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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2005中国的文化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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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2月07日)
    
    
       1、 三驾马车的话语牌局 (博讯 boxun.com)

    
      2005年,中国大众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喊。“沉默的大多数”终于结束“沉默”,转而成为中国最大声的群体。这个文化事变,修改了中国话语权力的老式牌局。
    
      关于制度和文化孰是孰非,孰轻孰重的问题,一度是中国知识界讨论的焦点之一。自由主义学者坚持“制度决定论”的立场,并藉此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决定论”的大失败,作了沉痛的思想检讨。尽管这种反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制度改良的关注,但它并未突破“制度-文化”的二元论框架。越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经济和科技作为新的犀利元素,早已强行插入中国腹部,并以“制度-经济-文化-科技”的多边互动,重构了社会营造的各种要素。看不到这点,就难以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2005 事变中,一方面是旧体制下的新经济,继续塑造着文化的功利主义品格,一方面是电子科技势力的扩张。它最初只是官营经济的产物,而后却变成了改造文化的强大动力,令体制所难以驾驭。如此复杂的四边互动,营造着2005年的文化面貌。
    
      基于互联网技术(论坛、博客、动漫、声频和视频等)的发育成熟,网民群体迅速繁殖(约1.1亿),他们用超大数字的点击率,勾勒出芙蓉姐姐们的“丑角”形象;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和手机短信,也塑造了“超级女生”的青春偶像。这两项电子技术的辉煌后果,题写了现代文化史的诡异一页。
    
      互联网私生女芙蓉姐姐,一头“披着狼皮的羊”,表情嚣张地推开了中国文化的沉重门扇。有关“貌似天仙”的自我表扬,成为当年最骇人听闻的台词;她的“S功略”,就是在论坛上张贴自己的S形身躯造型。这种零成本的身体实践,为女性草根的“翻身”,开辟了一条光辉的道路。
    
      继卫慧、九丹、木子美、竹影青瞳和赵凝之后,身体叙事的主流正在不断派生出各种新的流派。除了“宝贝派”、“日记派”、“裸身派”和“巨胸派”,更有“菊花姐姐”单手创立“蝴蝶派”,引发舞蹈界精英的哄堂大笑。她用呼啦圈道具所作的蝶化表演,是一个精妙的象征,隐喻着下列坚硬的事实:大众从历史的坚硬茧子里脱颖而出,成为数码乌托邦的主宰。
    
      与芙蓉姐姐和超级女生遥相呼应的是,在国家和知识精英之外,“第三种话语势力”已经崛起。经过将近十年的缓慢生长,“哄客”基本完成了其在互联网上的权力布局。在那些核心网站和民间论坛,他们已经成为左右舆论的重大势力。尽管这种权力重组仅仅发生在话语层面上,但它已经确立了民粹主义的价值阵营,并注定要对中国文化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互联网哄客的崛起,国家和知识精英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型为话语的三权分立:大众、国家和知识精英。在新的三驾马车体系里,国家继续严守威权主义立场,知识精英战成一团,大众在高声叫骂。这就是21世纪文化中国的全新牌局。
    
      2、哄客社会的畸形容貌
    
      哄客社会,可以大致划分为赞客、笑客和骂客三种类型,并且应当以笑客为主流形态,藉此维系健康“公民社会”的基本风格。但在文化畸形的中国,以所谓“愤青”为主体的骂客,取代了笑客的地位,成为支配大众舆论的主流。骂客渴望言说的权力,却拒绝为此承担责任。在夺取话语权后,骂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口水暴力强加给了这个文化衰退的年代,使它的容貌变得更加冷酷。骂客是的草原上的胡狼,他们集体出动,狙击他们的道德猎物,对他们实施道德打击和羞辱,然后为自己的战果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没有任何现存法律和伦理能够制止这种暴力狂欢。
    
      骂客社会在中国的崛起,固然跟大众对现实的不满有关,但最终还是基于犬儒主义的生活策略。以匿名的“无名氏”方式在公共空间展开反讽、嘲笑和叫骂,满足了政治宣泄的本能,却具有最大的安全系数,无需对言论后果承担任何责任。但这种痰盂里的反叛,并不能养育任何文化英雄,恰恰相反,它只能进一步提升社会的仇恨指数。
    
      在大众荣获话语权之后,骂客改变了它的走向,将其引入畸形和病态的时空,这是2005最大的文化悲喜剧。它不仅为官方学者倡导“实名制”提供借口,而且击碎了知识精英所期待的“公民社会”梦想。在这一变故里隐含着一个常识性的公理――没有精神自律的自由,就是自由的死敌。
    
      3、国家主义的民族符号
    
      就在骂牌叫阵的同时,国家主义的文化外宣模式,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改进。新战略包含了两种模式:第一,在“孔子学院”的名义下实施“汉语西进”;第二,向欧美推销张艺谋式的文化符号,在“中国年”或“文化节”的名义下实施“国粹西进”。这两种“西进”模式,构成了国家主义文化的全新战略核心。
    
      国家意识形态的硬性传输早已失效。毛-周时代已经懂得利用京剧和杂技里的民族符码来传递国家信号,但由明成祖朱棣组织的帝国文化符码(红色、龙狮、牌坊、灯笼、闽粤锣鼓等等),制造了严重的“民俗疲劳”。如果没有张艺谋同志及其奥运叙事,没有那些高跷、红绸、安塞锣鼓和穿旗袍拉胡琴的性感女人,民族符号的“进化”是不可思议的。文化官员开始运用那些被重新整合的民族符号,把它们转换为更有魅力的国家符码。
    
      在热火朝天的外宣运动的侧翼,民族历史元素的采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杨丽萍“云南映象”,推动了民间原生态文化的大规模开采;“文化遗产”的申报,已发展为“遗产经济学”的庞大行业;“国乐团”的演奏阵容日益庞大;“国学”复兴的总动员也已发动;由“国师”主编的《清史》,投资数亿人民币,俨然朱棣的《永乐大典》再世。与此同时,各种国学书刊、国学院和国学私塾,犹如雨后春笋。“国学”正在成为一张表情庄严的大牌,蕴含着国家主义的最高学术信念。
    
      “国学”就是国家和学者的互动平台,它始于延安,继而在五十年代由郭沫若等人开设,具有短暂而辉煌的历史。国家对学术的高价征用,是当下“国学”兴盛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国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开辟了“学术国家化”的道路。学术独立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理想,学术一旦被国家征用,就只能变性为“国术”,也即体制的修补之术。如果没有看到“国学”背后的“国术”本质,就无法对“国学年”做出恰当的描述。
    
      4、“第四代”儒生的政治权谋
    
      2005最大的 “国术”表演,就是在曲阜举办的官方祭孔大典。由于演出服饰凌乱,各朝服装乱穿,甚至满清的服饰也混杂其间,缺乏基本的文化逻辑,仪式现场的风格滑稽可笑。但“第四代”新儒生的集体出牌,还是给2005年的中国牌局,注入了来自“知识精英”的“希望”。
    
      陈明宣称,“儒学是国学的核心”。这是新儒生把“国学”绑架到“儒学”战车上的危险信号。利用民众的文化和道德焦虑,蒋庆力主“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成为“王学”和“官学”,也就是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藉此对抗“基督教文明”。康晓光则进一步宣称,“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用所谓“仁政”,来替换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
    
      但正如蒋庆所说,“文化就是一种权力”。在这副“国学”牌的背面,露出了有关权力的深谋远虑。新儒生的权力梦想,至少包含下列三个方向:第一是思想权,也就是要用儒家“天意”来“统一”国人的“思想”;第二是遗产权,即建立所谓“中国儒教协会”,并为儒教古籍以及孔子像等无形财产申请专利保护,而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赢利性文艺作品,均应向该协会交费,由此推动儒学经济的发展;第三是掌控国家的权力,也即在所谓“儒家议会三院制”的伪宪政格局中,执掌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力。这与其说是“儒学”,不如说说一种野心勃勃的“儒术”,旨在实现儒学与政治权谋的亲密接轨。
    
      那么,“新儒学”的“权力乌托邦”,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美妙货色呢?只要作简单审视就不难发现,逼迫我们放弃多元选择和统一头脑的“思想儒学”,正是那种早已声名狼藉的文化专制;而所谓的“政治儒学”和“三院制”,无非就是人大、政协和社科院三位一体的低级复制;“财经儒学”则更为可笑,它企图侵吞和独占儒家的思想公产,把后者变成新儒生的敛财之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无疑是一场过火的革命,而今又倡导全盘复辟,转而成为过火的反革命,中国文化的反省与建构,始终处于极端的涨落之中。新儒生连中庸之道都没有学会,也未能读通“四书五经”,亦来不及作现代性阐释及话语转换,更无力分辨其中的垃圾和精华,便急不可待地推销“原教旨主义儒学”,并断然拒绝兼收本土其它学说(例如与儒家互补的道家)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价值错位,加剧转型中国的政体混乱。儒学早已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妪,却还要被“第四代”再羞辱一次,这是儒生的出牌闹剧,也是儒学的历史悲剧。
    
      (说明:《中国新闻周刊》上的本文,因可以理解的原因,由编辑作了某些删改。“世纪中国”刊发的本文,是未删改本,引用者请以这个版本为准。)
    
    原载“世纪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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