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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监狱”几时休---郑恩宠律师访谈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0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上海维权网址:http://www.boxun.com/hero/shpzw1
     郑恩宠,1950年9月出生于上海,1 968年8月一196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二团四连战士、副班长;1969年4月一197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边防巡逻分队战士、保管员.仓库副主任、机电科副科长、装备处副处长、机关团总支副书记,连团以上干部政治学校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教员:1979年5月一1990年,中日合作天山内衣厂合同管理员、法律顾问;1991年5月一l 993年l0月,香港日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务部主任;l 993年1 1月以来在上海市工贸、精诚九江、申房、四维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业务专长:房地产、房屋买实、拆迁、治安、税务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程招投标等;2001年起被无理不预注册而剥夺律师执业权;2003年6月6日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8日被逮捕,2003年10月28日被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03年6月5日刑满出狱,但一年来一直被上海警方严密监控。在其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附加刑到期之际,记者电话采访了他。以下记者简称“记”,郑恩宠律师简称“郑”。
     (博讯 boxun.com)

     记:郑律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听说自去年6月3日您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以来.这一年来您实际上没有一天是真正自由的,可否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郑:好的。去年6月5日,我刑满出狱走出了上海提蓝桥监狱的大门。我已经在监狱里服了三年刑,令我没想到的是紧接着还要坐一年“家庭监狱”的大牢。这一年来对我的“软禁”,只有“禁”而没有“软”,每天有数量不等的警车24小时停在我家门口。比如春节以后的这几个月,一般有6名警察、12名社工24小时不停监控我全家的一切言行。楼道上、电梯间、小区门卫室以及进出小区的街道路口.都有许多探视头在监视,家庭內外不知不觉被安装了许多窃听器材,电脑网络无法使用,电话、手机24小时受到骚扰等等,全家已无私密和隐私可言,夫妻之间的亲密举动也随时可能被窃听拍摄。亲朋之间不能正常来往,上门探望的亲戚朋友随时被盘问或检查身份证件等。亲戚中也有被株连传唤的,比如我妻弟5月18号就又被他们传唤过。国保甚至跑到我女儿就读的学校去骚扰,并以女儿的前程威胁我。我在天山內衣厂工作过8年,90年时离开该厂至今已有17年了。今年春节后,有几位原单位的同事来看我,其中有一位3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们十八年没见面了,见了面自然有很多话说,他们对陈良宇为首的上海市委在2003年10月底动用媒体宣传工具抹黑我,说郑恩宠是因违反劳动纪律旷工100天被工厂除名这一虚假报道很不满!认为在此问题上,市委宣传部扮演了“造谣宣传部”的不光彩角色。但我们见面的第二天,这位老党员就被厂党支部书记找去淡话了……
    
     再比如半个多月前北京胡佳来访,那天一早,我就发现门口的警车增加到四辆,市局和闸北分局几个国保熟悉的面孔又出现了。9时左右市局国保魏枫突然到访,他的身份是代表政府与我沟通的人,也是起草批准我出境报告的政府官员。他问我今天要和谁见面,我说每天都有很多人想来见我。他又问今天来人是否从北京来.我说北京的朋友也很多,不知道你指哪一个。他于是自己说今天来的人叫胡佳,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你也不认识,不了解,最好不要见面,如一定要见讲话要规范,不要给他什么书面材料。我说我没有特意准备什么书面材料给他,再说了如果两人之间想要传递书面材料,除了见面之外还有100种途径,你们有些做法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后来他答应,如果我们见面讲话规范;不给书面材料,可以批准我们见面。我说到时可以请你坐在旁边监督。但后来胡佳来时,只在我家楼下待了几分钟,我们只打了个照面,胡佳就和陪同来的冯正虎一起被带走了。当天胡佳为了见我,被警察控制两次,第二次直到他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为止。中国法律从未禁止过两个自由人的见面,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是很有问题的。且这么高额的执法成本,有无向纳税人作过支出说明?经过了哪一级人大会议审批?许多问题是值得反思的。到今年6月5曰,我这一年的“家庭监狱”生活应该结束了。全家是否能走出“家庭监狱”的大墙,获得真正的自由?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我相信今日中国所设立的“家庭监狱”,我遇到的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今天我很想说的一句话是,呼吁中央政府敦促地方,尽快查清各地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家庭监狱”,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不能说明中国人权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 也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东道国的国际形象。
    
     记:您提到的"家庭监狱”现象,很明显是违反现行法律的,您认为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国严重吗?(补充:警察有没有向你说明这样执法的依据:有没有履行过正式的法律手续比如出具“监视居住”的手续?)
    
     郑:现在我了解到上海的家庭监狱就不止我一家,可能时间长短不同,表现形式有所差异。比如上海的一些访民,一到所谓的“敏感期”,就被带到一些旅馆、地下室等处监管起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上海的警方告诉我,目前我是上海警方宣布的第一号监控对象。类似的情况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比如北京的高智晟律师是被判缓刑,但实际上是在“家庭监狱’’里服刑。还连累到他的家人,也失去了部分人身自由而成为“家庭监狱’’里的囚犯。中国的《刑法》规定:缓刑是暂缓执行实刑,也是对“罪犯”暂缓执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仍然让他们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上海现在流传着一个反映当年东德如何监控、骚扰一些异议人士的光盘,而今日上海的许多做法,要超过前东德若干倍,就我亲身经历的这些,比我了解的前东德的做法只会更加流氓,无赖……他们也根本不会公开承认非法设置了“家庭监狱”。
     上个世纪30年代,“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先生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软禁了半个世纪,事实上也是过着“家庭监狱”的生活,直到张学良先生90多岁以后,才解除对他的软禁允许他去美国。共产党不是曾经流血牺牲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吗?可惜共产党执政以后,他们自己也用法外的“家庭监狱”限制剥夺公民的人生自由,包括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在内。比如文革中,邓小平被执政党中央宣布为第二号“走资派”,并没有被判刑,但全家不是在江西过了三年“家庭监狱”的生活吗?文革以后,胡耀邦、赵紫阳只是被解除中共总书记职务,没有被法院判刑,他们是否事实上生活在;“家庭监狱”之中,被软禁起来限制人身自由,被剥夺言论、出版权利呢?这要让事实说话,让历史真相说话。鲍彤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在“六四”之后被判刑7年.出狱以后,事实上不也生活在“家庭监狱”里吗?
     在我剥权期结束,恢复政治权利的第一天,我很想向外界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尽快查清各地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家庭监狱”,尽快取缔这种非法治、非人道、非理性的现象。这种“家庭监狱”的现象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关注,也应引起中国高层领导的重视,这显然与执政党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理念不符。不能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下去,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记:当局如此长时间地非法限制您的人身自由.您虽然出狱但恐怕还是无法外出正常工作,这一年您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什么?日常怎样生活?
     郑:6月5曰我出狱当天,街道办事处社工给了我500元钱。一年当中监管人员向我个人提供过三顿伙食----5元标准的盒饭。除此之外,上海当局剥夺我外出找工作的权利,一家人的生活只能靠妻子每月1100元的退休金。每月还得支付房贷本息3900元,物业管理费200多元等。女儿在上海一所民办学院读三年制大学专科商贸英语专业,今年暑期毕业。
     我的律师工作自2001年起被无故停业,为了自身生存和帮助上海市民维权,我的律师办公室聘请了2名律师助理和2名内勤人员,借了25万元债亏本维持日常工作。三年牢狱和出狱后的一年“家庭监狱”生活,为了女儿读书和还房贷,这几年家里又借了不少债,欠债还不知何时能还上。经济上我确实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因此打算卖房,但上海当局又设置种种障碍不让我顺利卖房。我的住房,我舍不得出售。上海和北京一些律师朋友认为,周正毅案的真相最早从这间房屋被捅出去,是陈良宇等上海帮非常恐惧的掘墓之地,若干年后,说不定这里会有纪念意义。我也希望中国将来民主化了,有一天我能重返中国律师队伍,从事我所喜爱的法律工作为民维权声张正义,到那时我希望将现在这套房改成办公室。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在进步,允许律师个人出资在家办律师事务所,家庭律师所已经在上海等地出现。
     一年来的“家庭监狱”生活,我看了不少书籍、报刊、杂志,晚上时常打开收音机收听各国的华文广播,能听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澳洲广播台、法国巴黎城市广播台、日本、俄罗斯、台湾还有香港的基督教传播福音等电台。朋友们也时常会讲一些网上的信息给我听。因为以前网线常被拉掉,现在我没有上网。
     在上海街头常有10元一本的盗版书,一些港台出版的反映内地现状和历史的书传到上海来,常常只需要几个月。出狱以后我看过在美国的经济学者何清涟女士的新著《雾锁中国》,是反映大陆控制媒体情况的;流亡海外的作家郑义主编的揭露陈良宇等上海帮的《上海大风暴》;还有张戎女士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和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历史著作等。打击盗版书行动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或许中国的出版自由会经由“盗版”撕开一个裂口。
     经过这么久的反思,我想向外界坦露我的心里话:我是一个中国人,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我现在是爱国不爱党,信上帝不信马克思。今天在上海,在非官方的私下场合,至少有30%的人敢于公开表露自己的心机,但这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遵守“沉默是金”的古训,这其中的大部分人也仍然不愿向海外媒体表达。但他们在日常言行中有他们自己的信条,已经不唯上命是从。比如我的一位学生、现是某直辖市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市委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去年6月5日我出狱当天,他发来手机短信向我问候。我今日爱国不爱党,信教不信党,不等于我要走上反党、与政府对立、对抗的地步。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热爱过共产党,曾经追求过那样一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我曾是少先队大队长,担任过黑龙江兵团六师后勤机关团总支副书记,曾为追求进步打过入党报告,也曾数次与入党机会擦肩而过或被我婉言谢绝。我还曾是黑龙江兵团六师机关干部政治夜校政治经济学、马列经典著作的出色教员,《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德国农民战争》、《列宁文选>、《苏共(布)党史》等,我都钻研过,现在要让我讲马列经典著作原理,上海的市委宣传部长或党校教授不一定会是我的对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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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监狱”与“和谐社会”-------郑恩宠律师访谈(下)
     记:那你现在您的所谓“剥权期”已滿.按照现行的法律,您会是彻底的“自由人”了。能否谈淡您对今后的生活安排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您暂时无法从事自已热爱的律师职业了,打算做些什么工作?
     郑:我要继续申诉,要平反,要赔偿,要争取重返律师岗位。我的抗争与申诉从未停止过,在狱中就委托郭国汀律师申诉过,当时上海当局既不让郭律师到狱中与我见面,也不准我的委托书寄出,最后我妻子蒋美丽代我在申诉状上签字。在2005年6月上海市高级法院裁定驳回我的申诉。现在我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没有超过时效。我出狱后写给胡锦涛、温家宝和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40余封检举信,这也是我申诉状的一部分。
    我因2001年律师证不获准依法注册而告司法部的案子,也要继续申诉,北京的韩冰、高智晟律师曾是我的上诉代理人。
     北京高级法院和第二中级法院曾认定:我本人是律师,是上海黄浦区司法局没有将我转所工作申请表上交,进而影响我2001年的律师证注册。法院认为原告应到上海法院告黄浦司法局,这个案子败诉是因为原告“选错了法院”。后来我到上海黄浦区法院、上海第二中级法院告黄浦区司法局,该案拖了两年多,在狱中我接到上海法院判决书,认为黄浦区司法局没有责任,而是上海市司法局所为。先前我曾到上海徐汇区法院、上海第一中级法院状告上海市司法局,追究其法定责任,但法院裁定不受理。这样北京、上海的6个法院分别做出了自相矛盾的判决,上海本地的4个法院也做出了自相矛盾的裁决。
     而据上海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处处长李海歌在2002年9月找我谈话时转达当时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打紧急电话到上海委托李处长向我转告“只要不把这些事透露给媒体一切好商量,在家再静养半年,待缪局长回上海后立即给律师证注册。”并告知不让注册的是市司法局分管律师工作的副局长杨全心,现已调任市信访办主任。
     对上海市委宣传部利用《解放日报》等媒体损害我名誉权一事,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向法院起诉,控告陈良宇等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对我的恶意诽谤,我要捍卫一个中国公民、上海市民的人格、名誉权。
     6月5日以后,我将择时向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申请护照和来往港澳通行证,如果受阻,我会公开提起行政诉讼,这不仅仅为了我个人,我也想试试《护照法》颁行以后,中国公民的出入境自由是否切实得到法律保障和法律救济。
     恢复自由后我不会放弃我的社会责任会继续为弱势群体代言作一些法律咨询工作和代写修改法律文书,特别希望为一些农民兄弟姊妹在上海安居乐业、得到住房保障、人人享有住房的权利和尊严,为他们的前途命运鼓与呼。
     我现在每天都要写3000字以上的读书笔记和文章,在准备几本书稿,如《上海拆迁、征地诉讼纪实》、《周正毅与上海GDP政治》、《在提蓝桥的日子》、《我的“家庭监狱”》等等。我是个基督徒,也想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现状作些研究,写一些文章吁请政府尊重和保障信仰自由,真正使社会和谐。如有机会被邀请到国外或港澳台学习、交流,我不会放弃。我没有到国外长期定居生活的打算,我要争取公民应享有的出入境自由,我相信中国会进步的。
     记:您的案子因为事涉周正毅.而周的背后是陈良宇,因此外界普遍认为您是因为为民请命得罪地方权贵而遭打击报复.那么现在陈良字已经下台并正接受进一步调查.您认为您的案子近期有无可能获得平反?
     郑:陈良宇倒台了,周正毅第二次入狱,原静安区区长姜亚新被免职。我的问题我相信上海民众已经在心里给我平反了,我并不看重政府何时为我平反,既然这顶,“冬暖夏凉”的帽子总得有人戴,如今戴在我头上也不错。
     我的申诉也是为了将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700多名律师无辜被枉判的事实真相尽快向外界公开。相比而言我的刑期并不算太长。700位中国律师入狱,共和国又一次付出沉重的代价。700位中国律师的冤案不澄清,中国人权的进步免谈。他们得不到平反,我几乎没有单独平反的可能。现在周正毅、陈良宇犯罪集团的案情尚未彻底大白于天下,我的平反有可能吗?
    
     近日召开的上海第九次党代会传出消息,2002年5月至2007年4月间,上海各级纪检部门受理群众信访举报总共有13万9千多起,立案侦查5336起,其中涉及局级、处级干部案件461起,这其中又有42名局级和488名处级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546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7.65亿元。现在上海市民强烈要求公布这42名局级和488名处级干部名单和所受党纪、政纪处分详情!强烈要求公布移送司法机关的546人处理结果是否有重罪轻判、.大事化小现象?不仅政务要公开,党务也应公开,司法判决结果本来就是法定公开的,以便让人们监督。
     记:您的律师生涯受理了500多起拆迁行政案,今年3月重庆又发生了“最牛钉子户事件”,能否谈谈您对此的看法?您认为物权法颁布实施后是否有助公民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
     郑:《物权法》要在10月1日以后开始实施,目前国务院和各地拆迁法规条例并没有作出实质性修改。依我看重庆“最牛钉子产”并非一个成功的案例,最优的案例。重庆市分管城市建设、拆迁、征地的副市长黄奇帆,曾在上海浦东新区当过副主任。在黄菊任上海市长期间,在浦东新区发展中他也是大拆大建、低价补偿的干将。浦东新区农民和部分原属市区的居民同样进行了10多年的抗争。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充分说明上海发展模式是不成功的,是不能推广到东、西部地区的。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之前,上海早在10年前就有许多更“牛”的钉子户。时代在发展,重庆“最牛钉子产”得益于国内外媒体、包括网络的充分报道。而这次报道在国内、国外媒体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也是温家宝总理签署同意今年1月1日起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的一个成功报道的典型。没有网络、没有境外媒体的关注就不可能有国内媒体的跟进,这个案例就有可能永远掩埋在沙漠里。
    2003年周正毅案发,我们上海市民第一时间充分运用境外媒体的帮助,最终使周正毅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尽管此后部分上访民众受到疯狂镇压,我付出了3年牢狱的代价,一些访民也被劳教,但换来了今天中国公民运用海内外传媒维权、反腐的宝贵实战经验。在这个意义上重庆钉子户的胜利,也是上海被拆迁户的胜利。
     大家不要忘记郭国汀律师,当年将一个“敏感案件”不顾一切向境外媒体透露,我也因此少坐了几年牢。相信中国今后会有更多的案例处在国内外媒体充分报道和舆论监督之中,中国社会才会更快进步,与国际接轨。“重庆钉子户事件”后,各级政府尚未依《物权法》出台而更新拆迁法规,《物权法》能否实现用法律手段保护中国数以万计的“钉子户”,还要有配套法规跟上,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重庆钉子户事件”的最终解决,依靠的还是行政手段而非法律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案例并非成功,很可能是过眼烟云。
     记:您在监狱里的这几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些变化.比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
    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您对此有何看法?在度过了三年牢狱生活和紧接着的一年“家直监狱”生活后,想必您对“和谐社会非常向往,但您出狱以后对您连续一年来的严历监控,是不是显得不那么“和谐”;也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未有实质性改观?能否描述一下,您对中国今后的政治走向有些什么看法?您希望出现怎样的变化?
     郑:“和谐社会”人人向往,这是先哲两千年多前就提出过的,可是几千年来的中华大地上,到底有过多少被人称颂的和谐时期?马列主义传到中国以后,49年以来的毛泽东思想时期,文革以后的邓小平理论时期,有多少“和谐社会”时期能让人过上舒心的日子,被世人所公认?这个问题值得深入去探讨。
     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无疑比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进步多啦。但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和谐而不是挂在嘴上的和谐。经常生活在拆迁恐怖、暴力征地和司法不公环境下的人们,会认同停留在宣传工具上的“和谐”吗?
    “和谐社会”首先是人与入之间的和谐。在民主国家,通过法治手段建立的是一种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之间的长效的和谐机制。我国改革开放以來的探索中,有成绩,有发展,但是也付出了成本与代价,走了不少弯路,牺牲了普通农民、工人等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用一代人的利益牺牲来换取了少数权贵的迅速富裕起来。腐败官员与不法商人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寻租,掠夺国有资产,搜刮平民百姓。要揭露、清算、查处他们的问题,真是“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现在揭露出来的腐败和官商勾结,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贪官仍然在位,手中握有权力。有人至今在玩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把戏,司法的不独立也使得司法监督失去效用。试问抢了别人东西的劫匪与受害人之间如何“和谐”?
     四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较大的变化,有些方面进步了,有些停滯不前,有些案例则显示出倒退。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长期由少数人、由强势集团作出简单、庸俗、粗暴、武断,垄断式或外交辞令式的评价,无疑是脱离实际,也是缺乏社会广泛共识的,甚至一味地讲假话粉饰太平,最终将脱离群众,渐失人心,我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要由13亿人民来评说,让13亿人说了算。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应是多元多样、多层次、多角度的,对各种评价都应包容,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才是可喜的,进步的。
     人权是普世的,人权无国界。毛泽东曾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各级政府应当实事求是,不能脱离群众,应在国內百姓和国际社会面前适时地、阶段性地作些总结反省与自我批评。虚心才能使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主动接受监督、主动暴露和检查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承认落后,才会知耻近乎勇,努力地去改进。这样的执政党,这样的政府才会进步,凝聚人心。
     我希望每一个关注中国人权进步的人,包括13万中国律师在內,为中国人权的进步做一些务实的工作,在13亿人中普及人权常识,唤醒民众的公民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各级律协组织是否可作为全国政协和地方各级政协团体会员?司法机构是否可考虑在优秀的律师和法学专家中选拔法官?
     如果把话说得再直白一些,简单说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最基本的权利是:一要吃饭,二要选票。中共十七大以后,应开放乡、镇长及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在有条件的东、中部地区,可以试点县长和更高一级人大代表直选。民主和人权的进步要有时间表。一定级别的政府官员实行财产申报、收入公开,取消户籍制和隐含在户口背后公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建立全体国民最低的生活、医疗、住房、教育等保障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经济发展要做大蛋糕,做大的目的是为了分好蛋糕,否则老百姓就没有做大蛋糕的积极性。大蛋糕是分来吃而不是让人看的,不能只搞几个“形象王程”成为一些人仕途晋级的官样文章,留下中看不中吃的蛋糕,甚至为了做大蛋糕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又有谁能舒心地在一个被污染的令人恶心的环境里分享蛋糕
     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一、依宪执政还是依意识形态执政?
     二、依法治国还是依某种政治理论治国?
     三、依法行政还是依领导人的批示、指示行政?
     四、依章办事还是依人头或习惯办事?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已处于世界市场经济潮流的包围之中,由于抱残守缺、闭关锁国,失去了很多机会;今天的中国,同样也处于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包围之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人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启动不需要人为地树一个“总设计师”之类的人物。台湾是中国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年台湾又要举行大选,台湾人民的民主实践和经验是否值得借鉴?需要好好研究,不要回避这个热点又实际的问题。
    13亿人的道路要由13亿人民来决定,13亿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可以是多元的,应当由人民自主选择。中国的民主政治走了一大段弯路,我们在亚洲最早建立“共和国”,一百年了却至今未能发展出宪政,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遇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为中国尽快着手启动政治改革带来了极好的机遇。中国民主政治20一40岁的年轻人应该成为主力,邓小平时代就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社会发展到今天,可否“与时俱进”改为:廉政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或法制化。长江后浪推前浪.老人政治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
     我对中国的政改走向是顺其自然。每个人都要坦然应对这种变化,为其做一些务实有益的工作,避免走向对抗,走向流血和冲突。对中国的各种变化,各方面要多包容。我本人不适合站在风口浪尖上担当“急先锋”,只希望有机会能为民众多做一些具体务实的工作。中国民主政治的春天的到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会尽力地去促成它,爱护它。
    记:习近平在最近召开的上海市党代会报告中谈到,吸取陈良宇案的教训.今后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党內监督.人大、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党派、司法监督.群众、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针对上海的实际情况.您认为今后市民参与行使哪种监督最为有效?
     郑:从以往的实践中看,人大、政协、政府机关的监督往往是虚位的;上级和中纪委的监督往往是滞后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最为有效但常常受到打压,参与者甚至要付出坐牢的代价。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可使腐败行为发现于萌芽阶段,减少腐败造成的损失。对上海来讲,在体制、政改不到位情况下,如果没有真正的舆论监督,其他监督是很难奏效的。由于国内存在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一般民众走国內舆论监督之路,简直比登天还难!无奈之下求助于港澳或国外传媒!境外媒体的监督或许有些实效。我认为政府应发一个文件,明确公民可以接触哪些境外媒体,哪些媒体是不能接触的,否则会触犯刑律。例如:路透社、美联社、BBC、法国电台、日本《读卖新闻》等,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信誉的国际传媒,中国历任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都经常接受采访,为什么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就不能接触上述媒体?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一直高调对上海民众上访人员“涉外化”坚决打压,无非是这些市民与境外媒体有接触。那么韩正市长经常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紧跟陈良字包庇周正毅,是否在打击范围之內?
    最近某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大学生中现在每天的第一信息来源90%来自于网络,是国內还是境外网络或者兼而有之,我不甚清楚。但我觉得,如果时至今日还搞网上的“闭关锁国”,限制、剥夺本国公民的知情权与言论自由权,或者在接触境外媒体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能造成政府和民众的离心离德。长期下去,中国政府执行已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心与行动,往往落不到实处,反腐败成本越搞越大,腐败越反越层出不穷。“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民主国家的经验表明,要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一是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二是要完善立法、司法、行政等各项制度,从制度层面杜绝产生腐败的根源,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
     记: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在结束采访之前.您还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大家说的?
    郑: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一直以来理解、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家人和海内外的朋友们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我妻子和所有的亲人1000多个日子以来同甘苦共患难、相濡以沫的深情;感谢海內外媒体和海内外朋友们的声援和帮助!也希望国人因司法不公、因言获罪而陷入冤狱及被法外施行的“家庭监狱”剥夺自由的现实早一天成为历史!谢谢大家!
     记:请多保重|再见1
     2007.6.5.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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