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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和谐社会,岂容游子有家不得归─沉痛悼念刘宾雁老友
(博讯2006年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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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雁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几乎是彻夜难眠。他担任《人民日报》特派记者时的动人情景,总萦绕在我的眼前。他长留人间的作品,既是文学精品,又是新闻佳作,是胡赵新政时期特别引人喜爱的报告文学。

中国最得人心的作家之一

宾雁是我国最得人心的作家之一。在一九八五年选举作家协会主席时,他的选票仅仅次于巴金,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协副主席。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罹难二十年。“文革”结束后,他调任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当时,《人民日报》面临全面革新,正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刚刚开始,一些受苦受难的干部仍然受压受气,还没有平反,很多地方对那些很好的干部,仍然压着,既不重用,又不放走,被随意分配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工作岗位。宾雁这位曾经是才华出众、斐声全国的名记者,竟然被安排去做一个普通的翻译。正好这时,被我们的副总编辑安岗这位伯乐看上了,把他调到《人民日报》。我这时还刚刚当上《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正是求才若渴的时候,我们调来了好几位知名的作家当记者,还聘请了几位兼职的记者,我们特别加以“特派记者”和“特约记者”的美称。事实证明,他们当时所写的“专访”和报告文学,大大提高了人民日报的声誉。那个时候的宾雁在遭受打压二十年后正是意气风发、大显身手的时机。他到人民日报后发的几篇作品受到读者、包括从上到下各级干部的热烈欢迎。

事实一再证明,毛泽东社会主义的特点之一──掌握国家各种财富的各级领导干部享有各类特权,这种特权就是贪污腐化的温床。他们掌握这种独霸专制的特权,不仅可以任意吞蚀国家钱财,还可以放肆地打压那些正直的干部。这些人也正是反对改革开放的“盖子”,把他们所统治的小天地封闭得紧紧的,既反对经济改革,更反对政治改革。所以,宾雁的几篇揭发他们贪污腐败和种种恶劣暴行的作品,特别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一时间,邮局一麻袋一麻袋的揭发申诉信件涌到编辑部。那年夏天,我到北戴河人民日报疗养所休假,正好同宾雁是邻居,等候他接见谈话的读者排成长龙,一直排到大街上,使我深受感动。深深感到我这个总编辑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的功夫,远远不如宾雁这样的记者。热爱他的人太多太多,憎恨他的人自然也是不少。在党的一些最高层的领导人中,责怪他的人也不在少数。以党的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对刘宾雁作了一些支持和保护。我在《胡耀邦与人民日报》一文中,公布了耀邦给宾雁的几封信,有过比较详细的记述。这里我只能很简单地说一点。可以说,这些事实材料,在中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揭露特权者以权谋私

由于宾雁一篇篇揭露特权者以权谋私和以势欺人的报告文学中,被曝光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在社会上就不能不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态势。在众人称快的情况下,自然也引起那些以权谋私的人和保护他们的人的恐慌和憎恨。于是那些惯于使用权术的人,在不敢正面反对的情况下,只好挑出一些所谓“具体事实有出入”来挑战和反对。最先,是一顶一顶的“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以后是一件一件 “虚假报导”的具体指责。一时间,指责宾雁文章这点错了、那点不实的告状信纷纷送到中央。中纪委和中宣部也曾为此作过一些核查,结果证明:宾雁所揭发的最主要的事实,基本上是真实可靠的,当然也有一些很次要的出入。但应该说明,在我们这个混淆是非、巧手掩盖真象的政治体制下,有些事实要完全弄得清清楚楚,也不是一个调查组所能办到的。所以一些中央机关对于一些次要的事实,或者更深一层的真象,一时也很难说一个“是”或者“非”。所以,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感到,那些以假乱真的鬼把戏,实在有些烦人。有一次,耀邦对我说:是不是让宾雁不去写那些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索性去写可以虚拟的小说吧!劝他不要当记者,还是去当作家,不是可以减少一些麻烦吗?

老实说,我当时也曾经有过动摇。所以我把耀邦这番好意转告宾雁,也劝过他是不是到文联去当作家。宾雁很慎重地考虑了这个意见。他最后很坚定地告诉我,他不愿意离开报社。因为做记者,比做文学家可以更迅速更深刻地了解现实,记者有一些比较方便的采访条件。报告文学所揭发的恶人丑事,在一定意义上说,影响更大。作为一个报社的总编辑,我的确也舍不得这样一位冲锋陷阵的闯将,在胡赵新政披荆斩棘的开创时期,报纸也少不了这种真刀真枪的文章。

老实说,当时我实在十分赏识像宾雁这样的优秀记者。我认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记者应有的可贵品质和才干,概括说来:一、他有一颗赤热的心,善于寻找人们最关心的题材;二、他那样广泛地深入群众,深为受难者的痛苦和渴望所感动,使他很自然地成为群众最贴心的朋友;三、他千方百计地接近他采访的物件,不管条件多么困难,多么辛苦,他不得到最宝贵最可靠的材料决不罢手;四、他善于运用他所采访的材料,结合他自己从中得到的新启发,写出既有实实在在的材料、又有时代气息的新思想的激动人心的作品;五、他本人就是一个“第二种忠诚”式的典型人物,那样敢作敢为。他曾经受到的挫折、打击和迫害,磨炼了他的赤胆忠心,培养他把困难一个一个排除、越战越强的品质。

所以我并没有催他离开记者岗位。但是我又十分关心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我以为如果把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解决得好,对于发挥记者和作家的作用,提高报纸的声誉和质量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对比了小说和报告文学的特点作了一点研究,对此,我同宾雁进行过一次比较深入的讨论,我们对此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同他长谈以后,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一个新闻工作者谈报告文学》的专稿,在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的《报告文学》杂志上发表。

这说明,宾雁同志和报社对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都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们之所以那样大胆地刊登报告文学,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和轻率地冒险。今天纪念宾雁,特别提到这一点,我以为是十分重要的。宾雁所写的报告文学之可贵,从这里可以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

“第二种忠诚”式典型人物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报导的两位元主人翁,一个是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的教师陈世忠,一个是上海海运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倪育贤,两人都受到很大冤屈和很大的折磨。他们写了几次信给宾雁,宾雁也专门去为他们的事做过几次实地采访。宾雁认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敢于直言,敢冒风险。

多年来,我们一直宣传“对党忠诚”,学雷锋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但宾雁从很多具体材料中证明,过往长期宣传的“对党忠诚”,只是其中的一种,宾雁把它称为“第一种忠诚”,他这样加以概述:

“忠诚,像美丽一样,也有不同的品种。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这是一种忠诚。怀有这种忠诚的人,本人在个人利益上也须做出或大或小的牺牲,但比较安全,顺当,一般不致招灾惹祸,由于在上级眼里可爱,仕途往往可以步步高升。

“第二种忠诚像陈世忠、倪育贤身体力行的这种,就不大招人喜欢了,直至不久以前,往往还要付出人身自由、幸福直至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

宾雁多年所探索寻找的“第二种忠诚”,他在陈、倪两人身上发现了而且体现得更具体。对于这个“第二种忠诚”,宾雁概括为:“他能用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头脑去敏锐地感知周围世界;他敢于提出经过独立思考的意见,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对于错误的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他敢于挺身而出去干预,去斗争,而不计个人的利害与安危。”

宾雁对陈、倪两人的遭遇的报导,就突出了这“第二种忠诚”。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段文字,是引用“文革”初期陈世忠在重刑犯狱中给毛主席写的一封名为《谏党》的信,陈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中央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中央至今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这是使我忧心忡忡,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否则我就不成其为党的亲人啦。

“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你老人家实质上并不允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于稍微尖锐一点的原则性批评,马上翻脸,施加残酷打击。……你的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是绝对真理,只能赞成,不准反对。……你把自己关进红色保险箱,以为自己绝对不会犯错误!但是一切错误中最可怕的莫过于自己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一九五七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么好的结局呢?

“请你暂息雷霆之怒。……根据这些年事态的发展,我满心忧虑地预感到,迟早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愿我的预言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果如此,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这是“文革”初期写的,出自一个重刑囚犯的笔下,真是“骇人听闻”。宾雁公布这封信时是一九八五年。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谏党》信啊!我看时是很激动的。刘宾雁这篇文章登出以后,得到各界读者的热烈欢迎。文章是由文艺刊物《开拓》创刊号刊登的,但是《人民日报》却不敢登、也不敢转载自己记者的文章。我们预感到这篇文章一定惹祸。后来它果然掀起了一场很大的冲击波,中央最高层也有人出来对刘加以严厉的指责。

万里晴空,紫阳高照

对此事我长话短说。到了这年的九月以后,政局又阴转晴了。七月在软科学发展座谈会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长篇发言,重新提出一九八一年中央提出的“建设一个有高度民主的新中国”的精神,强调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而且提出:“政治决策问题,人民群众也可以参加讨论”。万里同志的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社会上就已经传开了。参加了会议的同志对刘宾雁讲,说万里在讲话中离开讲话稿说了这样一段话:

“刘宾雁的文章《第二种忠诚》我最初没有看,听说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找来看了。我看很好嘛,我们就是需要第二种忠诚嘛!”当宾雁正在狐疑的时候,几天以后,万里约请宾雁去谈话。宾雁告诉我,万里见他的第一句就说:“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还说:“我们中国现在是聪明人和奴才太多而傻子太少了。很少人敢于直言是危险的。”万里还谈到,中共领导集团里,像鲁迅那样有文化素养的人太少了。在“文革”被监禁以后,他说: “我心中又一次发生感慨:这个党是如此重视意识形态,但建党六十年,现在竟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文化的人来作主管宣传的书记!”万里为邓拓、吴??遭到毛主席那样残酷的打击,很是不平。

分别时,万里把他在软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稿交给宾雁,托他转交给报社社长,希望《人民日报》刊登。《人民日报》很快就全文发表了。

万里的讲话真是顿时晴空万里!他力主农村改革,几个中央农村工作的第一号档,就是在他领导下发出来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就是这样解体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话,就是这样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振兴,使整个中国经济一下就活了。万里这一讲话的威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经他这一说,加在宾雁头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下子就飞走了。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万里的讲话转眼过去二十年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万里晴空、紫阳高照的时期毕竟太短了。呼唤“第二种忠诚”的刘宾雁又憾然辞世了。可叹!

中国共产党早就垮了

听说宾雁在罹患绝症后,曾数次提出返回祖国的要求,竟然统统遭到拒绝!我忍不住拍案怒问:和谐社会,岂容游子有家不得归?人民连起码的权利都得不到尊重,谈得上和谐社会吗?

如果有人问:万里同志的警钟已经敲响了二十年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还没有垮台吗?我说,早已经垮了,那个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早就垮了。在“文革”时已经垮过一次了。“文革”后,是包括万里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坚决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而奋斗的一代领导人,把这个党从垂死的边缘又挽救过来了。可惜,在万里的警钟敲响后四年,当邓小平等人领导的“六四惨案”终于扼杀了胡赵十年新政,这个曾经为人民的自由民主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垮了。现在的中共早已不是八十四年前那个陈独秀所创立的共产党,它已完全蜕变为独裁专制的利益集团了。这就是铁的事实,是用亿万人民的血泪和生命浇铸成的历史。和谐社会是在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参予建设起来的,单靠一些好的言词和空的口号是装饰不起来的。

宾雁老友,你生不得回归家园,但是你的作品,你的灵魂,将与生你、养你、爱你、恨你的故国同生共存,直到永远!

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争鸣杂志>

(博讯记者:蔡楚) (Modified on 2006/1/03)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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