。但是“印刷基督教书籍的行为”是否为犯罪,一个普通人是无法认识到的;即使对于一个法学专业人士来说,“没有出版手续”而印刷,是行政违法,哪会上升到犯罪层次?
    滕彪最后说:“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今天,四个无辜同胞的自由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选择恢复还是毁掉两个家庭的幸福;你们可以选择抚平千万基督徒的伤口还是激起千万基督徒的恐惧和愤怒;你们可以选择捍卫自由的光荣,也可以选择容忍并参与罪恶。现在4岁的蔡雅博、7岁的肖智超(出示孩子照片)在哭泣中等着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几位老人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全世界几百名教徒在为他们作禁食祷告,全中国的基督徒、几千万信教者,全世界的基督徒、几十亿信教者、全世界的人权观察家、记者、作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和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在注视着你们,在等待着你们的判决。写在判决书上的你们的名字必将被世人记住:是作为捍卫信仰自由的勇士和智者,还是作为迫害信仰自由的帮凶,请你们面对自己的灵魂做出严肃的选择。”
    两名女被告开始啜泣,旁听席上也有人哭。游涛命令道:“请被告人注意情绪!”——今天在海淀法院看到游涛先生,我们开始怀疑“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句话了。
    被告人作完最后陈述,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四名被告人被戴上手铐,押出法庭。
    
    我们希望他们早获自由,但愿上帝保佑他们在失去自由的同时得到爱与宽容。
    不知道有多少庭审可以像今天这样,但是那些心底完全无所畏惧的人,开始在羞辱和威胁面前保持尊严,开始在强权和小丑面前保持骄傲,开始对细微之处所体现的制度之残忍、人性之邪恶发出坚定的抗议。
    
    2005-7-8
    (本案所有辩护人的辩护词另行公开,在本文中不详细阐述。根据记忆写成,如有不确,请指出并请谅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1998〕30号
    (199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32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12月23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非法出版物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对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明知出版物中载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而予以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传播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或者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所列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万元
     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因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两年内又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所列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的;
     (二)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所列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第三条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项中规定的“复制发行”,是指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实施的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行为。
     第四条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行为,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只定侵犯著作权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又明知是他人的侵权复制品而予以销售,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六条 在出版物中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分别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定罪处罚。
     第七条 出版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内容的作品,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以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以牟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一)制作、复制、出版淫秽影碟、软件、录像带五十至一百张(盒)以上,淫秽音碟、录音带一百至二百张(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一百至二百副(册)以上,淫秽照片、画片五百至一千张以上的;
     (二)贩卖淫秽影碟、软件、录像带一百至二百张(盒)以上,淫秽音碟、录音带二百至四百张(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二百至四百副(册)以上,淫秽照片、画片一千至二千张以上的;
     (三)向他人传播淫秽物品达二百至五百人次以上,或者组织播放淫秽影、像达十至二十场次以上的;
     (四)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获利五千至一万元以上的。
     以牟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严重”:
     (一)制作、复制、出版淫秽影碟、软件、录像带二百五十至五百张(盒)以上,淫秽音碟、录音带五百至一千张(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五百至一千副(册)以上,淫秽照片、画片二千五百至五千张以上的;
     (二)贩卖淫秽影碟、软件、录像带五百至一千张(盒)以上,淫秽音碟、录音带一千至二千张(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一千至二千副(册)以上,淫秽照片、画片五千至一万张以上的;
     (三)向他人传播淫秽物品达一千至二千人次以上,或者组织播放淫秽影、像达五十至一百场次以上的;
     (四)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获利三万至五万元以上的。
     以牟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其数量(数额)达到前款规定的数量(数额)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特别严重”。
     第九条 为他人提供书号、刊号,出版淫秽书刊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以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定罪处罚。
     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依照前款规定定罪处罚。
     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书号、刊号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出版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第十条 向他人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等出版物达三百至六百人次以上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属于“情节严重”,依照刑法
     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
     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达十五至三十场次以上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个人实施本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
     (一)经营数额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至三万元以上的;
     (三)经营报纸五千份或者期刊五千本或者图书二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五百张(盒)以上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一)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
     (三)经营报纸一万五千份或者期刊一万五千本或者图书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一千五百张(盒)以上的。
     第十三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
     (一)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
     (三)经营报纸一万五千份或者期刊一万五千本或者图书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一千五百张(盒)以上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一)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至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经营报纸五万份或者期刊五万本或者图书一万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五千张(盒)以上的。
     第十四条 实施本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经营数量接近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额、数量起点标准,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一)两年内因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的;
     (二)因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十五条 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
     (三)项的规第,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 出版单位与他人事前通谋,向其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他人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
     四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对该出版单位应当以共犯论处。
     第十七条 本解释所称“经营数额”,是指以非法出版物的定价数额乘以行为人经营的非法出版物数量所得的数额。
     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获利数额。
     非法出版物没有定价或者以境外货币定价的,其单价数额应当按照行为人实际出售的价格认定。
     第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本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有关数额、数量标准的幅度内,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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