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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民领袖刘杰在劳教所中绝食抗议并提出三项要求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6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维权网信实报道)去年10月联名12,000多人上书中共17大,提出宪政民主是消解民间冤情基础的访民领袖刘杰今天在齐齐哈尔劳教所开始绝食,抗议黑龙江农垦当局对她的非法劳教,要求立刻恢复自己的人身自由!
    
    
    
    刘杰女士为此提出三项要求:
    
    
    
    第一、 请求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责成黑龙江农垦当局停止对我的迫害,立刻还我的人身自由权!我在中共17大前联名12,000多访民给胡锦涛主席与大会上书,一则是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行,再则是响应胡锦涛主席依法治国,惩治腐败、尊重公民表达权的号召,也是基于对新一届中央关心民瘼、听取民声、厉行改革的信赖,没有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黑龙江农垦当局以此为借口对我的劳教是完全与事实不符,是公然践踏宪法,严重侵害公民基本权利,悖逆中央精神,借机打压揭露控告他们腐败罪行的上访人的行为,是借维护中央会议秩序之名,掩盖地方贪赃枉法之实的行径。希望各位中央领导明察并及时纠正!
    
    第二、 在此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与政协会议召开之际,我重申自从2003年来一再上书的主张:要求大会审议通过中国政府业已签署10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依法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权利,让中国公民挤身世界文明国家行列。
    
    第三、 废除违宪的劳教制度,释放无辜关押的公民,为奥运营造祥和、喜庆的社会氛围。劳教制度不经过司法程序,由公安单方作出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处罚方式,严重违反文明世界的法治精神,玷污我们的国格人格,使我们中华民族游离于世界文明之外,也给地方权贵对抗中央、打压民众、掩盖犯罪大开方便之门。及时废止不仅顺乎民心、顺乎历史,也将真正为法治社会的到来树起一块里程碑。
    
    
    
    维权网希望国际国内一切良知人士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并根据自身的条件对刘杰女士所提出的三点正当要求作出支持呼应!
    
    
    
    20080226
    
    
    
    
    
    刘杰: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举报信
    
    
    
    作者:刘杰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28 更新时间:2/5/2008 9:15:12 PM
    
    
    
    
    
    我是中国万名访民致十七大建议人之一刘杰,于2007年10月8日下午13点用特快专递方式邮往中央办公厅总书记收,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向十七大会议提出《宪政民主是消解社会冤情的基础》的建议。
    
    07年10月11日上午,我在中顶村大街上行走,被右安门派出所和当地劫访人员抓上车先押送右安门派出所后押送到黑龙江农垦驻京办事处。第二天由逊克农场公安局长张翅涛、干警吕丰、七管局书记马向东(是我的被告人),用专车送往黑龙江省哈尔滨,在哈住一宿,于10月13日送往北安农垦看守所刑拘,没有送达拘留证,是北安农垦公安局弄虚作假,打击报复陷害。我兴办的畜牧养殖厂(养奶牛)投资几百万财产,被三次聚众抢劫一空,其中三次有公安干警持枪帮凶抢劫,后不予立案,两次有北安农垦法院人员参加抢劫后摇身一变成了办案人了,制造三起假案,包庇掩盖三次重大入户聚众抢劫团伙,至今犯罪团伙销遥法外,为什么我长达十年苦苦追诉,抢劫人员不但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反而升官,谁是保护伞,对我进行打压陷害,劫访人员说:"我们也不愿劫访,这是上面的命令。"上面谁的命令?我被非法刑拘35天因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检察院不批捕,公安机关就得立即放人,公安机关为了逃避罪责,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于2007年11月14日拿我庆功,把举报人送到被举报人手里让贪官杀害,这已经成了恶循环了。
    
    最可笑的是黑龙江北安农垦公安局和农垦总局劳动教养委员会下达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超越职权,超出中央的特权,以《中国万名访民致十七大建议书》为事由,给我带上"煽动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的大帽子,处以"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
    
    请问我们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访民,联名上书十七大,北安农垦公安局和农垦总局劳动教养委员有什么权利定罪???
    
    万名访民致十七大会议的建议,只有十七大代表和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研究决定我们提出的建议有罪还是无罪,得有中央胡总书记的批示,没有批示,北安农垦公安局和总局劳动教养委员会就无管辖权,超越职权,超越宪法,滥用职权,渎职侵权,打击陷害。请求总书记立即作出决定,撤销劳动教养制度,无罪释放上访人员,维护宪法的神圣尊严,保护人权,严厉打击地方的贪官污吏对抗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彻底解决冤假错案,还权于民,实现宪政民主,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万名访民联名上书十七大,不是煸动闹事,其一、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其二、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六·二五"的重要讲话,畅通信访渠道中讲到:"鼓励、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提建议、和十七大听取民声问题,我们万名访民联名上书就是民声问题。
    
    其三、证明中国上访公民,法律的意识提高,对总书记的"以宪治国,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也说明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崛起,推动宪政民主早日实现是造福儿孙后代的事。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黑龙江北安农垦公安局和农垦总局劳动教养委员会是对中国民主法制的践踏, 对我人格的诲辱,身心健康的伤害,请求中央给予回音。
    
    北安农垦公安局长没人性
    
    我的眼睛被劫访打伤,左眼晶体摘出。右眼底受伤,双眼失明看不清东西,把我送到劳动教养所里做苦工,每天14小时工作时间,不休息,没有节假日,周六日不休息,说我是正常人,劳教所检查身体,两家医院诊断为证。
    
    我家兴办的开发性畜牧厂(养奶牛、肉牛为主业)承包合同经法律公证,甲方单方撕毁合同,动用手下之人,公安人员、法庭人员干部,三次聚众入户抢劫,打砸抢,公安人员持枪帮凶抢劫,几百万财产被抢劫一空,参与抢劫的法庭人员摇身一变成了办案人了,因此上访告状,按法律程序依法诉讼,得到胜诉判决后十天,又被被告打砸抢,畜牧厂破产停产,依法诉讼被打成重残,公安局是黑社会老大,我告了十年没人管,犯罪分子销遥法外,还升官发财,现在又打击报复,拘留、劳动教养都是北安农垦公安局长石某。
    
    是同一个办案人,北安农垦公安局长害上访人
    
    徐秋梅、张德才夫妻是黑龙江省北安农垦红色边疆农场三队职工。
    
    徐秋梅现在在齐齐哈尔劳教所关押3个多月了,现在脑血栓不能自理,无人照看,在押,被北安农垦公安局和农垦总局劳动教养委员会劳动教养一年半。
    
    张德才,现在北安花园劳教所在押一年半,夫妻全被劳教一年半,就是北安农垦公安局长石局长作假案害人。
    
    徐秋梅的孩子张超群11岁在学校被老师打残,夫妻二人为此上访被劳教,现在残疾儿无人照看,没有音信和电话联系,就在劳教所里能找到徐秋梅。
    
    北安农垦公安局长捏造事实诬陷,劳动教养是打击报复,不抓聚众哄抢团伙抓我坐牢就是包庇黑社会。
    
    黑龙江省农垦公安局石局长,滥用职权包庇重大抢劫团伙,于2006年12月3日将我家院内存放的财产大豆35000余斤抢劫走,我当时报案,我们家三次三个人报案,公安机关作出不与立案决定,不抓抢劫人员,公安局长成了黑社会老大了,反而抓受害人坐牢,不让我告,对我劳动教养是故意打击报复,抢走5万多元财产公安机关贪窃分割,制造假案,农垦的恶法恶政,干部动用公安和法庭帮凶抢劫后,说收土地承包费,没有任何手续,没有合同、欠款、欠条,欠据也没有任何公文,公、检、法就说我们欠款,我们根本不欠款,公、检、法制造假案编造,逊克农场故意违反合同约定,造成畜牧厂停产、停业,三次聚众哄抢我们畜牧厂财产,公、检、法不予立案,没有受到法律追究,没有赔偿损失恢复再生产,反而一次又一次的抢劫,在公安局和法院的包庇下,又抢走我们按合同开垦的土地承包权,由逊克农场干部、贪官污吏霸占,贪官无人管,不给我们一点生活出路。
    
    因为刘杰没有一点生活来源,双眼被打伤就要失明,朋友援助的资金治眼睛,北安农垦公安局还诬陷说接受境外媒体钱物,是哪家媒体拿出证据,胡编乱造就是迫害人。
    
    北安农垦局于8月1日去北京接访,逊克农场去了7个人,两个半月住宾馆,搞旅游,每年劫访花费上百万元资金,我上访十年逊克农场劫访花费上千万元资金,不给我解决问题,劫访成了干部旅游的一个借口,他们劫访还带着老婆孩子,搞旅游,在北京看到都劫访,中央也不管,反而回到地方更猖狂了,上访就关押、劳教,"北京都不管,咱怕啥!"贪污腐败越来胆子越大了,劫访的在北京已经走遍了,回到地方明目张胆的打、砸、抢,没人管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的闭幕了,总书记做的报告大快人心,希望能落到实处,彻底解决冤假错案,取消劳动教养制度,还我自由之身。
    
    此致
    
    敬礼
    
    刘杰
    
    2007年11月25日
    
    
    
    
    
    
    十年血泪维权路--中国起诉一府两院者刘杰访谈
    
    刘杰系黑龙江省逊克农场二分场26队农工,因投资上百万元承包开发土地建起的畜牧养殖场,自1996年12月始,被农场单方撕毁合同后,又被一再抢劫,并且还被农场操控法院将她推上被告。为维护自身的权利,刘杰被迫通过黑龙江农垦与地方的一级级法院、人大、政府、党委的上诉、上访,走完了现社会法律、政策所提供给公民追讨正义的一切途径,虽然期间法院也给出过胜诉的判决,然而最终获得的结果却是一次次更深的迫害,一场场更猛烈而彻底的抢劫。不得已,刘杰于2001年、2004年、2005年先后控告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与国务院,并从2003年始,每年发起几百人到几千人联名,3月向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书,9月、10月向中共党代会上书,就保护信访人权利、废除信访制度、设立宪政审查机制与成立宪法法院等问题提出议案、呼吁。至今,刘杰维权已经走过了十年的血泪历程,见证了中国极权统治下公民权利被一再剥夺而无法求得社会有效救济的现实。本刊记者就维权过程的有关问题专访了刘杰女士。
    记者(以下简称记):
    刘杰(以下简称刘):
    
    记:刘杰女士,您好!请问您是如何从一个农家妇女被逼上维权之路的?
    刘:我是黑龙江逊克农场的农工,1994年7月,适应国家及农场加快肉牛建设需要,扶持养牛大户,鼓励兴办家庭牧场的政策,我与逊克农场签订了划荒地一千亩,兴建养牛场的合同。为此我投资了上百万元,经过两年多的艰辛努力,将畜牧场建起,并按合同要求得到顺利发展。1996年,农场场长单方撕毁合同,欲将我的养牛场收回后,转给他亲戚承包耕种,为此他几次派人强行进入农场抢占,在被我们据理阻止情况下,12月19日,场长调动农场公安、法院及场部工作人员强行闯入养殖场将当年产出的十三万多斤种豆全部抢走,并于第二天指使法院用一天完成取证立案,告我们欠农场油料钱。事实是当年农场要我们用自己的农机为其垦荒250亩,以完成农垦局分配给各场开垦的任务,我们按协议完成垦荒后,不仅不给我们劳务费,还以我们垦荒用油料为名来抢劫大豆,在我们根据合同追问场部时,场长居然说不要我们垦出的土地,也不要油料现金,就是要大豆,可见他们意在阻止我们生产,达到抢夺畜牧场的目的。20日晚,一个头天受命跟来拍摄抢劫现场的农场电视台记者刘松涛,前来我家告诉真相说:"场长19日晚上委托26队队长,给了来参加抢劫的法庭庭长一万元钱,让他立案起诉你们,并要我们在电视上配合污陷播报你们赖帐,我顶住不播,他们免了我的职。我可能有生命危险,因为我知道场长贪污得比他下面曾假死以逃避一千八百万元追查的分场场长还多,并且他在省里、农垦总局都有人,他公开扬言不怕你们去告。你们要告也只能到北京去告,看能否告动。"听到这个情况,21日,我的大学刚毕业的大儿子就动身前往北京举报,,并且从此再不敢回到农场,而刘松涛在此后半个月失踪,至今杳无音讯。1997年1月10日,我被来参与抢劫的法庭庭长判处败诉,并且不给我宣判书。就这样我在被抢,又被告,生产经营没法持续下去的情况下,被迫走上了向各级部门上书申诉的维权之路。
    
    记:从1997年您被逼上维权之路,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您主要通过了哪些维权途径来追求正义?
    刘:这十年,回想起来真是一场不醒的恶梦!为了寻求一个正义的答案,我用尽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方式,走过了社会提供的所有权利救济途经。从1997年我无端被抢又被告后,就向黑龙江地方政府与农垦各级部门,不断通过上书、直接上访的形式去申诉冤情,由于此前我根本不了解法律,没有得到法院判决书,各级部门没法接待,法院也没法上诉立案。直到1999年,我在黑龙江省人大一个处长的指点并发文给法院索要下,才得到判决书,并到佳木斯农垦中院上诉。在那里由于被农场派人追杀,我被迫躲在律师家中半年到开庭。在这半年中,我在律师的指导下自学了法律,懂得了利用法律来维护权利的途径,这奠定了我后来一级级上告、上书的法律基础。我在通过各级法院逐级上告的同时,也还利用人大、政协、政府、党委一切上书、信访的途径,利用当地政府及农垦一切重大开会时机,不断向各级部门及领导申诉自己的冤情。从1999年3月两会期间,我来到北京上访后,接触到了北京的一批有良知、有正义心、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如赵岩、李柏光、杜钢健、张思之、沈岿、戴煌、张祖桦、萧瀚、焦洪昌等等的学者,他们真诚的帮助与从法理上对我案件的剖析,及通过一些媒体对我案件的报道与呼吁,也为我维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后来我又一步步走到上告中国一府两院,并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可以说在中国无论通过法院的上诉,各级部门的上访,理论的探讨支持,舆论的呼吁声援,最后联名上书全国人大,上书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等等这一切现社会和平、理性维权能走的路,我都走到顶了,能用的工具我也都用尽了,然而正义却离我依然遥远,公道对我却只是个书面概念。
    
    记:在历时十年的维权中,您受到过哪些打压?
    刘:我维权的过程是一个依法捍卫公民正当权利的过程,却也是个一再被剥夺的过程。我先后被农场指使公安、法院与农场干部直接抢劫八次:1996年12月19日,抢去种子大豆十三万多斤;1998年秋,畜牧场打下的粮食全部被拉进26队场部,后被队长私自卖掉,不见分文;1999年1月15日,法院以追债为名,将畜牧场所有资产查封;2000年秋,我牧场所种粮食又被强行拉入26队场院卖掉;2001年6月1日,在黑龙江中院判我胜诉10天后,农场再次动用原来参与抢劫的公安、法庭及连队干部三十多人,对我畜牧场实施疯狂的打砸抢,将三十三头优质奶牛抢走,上百万元农机农具砸毁作废品外卖;2004年底,将我牧场土地抢走卖掉。后于2005年3月两会,我联名700人上书提案,又才将土地要回;2006年12月,抢劫三万五千多斤种豆;2007年5月,强占牲畜场土地播种。
    
    在维权的十年中,我除了大部分在畜牧场的时间是受到监控、软禁外,我在上访中四次被投入拘留所,几次差点被他们害死。2001年6月13日,我在最高检察院信访的大厅后院内被毒打后送入昌平收容站,第二天省截访人员将我强行押上车,送回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上访收容所关押10天,伤势得不到治疗,后经朋友保释方得出来;2002年3月7日,我在最高法院内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及农垦截访人员毒打后,拖出200多米远,后押送到农垦驻京办事处201房间,第二天早晨,四个人将我打昏,后强行送上列车押回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收容站,在我拒绝关押时,又一次将我打昏扔入,两天后我才醒来,他们几次准备将我打死送入火葬场,后得里面一名烧锅炉者发现,将我救下。一个月后我在朋友援救下出来,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右臂脱节,左眼外伤性白内障;2003年11月,我带着国务院公函,被截访人员打昏后,抓回投入省分流中心14天;2004年10月,在国务院信访办门口,截访人员将我抓住强行押送回省农垦,投入他们私设的拘禁地关押7天。
    我在维权中亲历了从被剥夺财产权,到被剥夺基本的自由权,再到被剥夺申诉上访权,甚至几次差点被剥夺了生命权,这种为了维权而带来更大权利被侵害的情况,是中国维权群体的普遍现实。
    
    记:漫漫十年路,您从来没有停止过追索正义的脚踪,那么在这过程中,您主要采取了哪些重大维权举措呢?
    刘:为了讨回公道,1999年前,我基本在黑龙江省内各级部门与法院奔走,然而事实证明这根本没法给我解决问题,相反还一次次招致打压,这使我认识到要解决黑龙江农垦的问题,得到北京去寻求最高权力与司法机构的救助。然而当我在北京依然被多次毒打,几次差点被迫害死时,尤其那次在高检中被公然毒打后,使我更进一步看清中国司法途径的腐败、罪恶,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制度性罪恶对民族的危害,于是我决定用状告一府两院来警示权力腐败与制度罪恶。2001年10月,我状告最高人民检察院违宪侵权,成为中国首次民间宪法诉讼案;2004年2月,我又以行政不作为和行政违宪,状告国务院,要求撤消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大型国有企业内设立的政府与公检法机构,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告国务院的案子;2005年2月,我又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违宪侵权审查,状告一府两院。在这些状告最高检、最高法与国务院均得不到立案后,我看到中国不从制度上改革,就别想能从法制上讨回公道,甚至连告状都无门,于是我设法通过人大立法与向国家最高领导人上书来试图改变中国现状。2005年元旦,我发起联名356人给总书记胡锦涛上书,呼吁关心中国上访者权益保护;2005年2月,我又给人大法工委提出违宪审查,要求审查一府两院的违宪行为;2005年3月,联名700人向全国人大、政协上书提出司法违宪审查与行政违宪审查两项建议,同时提出改变信访制度和设立宪政审查机制、成立宪法法院的议案;2005年9月,联名2000人向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书,建议维护上访人诉讼权、人权等合法权利;2006年3月发起联名3446人,上书人大、政协,提出废除信访制度,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设立宪政审查机制和成立宪法法院等议案;2006年10月又向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书,呼吁加大反腐力度,早日解决上访问题,促进社会和谐;2007年3月,我又发起联名1010人,向人大、政协上书,再次坚持提议废除信访制度,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要求设立宪政审查机制及成立宪法法院。
    
    记:在这十年维权生涯中,您最感动的与最伤心的人与事主要有哪些?
    刘:十年,对人生来说的确不是个短暂的时间,在这十年中我见证过中国的良心,看到过人类赖以生生不息的善良之根,同时我也见证了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我的几次濒临死亡与得到拯救,正是人类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法与非法在我身上鲜活的反映。
    首先我将终生感戴与铭记那些在我维权路上真诚同情、关心与帮助过我的人,他们是我的精神依靠,与生存下去的力量之源。在这个过程中,许许多多不知名的人,他们有的在我生命受到威胁时,在我生活面临绝境时,在我精神面临崩溃时,伸出援助之手,我在此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在我维权路上,除了前面提到那些学者给予了我无私的关怀与帮助外,还有几个普通的人让我终生难忘。其一、就是我们农场的电视记者刘松涛,他选择宁可失去工作,甚至生命,来抵制罪恶的污陷,以捍卫自己的良心与人间的正义,其实我们此前并不相识,虽然他的失踪、或者被害,不一定完全是由我案件导致,但他的正直与善良,对我的帮助与提醒,是我终生不能释怀的;其二、在佳木斯的律师姐妹,她们热情而无私的帮助,使我免于了被农场雇凶杀害的危险,并引导我学习法律,使我从此懂得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利;其三、黑龙江省人大信访办的一个处长,他曾多次在我被农场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迫害、关押时,打电话告知我的亲人,并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让有关迫害我的人不敢最后将我制死;其四、在最高检察院我被一个韩姓工作人员殴打伤残而送去昌平收容站的路上时,那韩姓人居然两次掏出枪来对准我脑袋,旁边一个同去的小个子检察院接待人员将他的枪按住,使我免于可能被枪杀的危险。也许有人觉得那只是威胁,未必有危险,但真正了解上访群体不幸的人,就知道那种屠杀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为在最高检、最高法等信访口,众目睽睽之下都可以经常看到公然将人打死,更何况这是在郊区的车上呢?所以那个小个子的举动是真正在救我的命;还有最高法院几个法警,也多次在我被截访殴打时,将我从危险中救下。
    
    至于在维权路上碰到的罪恶那就数不胜数了,可以说整个维权历程,都是洒满血泪的历程。在这个路上那一张张狰狞、伪善、欺诈、残暴的嘴脸,实在是中国极权统治下官僚的众生相。其一、我所在农场的场长、法庭庭长、副场长、公安局长、检察长等一批批基层官僚,他们利欲熏心,抢劫、欺诈、伪证,以及穷凶极恶的雇凶追杀我,长期派人监视、软禁我,多次到北京来阻截我,绑架毒打我,让很多描写犯罪份子的书,在他们面前都变得黯然失色,他们是制造我冤案、加深我痛苦的元凶;其二、省委信访办的三个接待员,他们在接到我农场贿赂的每人两万元后,多次声言要将我投入劳教,并跟农场勾结企图诱捕我。他们在地方党政接待部门的作为,生生再现着中国地方信访工作中的大多数工作者嘴脸;其三、我在农垦中院上诉时,主审的庭长与和议庭的几个法官,有一次公然要将我从三楼推下来摔死。事后有知情者劝告我千万别再去找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接了我农场送去的钱,随时可能致我于死地。这些顶着法官外衣,干着罪恶勾当的人,的确也是中国法院的缩影;其四、最高检察院一韩姓青年,他在2001年6月13日用镣铐将我毒打得几次昏迷后,在用车强行送我去昌平收容站的路上,两次掏枪出来对着我的脑袋,直接告诉我:"北京以后你别想再来了,你对方给我一百万,我毙了你。"将我送到昌平收容站后,因我浑身是血,收容站拒绝接收,那个韩姓与一个马姓的处长两人就说将我拉到郊外去整死算了,并直接警告我说:"整死你算个啥,我们一年整死二百四十多个,怎么啦?"那种完全将整死人当儿戏般的言语,让我毛骨悚然。我从亲见他们接访与截访人员一再公然将信访者在信访窗口、大厅打死的事实,相信他们的确可以说到做到,为此我只好跪求收容站将我收下。这些中国最高检察院接访人员的凶残与丧失基本的人性的形态与言语,终生烙印在我的脑海。
    在十年维权路上,我认识到中国极权政体之下,人的基本人性,在权力与利益的腐蚀中都会丧失,而人类的良心普遍存在于官僚体制之外,那些在官僚体制中艰难保持自己善良的人,做好事就象做贼一样,并且我接触到的个别体制中好人,也常常是受尽打压,郁郁不得志的。这种汰优选劣,纵恶灭善的机制,怎么会给社会带来正义呢?社会怎么会有希望呢?
    
    记:在十年的维权路上,您一直在寻求中共现体制提供的途径来讨要正义,在跟中共现体制中的官僚打交道中,他们对中国维权情况与你们上访有什么认识吗?
    刘:中共体制内那些接待上访维权的官僚们,他们有的几十年在接访窗口工作,对中国上访维权情况应该说是了解的,他们的一些话的确经典地再现了中国维权的困境,也昭示着我们上访维权群体的艰辛。这些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个。其一是国务院信访接待办的一个老处长,他说在信访口工作了二十多年,他对上访维权者的形容是:一哭、二闹、三笑、四罩。所谓一哭,就是第一次到北京,总算到了天子脚下,到了权力最高部门,应该找到清天大老爷了,自己的沉冤应该有希望得雪了,于是激动得哭泣;二闹呢,就是在第一次拿到最高司法权力机关的信回去后,事情还是得不到解决,只好再次到北京来时,悲愤交加,大闹一通,斥骂下面不听,上面不力,民间疾苦无处可解;三笑,即是第三次来到北京时,一切已经看透,在走投无路中,只能再次前来努力,指望能有万一的奇迹出现,这种绝望下的刺激,常常使人神经出现麻木或错乱,以致见人就只有傻笑了;至于四罩,那就是多次上访后已经成为地方权力忌恨而打压的对象,为了逃避截访人员的追杀或关押,他们只好戴上大口罩,来掩盖面目。其二是在最高检察院时,一个殴打我的工作人员,边用脚踢我,边恶恨恨地说:看你还来不来北京上访?别以为谁会为你主持正义,共产党中不会有清官的,你别做梦了,我打死你就是白打!其三是我在拿到国务院的公函下,被抓回到黑龙江拘留所关押,在放出来后,我去省委信访接待办,接待人员根本只看了一眼公函,连收都不收,就说:国务院的,我们这是黑龙江,那个不好使的。你去叫家宝、小涛来给你解决问题吧,还找我们干吗?结果我的那份公函竟至今还没有送出去。其四我在拿到中院与高院的胜诉判决回到我们当地农场,结果再一次遭遇抢劫,当我质问那些参加抢劫的干部:为什么妄顾法制,敢公然对抗法院判决,不仅不执行赔偿,还敢进一步抢劫?结果他们说:上头叫抢就抢,不抢就下岗!什么法不法的,我们农垦不信那一套!国家政策与法律,到我们这不好使!
    唉!这就是中国官僚机构中人员对维权侵权的认识。
    
    记:您在通过长达十年的维权奋斗后,目前您再一次面临被剥夺,这种终点与起点的重复,甚至更被侵害到起点之下的现状,让您有什么感慨呢?
    刘:中国社会现实提供的一切权利救济途径我已经都走尽了,从我的维权经历,就力证了中国公民权利被侵害后救济的贫乏,说明中国根本没有建立起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机制,中国是一个赤裸裸权力高过法制的国度。在这种制度下要想讨回一个公道,求得一个正义,那就是痴人说梦!我之所以近年来一直给中国人大上书,就在于要冲击中国的制度,警示中国公民权利的危机,同时也向权力显示一个公民的不屈服。十年维权虽然什么也没有维到,应该说还进一步被剥夺得赤贫,在身心伤害上的确非常人可以想象,然而我并不后悔,原因是在这些来自权力的灾难中,我看到了这个民族深层的苦难与危机,我感到了一个个体面对民族灾难的责任,我看到了人生的使命,也看到了生命的意义,我虽然痛苦,甚至日日行走在死亡的边缘,但是我很充实,我对未来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我坚信正义、真理必将最终战胜邪恶、荒谬!为了明天,为了后代,不至于再承受我们这样的苦难,我们必须抗争,直到将这个社会的罪恶从根本上结束!
    
    记:十年血泪维权,您对中国维权出路有什么认识呢?
    刘:这十年维权的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其一、中国现体制没有给公民提供有效的追讨正义的途径,一切维权者,基本上都是因为权力的腐败导致权利被侵害,而向一个侵害个体公民权利的权力去讨还被侵的权利,那无异于与虎谋皮;其二、要想真正维护公民的权利,只有改变现行的体制,将权力真正置于宪法的监督与规范之下,所以我一再呼吁设立宪政审查机制,成立宪法法院;其三、要想将权力置于宪法之下,权力不会自动回到宪法授权规范内去,只有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为了权利坚决斗争,通过公民的抗争,才能将权力逼回到它自身的框架内去;其四、公民个体的抗争力量是微少的,面对强大的极权政体与罪恶的统治集团,公民必须懂得联合。一个个被侵权的个体只有不断走向联合,才能最终结成一种抵抗权力侵害的力量。让一切愿意享受完整人权,愿意享受尊严生活的人联合起来,共同为中国早日实现宪政民主而努力奋斗吧!
    2007年5月
    
    《公民月刊》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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