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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后感染艾滋病诉讼案件二审代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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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8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2007年 6月 26日 上午,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和法律顾问刘巍,作为某女上诉北京某军队医院和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参加了二审的庭审。
    附二审代理意见。
     (博讯 boxun.com)

    
    代理词
    
    我们接受上诉人某女的委托,担任她二审诉讼的代理人。结合本案事实,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医院在医疗中存在过错,不能排除患者感染艾滋病的损害结果和其过错无因果关系。
    (一)医院输血时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
    本案患者和医院签署的“医疗用血同意书”明确,“本志愿书除智力缺陷,丧失签字能力或未成年的伤病员可由代签字外,由伤病员本人签字”。而本案医院在此“医疗用血同意书”上,未让患者本人签字,未将输血的风险告知患者本人,不符合此“医疗用血同意书”的生效要件。因此,医院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其免责的同意书也未能生效,其应承担的责任不能免除。
    (二)医院不能证明给患者所输血液来源于血液中心
    1、医院不能证明给患者所输血液,是血液中心查找到的18456691和18347999。
    医院到血液中心取血,需有血液出库单,在此血液出库单上,写明用血单位,发血部门,出库日期,品名及血袋码信息,这些是确定血液来源及查清血液相关信息的重要证据。但医院不能提供此重要证据,他们提供的血袋编号只是三位,(二审中血液中心称是根据医院提供的完整的血液编码查找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完整的血液编码是8位,而非3位)医院不能确定他们给患者所输血液来源于血液中心,不能确定给患者所输血液就是血液中心查找到的18456691和18347999。
    另外,血液中心在一审中也未能提供2000年3月20日的血液出库记录,来证明最后三位尾数691、999血液的去向。两家被上诉人都不能提供血液交接的记录,不能确定患者所使用血液来源于血液中心。
    2、医院提供的病历不能说明血液中心查证的18456691和18347999,是给本案患者输的血液。
    病历中的“输血记录单”没有血袋编号,医院“登记表”上也没有血袋编号;病历中也没有“交叉配血单”,因为“交叉配血单”上应该有血袋编号(医院在一审及二审中均强调“输血记录单”就是“交叉配血单”,此说法是违背事实的,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二者都要粘贴血袋编号,随代理词附“输血记录单”及“交叉配血单”的范本,可以看出医院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医院不能说明给本案患者所输血液的准确信息,不能确定给患者所输血液就是血液中心查证的18456691和18347999这两袋血液。
    另外,即使18456691和18347999这两袋血液是医院使用,也存在这两袋血液输给其他患者的可能。
    (三)医院未能证明“患者所输血液不携带艾滋病病毒”
    医院2000年4月6日的“输血记录单”及病历中的其他地方包括“交叉配血单”、登记表(登记本)上都没有准确的血袋编号,不能证明医院所确定的最后三位尾数691、999血液就是给上诉人使用了,不能证明给上诉人使用的血液不携带艾滋病病毒。
    二审中,二被上诉人称血袋编号不重要,重要的是姓名。此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首先,1999年1月5日实施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医疗机构要指定医务人员负责血液的收领、发放工作,要认真核查血袋包装,核查内容如下:… (二)献血者的姓名(或条形码)、血型;(六)血袋编号(或条形码);…。”献血者的姓名和血袋编号均是必须核查的内容,不存在哪一个不重要的问题;另外,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在一审中提供的《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关于血液标识标签的说明》(附在代理词后)中明确,“自1991年起,对采供血信息实行条码管理。…条码号具有唯一性,绝不重复。…确保对血液准确的追根溯源,九联单不干胶标签中含有专门备医院血库存档及病历存档的号码签。…其余三张发往医院临床后,由医院粘贴到配血试管、医院病历和登记本上。”从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的说明中可以确定,条码号是确定血液来源的准确证据而非献血者的姓名,因为重名的人很多;还可以确定九联号码签中的三张发往医院,由医院粘贴到配血试管、医院病历和登记本上,而非医院和血液中心在庭审中主张的不要求粘贴的说法,这正支持了患者一方的主张,医院不能提供给患者所输血液的条码号,不能证明给患者所输血液的来源,不能排除给患者所输血液不含有艾滋病病毒。
    血液中心在庭审中主张患者感染艾滋病可能是某女在其他医院实施清宫术所致。按照举证原则,血液中心应负责举证证明患者感染艾滋病是通过此途径。但血液中心在一审及二审中均不能提供这方面的证据。须强调的是,患者在其他医院做的只是药物流产,而非清宫术。而她之后所作的清宫术恰恰是在被上诉人医院处,如果认为是通过清宫术感染的艾滋病,那也是被上诉人医院的医疗行为所致。
    另外,血液中心在二审中主张输血的感染率极低,以此来证明患者感染艾滋病不是输血造成的,此主张不成立。输血的感染率是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中的一个比率,而非一个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比率,如果一个人输了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其感染率为95%-100%。
    二、血液中心在采供血行为中存在过错,未能证明“患者所输血液不携带艾滋病病毒”。
    (一)血液中心未按规范要求献血者在献血前填写“健康情况征询表”
    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规定,献血者在献血前要填写“健康情况征询表”。通过献血者亲笔填写《健康情况征询表》进行疾病排查,询问包括与输血安全相关的个人生活史方面的问题,所有的排查项目由献血者逐一回答签字,确保献血者无禁忌病史及高危生活史。这是为了选择低危人群,减少、避免窗口期的血液及尽量减少漏检率。
    血液中心未让献血者在献血前填写“健康情况征询表”,未遵守技术操作规程,明显存在过错。如果医院使用的血液是血液中心提供给医院的,那么这血液有可能是窗口期的血液,不能排除血液中不携带艾滋病病毒。
    (二)血液中心使用的诊断试剂不符合规范
    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血站管理办法(暂行)》第二十七条规定,“血站必须严格按照《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中的有关规定,对采集的血液进行检验,检验时必须使用有生产单位名称、生产批准文号和国家检定合格的诊断试剂,保证血液质量。” 血液中心未能提供其使用的是合格的诊断试剂的证据,(按照“献血者血液化验初复检不得用同一试剂厂生产的试剂”的规定,血液中心应当提供两家合格的诊断试剂的证据,但血液中心在一审和二审中仅仅提供了一家的证据),血液中心没有尽到当前科技水平能达到的注意义务,有明显的过错,其使用不合格试剂检测的血液,不能排除不携带艾滋病病毒。
    (三)血液中心未证明初复检测不是由同一人进行
    《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规定,“献血者血液化验初复检不得用同一试剂厂生产的试剂,同一标本的初复检化验不得由同一人进行。”而血液中心未提供两家检测试剂合格厂家的证据;另外,血液中心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检测是不同人进行的。上述过失,证明血液中心未按规定执行,没有尽到当前科技水平能达到的注意义务,有明显的过错。其中任何一种过错的发生,都不能排除血液中不携带艾滋病病毒。
    综上,医院和血液中心均存在过错,他们均未能证明“患者所输血液不携带艾滋病病毒”,不能排除患者感染艾滋病与其过错的因果关系,他们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即使医院和血液中心不存在过错,也应当承担民事补偿责任。
    即使上述被上诉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医疗行为及采供血无过错,那么,根据《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上述被上诉人也应承担民事补偿责任。
    血液中心在二审中主张,医疗纠纷适应过错原则,不适用公平原则。此说法是错误的。没有任何法律做出了这样的规定,另外,有过错行为的法律责任是赔偿,无过错行为的法律责任是补偿,不存在只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承担补偿责任的说法。血液中心混淆了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的概念。
    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7年6月28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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