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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博讯200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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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9月2日,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同意,清王朝下诏废止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作为晚清新政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在一百年前,当这一决策出台之时,保守派、国粹派与改革派、洋务派之间,满清贵族和汉族读书人之间,竟然没有太大的分歧,没有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的报刊(包括上海租界里的《申报》、《新闻报》及天津租界里的《大公报》在内)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激烈的辩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科举制废除百年之后的今天,倒是有不少人为科举制评功摆好,为科举制鸣冤叫屈,有的人言下之意甚至恨不得立马恢复科举制,恢复状元、进士、举人、秀才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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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隋朝的开科取士是个了不起的创举,不仅在当时具有毋庸质疑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看也是如此,它至少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好处:一是为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相对公正的方法和程序,二是提供了一条可供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途径。从古到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避免不了考试,通过考试这个手段选拔人才,至今被全世界认同、效仿的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初就是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发,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创造。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在内容、方法、结果等方面可能都和科举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都属于一种考试形式,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高考状元”之类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恐怕不是偶然的。和所有的考试一样,科举制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最好的,但肯定不是最坏的,如同邱吉尔评价“民主”一样,考试的实质就是要防止最坏的。人类迄今为止还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考试,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更适当的新办法,毕竟每个人在试卷面前还有相对的平等。
    
    什么是“最坏的”?首先就是按照血缘、特权、金钱选拔“人才”。在科举制出现之前,以血缘、裙带为基础的门阀仕族盛极一时,人生下来,其社会地位就已注定。平民只有到了王朝衰落的末世,才有可能像陈胜、吴广那样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揭竿而起,重新洗牌,成者王侯败者寇,此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在如此幽暗的专制长夜里,科举制的横空出世,就给平民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幻想和希望,哪怕这幻想和希望是多么微弱,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介平民从此可以通过科举之路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实现从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正常流动,在铁板一块的王朝当中输入平民的血液,王朝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活力。虽然帝王推行科举制有自己的动机,而且选拔人才的标准最终掌握在帝王的手里,有很大的随意性,不仅标准比较随意,而且可以“增科”恩赐,但在一个特别看重血缘的国度,一种重农轻商的文化背景下,仕族和商贾、平民的确因此而获得了平等竞争、进取的机会。这在古代中国无疑是一大进步。
    
    多少像“范进中举”之类的悲剧由此而来,多少“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梦想也由此而来,从隋到清,王权专制秩序之所以能保持一千三百多年的相对稳定,科举制的盛行不衰是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百年前慈禧太后下决心废除科举制,对于六年后清朝的崩溃确是有一定关系的。科举废除之后,千千万万怀抱读书做官梦的旧式读书人找不到出路,失去了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机会,纷纷离心离德,其中一部分就投入了反清革命阵营。当然话又说回来,不废除科举制,清朝不也一样要垮台吗,王朝的寿命总是有限的。
    
    百年之后,我们不能过度地阐释科举制的正面意义,而忽视其曾经的消极、负面影响,后者可能更为深刻,至少,在禁锢读书人思想和加强皇权专制上,科举制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特别当科举制发展到后期,越来越乏善可陈。特别是在古代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死抱住僵化、泥古的四书五经不放,耿耿于绳头小楷、八股文章的科举制就露出了它的软肋,尤其在见识了来自异质文明的坚船利炮、声光电色之后,科举制还能行多远,便成了一个问题。举个小小的例子,即便作为选拔人才的机制,科举制到19世纪上半期就日渐暴露出了它的问题,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国门之前,泱泱大国最有见识、最有眼光的两个读书人无疑是魏源、龚自珍,然而他们在科举路上一直是跌跌撞撞,走得很不顺利,屡次参加会试落第,魏源一直到52岁才在显示皇恩浩荡、额外开恩的“恩科”中了第九十三名进士。科举制在经过一千三百多年之后,到龚自珍他们的时代已无可挽回地显示出一种疲惫和无力感,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了。等到国门被强行轰开,在急速近代化的大趋势下,在与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不对等打交道的过程中,这样的问题就越来越凸显和放大了。没有多少科举背景的王韬,从1874年起,他在香港办报10年,借助报纸这一全新的载体,以言论思想影响社会,成为有声望、有地位、有发言权的新型知识分子,标志着科举作为主导社会流动的唯一渠道的时代已经结束。三十多年后,科举制的废除乃是势在必行。
    
    科举制的终结固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科举制难以适应滚滚而来的近代工商业文明潮流,科举制本来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是成熟的农业文明状态下的一种制度安排。说到底它不同于一般的考试,自隋唐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它已成为王朝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某种意义上,科举制度成了支撑一个个庞大王朝的重要支柱,号称“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在得意忘形之际,禁不住感叹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正是通过科举制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读书人一网打尽,让他们皓首穷经,将所有的精力、才华消耗殆尽,沿着既定的科举之路一步步往上爬,然后为帝王一家一姓服务,帮忙或者帮闲。
    
    对每个读书人而言,读书就是为了仕进,而不是为了求知,不是为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不是磨砺思想、追求真理的阶梯,即使包含了这样的目的在内,那也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决不是第一位的。读书于是和荣华富贵连在了一起,读书就是为了考试,考试就是为了秀才、举人、进士,为了中状元、做大官。与科举制密不可分的是一套不是固定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是历代帝王确定的,是不能质疑的。谁不合乎这个标准,谁就不可能被接受,在这里,学问、才华、思想都是微不足道的,中规中矩、合于绳墨是首要的,在这个前提下再来比较优劣高下。有人可能会提出反证,上千年来,在进士、翰林当中也涌现了很多有大学问、有大担当、有朝气、有理想的人,这个名单中可以包括类似王安石、文天祥这样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然而这样的证据是经不起任何质疑的,在那些被科举制淘汰的人当中也许有更多的王安石和文天祥,有更多比王安石、文天祥们更加优秀的人物。
    
    “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帝制时代终将过去,在一个允许万紫千红的新时代,人才的评价和选拔不再是按照某个唯一的标准,而是多元的、开放的,每个人都有尊严,也都有机会按自己方式发展自己、提升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听凭某个外在的、单一的强势力量的选择,不再按限定的模子来铸造自己。这与科举制把一切纳入既定轨道的模式正好相反,在那里,只有一条帝王恩准的通道,只有一个标准,只允许亦步亦趋的重复解释经过删节处理的经典。在皇权之下,不可能有知识的创造和更新,千年不变,几千年也没什么变,我们的所有知识几乎都在文化轴心时代、在先秦诸子那里已经奠定,之后便是漫长的阐释、注解。烂熟的农业文明到宋代以后基本上就停滞了,而科举制强化了这种不变,它最后变成以狭隘的八股文定高低是注定的。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工业革命的号角吹彻西方,知识的创造、思潮的汹涌,西方世界日新月异之时,我们依然沉醉在千年老套中,除了等待被欺凌、被侮辱的命运,再也没有其他的可能。说白了,科举制已载不动老大民族求变革、求进步的梦。
    
    在纪念废除科举制一百周年之时,除了不断听到为科举制叫好的声音,让人难以想象的不仅有人亟亟于攻击百年前的废科举,而且还有人进一步攻击晚明以来直到“五四”的启蒙思潮,对于这一点我很赞同学者肖雪慧的说法——“背景很深厚”。什么“背景”?不是有人一直在否定“五四”,硬是要将“五四”与“文化大革命”扯在一起吗?把一切罪虐都归结到“五四”头上,似乎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他们坏了事,将一个好端端、静如止水的世界弄出了些许波澜,君臣父子如同晨昏月夕一般有规律,科举制正是维系那样一个世界的重要道具,那是一个确定的世界,“五四”(更早可以追溯到晚明、直到晚清的思潮)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更不的不确定性,将多元的思想带入了一个长期信奉一元的民族。从废科举、兴学校到“五四”思潮澎湃,近代的曙光开始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出现,或者可以说,没有废科举,就不会有十来年后的“五四”,它们之间几乎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大约十七、八年前,我很喜欢读李泽厚的书,每次读到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评论“五四”一代人的那番话总是禁不住有些激动,他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正是在他们这一代,我们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即可以成为目的,他们中很多人都选择了教书、研究、撰稿、编书、办报刊等作为终生或相当一个时期的职业,大学、书局、报馆、银行、研究机构……,这都是属于他们的岗位,他们在这些位置上发光发热,一个处于朝廷之外的社会有了精神支柱和实际的有形的平台,一个与旧的农业社会大不相同的新型社会由此而生,这是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们都理解不了的新时代,一个多元的、千姿百态的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推进文明、服务社会,而不是把自己毕生的才智“货与帝王家”,做官从政仅仅是无数选择中的一种选择。尽管鲁迅、胡适等人以后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自由撰稿人也好、大学教授也好,不管从事文化批评、社会批评还是学术研究,他们扮演的主要角色都是在文化层面、思想层面、社会层面努力,这是近代以来的新生事物,是朱熹、王阳明、曾国藩们所难以想象的。这样的景象只有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科举制存在一天,人们便不能摆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千年大梦。一个崭新的、多元的知识世界,一个真正能承载独立公民意识的精神家园也只有在科举制终结之后才有可能渐渐浮出。
    
    2005年8月30日杭州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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