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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外逃4大新动向:中国追讨赃款3大误区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20日 转载)
    
     来源:了望新闻周刊
     (博讯 boxun.com)

    记者郭奔胜、傅丕毅/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大要案侦察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指出,在国际交往密切、人员流动加剧、交通通讯便捷等社会条件下,贪官外逃的手段更加隐蔽,防控难度加大,表现出“洗钱在先”现象突出等四方面新动向。
    
    首先,“洗钱在先”现象突出。近年发生的广东余振东、浙江杨秀珠案、黑龙江高山案等,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前转移赃款。贪官“洗钱”的主渠道之一是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高山在案发前的几年内通过地下钱庄,数十次把客户的存款转移到其设在加拿大的银行账户上。他在办好了加拿大永久居住权后,还潜入境内转移走最后一笔资金,其作案手段十分谨慎隐蔽。这种方式逃脱了正常的资金外流监管,把不合法的钱财通过隐蔽的手段转移到海外,然后再通过境外机构以合法的形式存到银行。
    
    另外一种洗钱方式,就是以企业购买设备名义,向国外转移资金。这类案件多发生在国有企业领域内。外逃人员在出逃前,伪装企业购买设备,把巨额资金打入一个虚拟企业的账户上,然后再把这些钱转移到以亲属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上。这种方式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往往比较容易得手。从已经掌握的贪官外逃线索分析来看,这类转移赃款方式占到一定比例,而且有增多的趋势。
    
    其次,涉及跨国多种犯罪。由于贪官外逃大多涉及巨额的赃款转移,因此其犯罪行为就触犯了多个法律,涉及多种罪名。通常除了贪污外,还有洗钱、挪用、甚至诈骗等罪名,数罪并存是近来贪官外逃又一个突出特点。数罪并存造成案情本身复杂,加上转移赃款数额巨大,引起的社会关注度很高。另外,由于涉及数种犯罪,增加了国际协作的难度,追逃的成本十分巨大。
    
    第三,“窝案”明显。过去,贪官外逃主要还是个体作案。而近几年来,出现了窝案犯罪的现象。一个案件涉及较多人。比如广东开平余振东案,先后三任银行行长利用同样的方式作案,在长达8年的时间通过在香港开设公司来转移资金。再如浙江杨秀珠外逃案,出逃前一家人密谋很久,家庭主要成员各自分工参与。在一些外逃案件中,犯罪分子各自分工很明确,有的人专门利用自己在海外的亲属建立账户,有的寻找地下钱庄,有的负责伪造程序转移赃款等,形成了配合密切、作案成功率高的特点。
    
    第四,“出逃”方式隐蔽复杂。一些外逃贪官在出逃前利用其所谓合法身份出去“踩点”。比如高山案,高山曾经18次利用公务身份去加拿大考察,名义上是出国考察,实际上是给自己外逃做探路准备;在胡星案中,胡星作为厅级领导干部,按照有关规定,他的因公出国护照是放在省外办集中保管的,但胡星通过他弟弟又办了一个因私护照,并且通过掉包的方式隐蔽出境;一项调查显示,随着更多的城市开通“港澳自由行”,一些贪官利用“自由行”的方式,先出境再逃往别的国家。
    
    6月7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将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处没收的337万余澳元赃款移交给中国警方,这是35年来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向中国移交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赃款,也是2006年两国签定《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之后,中澳开展追逃追赃合作的最新成果。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追回涉案款项,可以摧毁外逃贪官的生存基础,是我国拓宽“追逃”思路的新进展。专家同时表示,当前我国“追逃”贪官越来越依靠国际司法协作。而在各国法律制度不同的背景下,有关部门须主动研究、善于利用国外法律制度,积极建设追逃的“法制接口”,从研究国外法律体系入手,从广泛开展国际司法协作入手,加大力度,始终对在逃贪官保持强大震慑力,赢得主动局面。
    
    日前,本刊记者采访有关部门专家时发现,在追逃赖昌星、高山等外逃犯罪案件上,我国在打击外逃犯罪嫌疑人时,出现了三个因不熟悉国外司法体系而引起误会,造成被动的现象。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介绍,这三个现象是:
    
    一是对外表态的主体太多,有很大随意性。比如关于赖昌星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至少有4个部门在不同场合进行表态。而按照加拿大法律规定,只有检察官有资格对此进行表态。如果中国表态的角色不合适,实际效果上会造成对方的不信任感。
    
    二是过多依赖国际刑警组织。现在我国通常做法是发现犯罪嫌疑人外逃,立即启动红色通缉令,发往国际刑警组织,把很大精力放在期待协助上。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是非官方组织,在一些国家,警察的权力十分有限,因此与犯罪嫌疑人逃往国的司法部门合作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三是证据意识比较薄弱。引渡犯罪嫌疑人,我方有义务提供详实的证据,而且证据的取得必须严密。但现在相关部门不太注意证据搜集,草率提供证据,而一些与我们开展合作的国家十分强调证据的正当性、严密性,这一反差对中方追逃贪官十分不利。有些犯罪嫌疑人就是因为我国有关部门不当提供证据,引起对方对我们的不信任而中断遣返工作。
    
    除具体做法的不足外,我国的国际司法协作平台也还没有完全到位。现有条约框架覆盖面不广。比如引渡条约,与我国缔结引渡条约的27个国家中大部分属于周边国家,中国与贪官外逃较为集中的美国、加拿大还处在开展谈判阶段,有待于更大的工作力度和开展更广泛的谈判。对已经加入的条约、公约,协作机制方面的运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比如2005年年底在我国正式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还需要相关部门熟悉程序,加大协调力度,建立联合追逃机制。同时,公约的利用也要有针对性研究。比如中国与美国间没有引渡条约,但可以利用反腐败公约,而在加拿大就不行。
    
    对国外法律的掌握和利用还不够娴熟。当前一些职能部门,对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法律研究不多,在不了解对方法律的情况下,难以开展类似引渡外逃贪官的司法协作。贪官外逃手段翻新,显示我国必须将追逃工作重心建立在加强国际司法协作上。受访的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外国司法体系的研究力度,丰富法律手段,建立各种国际司法协作平台。
    
    广泛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缔结引渡条约。黄风说,现在很多个案,是从国家之间共同利益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角度出发才获得解决的。而有了条约以后,就变成法定国际义务。从国际趋势来讲,西方国家和所谓关系比较好的国家,引渡越来越容易,而与之相反的国家,开展引渡越来越难。对此,要想办法推进与这些国家的缔结条约谈判,最终用条约的方式明确他们的义务。本刊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目前,我国正在与多个国家就签订引渡条约进行谈判。有关部门还提出,要和各国建立腐败犯罪数据和情报交换机制,及时有效地掌握和控制腐败犯罪动向以及犯罪分子的外逃现象。
    
    用探索精神研究这些国家的法律和相关制度,积极寻求替代措施。熟悉加拿大、美国等国法律的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李洪积律师说,在不能开展引渡合作的情形下,可以利用美国、加拿大法律想别的办法。比如,高山案就可以在加拿大利用民事起诉的方式迫使高山就范。有关部门不能一味地等待加方启动遣返移民程序。实际上加拿大1999年修改了引渡法,规定加拿大的外交部和外国的外交部门可以达成个案协议,开展引渡合作。当前有关部门对外国引渡制度的研究还非常薄弱,靠的都是以往的经验,这个局面可以通过加强研究加以扭转。
    
    黄风认为,当前要对相关领域内的专业人员进行涉外法治知识培训,部门之间要有密切协商机制,对于复杂的司法协助工作,要进行策略性研究,选择更合适的方式进行国际司法协助活动。有专家建议,我国在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础上,还应该积极对地区性公约、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认真进行研究。如美洲国家制定的《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欧洲国家制定的《打击欧洲共同体官员或欧洲联盟成员国官员的腐败公约》《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等,探讨加入的可能性。
    
    加大对涉嫌犯罪的外逃贪官的证据搜集。黄风说,在一些案件中,有关部门没有预计到引渡的复杂性,人跑了以后,搜集证据的工作就放松了。其实越要人回来,越要收集证据,还要注意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在西方国家,决定是否引渡是法官,而不是外交部门。证据材料以及收集这些证据程序是否合法很重要。如果有关部门不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中国的引渡请求就得不到回应。对于尚没有追回来的贪官,当务之急是丰富各种证据,并且一定在熟悉对方法律的情况下,来考虑我们搜集证据的程序、内容是否立得住。对贪官外逃这类犯罪,通过引渡的方式来实现遣返是比较正常的手段。
    
    追回涉案款项,摧毁贪官生存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专业博士生褚福民认为,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承认腐败犯罪存在被害人,并赋予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而且,在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提起公诉的情形下,被害人根据《公约》享有可以不经过刑事定罪而获得这类财产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在腐败案件中被告人在逃的情况下,被害人可以根据《公约》的规定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就被告人侵权给他造成的损害要求民事赔偿。如果被害人无法确定,国家可以代为提起民事诉讼。在追逃案件中引入民事诉讼追回涉案款项,会使外逃的贪官缺乏生存的基础,这个措施对于打击被告人在逃的腐败案件无疑具有巨大的作用。
    
    褚福民说,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追回流往外国的涉案款项,具有以下几个优势:民事诉讼中可以进行缺席判决,不受被告人不回国应诉的制约;民事判决在其他国家得到协助执行障碍不大;民事案件中证明标准也没有刑事诉讼中那么高,对于追回涉案款项也是有利的。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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