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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石油事件—香港《亚洲周刊》纪硕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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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月17日)
    
    
     〔要点〕以香港嘉利来集团被行政侵权案和陕北石油民企被行政侵权案为例,论述地方对中央的抵制,并就广东省局势说明中央整治地方诸侯的起因和决心。 (博讯 boxun.com)

    
    第一部分:论述
    
    1、中共中央铁腕整治地方诸侯
     由于汕尾武警对维权农民开枪造成死伤,酿成海内外震惊的惨案,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中共政治局做检查,但未获通过,显示北京开始对滥权妄为的地方诸侯施以铁腕。梅州矿难后广东自己处理善后,但总理温家宝“保留二次处理的权力”。北京近日召开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全部出席,显示中央领导对整治地方腐败及滥权的高度重视。
     中国地方“诸侯”近年来各自为政,为了地方及个人私利,弃党中央“和谐社会”的宗旨不顾,损害的不仅是中央的权威,也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蒙羞,损害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年末岁初,中国因为维权而造成的人命伤亡事件震撼海内外,也震惊中南海。去年十二月六日汕尾武警对维权者开枪,造成至秒十四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今年一月六日,甘肃六旬农民引爆人肉炸弹,以自杀式爆炸袭击,将正在开会的县官和法官炸得血肉横飞……各种公共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而且性质越来越严重,影响越来越恶劣,不得不令中共中央决心以铁腕整顿。
     连续发生多起影响恶劣群体性事件的广东则成为北京整治地方滥权的重点。亚洲周刊获悉,不久前,国为引起海内外震惊的汕尾武警对维权农民开枪造成死伤的惨案,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须在中共政治局作检查,但张德江的检查不获通过。在中共党内,检查是对犯错者审查的一种方式,在毛泽东时代比较多见。在“六四”以后,类似的检查在党内高层已鲜见。消息人士指出,张德江的口头检查避重就轻,为自己推卸责任,强调早前在一些场合已经明确提醒,警察在加入群体事件时不要带枪,责任主要在地方干部。但毕竟武警对群众开了枪,而且伤亡者众,被外界称为小“六四”事件,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中央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
     新年伊始,北京召开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员央的九个常委全部到齐,显示中央领导对整治腐败的高度重视。面对日益艰辛的反腐败工作,总书记胡锦涛讲话,高擎的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章,自觉遵守党章,切实贯彻党章,坚决维护党章,努力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北京知情人士告诉亚洲周刊,党内日见严重的腐败及地方势力膨胀,一些地方官员权力私有化,动用公权力私人谋利,损害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腐败者得利,最后叫中央政府和共产党“买单”,“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最后令共产党合法性流失,给执政党带来最大的伤害”。
     改革开放二十五年,取得了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但滋生的腐败给党的形象带来极度负面的影响。来自北京的消息称,今年是“十一五”(第十一个五年计划)首年,为贯彻“十一五”规划,尤其是要减低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中共将铁腕整治地方“诸侯”,重建中央权威及重塑共产党形象。“被称为清廉、亲民的胡温,不会坐视地方势力坐大而对中央阳奉阴违,不会看着地方腐败、恶势力坐大而让百姓失去信心。”
     广东省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多宗征地引发警民冲突事件,汕尾市东洲村因征地引发的农民大规模维权事件,警民冲突中警员开枪酿成数十人死伤,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事后,据媒体报道,在广东省委九届八次全体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广东省党委会议上抛出“三句硬话”。张德江说:“现在农民上访有相当一部分和征地有关。今天我说三句硬话:今后,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项目,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成协议的项目,不能开工; 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补偿不到位项目不能开工。”一旦违规征地,引起农民示威,有关责任官员一律免职查处。
     据悉,张德江曾派人到北京活动,要求《人民日报》将他的“三句硬话”放在头版,结果仅在第四版刊出。北京有官员表示,这几句“硬话”如果早点落实,广东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也不至如些激化,死伤也不会这么惨烈了。而这样的“硬话”,其实中央早就说过。一年多前,四川汉源县农民激烈反抗不公征地事件,数万人聚集在瀑布沟电站截流现场,不给大坝合龙,当局出动武警防暴。就在事件激化时,胡温作出重要指示:不准开枪,在移民的问题和要求没有解决以前瀑布沟水电站决不复工,并指示要维护安定团结,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维护移民权益等,并没有将该事件上纲上线,表现出温和的处理方式。如果广东亦能按照中央精神,按照胡温的思想治理地方,矛盾根本不至如此激化。
     去年造成一百二十一名矿工死亡的梅洲兴宁市大兴煤矿涌水事故中,包括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长、梅洲市长、兴宁市委书记在内的二十二名政府和管理部门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二十三名政府和管理部门公职人员被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十八名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职员被捕,所涉官员中就是没有省官。问责制下,类似重大事故在其他省市发生,正、副级干部需要承担责任甚至被免职的情况很多,但发生在广东,死了这么多人,就从没见一个省级主要官员承担责任。有消息说,当时张德江向国务院报告,指广东有能力把问题处理好,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他们了解情况,应以广东的意见为主等。
     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到各地考察调研。总理温家宝南巡最受注目,他先后去了安徽、湖南,又专程到广东考察多日,也为了解梅洲矿难的善后并处理渐行渐远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知情者称,最后温家虽然批示,同意张德江意见,但又加了一句“国务院保留二次处理的权力”。
    
    2、政府与民众结怨严重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过去一段时间,发生了多起引人关注的重大社会事件。从“非典”开始,“南都案”、“太石村”案、梅洲矿难、汕尾武警枪杀案等,地方政府与民众结怨严重。广东省社科院等专家去年赴珠三角六市调查发现,该地区骚乱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呈组织化趋向,参与人数多,带有暴力倾向,持续时间长并牵涉大批警力,对抗性增加,甚至袭击政府机构、袭警等。
     针对地方滥权可能出现的社会动乱,胡锦涛在强调未来反腐要抓的重点工作时,把科学发展观作为首要思想,第二条就提出,要把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作为党风政风建设的工作重点,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全面加强党风建设,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并建立健全巩固成果的长效机制。全国政协委员伟方明指出,胡锦涛执政以后,强调的就是“新三民主义”,在纪检工作会议中再次突出强调维护群众利益,实质上是公开为百姓维权。伟方明说,“维权”两个字这些年来变得很敏感,其实,保障民众的生活权、生存权、财产权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条件,中央的这些思想和政策都表达得很清楚,关键是落实。
     中国民间顺口溜形容中央政策层层下达走样的情况说:“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一月五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再次表示,凡是符合申请再审条件的,应当依法处理,使人民群众“告状有门,冤情能伸”。中央有关政策讲得很明白,三令五申要保护百姓的权益,问题是地方利益所趋,执行时又走样了。
     民冤难伸,状告无门的情况实在太普遍。北京嘉利来维权者得到中央政府支持,打赢了所有官司,北京商务局就是死拖不执行;而不久前,中国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北京司法局处以停业一年的处罚,剥夺了他以法律的名义为民请命的权力。中国民间维权之路走进了最为黑暗的隧道,面对一些地方政储滥用公权置民众生死于不顾的绝情,维权者几乎被逼到了绝途。
     一月五日的上午,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陕北民营油田维权案宣判,结果,主要维权者冯秉先被以“聚众闹事”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维权者成了阶下囚。审讯陕北油田维权者冯秉先的靖边县法院和检察院有关人员就公开讲:“就算冯秉先翻案,要追究法官和检察官的责任,都有政府承担,与我们无关。”
     陕北油田民营投资者在地方政府号召下参与投资打井,后因政策改变油井被政府收回,在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情况下,冯秉先等人行政诉讼陕西省政府侵权,但法院不予受理,公安将冯秉先等民营投资者到北京请来的维权律师朱久虎都拘捕了。去年九月,在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关注下,朱外虎才在被关押了四个月后释放,至今仍带着取保候审的帽子。
     陕北公安又以“央视采访”诱捕冯秉先,并于一月五日以“聚众闹事”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有陕北民众愤慨地表示,判冯秉先有罪,“这比旧时地主黄世仁审杨白劳还过份,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的钱,现在是政府欠了投资人的钱还要审人家、给人家判刑”。更令人费解的是,去年九月,国家主席胡锦涛都关注此事,要有关部门释放朱久虎,陕北现在再敢判冯秉先,是置胡锦涛的关注于不顾。
     冯秉先的辩护律师莫少平为冯秉先作无罪辩护时指出:冯秉先没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意图,是为了要求对话协商,不存在故意扰乱的动机,他只是靖边县一名普通代表,称之为总代表,是因为他主要是作为陕北民企的“代言人”。莫少平指,陕北政府一直想控制冯秉先,苦于找不到借口,二00三年七月曾关押冯秉先一个月,查偷税漏税,当时就欲判冯,只是没有找到证据,后来释放了冯;这一次陕北民企上访出现失误,陕北政府终于可以给冯栽赃了。抓捕判刑监禁冯的原因,目的有两个,主要为从此彻底镇压民企维权,再就是打击报复冯。陕北民企的两次上访,没有造成任何严重后果,均没有过激行为,没有打、砸、抢、骂,没有阻塞交通,没有不听劝阻,市里是市长亲自跟民企对话,省委是省委秘书长亲自挂帅对话,对话后,榆林市长还请九位民企代表共进午餐,气氛和谐。“聚众闹事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地方政府视法律为无物
     即便在中央的关注下,完全按正常法律渠道,香港嘉利来集团赢了官司也面对着北京市商务局软拖硬顶的困境,至今不予执行。港商嘉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穆军在北京投资遭地方侵权,他通过正当程序上访和法律诉讼,走完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际仲裁等全部法律程序,香港嘉利来公司全胜,但遗憾的是,穆军仍拿不回属于嘉利来的股权。北京市商务局至今仍拒不按照国家商务部《责令履行通知书》的要求,恢复嘉利来在合作公司中的股权,拒不颁发新的批准证书。尽管在法律上嘉利来公司全胜了,但非法存续的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仍霸占工地、违法施工。
     香港嘉利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多次派赴北京市商务局交涉,并提交函件,要求落实执行商务部复议决定,并强烈要求就上述事宜与北京市商务局领导对话。北京商务局派出保安挡门,拒不让嘉利来的人员见领导。穆军指,北京市商务局为了欺上瞒下,混淆视听,敷衍落实执行商务部行政复议决定,竟然继二00五年六月六日做出“京商资字〔二00五〕四四三号”《北京市商务局关于撤回京经贸资字〔二00一〕六二七号批复的通知》后,又于二00五年十一朋二十二日,针对嘉利来公司要求其落实执行国家商务部行政复议决定的要求,做出所谓《复函》称:“我局已经全面执行了外经贸法函〔二00六〕六七号行政复议决定,并且已经得到了国家商务部的认可。”摆出的,完全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再次暴露其无理、无赖、违法的真面目。
     从嘉利来按程式打赢官司却得不到执行,到陕北油田案法院不受理维权者上访却被判有罪,再到汕尾民众群体保家园遭枪杀,直到甘肃老农不满法院判决导致其子自杀及在处理儿媳遗产时不公、走投无路闯入县法院用人肉炸弹来了结,造成五人死亡、二十二人受伤的惨剧,而起因仅是一件普通的离婚案。这些典型事例表明,无论你走哪一条路,最后只有一个无法维权的结果。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顾敏康表示,中国这么多的维权案得不到公正解决,都发生在地方,是地方官员随心所欲行使权力导致的结果。顾敏康认为,一方面反映百姓的维权意识提高了,另一方面也显示,地方权力得不到妥善的制约。顾指出,长远讲中国司法不仅要对老百姓,对地方官的腐败及滥权也要严刑峻法。
     关心百姓的权益和反腐倡廉是一体两面,胡锦涛在中纪委六次会议中强调,要通过学习贯彻党章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大防治腐败的力度。如果说二00四年被称为维权年,二00年被称为整顿年,那么,二00六年开始将是一个整治年,是重塑共产党为民新形象的一年。
    
    
    第二部分:专访。
    1、专访:香港嘉利来公司董事长穆军——北京市对中央顶着不办(略)
    2、专访:被捕的陕北油田投资者冯秉先的未婚妻曲建平——从陕北油田到维权之路
    
     曲建平说,陕北油田事件由于地方政府粗暴执法,已经引起各方关注;当年政府号召办油田,后来又下令封井,老百姓已不相信政府。小投资者维权是“逼上梁山”。
     在陕北民营油田维权事件中一直站在前列、被当局以“聚从闹事”为由追捕的小投资者冯秉先,二00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被诱捕。陕北榆林公安讹称“中央电视台记者刘波采访”,约定上午十一点左右在武汉市《湖北日报》社门口见面,陪着冯秉先四处流浪了几个月的曲建平一同前往。曲建平告诉亚洲周刊,那天到了位于武汉市东湖风景区的报社门口,冯秉先拿出手机想给“央视记者”打电话,一个矮个子从后面上来,一下扣住冯秉先和曲建平的手腕说“不许动”,一辆车上下来一个便衣,要两人上车。
     冯秉先说要给“央视记者刘波”打电话,电话接通,冯秉先问:“刘波,你在哪?”对方回答:“马上到。”车到路口,上来一个男子,拿的就是“刘波”的电话,冯秉先问:“谁是刘波?”那男子说:“我就是。”其实他是榆林的公安。为陕北民营油田投资者奔走的冯秉先,最后无法逃脱公安的追捕,曲建平也被带到陕北关押一个多月才释放。冯秉先在一月五日的一审中被判“聚众闹事”罪成。
     曲建平虽然尚未与冯秉先正式登记结婚,冯秉先被押入牢狱后,她一直以“夫人”的身份支持冯秉先,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曲建平说:“冯秉先的家人,会一直爱他、支持他,帮助他熬过艰难的刑期。冯秉先这个小投资者现在已一贫如洗,靠借债维持,但是,我们仍会尽一切努力让冯秉先不会太多苦。冯秉先二审判决后,我就与他办理结婚登记,从此以后,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相濡以沫、相依相伴。”以下是曲建平接受亚洲周刊专访的访谈摘要:
    
    你说会继续上诉,但很明显,上诉也会败诉,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是否会更改对他的判决,而在以我们自身的遭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来逐级检验中国政府是否要依法治国,是否真正要构建和谐社会。我们想知道,陕北石油民企的遭遇和冯秉先的蒙冤错判,到底是中央政令在地方行不通,还是中央政府指令地方这样做。冯秉先追求民主、追求法治、富有美好的社会理想,现在虽然遭难,但他仍愿决用自身的经历,来检验、来争取,因为他对最高法院、对中央政府,还寄予希望。作为冯的亲人,我们很爱戴这位勇敢而值得尊敬的老人,我愿意尊重他的意愿,为他、同时也为陕北民企,继续追讨公正。这就是我们明知上诉可能失败还要不断上诉的原因。
    
    冯秉先还愿意这样坚持下去吗?
     冯秉先曾对我说:“我之所以这样坚持为陕北民营油田维权,是因为我相信中央一定会走市场经济道路,一定会依法治国,这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不可更改的选择。”这是冯秉先“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原因。冯秉先和他的合伙人,三年来在此案上已经贴进一百多万,现在冯又坐了牢,即使能得到追加的补偿,远不足以弥补他的损失。
    
    维权中学懂依法办事
     冯秉先坚持打陕油官司的起因是对财产被剥夺的不服从,但在三年的维权道路上,他认识了许多专家学者,学法懂法,增强促进了他的民主法治意识,他对陕油案的认识,已经不仅限于利益本身,他认为这件事能够得以合理解决,将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促进。
    
    冯秉先被判以后,陕北油田的产权问题就能解决了吗?
     冯秉先被判刑以后,陕北油田问题能否得以解决,现在仍未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冯秉先被判刑,对于解决陕北油田问题,公平公正解决陕北油田问题极为不利。
    
    为什么?
     这可能是陕西政府不想解决陕北油田问题的信号。因为。如果他们想解决陕北油田问题,就没必要判冯秉先来再次损失自己的政治声誉。政府的处理是冯案在先,陕油案尚未有说法。现在冯案处理不当,给政府招来一片骂声,甚至连累中央政府都要受指责。
    
    估计其他投资者会放弃吗?
     其他投资者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想放弃,但是他们的信心已不如以往。不过,现在坚持的人,大多是负债的,他们如果不要求再次追加补偿,可能永远也还不完债。坚持,也是逼上梁山,迫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比如定边县的张绥林,他投资五百多万,现在赔得倾家荡产,债主上门,他自杀过几次。现在,定边县政府有令,公检法不许受理状告张绥林欠债的案子。
     定边县的姚继明,破产后告蹬三轮车拉货为生,政府对他的处理方式是,给他家每人每月二十五元人民币最低保障,四口人共一百元,买粮食可能还不够。姚继明说,朱久虎、冯秉先是他的希望,要是没有这些人打官司给他希望,他早就把事情闹大了。这样的事例太多了。
    
    群众会不会继续维权呢?
     我知道,陕北定边县的刘建云、刘富,都曾是很风光的企业家,现在全都负债,定边县诉讼总代表张万兴、诉讼代表刘建云、刘富,现在都是最坚定的维权者。他们在北京重新聘请律师,准备再次与政府交涉,把陕油补偿一事进行下去。律师团尚未协调组建完毕,但组团重新启动陕油补偿案,是陕北投资人(尤其是定边投资人)坚定不移的想法。现在不想要油井了,就是希望能得到跟孔令宏、贺建军等人大致相当的补偿金额(相当于第一次补偿的3~4倍)。
    
    在这些年的抗争中,陕北政府的损失是什么?
     执政信誉几乎荡然无存。我引用一位公安人员的话来说明。靖边县公安局有一位干警,原来也参与打井,因为他当时是靖边县最大的油区的派出所所长,所以有条件打更多的井,他参与了几十口井的投资,政府要求所有干部退股,这位公安干警也赔了。他对民营企业遭受损失幸灾乐祸,但他说:“打井是政府让打的,收井又是政府要收的,政府想怎样就怎样,言而无信,干部群众哪一个还相信政府?”
     地方政府粗暴执法、野蛮践踏人权、公然挑战宪法和法治,这都严重毁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形象。从二00三年收井,到后来单方面定价强制补偿,陕北政府抓捕关押投资人已是常事。延安的安塞县一次抓捕四十八人,捆绑、公审,无异于土改和文化大革命;靖边县投资人任光明等人,是被公安从看守所拉出来戴着手铐脚镣被人强按手印接受了补偿,他们常感慨自己是当代的杨白劳。
    
    检察院法院露出流氓相
     这些做法,不仅毁损中共中央“走市场经济道路、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更是完全将政府的形象黑化、恶化,严重打击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执政的信心。现在,靖边县的法院和检察院就拿出一副流氓姿态,说什么“就算冯秉先翻案,要追究法官和检察官的责任,都有政府承担,与我们无关”。
     中央政府如果纵容陕北政府胡作非为、任意制造错案,那么更会有其他地方效法,如此下去,必将使恶行更加泛滥,总有一天会成灾。
    
    冯秉先近况如何?
    
     冯秉先蒙受了很多屈辱,手铐、审判时穿着看守所的黄背心、在监所里听着警官的训斥,这都不是天性敏感、自尊心强的他所能轻易承受的;五个半月来,榆林警方对冯秉先实行严密隔离,孤独的痛苦时刻折磨着他;关押条件恶劣,营养严重缺乏,对这位六十岁原本身体就极为瘦弱的老人来说,实在是健康的摧残。
     一月五日一审判决后,下行我和他的儿子在看守所里见了他一面,只有二十分钟左右。他还是很豁达乐观、很坚定,表示要上诉,还说要写二审自我辩护。他还劝亲人们都离开靖边,各去做各的事。
    
    你们还会如何争取权益?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的目的不在于翻案,而在于以自身的经历去检验中国的法治,以自身的命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来追求真理和公义。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尊严地做人,首先就是要坚持真理,不向错误和强暴低头。如果我们无人可求,那就反求诸已,只为成全自己对真理和公义的追求,只为以自身的经历展示做人的尊严,只为以我们的勇敢来唤醒更多的人坚持真理追求公义,能够成陕北民企维权有个好的结果。我们会继续加入陕北民企维权行列,继续冯秉先不能再做的事,以和平理性的方式,继续追讨公正。
     《亚洲周刊》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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