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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权益靠外企保障
(博讯2005年7月10日)
    
    
     中国大陆由自命为工人阶段先锋的共产党执政,但近二十年来劳工保障问题却日益严重。叫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国劳工保障问题往往要由外国企业和媒体介入,才得以解决。 (博讯 boxun.com)

    
    近年的劳工保障不足,导致农民工纷纷“退工返田”,撤离沿海较发达地区,令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自2004年开始闹起民工荒,这确是有点令人难以相信的。中国的劳工法是有了,但超过90%的企业也有法不依,加上中国官员害怕票控违法企业会影响地方经济及其仕途,导致执法不严。
    
    根据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到广东省打工的民工比2004年同期减少了8%。广东省政府宣布广东缺少中高级技工高达250万人。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指出:“欠薪问题和工作环境恶劣,加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户籍制度令民工的工作、生活与社会保障、公民权利脱钩,令民工不能在工作地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种种原因令民工不再愿意离乡别井到沿海地方工作。”
    
    来自湖北省的民工刘又林在深圳工作了8年,是一名制衣剪裁工人,曾经被拖欠2、3个月的工资,现在是工人代表。最近,为争取劳工权益,刘又林被雇主留难,所以离开了工厂。
    
    根据刘又林的经验,中国大陆的劳工问题,一定要靠外国人帮忙,本地的劳工法例和投诉部门,根本没有用。刘又林说:“中国大陆的官员和投资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假如企业在中国违反了劳工法例,官员也会因为害怕企业撤走资金而不敢作声。一旦企业撤走资金,当地的经济便会受到影响,官员的仕途也可能因而受损。”
    
    民工在中国大陆求助无门,唯有靠外国人替他们争取权益。刘又林说:“争取劳工权益最佳的方法是透过外国媒体的报道,向外国品牌商施加压力,从而影响其在中国大陆的加工厂或供应商,必须符合企业责任的标准。”
    
    要直接规管中国大陆的工厂,要求他们符合企业责任,保障劳工的权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做好企业责任,成本必然上涨,企业根本没有诱因这样做。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大陆的工厂,其实都是欧美品牌的加工厂或供应商,由于欧美国家的企业责任意识较强,外国的品牌又是中国大陆工厂的客户,因此,从上游著手推行企业责任往往会比较容易,再透过上游的外国品牌向中国工厂施加压力,若不符合企业责任标准的工厂,便会失去订单,这个仍然是最奏效的方法。
    
    再者,一个外国品牌商在中国的加工厂和供应商的数目众多且非常分散,所以,针对品牌商推广企业责任制度便能够间接影响多间中国工厂的情况,成效一定较一间一间中国工厂宣传来得更大。
    
    换言之,成功地令致中国工厂正视劳工权益的,并非中国政府或作为工人先锋
    的执政共产党,反而是唯利是图的外国资本家大企业。
    
    嘉士达广利洋行(远东)公司(以下简称“嘉士达”)是德国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及商品邮购公司,嘉士达的环境与社会标准经理谢爱诗指出,嘉士达面对顾客的压力,要求他们从符合企业责任的供应商入货,然而,符合企业责任公司的来货价必然较高。谢爱诗指出公司面对一个两难的情况:“顾客一方面要求我们符合企业责任,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支付企业责任的费用。假如有两件相同的货品,其中一件符合企业责任原则,售价却比另外一件货品贵2欧罗,顾客的选择必然是较便宜的那一件。”
    
    面对这样的情况,企业的确进退两难,有些企业因而不会理会企业责任的问题。但是,要推动企业责任,还是有方法的。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副项目总监杨孝文说:“消费者不愿意多付2欧罗购买符合企业责任的货品,但投资者却可以选择投资符合企业责任的公司,这个做法对于推动企业责任非常有效。”
    
    杨孝文指出,90年代,运动品牌耐克(Nike)在越南剥削工人,倡议社会责任的投资者在当时不买耐克的股票,耐克的行政总裁后来发表文章指出,那一次事件差点令耐克破产。另一个例子是,花旗银行(Citibank)曾经贷款给一家公司,该公司在印尼砍伐树木,有人向花旗银行的行政总裁示威,但是不得要领。后来,有人号召200人,每人买一股花旗银行的股票,在股东周年大会上提出质询,令原来只需1至2小时的会议,延长至7至8小时。杨孝文说:“从前银行只根据客户的还款能力批出贷款,但现在银行会考虑企业责任的承担问题。”
    
    
    耐克在中国的加工厂也曾经遇到类似的情况,中国大陆的工厂,对于国内的压力和抗议可以充耳不闻,但是,耐克对于欧美人民的反对声音和投资者罢买其股票的举动,却不能处之泰然。另外,杨孝文指出,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民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比亚迪”)电磁的产品价格低廉的原因,就是比亚迪以廉价的女工取代机器生产电磁,严重危害工人的健康。比亚迪是诺基亚手提电话的最大供应商,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于3月17日在芬兰以芬兰文出版了一本书,纪录比亚迪电磁如何影响工人的健康,令诺基亚这家让芬兰人引以为傲的企业,惹来各界的批评。诺基亚亦承认,他们的企业责任制度并不覆盖其供应链。透过外国顾客、投资者和传媒向品牌商施加压力,外国品牌商再向中国的加工厂和供应商施压,中国民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才有望得以改善。
    
    开平市英协制衣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协制衣”)的个案,是外国品牌商令中国加工厂不得不加强实施劳工保障的成功例子。英协制衣位于珠三角地区,但是这家工厂并没有受到民工荒的影响,反而能够在民工荒期间加大生产规模。工厂总经理张毅生表示:“公司于2005年5月由两间工厂增加至三间,由200名增加至700名员工。我们能够聘请足够的民工,原因是我们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福利制度。”
    
    英协制衣的劳工保障制度,是外国品牌商施加压力的结果。英协制衣是美国品牌Timberland的在中国其中一间加工厂,早于1998年,欧美开始关注企业责任的问题,Timberland亦在当时开始要求英协制衣留意劳工保障的问题。张毅生透露:“Timberland是确曾经因为一家在南京的加工厂不符合他们的企业责任标准而与该工厂解除合约。”在此之前,张毅生并没有企业责任的概念,但是他认为,实行企业责任制度确实为公司带来好处。
    
    企业责任是关乎企业如何处理利益的议题,假如要求企业将所有利润放到劳工福利上,也不会有企业愿意做这种亏本的生意。增加劳工保障,意味增加企业的开支,但是,劳工福利在另一方面却能够增加员工的归属感,令公司管理更为有效。
    
    以英协制衣为例,张毅生指出:“假如要搅企业责任,一家公司的开支将会多出最少30%,所以不是很多公司愿意做。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约为1,000元,但公司方面每个月为每个工人支付的非工资福利约为300多元。有些民工到一些工资比我们高的工厂打工后,还是回来我们这里,原因就是我们提供较好的劳工保障。”
    
    为解决外省民工没有户籍导致不能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英协制衣为每个员工购买社会保险,每名员工每个月的保险费用为100元,以全公司有700多个员工计算,一个月的保险费便超过70,000元。这样一来,员工生病、工伤,甚至是工余时间出了意外,也可以得到保障。有了劳工福利,即使是外省民工,也不会因为没有户籍的福利而不愿意到珠三角地区打工。张毅生为员工提供房屋津贴,又特别为工作满五年的外省员工提供子女教育津贴,令外省民工较容易一家团聚。
    
    除了透过增加劳工保障外,增加员工的投入感也是另一个提高员工士气,防止民工流失的做法。英协制衣于2004年10月成立工人委员会,张毅生说:“工人委员会成为管理层与员工之间沟通的平台,另外,我们又让员工参与决策层的工作。”工人委员会的工人代表透过民主选举产生,透过参与工人委员会,员工的质素得以提升;另外,公司愿意与员工分享权力的做法,也能够有效提升员工的士气。为符合外国品牌客户对劳工保障的要求,张毅生甚至不会接受过多订单,因为要完成订单,员工必须超时工作,这样便会违返法例。
    
    劳工保障不足是民工荒的主要原因,英协制衣在一片民工荒的风潮底下,仍然能够增聘人手,这个例子实在值得其它工厂借镜。然而,综观以上的例子,厂方改变态度的始作俑者始终是外国品牌商,民工投诉的渠道是透过中国的非牟利组织向外国媒体或外国品牌商反映。
    
    中国政府在劳工保障的工作上,态度被动,部份官员竟然因为害怕开罪企业而牺牲劳工权益的做法,实在非常值得斟酌。
    
    
    亚洲时报在线 陈颖慈 撰文(09/07/200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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