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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19人输血感染艾滋病千万赔偿案
(博讯2006年12月17日)
    
      2004年8月31日,42岁的孙景玉死在回家路上。当他在黑龙江省通北站上了绥化到齐齐哈尔的6274次列车,挣扎着度过4个小时的旅程到达克山火车站时,再也没有力气走完剩下路程。3年前,他妻子黄秀英死在老家辽阳,死因不详。孙景玉夫妇的死引起人们注意是在一个月后。2004年9月,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小杨被省疾控中心确诊为艾滋病,随后查出该农场共有19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感染源无一例外均指向献血者孙景玉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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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6月,北安农垦法院以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罪分别判处原职工医院院长王军、李志勇、杨旭有期徒刑2年、5年和10年。2006年12月4日,这起因输血导致多人感染艾滋病的民事赔偿案,在开庭近一年后以逾千万元赔偿条件达成和解。然而,被告代理律师、黑龙江省孟繁旭律师事务所詹志坚认为,和解而非判决的方式使这一案件并不具备法律上的标本意义。
    
      “血鬼”还是“献血者”
    
      2004年8月31日下午13点50分,绥化至齐齐哈尔的6274次列车到达克山站。42岁的克山人孙景玉被列车服务员搀扶着走下火车。当时的孙景玉,“面色铁青,眼窝深陷,枯瘦如柴,一身臊哄哄的”,“搀他下车的时候,他身子直往下坠”。事隔两年,值班民警依然能清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72岁的梁淑清一直陪在孙景玉身边,她是孙景玉在北安建设农场认的干妈,也是他的房东。“他有病,让我送他上克山他大哥家瞧病。”6274次列车是一趟慢车,孙景玉买的是通北到克山的票,8元钱一张。“下车后,他就坐地上了,围过来很多人看。我喊他,他也不起来,然后过来几个人一看,说他已经死了。”梁淑清说她当时“一把扯下孙景玉身上的烟色夹克,蒙在他头上”。
    
      北安农垦公安分局负责调查孙景玉在齐齐哈尔地区的情况,据他们回忆,孙景玉的大哥已经去世,他和其他亲属之间基本上没有往来。他的亲属所能提供的唯一信息就是1995年左右他曾在北兴镇富裕砖场打过工,一年后砖场倒闭,他就离开了克山。
    
      在知情人的描述中,孙景玉“1.7米左右个头,身体很结实,200多斤的麻袋胳膊一搂就走,右眼有点斜视,长得挺碜的。但能说会道,有点吹拉弹唱的歪才,所以很能博得女性的欢心”。
    
      据公安部门的调查,孙景玉和黄秀英是在外省市献血结识的。相识时候,孙景玉离过一次婚,有一个3岁的孩子孙林(化名),前妻是山东人。黄秀英当时也有一个读初中的女儿,叫郑波(化名)。严格说来,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的他们并不算夫妻,但据郑波说,“两人感情很好,我爸脾气不好,老打我妈。孙景玉对我妈挺好”。
    
      黄秀英是辽阳人,“1.63米的身高,很胖”,曾是辽阳精编厂的职工,第一个丈夫叫郑士力。在女儿郑波的记忆里,父亲是做基建工程的,现在辽阳白塔公园后的房子就是父亲承包盖的。“小时候家境很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有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了。父亲给别人盖房子的时候,我就在前面自己荡秋千玩。”1985年,郑士力的工程出了事故,从银行借的贷款无力偿还,夫妻俩选择了逃避。黄秀英将7岁的女儿寄养在母亲家,和丈夫出去打工。中间曾回过家看女儿,黄秀英的母亲王庆云问女儿在外面干什么,黄秀英回答说是做买卖。王庆云很疑惑,女儿没有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什么买卖?河南,是王庆云唯一听女儿说起过的地方。黄秀英去世那年,王庆云的疑惑有了并不确定的答案。从精编厂女儿前同事的嘴里,她听说女儿以前在外卖血,时间可以追溯到跟郑士力一起出外打工的时候。
    
      根据郑波回忆,母亲和父亲还去过青岛,后来回了辽阳,在家呆了一年后,两人又出去打工了。1993年郑波上高一,父亲一个人回来了,留在老家做小买卖。他告诉郑波,“你妈跟别人走了”。两年后,黄秀英一个人回到辽阳,郑波这才知道,母亲已经在黑龙江和一个叫孙景玉的人生活在一起。
    
      孙景玉和黄秀英选择了北安建设农场安家。这里离孙景玉的老家克山大约250公里路程。孙景玉曾带黄秀英回了趟老家,“特意带着黄秀英在街上晃,晃了几天,显示自己有本事,在外面打工挣了钱还带回一个老婆”。将家安在建设农场或许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这里挣钱的机会更多。北安建设农场有58.6万亩地,每年6月和10月农忙时候,一些地多的人家需要雇人干活,按天数给钱,依据市场行情定价。另外,农场也经常有拉沙石、养马等活要雇人干。农场有自己的职工医院,遇到危重病人需要输血动手术的,孙景玉和黄秀英可以额外挣一笔钱。职工医院有据可查的输血记录显示,1997年是这对夫妻拿着写有孙岩和王英名字的献血证和健康证在这家医院卖血的开始,也是两人卖血次数最多的一年,黄秀英曾4次卖血,仅4月份的8天时间,3次卖血给同一个人,总计1200毫升。农场的4名职工,在这一年因为输了她的血感染了艾滋病。也就是在1997年,郑波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黄秀英给女儿寄去了4000元钱。她告诉女儿,“农场有地,可以干活,家里还养了猪”。
    
      这个家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那一年,我妈自己回来探亲。呆了没几天,瘦了很多,还掉头发。”2001年春节前,黄秀英又回了辽阳。在家打了20天左右的点滴,之后就回东北准备过年。到了正月,黄秀英病重,打电话回家让家里人接她回去。“从辽阳打车回到刘家沟口,我给付的车钱。下车后扶进屋的,都不能走了。”之后,黄秀英先后在辽阳中心医院、辽化医院、峨嵋疗养院看病,一直没有确诊。郑波说,为了给母亲治病,孙景玉将农场的住房卖了,自己也花了3万多元钱。2001年4月份,孙景玉带着儿子孙林来到辽阳,一边照顾黄秀英,一边在沟帮子蹬三轮车为生,打算和黄秀英在这里常住。7月3日,黄秀英去世,死因不明。也是在同一年冬天,郑士力去世,两人症状极其相似,“咳嗽,吐痰,下午总是脸红发烧,四肢无力,肺里有影”。让人震惊的是,即使在发病的1999年和2000年,黄秀英在建设农场职工医院先后输了400毫升血给17岁的陈某和做剖宫产手术的孔某。黄秀英去世3个月后,孙景玉回到了农场,依然在医院有需要的时候充当了血源。
    
      在被感染的19个人里,有9人是因怀孕分娩而输血感染;有3人是由家人间接感染;其余的有的是因为子宫出血,有的是因为输卵管破裂,有的是因为外伤,还有的是因为出血热。他们都还年轻,大部分只有30多岁。最可怕的是,一个小孩才5岁,而他的感染史却超出他的年龄。在他尚未出生时,就因母亲需要剖宫产而“垂直”感染了艾滋病。一家感染两人者,除了这母子俩,还有两对夫妻。
    
      比这一消息更令人恐慌的是,按照患者介绍,孙景玉夫妇并不是仅在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这一家医院卖血,他们跟附近的医院都有联系。为此,黑龙江省疾控中心病毒所在北安的农场调查完后,又扩大到了北安市的一些血站,包括周边的海伦县、齐齐哈尔、克山等县,没有发现这对夫妻在其他地方卖血的记录。
    
      客观地说,在北安的14个农场里,并不富裕的建设农场的职工医院是其中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一家。这家一级甲等医院,副高职称的医生有两名,即原院长王军、李志勇。据医院现任院长周晓梅介绍,在别的职工医院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的时候,这家职工医院可以对一些危重外科、妇科病人进行手术。另外,相对于北安市级医院,这里的收费低,手术质量好,家属可以就近照顾病人,开销小。“比如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在大型医院至少要4000多元,在我们医院,500到600元就可以了。”建设农场职工医院也因此曾被评为 农垦系统的标兵单位。
    
      做手术需要输血,在《献血法》颁布之前,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采取的是号召全场领导干部职工无偿献血以确保患者安全。根据王军的笔录,“医院有个传统,凡是来的危急病人,需要输入血液的,就由单位领导集合人,统一拉到场部医院,给病人献血,或其家属为病人输血。这成为不成文的惯例”。到了王军之后的李志勇时期,“失血性休克和大出血的病人,严重外伤病人需要输血的,由家属自己寻找献血人。有的家属相互间不愿意献血的,就找朋友,花点钱或者送点礼”。在这种情况下,孙景玉和黄秀英,以及另一名经常献血的农场职工成了相对固定的血源。
    
      北安建设农场离市区有180多公里,除了2000年后修的一条40多公里的柏油路,剩下的都是沙石路面,“一到夏天下了雨,烂泥满地,农场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交通的落后导致了信息闭塞,“没有接到《献血法》和《黑龙江省献血条例》,我是1999年在《健康报》上看到实施办法的。1998年李院长参加农垦总局举办的院长学习班后回来说,新的《献血法》即将出台,医疗机构不准私自采血”。王军的笔录上这么记载,“后来抢救病人,给(北安)血站打电话,他们离农场有30公里,走到一半实在送不进来,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医院的3名化验员有2名没有参加过培训,其中一名叫王岫凌的化验员说,“2004年7月和王丽芬去北安采血站开会,才知道《献血法》和《献血条例》。那天车晚点,会没开上,领回了一堆笔记本”。
    
      因此,职工医院输血前检验科要做的工作就是“根据临床医生化验单,检测患者血型,供血者血型,受血者与供血者之间进行主副交叉配血试验”。1998年,医院要求每次采血必须填写一个北安农垦分局卫生科下发的输血协议书,医患双方签字,到2004年,手续变为“三单一书”,三单为“输血记录单、临床输血申请单、输血不良反应回报单”,一书为“输血治疗同意书”。
    
      王军在接受调查时把此次事故归咎于:技术水平有限,检验设备不全,不清楚《献血法》有关采、供血的操作规定。“当时认为黑龙江没有艾滋病,所以就忽略了。”说这话的他十分懊恼。医院不少人在对艾滋病的认识上,存在着与王军同样的误区。周晓梅说:“以前一直以为艾滋病主要在南方城市有。像我们农场到现在连个商场都没有,更别提歌厅舞厅和酒吧,唯一的招待所曾经有个洗浴中心还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闭了。而且,我们这里特别传统,要是今天搞个舞会,第二天准没人去。农场并不大,职工之间都认识,你要和同一个异性连续跳两天舞,马上就有风言风语的。上哪儿得艾滋病呢?”
    
      输血感染事件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医院再也不敢收治危重病人。一是需要开刀做手术的危重病人必然要输血,农场居民点分散,最远居住点离农场医院有70里地,病人送到医院后需要马上手术,但距医院最近的血站——1998年后设的通北血站也有35公里,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病人等不了。而且血一经送出,必须在一个月内使用,因此,血站存血量有限,像通北血站每种血型最多储存400毫升。二是即使能解决血的供应,医院唯一能做外科手术的两位医生都已经被判刑,医院在事实上已经无法提供此类医疗服务。周晓梅说,“就在一审判决后,居住在8队六里庄的治安员杨占的儿子因翻车事故导致肝脾破裂送到职工医院,医院只能采取止血措施,同时做好转院准备。当晚23点,还没来得及转院,这个18岁即将参军的孩子停止了呼吸。在以前,这样的病例我们完全能抢救过来”。
    
      法律与情感之争
    
      2006年12月4日,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这起因输血导致多人感染艾滋病的民事赔偿案,在开庭近一年后以逾千万元赔偿条件和解。据原告方代理律师周斌介绍,黑龙江农垦中院开庭后,法院和代理人在当事人间大力斡旋,最终达成:每一受害人从被感染时起算,每月获得3000元的各项补偿费用,并将终身给付。另外每人将获得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初步测算,责任方需支付的前期赔偿费用达400余万元。
    
      据建设农场办公室杨主任介绍,建设农场人均低保为120元,即使在哈尔滨,也只有200多元,因此,每月3000元的各项补偿费用已经非常高了。周斌说,和解的时候确定赔偿金额的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第11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如果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达不到这个金额。和以往《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判决的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官司相比,赔偿金额是惊人的,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被告代理律师、黑龙江省孟繁旭律师事务所詹志坚认为,和解而非判决的方式使这一案件并不具备法律上的标本意义。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了周斌的认同。
    
      詹志坚认为,答辩人有义务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义务依照《民法通则》第11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原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詹志坚说,由于答辩人是在对原告人进行医疗活动中因过失而造成了原告的人身损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条,“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的解释,本案的基本事实是答辩人是在对原告进行医疗活动中由于过失造成了原告的人身损害的结果,因此,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属于医疗事故范畴,应当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赔偿,不应当按照《民法通则》进行赔偿。另外,对于间接感染艾滋病毒的原告也应当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赔偿,因为,发生艾滋病病毒的直接原因是在医疗活动中输血所致。而如果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伤残生活补助金及抚养人生活费均根据伤残等级计算。原告没有鉴定是否构成伤残以及如构成伤残具体的等级,所以其请求给付伤残赔偿金及抚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
    
      对于原告方以人身损害为由向农场职工医院提起的民事诉讼,詹志坚认为缺乏法律依据:“答辩人由于非法采集、供应血液之罪过,原任院长、检验科长已经被处以刑罚。按照《刑事诉讼法》第77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之规定,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给受害人造成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有权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损害赔偿之诉,但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不得在刑事诉讼案件审结之后再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之规定。”
    
      此外,詹志坚认为原告以建设农场疏于管理为由,请求农场对其职工医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因为作为企业中的事业单位,黑龙江省建设农场职工医院是事业法人,应依法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周晓梅说,“农垦中院一直在做工作,说高院不同意判,希望我们能和解”。而职工医院的财政来源小部分是农场补贴,剩下的经费主要靠医疗服务性收费和药品差价解决。“职工医院服务的群体以农场职工为主,仅能做到收支平衡。”农场方面出于“不影响社会安定”的大局考虑,成为职工医院高额赔偿债务事实上的承担者。从詹志坚的角度来看,他宁愿法院依法做出判决,“真正判的话,不可能赔偿这么多”。因此,对于农场方面最终同意和解他并不认可。目前,案件尚处在申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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