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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發表一組中國作者談教育醫療問題
(博讯2006年3月27日)
     張英:發表一組中國作者談教育醫療問題
    
     【歐洲導報張英按】中國作者談教育醫療問題,有直接對話,也有間接體現,作者是:南昌林金芳、彭興庭(蕭坊),杭州舒聖祥,江蘇肖華、陳文祥,廣州葉花果,重慶唐厚梅(鈴帶雨)、徐曉,四川萬大成,河北王豔坤,山東畢延河,遼寧崔書君,太原樊仁秀,西安艾文波等,重視教改與醫改,共十九篇,一併發表,以供討論。 (博讯 boxun.com)

    
    還有多少教育亂收費沒治理?
    
     ●林金芳 (江西師範大學政法學院)
    
     教育部近日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治理教育亂收費等情況並答記者問。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組長、教育部黨組成員田淑蘭透露,2003年以來,治理教育亂收費約達17億元,這些錢中的絕大部分都已退還給了學生家長。(《新京報》3月22日)
    
     此外,教育部監察局局長劉金平還列舉了2003年以來中國治理教育亂收費取得“八個成效”,在此我就不一一列舉了,總而言之,看起來真是成果喜人。這次新聞發佈會,無疑是教育部的“慶功會”。但是,我還是想怯怯地問一句,治理了這麼多的教育亂收費,那又有多少教育亂收費沒有治理?
    
     早在2004年,國家發改委曾公佈一個“價格舉報六大熱點”,其中顯示,教育亂收費居首位。當時,新華社報導,10年來,教育亂收費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每年教育亂收費達200億元。2003年到2006年,就保守一下,算兩年吧,那也有400億。兩年400億教育亂收費,只治理了17億,也就是說,只有4.25%的教育亂收費得到了治理。可以肯定,這被治理的17億元亂收費,只是冰山一角。
    
     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就是許多部門在擺設自己的“成果”時,往往是列出“做了什麼”,然後一連串的數字,看得讀者眼花繚亂。而對於沒做到的,捂著蓋子就是不說。
    
     比如說,這段時間,審計部門就搞了一個統計,內容是,2005年,審計相關機構拒絕被審計單位宴請13054次,拒收禮品、紀念品3551件,拒收現金、有價證券及支付憑證等160萬元,謝絕旅遊、娛樂等活動6280次。然後得出結論:審計的社會形象不斷提升。我不知道這個結論是怎麼得出來的,是比前以拒絕得多了,收得少了,所以形象提升了?誠如有網友所言,審計部門拒絕了這麼多“宴請”、“禮品”和金錢,那麼,又有多少沒拒絕呢?
    
     對於數字,最重要的是要有可比性。還是拿這個治理教育亂收費來說吧,既然要擺慶功宴,總要顯示進步的地方。國家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首先要先回顧一下過去,才能展望未來,也只有這樣,才有說服力。然而,就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17億,能說明什麼問題?一個17億,看起來是天文數字,怪嚇唬人的,可是比一下,原來才知道,只是一隻小花貓,沒有什麼了不起。
    
     亂收費只是大部分退還?
    
     ●肖華 (江蘇慶豐鎮宣傳辦)
    
     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組長、黨組成員田淑蘭介紹說,通過幾個部門下去檢查得到的數字,這幾年治理教育亂收費大概有17億,這個數字是來自各級的治理亂收費的工作部門統計上來的。這部分錢絕大部分都已經退還給了學生家長。(3月21日新華網)
    
     我們從教育部的講話中,可以看出教育部還是比較滿意這幾年來治理教育亂收費的成績的。17億絕大部分都已經退還給了學生家長,這些確實不錯。但是這些能說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嗎?
    
     據一些教育專家保守測算,10年來教育亂收費總額超過2000億元,也就是每年至少有200億元。可是這幾年治理教育亂收費大概有17億元,一年200億元,幾年才治理教育亂收費17億元,這一切能說取得顯著成效嗎?
    
     我們暫且不說這些,就說退還亂收費這件事上。即使按照教育部自己承認的,也不過是絕大部分退還給了學生家長,也就是說幾年來還有一些亂收費的錢沒有退還給學生家長,這些錢雖然是少數,但對照17億元的基數,相信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把這些錢分擔在一個家庭身上,也會使這些家庭承擔不少的經濟壓力。
    亂收費大家都知道,是一筆不合理的費用,是一筆違反法規收取的費用,對於這樣的錢,不但不應該收取,即使收取了,也應該無條件的退還給學生家長,更何況是好不容易查出來的教育亂收費,更應該通過必要手段讓學校全部退還。可以我們的教育部門,對查處出來的教育亂收費,幾年來也沒有讓學校全部退還。這究竟是什麼原因,但無論是什麼原因,都不是不退還的原因。沒有全部退還,只能說明我們在查處的力度上還不夠,除此而外,我們還有什麼解釋?
    
     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教育部說,三年以來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具有幾方面特點:領導高度重視,教育部黨組列為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七部委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形成齊抓共管的治理工作機制等等。可是就是在這樣的“高度重視、建立聯席會議制度”等情況下,仍沒有把查出來的亂收費全部退還給學生家長。這讓讓人想到,如果不高度重視,不知道還有多少查處出來的亂收費不退還?
    
     這說明了“高度重視”對一些學校是不起多大作用的,有的學校並不怕教育部領導的高度重視,不怕聯席會議制度。一些亂收費的學校不怕亂收費的查處,不退還收取的不合理費用,還能說治理亂收費取得很大成效?
    
     教育部門,當說到在“領導高度重視”下,只有“絕大部分錢都退還給了學生家長”,不知道臉紅不臉紅。要想治理亂收費,不妨從查出的亂收費入手,應當用無一例外的方式處理亂收費的任何學校,否則,難免給了其他學校更大的冒險心理,在這種情況下,恐怕查出再多的亂收費學校也是白費。
    
      見習制度:新時代的“上山下鄉”?
    
      ●舒聖祥 (杭州註冊會計師,媒體評論員)
    
     從今年開始,中國將陸續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高校畢業生就業見習制度,建立畢業生就業見習基地,以幫助回到原籍、尚未就業的高校畢業生提升就業能力,促進供需見面,儘快實現就業。畢業生見習期限一般為六個月,最長不超過一年。見習期間,由見習單位和地方財政部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對見習生提供基本生活補助。(3月22日《中國青年報》)
    
     2005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338萬人,今年將達413萬名。雖然統計資料顯示,截至去年九月一日,2005年普通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高達72.6%,但是誰都知道該數字的可信度極低。因此,緩解如此嚴峻的就業壓力,無疑是政府部門推出就業見習制度的初衷。時長可達一年的見習期,有利於將就業壓力推遲延後,也有利於減少“畢業即失業”的教育尷尬——雖然這不是什麼“治本”之策,但至少可以暫時緩和矛盾,並為期待奇跡出現贏得時間。
    
     但是,就在這緩和矛盾的表像之下,卻隱藏著加劇就業矛盾的隱憂。在某種意義上,見習制度是一種無用的歷史倒退,像是一場新時代的“上山下鄉”運動,不僅無助于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真正解決,反而向公眾傳達了“黔驢技窮”的失望感。
    
     首先,見習制度原本就是一個歷史怪胎。我們既有實習期,又有見習期,還有試用期,這常常搞得一些畢業生不知所措。實習期是指在校學生到用人單位進行社會實踐活動的時間,與實習單位不形成勞動關係;試用期是指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相互瞭解、選擇而約定的考察期,《勞動法》規定試用期不得超過6個月。而一年見習期是為適應當初的畢業分配體制,為工資定檔等提供依據而設定,見習期間實行見習工資,不得調動工作,期滿經考核合格方轉正定級。如今,國家早已不提供“畢業分配”待遇,現行法律法規對見習期內權利、義務也沒有具體規定,因此,見習制度理應被廢止。
    
     其次,見習制度是對大學生合法權益的一種侵犯,將加劇大學生的“廉價化”。見習期間,大學生只能得到基本生活補助,顯然要低於正式職工的工資待遇。《勞動法》規定,這種“廉價使用”時間最長不得超過6個月,可見習制度卻無故將其延長到了一年,這是涉嫌違反《勞動法》的。見習期間,本來就很低的大學生起薪工資,將再次被砍去一大截,教育投入和產出更加不成比例,“讀書無用論”會更猛烈地泛起,進而影響到國之根本的教育大業。
    
     再次,見習制度在製造出虛假就業的泡沫繁榮同時,也大大減少了企業單位的用人需求量,大學生將面臨著更加嚴重的“一職難求”局面。從根本上說,見習制度是建立在對企業單位“公益性”的充分信任基礎上,可是企業的目標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不是為社會解決就業問題。見習工資本來就少,加之還有地方財政的支持,有限的工作崗位必然會被大量的見習大學生充斥;而一旦見習期滿,在經濟人逐利本性作用下,新人會立即取代老人,老人隨之失業,從此走入一個惡性循環。如此一來,見習制度將演變成企業降低成本的饕餮大餐,而大學生得到的除了一年被剝削的機會,就是從“畢業即失業”換成了“一年後失業”。
    
     當年的“上山下鄉”名義上是為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可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就業問題;如今,見習制度說是為了“提高大學生就業能力”,可實際奉行的卻是同樣的緩和就業矛盾的“擱置療法”。僅就這一點而言,見習制度很像當年的“上山下鄉”。
    
     大學生當村官:嚴酷就業環境下的現實選擇
    
     ●徐曉 (重慶)
    
     昨天,大學生村官的報名工作已經結束,北京市共有11354名高校畢業生報名村官。由於今年村官的計畫招聘人數為2000人,這就意味著錄取比例大致為6比1。北京市教委、農委提供的資料顯示,2006年北京地區普通高校的畢業生總數約為17.8萬人。這就說明,北京市17個大學畢業生中就有一個報名當村官!(2006年03月19日 北京晨報)
    
     這真是一條令人可樂的消息,想不到上山下鄉又成了時髦。當然,這個下鄉不是去當農民,而是去當農民的父母官。但揣測一下這些願意下鄉當官的大學生的心態,還是很有意思的。
    
     一是大學生當村官的地方是首都北京的農村。北京的地面很大,當然包括北京的農村地面。但首都就是首都,即使在首都的農村,各種條件恐怕也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的。這是北京的大學生願意當村官的第一個理由。
    
     有優厚的待遇是大學生願意當村官的又一理由。據2月6日《新京報》報導:招聘為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村委會主任助理的高校畢業生,第一年人均月薪2000元,第二年2500元,第三年3000元。非北京生源北京高校畢業生,聘用兩年連續考核合格者,經市人事局批准,可轉為北京戶口。在校期間已通過北京市國家公務員公共科目筆試的,筆試合格證書有效期延長至其3年合同期滿後的6個月,3年合同期滿考核合格且具有北京市國家公務員公共科目筆試合格證書的,如北京市用人單位需要,經面試合格,可優先錄用為北京市國家公務員。
    
     還有什麼條件比這樣的條件更優厚呢?我想,這恐怕是所有願意當村官的大學生們的最實在的理由。不必說2000元到3000元的月薪,也不必說兩年後可轉為北京戶口,單是3年後可優先錄用為北京市國家公務員這一條就足以讓更多的大學生去當村官了。
    
     更為現實的是當下大學生們的就業環境日益嚴峻。就在3月16日至18日短短三天時間內,北京就有大小近10場針對大學畢業生的招聘會。據最新資料表明,2006年預計全國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總量約2500萬人,預計城鎮可新增就業人員約1100萬人。高校畢業生依然面臨結構性就業難題。2006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比上年增加75萬人,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3月18日《光明日報》)
    
     另據國家發改委《2006年就業面臨的問題及政策建議》披露,2006年預計全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總量約2500萬人,而預計今年城鎮可新增就業人員約1100萬人,勞動力供大於求將達到1400萬人。2006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比上年增加75萬人,這更清楚的表明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可以說已經到了非常嚴峻的地步。
    
     由此看來,大學生當村官是嚴酷就業環境下的現實選擇。這種選擇很可能不是大學生們發自內心的,而是權宜之計,是退而求其次的無奈的選擇。因為,畢竟村官與大學生所學專業相差甚遠,據調查結果表明,大學生村幹部具有農學背景知識的僅有4%。此外,醫學占2%,工學占6%,法學占3%,經濟與管理專業的占22%,哲學、歷史學以及說不清楚的占18%;理學、文學、教育學三者占總數的45%。(中國青年報01月20日)
    這就清楚表明,如果不是把當村官當成留在北京的跳板,或把它當做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權宜之計,恐怕是沒有多少大學生真願意當村官的。
    
     這也說明,如何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是一個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因為,就業是民生之本,大學生就業更是我國就業問題中帶有全局性的戰略性的大問題。而創造種種優惠條件讓大學生樂意當村官只是一種解決就業難的“臨時”舉措,要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還需要我們的各級政府本著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認真加以解決。
    
     我的聾啞父母
      
     ●鈴帶雨 (重慶)
    
      父母在聾啞學校同窗十載,結下了深厚情意,畢業時,他們的愛也水到渠成。父母22歲時生下我,兩個生活在無聲世界裏的人,聽不見也說不出,撫養我自然要比正常人付出更多的艱辛。我10個月大時,父母每次外出做小本生意,都用繃帶把我松松地拴在床幫上。有一次,繃帶留得長了些,我被吊在床邊,兩頭不著岸,"哇哇"大哭起來。父母回家後,從窗外看到我不在床上,以為我被壞人抱走了,於是兩人"哇哇"哭叫著沖出院門,一路瘋跑著,挨家挨戶地打聽。一個多小時後,父母沒有找到我,就跑回家取錢準備搭車外出尋找,這時才發現了吊在床邊的我。轉悲為喜的兩人輪換抱著被憋得臉色發紫的我,父親還用一隻手使勁揪住自己的耳朵,另一隻手做了個割耳朵的動作,母親則彎曲手指揪著自己的喉管--他們是在恨自己有耳朵聽不見、有嗓子不能說啊!我看到父母這麼奇怪又"有趣"的動作,居然"格格"地笑了起來,父母也不由得破啼為笑。
    
      一轉眼,我背起書包上學了,可一進校門我就受到了很多同學的歧視,他們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啞巴崽"。我萬般委屈地跑回家,揪住母親的長髮又哭又鬧,母親也抱住我痛哭不已。父親在小院裏足足轉了20圈,而後用筆寫下:"女兒別怕,爸爸保證明天起就沒人敢欺負你!"那天,父親去了校長辦公室,一頭給校長跪下了,並用筆寫道:"校長大哥,你必須答應我,誰也不准欺負我的女兒,否則我就不起來。我女兒是多麼的聰明又脆弱,我和她媽媽已經對不起她了,不能再讓她受更多的委屈呀!"校長的眼圈紅了,他當即召開校務擴大會議,要求全校師生愛護和扶助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學生。
    
      七年前我高中畢業,家中因供我讀書已欠下4萬元債。高考過後,我以優異成績被北京一所著名高校錄取。我把錄取通知書悄悄藏起來,騙父母說沒考上。誰知,我的話一出口,就被父母揭穿:“傻孩子,你的高考成績我們早從大紅榜上抄下來了”。
    
      為了籌集我上大學的費用和應付天天上門的債主,父母痛下決心,要把我們賴以棲身的三間房子賣掉。買主只肯出49000元,父親急了,又是比劃又是寫,非讓對方無論如何再加1000元,因為還清債後必須余出1萬元才夠我大學一年的費用。買主無論如何也不肯答應,父母手拉著手,在小院裏轉來轉去,後來,父親把圈裏的兩頭正長膘的大肥豬牽到買主面前。買主還不滿意,他又和母親把籠子裏的30多隻雞也捆起來擺在買主面前。接下來,父親把身上那件半新的襯衣也脫了下來,準備“押”上去……這時,母親、我、還有買主,都哭了。
    
      我去學校報到那天,父母特地為我做了一桌子可口的飯菜,他們則坐在一旁看著我吃。看著剛40歲就有了白髮的雙親,想想今後他們不知棲身何處,我終於忍不住撲在母親懷裏大哭起來。
    
      大學一年級的寒假,我從學校回家得知父母搬到了市郊一座被菜農遺棄的臨時房裏。為給我積攢以後的學費,他們幹起了運送大糞的活兒,因怕幹這樣的髒活讓我臉上無光,於是捨近求遠搬到這裏。
    
      父母見我知道了他們拉大糞掙錢的事,心裏很是不安。晚上,母親在數一天掙來的零碎鈔票時,不好意思地比劃著"說":"爸媽無能,你不會嫌我們賺來的鈔票髒吧?"我抑制不住地哭了,對父母打著手語:"爸,媽,女兒永遠不會嫌棄你們。"
    
      就這樣,我用父母拉大糞賺來的錢,加上勤工儉學讀完了大學,又考上了研究生。父母高興壞了,手牽手跑到附近的街道上,見誰給誰報喜。別人不懂他們的意思,他們就到商店買了幾張大紅紙,裁成小紙條,寫上"我女兒考上研究生了",然後沿著街道邊走邊撤。
    
      去年夏天,我如期拿到碩士學位後,又順利地考上了博士生。在我進京深造前夕,社區領導特地為我開了一個氣氛熱烈的歡送會,並讓我和父母坐在敞蓬轎車上,沿市中心大街遊了一圈。那一刻,我看到父母的眼睛裏盈滿了喜悅的淚花,他們哭著笑了,而我笑著哭了。
    
      我的父母貧窮而卑微,卻以兩個小人物的全部能量,把女兒托舉到受人羡慕和尊重的高度。面對他們山高水長的愛,我沒有任何理由不比別的孩子做得更優秀,也沒有任何理由不盡力讓雙親能安享幸福的晚年。我堅信那一天的到來,一定不會太遙遠!
    
     留住人才是本事
    
     ●萬大成 (四川廣安)
    
     看一個領導有沒有本事,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看他能不能留住人才。在實施人才戰略的今天,重視這一點很有必要。
    
     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留人才也是這個道理。國家以人興,事業以才強。留住人才就留住了“第一資源”。人才都留不住,還談什麼用人才、出政績?同樣一個人才,有的單位能留得住,有的單位就留不住,這同留人的本事大小很有關係。歷史上的劉邦,自己曾講過文不如誰誰,武不如誰誰,總之自身實力不大,但他能留得住人才,用好人才,結果人才濟濟,得了天下。而“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其本事不小,但就是不會留人才、用人才,導致好多人才“流失”,有的還跑到劉邦那裏效力去了,結果弄得眾叛親離,演出了霸王別姬的悲劇。當然劉邦和項羽成與敗的因素很多,但能不能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是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這樣的經驗教訓,不僅歷史上比比皆是,現實生活中更是屢見不鮮。
    
     留住人才,關鍵是留住高素質的人才。應該看到,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國家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各單位對人才的吸引力將會越來越大,這一方面對人才隊伍建設是一個很大的促進,另一方面意味著留住人才的難度進一步增大,對我們保留人才的水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的領導幹部對此不以為然,認為:“留住人才要什麼本事,一個子:卡。”這種認識是不正確的。人才管理必須講紀律、講規矩。該“卡”的時候不是不可以“卡”,但不能代替留住人才的全部工作和要求。有些人才雖然被“卡”住了,但“身在曹營心在漢”,最終還是流失了。簡單的“卡”只能“卡”一時,不可能“卡”長久。
    
     掌握留住人才的本事,需要從多方面努力,歸結起來,有四句話,即用宏偉的事業凝聚人才,用崇高的精神激勵人才,用真摯的感情關心人才,用較好的待遇吸引人才。這四個方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每個單位、每個時期的人才隊伍狀況不盡相同,做好這四個方面要求可以也必須有所側重,一切從實際出發,拿出本單位的辦法和措施,但一定不可偏廢。總而言之,只要堅持不懈地抓下去,各級領導留人才的本事就會越來越大,人才濟濟的局面就一定會形成,各項建設和工作就一定會開創新局面。
    
     人力資源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
    
     ●畢延河 (山東淄博)
    
     我國科技人力資源達到3850萬人,位居世界首位。今後五年內我國將組織研製核電站,同時,研製民用客機已列入未來15年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昨天,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的“建設創新型國家”新聞發佈會上,來自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科技部和教育部的負責人帶來一系列振奮人心的利好消息。(3月11日北京晨報)
    
     我國科技人力資源達到3850萬人,研發人員109萬人,在世界上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我們有世界數一樹二的人力資源和研發人員,並且在生物、納米、航太等一些重要領域研究開發能力已躋身世界先進水準,但是我們不是科技強國。我們有龐大的科研人員卻沒有建立起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不僅沒能像發達國家的大企業那樣創新、擴散技術,而且不少產業的關鍵技術自給率很低,特別是航空設備、精密儀器、醫療設備、工程機械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技術含量產品百分之八十以上尚依賴進口。目前中國大中型企業中百分之七十一沒有技術開發機構,三分之二沒有技術開發活動。中國已經生產了全世界70%的鞋子,組裝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影印機、微波爐和世界上一半的個人電腦,但在名列世界500強的14家中國公司中,沒有真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公司。我國有100多種重要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不少產品卻要繳納昂貴的專利費,導致所獲利潤很薄,正如一位企業家所說:“賣一台PC機只能賺一捆大蔥的錢。”所以,就有了8億雙襪子去換一架飛機的貿易,因為我們沒有核心技術。
    
     我們有世界最龐大的人力資源,可是科技創新能力嚴重不足。根據有關研究報告,二00四年中國國科技創新能力在四十九個主要國家(占世界GDP的百分之九十二)中位居第二十四位,處於中等水準。不要說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就是韓國相比我們都是落後的。科技部副部長尚勇在深圳公開對上百家企業代表說:“韓國科技起步比我們晚10年,為什麼在很多領域韓國遠遠領先?”為什麼呢?自主創新能力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人力資源是科技競爭力的基礎,讓我們深思的是是什麼因素阻礙了人力資源的創造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是沒有人力資源的創造就是一句空話。中國不缺科技人才,缺乏的是良性的促進科技創新機制。地方上忙於採取“土地換技術、市場換技術”的經濟發展模式,企業忙於給發達國家掙那麼點加工費,一九九一年至二00三年,中國大中型企業研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始終徘徊在百分之零四至百分之零點八之間,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費用也僅占銷售收入的百分之三左右。在發達國家,企業的研發經費投入一般占其銷售額的百分之三左右,高技術企業的這一比例超過百分之五。 官本位思想的腐蝕和官僚體制的束縛,更加限制了科研人員的創新能力。制度是影響和制約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發展的重要因素,近現代世界各國的經濟興衰無一例外地與技術創新相關聯,而技術創新優勢的前提是制度優勢。新制度經濟學家進一步研究發現,有效的制度創新對經濟增長不僅有影響,在某一階段這種影響甚至發生決定性的作用。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沒有創新機制,人力資源的浪費就是最大的浪費。
    
     讓“睡眠日”成為“睡眠權益保護日”
    
     ●崔書君(遼寧錦州)
    
      據《新京報》3月20日報道,“現在失眠人群中,中青年人越來越多,特別是中小學生普遍睡眠不足,很多初三高三的孩子每天睡不夠6小時。”21日是“世界睡眠日”,19日,中國睡眠研究會表示,將從4月開展“健康睡眠進校園”活動,讓學生從小養成健康睡眠的習慣。
    
      另據《新京報》3月19日報道,在中國大中城市,高達57%的成年人在過去12個月中病發睡眠障礙。本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18日,協和醫院神經內科專家李舜偉教授公佈今年年初,在我國京滬穗甯蓉杭六城市普通人群中同時進行的失眠現狀調查。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世界睡眠日是由國際精神衛生和神經科學基金會於2001年發起的一項全球性活動,並將其定在每年的3月21日。但是睡眠日一般都把重點放在宣傳上,引起人們對睡眠重要性和睡眠品質的關注。實際上它的“職能”也僅此而已。
    
      但是,我們卻忽視了一點,那就是睡眠不足不僅是因為自己的生活習慣和重視程度,更重要的是身體和心理上的壓力造成的。甚至有很多是因為別人的強迫,剝奪了自己的睡眠的權利。尤其是兒童。
    
      現在的中小學生週末“上班”忙,多數兒童患睡眠障礙。雖然教育部禁止學校辦補習班,但民辦教育機構主辦的補習班遍地開花。
    
      其實被強迫剝奪去睡眠權益的又何止是孩子?大人也被不同程度地剝奪著。但這因為種種壓力和原因,不能像孩子那樣童言無忌地說出來。更多的時候,因為工作,因為領導,即使被加班加點,被剝奪了睡眠權益,他們也會選擇沉默、接受甚至“自願”。他們的睡眠權益也該受到重視。
    
      雖然有很多人因為生活的壓力、生存的保障,自己給自己找累,自己奪自己睡眠。但更多的卻是被別人所剝奪,他們的睡眠權利得不到保障。所以,世界睡眠日,與其重點提倡、宣傳睡眠的重要性,不如重點放在保護睡眠權益上。
    
      當然,想要重點放在保護睡眠權益上,就必須提高它的職能。否則,它就只有“說”的能力,沒有“做”的能力。筆者想到了剛剛結束幾天的“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不如讓“睡眠日”成為“睡眠權益保護日”。
    
      那麼,就不能只靠睡眠研究會等民間部門來做這件事,而需要政府相關部門的組織和參與,把這個日子作為一個消費者權益保護日的延伸,保護公民的睡眠權益,也設立專門的電話來讓公民投訴。
    
     “想唱就唱”、泛娛樂化與大眾民主
    
     ●艾文波 (西安)
    
     國家廣電總局於3月13日出臺的一項名為《關於進一步加強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參與、主辦或播出全國性或跨省(區、市)賽事等活動管理的通知》的新規定,其中提到,參賽選手年齡必須在18歲以上,舉辦未成年人參與的全國性或跨省(區、市)賽事等活動必須單項報批;評委點評不搞令參賽選手難堪的責難等細節性問題。(3月16日《中國青年報》)
    
     由於這項規定涉及的很多細節,都讓人聯想到了《夢想中國》與《超級女生》。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網路上,人們對此反應不一。百度超級女生貼吧上,一名叫“秋水”的網友寫道:“無言——心疼——悲哀——憤怒——!”這恐怕是反對者們典型的聲音。不過,我倒是願意從傳媒傳播和大眾民主的視野,支持一把這個規定。
    
     電子傳媒的發展把資訊、資訊傳遞給數以萬計的人們,當人們因為收看內容相同的節目時,從而共同參與到同一事件之中。傳媒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所以傳媒的導向作用就顯得格外重要。而我們的電視等傳媒正存在著一種的“泛娛樂化”傾向。由於商業化傳媒過分重視經濟利益,並且偏愛可以保證高收視率和銷售額的內容,很容易導致節目的娛樂性價值高於反映社會民主爭端和分歧的價值,從而導致削弱了公民對公共領域的參與,且無助於人們對公共問題的理解。按照德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的說法,大眾傳媒和大眾娛樂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使“輿論”也不再是通過公開的、理性的討論而形成,不過是被諸如廣告等傳媒操縱和控制的產物。更有社會學家沉痛指出,“娛樂文化”正在逐步侵蝕公共領域,並破壞民主的運行。
    
     電視傳媒的“泛娛樂化”危害甚焉!想想看,“超級女生”讓全國的觀眾一起分享了一出較有影響力和感染力的傳媒娛樂事件,但更似一場“娛樂暴力事件”——相干的不相干的、愛看的不愛看的,2005年的記憶裏,都少不了“超級女生”,說“超級女生”等節目掀起了中國電視傳媒“泛娛樂化”的一個新高潮也並不為過。所以,倘若國家廣電總局是基於上述的責任與道義考量,拿“泛娛樂化”開刀,我覺得實在是無可厚非而且有必要大力支持。
    
     只是,果真如此嗎? 我們的電視傳媒中,雖然不乏惡俗的“泛娛樂化”的影子,但,真正有品位、上格調、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娛樂節目,還是太少了。人民需要娛樂,“超級女生”或許並不完美,但我們更應當關注的是對幕後黑手的遏制與規範,而不是對選手年齡、評委語言等細節的“隔靴搔癢”;我們更應注重對整個傳媒生態的淨化,而不是對個別節目的封堵。這樣,既無助於實現保護青少年的目的,也無益於從根本上消解傳媒“泛娛樂化”的傾向,更難以肩負起推動大眾民主的重任。
    
     故此,我不得不說,雖然我對這個規定抱有很大的期許,但仍對其生命力持謹慎的樂觀。
    
     酒徒狀態
    
     ●樊仁秀 (太原)
    
     有民間人士將喝酒概括為三種狀態:可敬的狀態,可愛的狀態,可憐的狀態。可敬的狀態是喝酒伊始,大家文質彬彬,你謙我讓,口僅僅是沾一點,說些趣聞緋聞內部新聞。可愛的狀態是酒過三巡之後,言辭熱烈,順序顛倒,有拜託的有拍胸脯的,有奉承的有說自己認識某高官的,這時候會出現一個中心人物,“官不在高有權則靈,水不在深有錢就行”,中心人物多符合這一標準,於是眾星捧月,你方敬罷我登場,連女性也放棄忸怩,紅袖舉杯嗲嗲“添香”。可憐的狀態是那些不勝酒力的貪杯者或意志薄弱者,結局是口吐白沫,鑽到桌子底下或者不省人事去了爪哇國。
      
     喝酒的這三種狀態裏,也偶爾出現變種。
      
     我見過一位元喝酒可敬狀態的人物,這位元先生六十幾歲,滿臉的落魄滄桑,不知何來,也不知何往。我見到他是在家居附近的一間小食雜鋪,食雜鋪除了賣醬油醋之類外,櫃檯上有一個酒壇,盛裝六十度白酒,用酒提售賣。此公進到店內後,靠近櫃檯,從布袋中掏出一個玻璃瓶,大呼老闆娘裝酒,老闆娘給他裝上一斤,他付完錢,並不離去,而是從衣兜裏摸出一個紙包,謹慎地打開放在櫃檯上,喝幾口酒,從那個紙包裏拈上點什麼放入嘴裏,如此往復,七八分鐘內將那瓶酒喝光。我走過去看看那紙包裏是何許珍饈,萬萬沒有想到,竟然是北方冬季裏醃酸菜用的大粒鹽!更讓人驚異的是,此公把紙包重新收好,珍惜地放入衣兜之後,還要仰天長歎一句:酒如人生,人生如酒啊!這位先生幾乎每天下午三點鐘來,喝完照例是那一聲長歎。除了他的酒量讓我羡慕之外,那只喝酒不吃菜的天天喝,決非常人可以做得到,真叫人景仰;又將喝酒的苦澀與對酒的留戀,同人生相提並論,豈不可敬?一次我壯起膽子問他:一個人喝酒,不感到落寞麼?誰知此公聲如洪鐘般道出十二個字:螞蟻成群結隊,獅子獨來獨往!我赧顏汗下。
      
     喝酒呈可愛狀態的人也有另類。我年輕時在車間裏當學徒,遇到一位孫師傅。孫師傅是老八級,技術是廠裏的絕頂尖子,我們這些青年工人把他奉若神明,連他挖鼻孔用無名指我們都模仿。有一次青工技術比賽,他指點我一個小竅門,我的效率提高了九倍,一舉奪得了冠軍。孫師傅見周圍人很多,就暗示我請他喝酒,我知道他老伴前幾年去世,獨身一人好喝酒,便慨然允諾,他卻似乎沒有聽清,問我:你說什麼?大點聲兒!我重複一遍:我請孫師傅喝酒!他便對眾人說:我徒弟要請我喝酒,哈哈,好徒弟!那時候我的工資每月二十八元,到了酒館要了一瓶汾酒,一碟涼拌菜,一盤花生米,內心就有些緊張了,我敬了孫師傅兩杯後,孫師傅進入了狀態,這時候又來了三四個工友,孫師傅喊他們坐下一起喝,嘴裏說:我徒弟孝敬我,真難得……徒弟,這麼一點菜怎麼好喝酒,加菜!我心裏暗暗叫苦,孫師傅全然不顧,又要了兩瓶汾酒,加了七八樣菜,呼五吆六地喝起來,這一餐花費了三四十塊,到付錢的時候,孫師傅先把那些工友打發走,然後對我說:你得了冠軍,算給師傅長了臉,師傅工資多,師傅給!時間長了,徒弟們發現了規律,師傅每次張羅著喝酒,都是我或其他徒弟請客,喝了幾杯之後,師傅就會說:這麼一點菜怎麼好喝酒,加菜!吃夠了喝夠了,還是師傅付款。更有趣的是,他喜歡我們當著其他師傅的面,大聲喊叫:孫師傅,徒弟今兒晚請您喝酒哪!孫師傅便會笑眯眯地說:看看我的好徒弟,總惦記著孝敬師傅!待到了酒館,喝了幾杯之後,仍是固定的程式,加菜,最後由孫師傅結賬。我們那個時候,最幸福最高興的事情,就是請孫師傅喝酒,這個孫師傅,是我記憶中最可愛的喝酒人。
      
     喝酒進入到可憐的狀態,那就是我叔叔了。叔叔曾經生活在一個可憐的時代,頭腦被塑造得不會轉彎,他下放在北方某省“五七”幹校勞動,經過一年零三個月的努力,由於改造得好,出身工人階級,被選人回省革委會即如今的省政府重新分配工作。得到通知的當晚,叔叔與同班戰友聚集到一起喝酒,面對一年多來生死與共烈火煉丹心的戰友,揮淚之時,幹言萬語彙成一個“喝”字,那一晚叔叔最終喝得不省人事。半夜的時候警報響了,連部通知說後山發現有人打信號彈,無疑是敵特向蘇修傳送情報,三分鐘緊急集合。大家都習慣了這種演習,紛紛穿好衣服往外跑,惟獨叔叔已爛醉如泥,依然躺在炕上。連長點名不見叔叔蹤影,有人報告說他喝醉了,連長冷笑著哼了一聲。第二天連裏宣佈,經學校革委會批准,取消了叔叔回省裏工作的資格,理由是,他在搜捕敵特的關鍵行動中,酗酒誤事,當了逃兵,嚴格地說,就是叛徒。那一次假如叔叔順利回省裏的話,能夠安排一個相當於後來處級的官職,由此叔叔洗心革面,認定酒是修正主義的禍根,謝絕一切喝酒,見到酒如見惡鬼;誰知道鬥轉星移,物是人非,如今靠喝酒官運亨通的人擠滿了波音747,而戒了酒的叔叔連個官尾巴都沒摸上,至今仍騎一輛掉鏈的自行車。
    
     重獎,貴在重“獎”!
    
     ■陳文祥 (江蘇慶豐文廣中心)
    
     以往只評選“三好學生”的小學,現在竟也頒發高額“獎學金”了!昨天,中山石岐中心小學校長兼大信學校校長李筠瑞向記者透露,該校每年將拿出50萬元,作為小學生的“獎學金”,全校的“三好學生標兵”,都可獲得高額獎勵!(3月22日現代快報)
    
     我不明白,如今是否已經步入“天價”時代,動不動就冒出個天價來,天價治病,天價筵席,天價開水,真不知,這天價“獎學金”,是否還叫“獎學金”?涉世不深的小學生,多少在為榮譽而戰?為學業而戰?多少會為拿獎學金上網吧、遊戲廳,買好多好東西而深陷其中?又會使多少小學生增強拜金意識?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是每一個學生的追求。做“三好學生”,拿“獎學金”,更是每一個學生的夢想!但不是人人都可實現的,學校為了鼓勵先進,鞭策後進,來點精神和物質獎勵,本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不過,有必要50萬元重獎嗎?重獎,貴在重“獎”,難道非得重錢才叫重獎?‘十佳少年’、‘三好學生標兵’、‘學生成績優異獎’、‘競賽成績突出獎’,這些殊榮稱不稱得上重獎?非得要在錢上一決雌雄?少了錢的重獎,是否就沒了“含金量”?
    
     時下,我們雖說處在節約型社會,但奢侈之風、浪費之風並不見多大收斂。就拿頒獎這種小事說,曾幾何時,不說“獎學金”一毛不撥,大凡重獎,也僅僅幾本書籍、文具筆記之類,再加一張獎狀,哪個表彰會開砸了?哪個“三好學生”感冒了?誰敢說,哪時的重獎就沒有含金量?頒獎之後學生就不肯學習了?
    
     不容置疑,如今的重獎,已經早已變味走調!含金量“突飛猛漲”,獎勵標準“只漲不退”,從冰箱、彩電,到全套傢俱,從房子到車子,紅包從幾百,到幾千,到幾萬,十幾萬,幾十萬,只獎得“昏天黑地”,“地動山搖”!有實力的來獎,沒有“銀子”的也打腫臉充胖子獎,更有甚者,為“獎”而“獎”,你“獎”我,我再“獎”你,互獎皆大歡喜!還有的“爛獎”,該獎的獎了,不該獎的也獎!也有的在獎上大做“文章”,大發特發“濫獎”,能一個獎“完工”,非要“超生”多胎,能一個大“綜合獎”了事,非得家家戶戶齊上陣。從而是頒獎成了“負擔”、“奢侈”、“浪費”的代名詞!重獎的要義更是蕩然無存!
    
     學生們讀書已十分幸苦,何必再讓他們背上重獎的包袱!
    
     納稅人沒有義務為公務員“提素”埋單
        
     ●舒聖祥 (註冊會計師)
    
     到今年6月以前,上海市委組織部門和政府人事部門的公務員必須修完MPA(公共管理碩士)核心課程的全部課程;而上海市人事局的目標是:在2008年上半年之前,全市所有47歲以下公務員必須完成MPA核心課程的培訓。培訓情況將作為公務員上崗、任職、考核等的重要依據,對達不到培訓要求的公務員,將視為考核不合格,並在一定期限內予以調整。(3月17日《東方早報》)
    
     一邊看著這條新聞,一邊讀著《學習時報》上的統計資料:2004年,中國至少有公車400萬輛,公車消費財政資源4085億元,大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3%以上;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大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7%左右;1999年僅幹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000億元,2000年以後,出國學習、培訓、考察之風愈演愈烈,公費出國有增無減——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作為一個納稅人,心裏該是什麼滋味呢?雖然新聞中沒有關於培訓資金來源的隻言片語,但毋庸質疑的是,MPA又將成為財政支出一個新的“增長點”。
    
     借用最近很熱的一個詞來說,公務員MPA培訓,實際也是一種“福利腐敗”——納稅人貢獻的公共資金,成了掌勺者給自己添菜的私人餐資。我無意于討論公務員MPA對提高政府服務水準和公務員綜合素質會不會有什麼實際效果,因為這根本不是“培訓後參加考試”所能評估出來的;甚至於原本就只是一個藉口,即便最後事實證明培訓無效,花出去的錢也是潑出去的水,不會退還納稅人一分。
    
     真正應該被關注的問題是:公務員讀MPA以“提高素質”為何要納稅人掏錢?換言之,公務員“提素”,到底是公務員的事,還是納稅人的事?眾所周知,公務員與納稅人並不是“被包養”與“包養”的關係,而是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關係,是公僕與主人的關係。和其他所有的服務關係一樣,適用“優勝劣汰”、“擇優錄取”的原則。公務員理當有必要的職業危機感:跟隨時代發展步伐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從而保住飯碗不被“主人”淘汰——這和其他所有職業人在就業壓力和工作壓力面前積極“充電”是一個道理。
    
     而且,公務員作為一種職業,在當今中國是非常熱門的,很多人欲削尖腦袋往裏鑽而不得。既然“競爭”如此激烈,門外等待進入的人又那麼多,門內的人更應該有“今天不努力幹工作,明天就努力找工作”的危機意識,更應該積極主動地去提高自身素質,而不是等待政府組織的培訓——門外自己掏錢培完訓想要進來的人可是多如牛毛啊。如果完全遵從納稅人的意願,納稅人是寧願選擇已經具備高素質的人來為自己服務,還是寧願選擇出錢給不具備高素質並且不準備主動提高素質的人去培訓呢?
    
     “47歲以下公務員必須完成MPA培訓”,反映出公務員機制“入口”與“出口”的雙重僵化:“入口”僵化讓有能力有素質的人無緣進入;“出口”僵化讓無能力無素質的人得以繼續“等靠要”。
    
     一定意義上,正是“能上不能下”的僵化機制,耗散盡了公務員的主觀能動性。因此,給公務員以職業危機感,讓他們變得主動起來,才是提高政府服務水準與公務員綜合素質的關鍵所在。而MPA肯定培訓不出來這些;相反,“大包大攬”的MPA培訓恰恰是對僵化機制的強化與鞏固。
    
    
     時評:兩個世界“第四”羞辱了中國醫改
    
     ●葉花果(廣州)
    
     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中國在醫療衛生領域正面臨尷尬境地:在世界衛生組織進行的成員國醫療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國位列191個成員國中的倒數第四位。(3月18日新華網)
    
     兩個倒數世界“第四”,兩個截然相反的排名道出了目前中國在醫療體制改革中的困惑,也狠狠地羞辱了中國醫改。多年前政府就已經開始推動醫療體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總體效果可以說“相當地”令人不滿意。去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表《對醫療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幾乎將中國20年的醫改之路全面否定。如今,兩個世界“第四”的排名再次印證了中國醫改的失敗。縱觀中國現有衛生資源分配嚴重不公的局面,我們發現處於高端的城市大醫院發展越來越快,而低端機構尤其是農村鄉鎮醫院、城市社區醫院等逐步萎縮,甚至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這樣的現狀是不能用“國家經濟還不夠發達”“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可以解釋得了的。
    
     本來,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地位還讓我們有些信心和自豪感,可是倒數第四卻讓我們有些目瞪口呆,這說明有不少比我們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其國民在醫療待遇與醫療公平方面享有的醫療福利比我們好。為什麼人家比我們窮卻能做到,而我們卻做不到?答案不妨就從中國近20年來在醫療衛生領域實行的市場化機制中去探尋。由於中國在醫療衛生領域過多地利用了市場化機制,導致了政府職能逐漸弱化,公共財政投入日益減少,其直接後果一方面造成醫療費用不可遏制的上漲,另一方面使得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務人員為擴大收入轉向發展昂貴的專科治療性服務,導致普通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日益嚴重。
    
     展望未來中國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的方向,追求公平,確保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夠得到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據測算,要構建這樣一個體系所需要的投入大致在每年1500-2000億元之間,相當於2005年中國3萬億元財政總收入的5-7%,相當於2005年中國GDP總量的1-1.5%,相當於目前中國衛生總費用的1/4-1/3。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能力是可行的。而目前中國政府的公共投入僅為總需要的17%。原來差距,就在這裏。
    
     在一個國家中,只要政府把普遍地提高每個國民的生存品質看作是第一位的事,就會在保障公民的健康上花錢。兩個世界“第四”的排名,狠狠地羞辱了中國醫改。未來究竟如何,中國醫改是否能夠發奮圖強,能否給我們一個滿意的醫療保障,我們在殷切地期待和關注。總之,中國醫改千萬別再讓我們繼續失望!
    
     原來牛津也剽竊,英國也踢假球
    
     ●彭興庭 (江西財經大學)
    
     郝海東又放出大話來了:“別光說我們中國足球有假球,人家英國也有。”這話怎麼聽怎麼耳熟,不光是從郝董的嘴裏說出來,分量有些不一樣,而是這樣的句型、語氣和感情色彩,是多麼的“似曾相識”。(《成都商報》3月19日)
    
     不巧,牛津大學近日也首次承認,該校學生都普遍有剽竊行為,而且他們的導師往往對此毫無察覺。於是,我看見有網友留言,哦,原來牛津也剽竊,個中含義,耐人尋味。
    
     同樣,我還記得不久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了一次發佈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官員陳錫文就戶口問題答記者問時強調,戶籍制度並不是中國獨有的,世界上還有其他不少國家也實行了戶籍制度。其他國家也有“戶籍制度”是我們國家也應該“城鄉分割”的理由嗎?為什麼不說聯合國公約還有“遷徙自由”這一條呢?
    
     今年1月初,美國發生了一起礦難,13名礦工中12人遇難。“美國也有礦難”,這條消息就像長了翅膀一樣飛遍大江南北。各大網站和報紙紛紛拿出最顯要的位置登載,或專欄,或請專家評判,網易甚至還弄了一個專題,享受著比此刻發生在安徽的“望峰崗瓦斯事故”更“優越”得多的地位。同是1月初,安徽省淮南礦業集團的這次礦難,剛好也是12名礦工罹難。可是,翻遍各大網站和許多報紙,愣是沒找到這條消息,即使有,也只是新華社寥寥數語。
    
     美國礦井也塌方,美國輪船也會沉,美國飛機也失事,美國山林也著火,美國也有窮人,美國也有高考,美國院士也有水份,美國學術也有造假,美國也有冤假錯案,也有罰款指標……對於國內的“醜”,或許我們真是“審醜疲勞”了,但對於國外的“醜”,我們則有著多得多的興趣去評判,當面對質疑或需要尋找搪塞的藉口時,就會來一句:國外也有。國外正在遭受“恐怖襲擊”,難道我們也應該有嗎?
    
     牛津也剽竊,英國也踢假球,說明白了,這是一種典型的“比醜”心理。就像魯迅筆下的癩頭阿Q,除了會說“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之外,他還會跟“又癩又胡”的王胡躲在牆根比捉身上的蝨子。說到“比醜”的阿Q精神,我不小心又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說“國外也有阿Q精神”,甚至一二三四地把林肯、契訶夫這些偉大人物也列舉出來,仿佛在說,看,他們的阿Q心態。
    
     “比醜”的心理背後,何嘗不是一種“弱國心態”。什麼是“弱國心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說,第一是喜歡誇大自己的成就和優點;第二是不喜歡提及自己的缺點和不足;第三,則是很介意人家的批評,不能冷靜進行反思。我看,還得加一條,那就是喜歡拿自己的缺點跟別人比,然後說,瞧,國外也有。
    
     《論語•衛靈公》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當我們身處劣勢時,本應該“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然而,這樣的“比醜”,不是在“反求諸己”,而是在“反求諸人”。
    
     經濟越發展,人民越“幸福”嗎?
    
     ●蕭坊 (江西財大研究生)
    
     據報道稱,深圳正嘗試將居民幸福感納入官員考核指標,享受與GDP同等的地位。在剛剛過去的兩會上,“居民幸福感”也是一個不斷被提及的概念,《解放軍報》為此還發表了一篇評論《幸福正向我們走來》,大膽地預測“你幸福嗎”有可能在今後幾年代替“你吃了嗎”。(《中國青年報》3月20日)
    
     “幸福”,《現代漢語詞典》給出的解釋是,“(生活境遇)稱心如意。”還配了這樣一個例句:“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越來越幸福。”(《瞭望》週刊3月17日)衡量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是GDP,難道,GDP增長越快,規模越大,人民就越幸福嗎?
    
     對於什麼是幸福,恐怕遠不是《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的那麼簡單,可以說,13億中國人有13億種答案。儘管幸福因人而異,無法找到客觀的衡量標準。但所謂,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則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相似之處就在於,它是一種良性的快感,是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美國一位名叫羅伯特•萊思的政治學者說,人們為之奮鬥的東西,包括金錢、財富、權利、美色、愛情、自由和民主,不過是實現幸福這個目標的手段而已。
    
     作為衡量物質豐富程度的GDP,它也只是人類追求幸福感的一個手段而已。然而,GDP增長卻是通往幸福的必由之路。幸福也是有起點的,正如“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卻萬萬不能”,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談得上幸福指數。各種的研究也表明,經濟狀況在大體上與幸福感是呈正相關的。如,富人比窮人更幸福,因為較高的收入不僅可以帶來更多的物質享受和權利地位,也會伴隨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可是,同樣也有研究表明,比如說,二戰後美國的人均收入增加了很多,但平均的快樂水準卻沒有增加。收入的影響是相對的,它也依賴於社會比較。比如分配偏差、相對剝奪感。此外,GDP規模的膨脹,會伴隨著環境破壞、交通擁擠、情感變得不穩定等。這些都是影響幸福感的仲介變數。這一點在國內也很明顯,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的調查顯示,2005年,72.7%的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中國人的幸福感在過去10年中先升後降,與經濟發展的曲線並不同步。”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越來越幸福。”這是一種不全面的判斷。可以肯定,GDP的增加,會帶來幸福感的遞增,但這種正相關,卻是一種邊際遞減。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GDP即使增加一點點,居民的幸福感就會增加許多;然而,一個發達國家,他們財富大量增加,並不一定會導致幸福感的增加。從數學的意義來說,GDP只是幸福感的一個子集合。這告訴我們,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要讓居民擁有更多的幸福感,GDP不是一切。
    
     “幸福感”才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幸福感”似乎變得越來越難以捉摸。難以捉摸並不是不可捉摸,只是某種程度上提醒我們,很長一段時間裏,在社會的評價體系中,GDP蓋過了幸福感,“手段”超越了目標,“工具”淩駕於“人”之上。這是一種錯位,也是一種對“人之為人”的異化。
    
    
     “禽流感”喚醒國民健康意識
    
     ●王豔坤 (河北邯鄲市糧食行業協會)
    
     題記:突如其來的“禽流感”,像颱風一樣襲來,擊倒了一些人,並將恐慌刮向更多的人。人們把“禽流感”視為瘟神。這的確是瘟神。但是從人類與災難搏鬥的歷史,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像征服SARS一樣,“禽流感”很快就會被徹底征服,這不是夢想,更不是神話。面對“禽流感”,我想起了社會上迅速流傳的一句順口溜:“禽流感不用慌,能治又能防”。這是老百姓的大實話,但是,這讓我想起,保持足夠的自信、樂觀和堅毅,應該是現在我們需要的態度。
    
     預防“禽流感”,要箭在弦上
    
     根據農業部門的通報,最近由於採取嚴格的疫區宰殺和強制免疫措施,我國的“禽流感”尚未出現大面積蔓延,這無疑是一個好勢頭,表明前段時間採取的措施開始見效。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心理將可能出現一種“鬆動”。
    
     可以這樣說,在最初“禽流感”開始出現、一些方面準備不夠充分的情況下,群眾中確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緒。隨著黨和政府全力以赴採取各種措施,並且通過專家向社會廣泛介紹“禽流感”的預防和控制措施,以及隨著各項措施逐漸見到效果,群眾的恐慌情緒正在逐步減少。一些人覺得,“禽流感”也無非如此,沒有什麼可怕的。但是,大量的經驗教訓證明,在事情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事態發生積極變化的時候,人們最容易放鬆警惕,麻痹大意,也就最容易對各種新的問題和困難掉以輕心。這種麻痹和鬆懈,很可能導致疫情反復,乃至功虧一簣,兵敗垂成。
    
     另外,隨著“禽流感”初步得到控制,一種“速勝論”的樂觀情緒也悄然滋生。對此,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指出,我們現在雖有可能在同“禽流感”的戰爭中贏得主動,但是目前還沒有盲目樂觀的理由。他們認為,對動物的“禽流感”,我們已經有了比較成功的預防措施,但是對由禽類傳染給人類的“禽流感”,人們知之甚少。特別是對這種“禽流感”病毒的分離、培養、觀察、分析,對“禽流感”疫苗的篩選、測試,以及對抗體的效果、基因測算都仍需要時間。因此,專家們保守估計,至少要3至4年的時間,人們才有足夠的底氣對“禽流感”徹底說“不”。對世衛專家的意見,我們應予高度重視。前不久,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曾專門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充分認識“禽流感”防治工作的艱巨性、複雜性和反復性,再接再厲,毫不鬆懈,鞏固成果,防止反復。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禽流感”疫情一大特點就是傳播快。沒有發生疫情的地方要克服僥倖心理,發生疫情的地方要克服麻痹鬆懈的思想。“禽流感”疫情流行的特點,要求我們一定要反復抓防控工作,除了對疫區要堅持嚴格的宰殺和強制免疫措施外,還要要對涉及人員做好跟蹤觀察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打攻堅戰的準備。只有各項工作周密有力,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成果。
    
     “禽流感”喚醒國民健康意識
    
     突如其來的“禽流感”疫情,是對人類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嚴重威脅,而它帶給人類的健康意識和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對整個社會變革的要求,往往超過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理論灌輸和觀念積累。
    
     我們每個人都要認識到,過去出現過“非典”,最近發生了“禽流感”,以後也難免不會出現其他尚未認知的傳染病毒。這就需要我們的有關部門加大對各類傳染性疾病和衛生知識的宣傳力度,加強防疫措施,使防治“禽流感”形成的良好做法經常化、制度化;國家口岸應加大管理力度,實行嚴格的檢驗、檢疫和防範制度,嚴把病從國門進入;各行各業要像防“非典”和現在的預防“禽流感”這樣,注重公共場所的衛生,做到定期消毒,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廣大國民應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徹底改變不衛生的陋習,積極行動起來綠化、美化、淨化身邊的環境,創造一個文明、健康、快樂的大家庭。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比如,隨地吐痰的惡習。我們知道,一口痰,可能包藏著百種病菌,可在幾天內在方圓百多米進行傳播。然而,為了自己的“一吐為快”,有此“愛好”者竟對這種危害漠然置之。說小,是個人習慣,說大了,則是公德之心的淡漠。100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在一艘外國客輪上,目睹一個拖著長辮的同胞把一口痰吐在紅地毯上,一直縈記在心,並特地著文,欲喚起民眾覺醒。然而,先人已去,此習卻並未絕跡。 還有,“口無遮攔”、大聲喧嘩。尤其在酒場,當面紅耳赤大呼小叫之時,殊不知細菌病毒也隨之四散飛舞。像打噴嚏,本為人之生理現象,但當不遮不攔、聲震四處時,就不只是個人的修養問題了,至少,你沒有對周圍人的健康負責。再有,亂扔垃圾,也是不少國人的習慣。有些修養的,先環顧四周、偷偷摸摸。殊不知,正是這種不負責任的意識,導致成車亂倒垃圾的現象仍屢屢可見。一些企業將有毒垃圾或超標污水傾入江河,也屬於亂丟垃圾之列,其危害大於亂扔果皮紙屑千百倍。
    
     或許,已經過去的“非典”和現在的“禽流感”,正逼迫我們去改變一些習慣。但筆者更希望,在沒有“非典”和“禽流感”的日子裏,我們也能在反思自身行為的過程中,遏制自己的一些行為習慣。
    
    
     保護這樣的“黑名單”是誰的責任
    
     ●肖華 (江蘇慶豐鎮宣傳辦)
    
     自從上海女醫生陳曉蘭和假劣醫療器械9年“暗戰”的故事傳開後,許多醫療器械生產銷售企業都把她這個“女煞星”列入了“黑名單”,每天總會派專人在網上搜索新聞,查清她的去向。(3月26日新華網)
    
     當前,醫療回扣、商業賄賂、開大處方等已經成為醫院和醫療企業的潛規則,在這樣的潛規則面前,主動跳出來揭露醫療黑洞,無疑是冒著巨大的風險和損失。陳曉蘭這些年來,曾因“影響60%經濟效益”的“罪名”被一家醫院辭退。許多醫療器械生產銷售企業都把她這個“女煞星”列入了“黑名單”。
    
     社會需要這樣的“女煞星”,需要越來越多的這樣的“黑名單”,可是她的遭遇卻再次讓人們看到做這樣的“英雄”是多麼的不容易,多麼需要保護。
    
     可是誰來保護她們呢?筆者注意到陳曉蘭和假劣醫療器械9年“暗戰”的故事傳開後,才被許多醫療器械生產銷售企業都把她這個“女煞星”列入了“黑名單”的,那麼是誰傳開的呢?當然不是陳曉蘭自己,她一直是“暗戰”的。是我們的媒體。陳曉蘭被中央電視臺評為“‘3•15’2006年度品質先鋒”後,知名度大大上升,成了許多媒體報導的新聞人物。她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了媒體關注。可這麼做,顯然沒有顧及陳曉蘭的意願,大家都從媒體上看到陳曉蘭,對她的行動瞭若指掌,她還怎麼“暗戰”。一次在醫院暗訪時,陳曉蘭的身份很快被人識破。院方一面派人圍住他們,一面又去通知銷售商趕快來認人。最後,陳曉蘭的幾個朋友手拉手把她圍在中間,硬是撞出了“包圍圈”。這次遭遇媒體可謂為醫院立了大功。
    
     保護這樣的英雄衛生部門應承擔起責任。個體醫生相對于醫院來說,處於弱勢地位。當這樣的“黑名單”和醫院發生矛盾時,衛生部門能否多為他們撐腰,使他們不在被辭退,或被提前辦退休手續。
    
     當然衛生部門最好的保護他們的方法是自己多承擔監管的責任。如今不少醫生和護士都成了替醫療器械生產商和銷售商吆喝的“推銷員”,面對這一張巨大而無形的網,單靠醫生一個人顯然是太難了。更重要的是這份責任應當由衛生部門承擔。正因為衛生部門沒有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責任,“女煞星”承擔了衛生部門應承擔的責任,才成為一些醫療單位的眼中釘,肉中刺。如果衛生部門監督到位,醫療單位怕的不是這些“女煞星”,而是衛生部門。這樣,陳曉蘭還會上“黑名單”嗎?這些醫療企業還會派專人在網上搜索新聞,查清她的去向嗎?
    
     醫療企業派專人在網上搜索新聞,查清陳曉蘭的去向,把她當作“女煞星”,而根本在乎、不怕衛生部門,這不能不是對一些衛生部門的嘲笑。
    
     當前的衛生部門真的應該好好想想,為什麼一些醫生能成為醫療單位的“煞星”,成為醫院懼怕的對象,可是這樣的“煞星”卻不是處於強勢地位,醫院能輕易的攆她們走。可是衛生部門的強勢不知要比這樣的“煞星”要大多少倍,但就是不能成為醫療單位的“煞星”,還保護不好替自己承擔責任的醫生,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示範醫院不是“遊說”來
    
     ●肖華
    
     海南省衛生廳就要求縣級以上醫院要主動參加醫德醫風評選活動,並從中評選出6家示範醫院來帶動其他醫院加強醫德醫風建設。可沒有一家醫院報名參加評選。海南省衛生廳糾風辦已準備主動去“遊說”一些醫院參加評選。(3月21日新華網)
    
     為什麼沒有醫院參加評選,難道是標準高,一般醫院難以達到嗎?顯然不是。海南省衛生廳有關負責人說,“醫德醫風示範醫院”要帶頭做到醫療服務中無冷、硬、頂、推現象;無開單提成的行為,群眾對該醫院的醫療服務滿意度達到90%以上等,這些要求雖多,但哪一條不是醫院最起碼要做到的。可是面對著最起碼的要求,仍沒有一個醫院參加,不得不讓人深思。
    
     一些醫生對患者冷漠,收受患者及患者親友饋贈的“紅包”、禮品以及回扣已經在醫院裏司空見慣,根深蒂固,這豈能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回扣紅包等行為,可以為醫院和醫生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見義忘義的醫院和醫生豈能為了“醫德醫風示範醫院”這個招牌放棄到手的利益。而且一旦掛上了“醫德醫風示範醫院”這個招牌,就會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一旦被人發現,難免有人用“醫德醫風示範醫院”說事,這對他們收受回扣紅包是極為不利的。沒有這個招牌更好,別人說他亂收費,就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們又不是“醫德醫風示範醫院”。
    
     收受回扣紅包等已經在醫院了形成了潛規則,這個潛規則已經變得很強大,使好多醫院都把它當作行醫的共同準則。相反的,熱情對待病人、不收受回扣紅包等雖然是顯規則,可是在一些醫院裏,已經變得很脆弱。讓醫院報名參加評選“醫德醫風示範醫院”,說到底,是潛規則和顯規則的一次較量。可是許多醫院都選擇了遵守潛規則,這不能不說這次評選是衛生部門的一次意向情願。
    
     沒有醫院參加,也說明了靠和風細雨的方式難以打破潛規則,難以建立“醫德醫風示範醫院”。事實上現實生活中有不少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就拿學校來說,有示範學校,有重點學校,有師德滿意學校等,但仍沒有擋住教育亂收費,有時候這些有著招牌比沒招牌的學校亂收費更厲害。
    
     為什麼這樣,還不是因為對這些學校醫院來說,更看重的不是招牌,而是經濟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把醫院學校“遊說”來,能起到什麼作用,就可想而知了。它不想做“醫德醫風示範醫院”,可硬要它掛上招牌,它就醫德醫風示範了嗎?恐怕是癡人說夢。而且,把一個醫療服務滿意度底的醫院掛上“醫德醫風示範醫院”,也是對醫德醫風示範的褻瀆,使招牌含金量大大減低。沒有多少含金量的招牌,能起示範作用嗎?
    
     所以,我認為對那些醫院不願意參加“醫德醫風示範醫院”評選,我們不能強求,但我們可以加大監督處罰,照樣能使一些醫院達到醫德醫風示範標準。
    
     植樹節後,多少領導還植樹?
    
     ■陳文祥
    
     “在植樹面前,我們都是中國的公民。我今天不是因為是部長才來植樹的,因為是公民都要履行自己的義務!”在豐台區老莊子鄉的植樹地點,外交部長李肇星一邊為樹苗培土一邊說。昨天上午,來自中央各部門、國務院各部門的180余名部級領導來到這裏,參加了“共建綠色家園———共和國部長義務植樹活動”。(3月26日新京報)
    
     說老實話,放在植樹節的“黃金時間”, 有關諸如此類的植樹新聞,可謂比比皆是!根本不足為奇。到什麼山唱什麼歌,植樹節不植樹幹嗎?哪年這個季節大小官員,不都得“親自”一把!這,既是工作需要,更是官場約定俗成的潛規則。放眼天下,如果說,植樹節期間見不到當地領導植樹的新聞,哪才叫“新聞”!奇怪!植樹節期間見不到當地植樹的“新聞”,哪更是比新聞還“新聞”!
    
     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是,這次共和國部長們義務植樹活動是在植樹節之後,不知,在一些熱衷於“作秀”者的眼中,這是否叫“馬後炮”?甚至於“神經病”!不是嗎,共和國部長這等高官一舉一動,普通老百姓難以瞭解,可與群眾朝夕相處的縣官、鄉官們,植樹節前,電視有影,報紙有名,廣播有聲,為何植樹節一過就悄無聲息?更有幾個領導還在植樹?
    
     時下,有這麼一個見怪不怪的現象,官場易“颳風”,官員喜“作秀”,更喜歡“趕集”!“三八節”,領導忙去慰問婦女;教師節,必和教師歡聚一堂;“3。15”,領導一定在打假現場;雷鋒紀念日,領導肯定在做好事。事實上,作為各級領導,凡事為老百姓帶好頭,放好樣,是完全必要的,並沒有什麼不妥,關健在於,能否為老百姓帶好頭正常化,放好樣持久化?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每一個領導幹部,都不能忘了這一條,因為我們是人民的公僕,人民的兒子!服務人民就得全心全意,不可三心二意,更不能虛情假意!做表面文章,就是背離人民,就是可恥行為!
    
     領導:植樹節後,你還想植樹嗎?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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