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为法轮功信仰者黄成无罪辩护意见-辩护词
请看博讯热点:宗教迫害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19日 转载)
    [日期:2008-08-19] 来源:参与 作者:大陆知情人提供 [字体:大 中 小]
    

辩 护 词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万腾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黄成亲属阎淑珍的委托,指派林小建、刘景省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并经被告人黄成确认。接受委托后,我们会见了被告人,仔细查阅了相关案件材料,基于辩护人对宗教信仰自由之于政治、道德以及维系人类自由和幸福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基于辩护人对当下中国必须将信仰自由这个话题从宗教和政治这两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移放到更为审慎更为理智的法律平台上考量的期待,更基于对宪政中国美好的向往。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人黄成不构成犯罪,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总则:宪法至上,信仰法轮功无罪。
    
    
    
    第一部分:重申本案涉及的普世原则
    
    一、 我们重申本案涉及到的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人类作为整体,有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作为个体,人类需要心理、情感、精神的慰籍和灵魂的生活。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际遇、文化滋养和生命体验,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认为,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个人保持人性发展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信仰的权利,就像生命的权利一样,不证自明。公民信仰自由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始于公元313年罗马领袖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共同签署的《宽容诏书》(米兰敕令)。它第一次规定,信奉各种宗教都享有同样的自由,不受歧视;但人类经过了极为艰苦的奋斗、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终于在近代把信仰自由确立为一条普世规则。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8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受到压制,而有损其选择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人人有表明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所规定以及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也明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
    
    无疑,宗教信仰自由涵盖三个维度:第一,宗教自由原则,即作为公民信仰的对象,宗教本身有生存、发展的自由;第二,信仰自由原则,即公民对各个宗教有选择信与不信的自由,及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第三,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团体、党派、组织、个人、包括宗教都不得采用暴力或其它侵权手段干涉宗教的生存、发展自由,也不得采用暴力或其它侵权手段干涉公民信何种宗教、信与不信的自由以及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三者不可或缺,不可分割。“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这三个词在习惯用法上可以相互代指。
    
    我们认为,信仰自由意味着允许个人自由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形式,既可以选择公认的大的宗教,也可以选择较小的、新兴的宗教;既可以选择已有的教派,也可以创立一个新的信仰体系;既可以是无神论,也可以是有神论、多神论或怀疑论。信仰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或者信仰上帝、真主等等,它们和信仰关公、悟空一样,都属于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同时,公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各种宗教活动,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公民一旦没有参与宗教实践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一纸空文。
    
    
    
    二、我们重申本案涉及到的政教分离原则
    
    世界历史上,在政治尚未开化的蒙昧时期,宗教与政权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宗教被立为正教,另一些则被贬为邪教、异端;有的被立为国教,另一些则惨遭打压、取缔;有些宗教干脆与政权合二为一,对其它宗教一概斩尽杀绝。随着政治文明的进展,信仰自由最终被确立。由杰弗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宣称:“信仰什么宗教,是上帝赋予人的天然的权利,不受他人的强迫,如果允许政府把权力伸张到信仰领域,由官吏作主,那就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信仰自由”;杰佛逊对政教合一的历史进行了批判:“认为自己的信念和思考方式是唯一真实和永远正确,而且仗势强加于他人,建立和维持一个错误的信仰,这种情形已经发生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历经全部历史时期”。杰佛逊提出并完善了政教分离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现实政治。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相互没有统领和依附的关系,它从理论上斩断了两只手:一只是教会伸向政权的手,任何教会休想用设立国教的形式攫取世俗权力;另一只手是世俗政权伸向宗教的手,统治者休想利用教会干涉人民信仰自由,用信仰增加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政教分离原则的提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它的最终实施,建立了一道政教分离之墙。它意味着,信仰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宣教者无罪,信教者自愿,任何势力无权干涉。说到底就是人民有信“邪教”的自由,至少是信了“邪教”也不会失去人身自由。可以说,“邪教”在这个世界占了多数,这可以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导出:每一个教派都宣称自己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那剩余的靠谬论建立的教派当然是“邪教”了。在无神论者眼里,所有的有神论都归于邪教了。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再没有任何一个声称厉行法治的国家政权还有权宣布他喜欢的宗教为国教;同时,它也丧失了宣称一些它不喜欢的宗教是邪教的权力。因为一旦政权有认定正、邪教的权力,一神论信仰者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多神论宗教是邪教。反之,多神论信仰者掌握的政权就有可能宣称一神论宗教是邪教,而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所有的有神论信仰是邪教,信仰自由根本没有丝毫保障。可见,法律如果不能保护邪教,也必然不能保护“正常”的宗教。
    
    我们认为,信仰包括主观、个人属性的价值和无法验证的超验主张,是公民内在主观的思想意识,不受外在干预,是公权力不应涉足的社会私域,是政府绝无理由介入的灵魂事务。政府既无权力确立一种全民的信仰体系(如马克思主义),也无权力评判或取缔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强行干预个人信仰极易践踏公民良知。中国要成为受人尊敬的负责任的国际家庭的一员,应该信守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践行普世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各个宗教、教派间保持中立,不高抬任何宗教,也不岐视任何宗教,更不对任何宗教扣“邪教”帽子,也不对任何宗教的信众进行不公正对待,停止对信仰自由的粗暴侵犯和干涉。我们认为,当下,关于制裁邪教和取缔法轮功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三、我们重申本案涉及到的 “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刑罚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
    
    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在刑法领域,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宗教信仰是属于思想层面的,它不应受刑罚处罚,更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宗教信仰而遭受不公正对待。信仰本身或者信仰者的身份不是犯罪的处罚对象,不受刑罚惩治。
    
    有人会问,日本政府不是取缔了奥姆真理教这个邪教吗?我们的回答是,日本官方并没有称奥姆真理教是邪教,并且这个宗教仍然合法存在。1993年3月,东京地铁遭受沙林毒气攻击,12人死亡,5000人受到不同程度伤害。教宗麻原彰晃是杀人主谋。麻原还涉及其他几起毒杀谋害案,共计27条人命。案件共经历了7年10个月,开庭257次,2003年2月结束一审,宣判以麻原为首的12名凶犯被处死刑……。就连这样一个鼓吹暴力,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宗教,1997年1月,日本最高司法部门也否决了取缔奥姆教的动议,隶属于日本法务省的公安审查委员会在2000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中称奥姆教为“实行过无区别的大量杀人行为的团体”应予以“观察处分”,日本实际上承认了奥姆教的继续存在的合法性。
    
    对这样的宗教国家就不管吗?也不是的。1999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打击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两个法案,即《关于对实施大规模滥杀行为的团体进行限制的法案》和《破产特例措施法案》。前者要对“曾肆意进行大规模滥杀的”团体加强监控,后者则用经济手段对其进行惩罚。这两个法案都没有出现取缔邪教,或者禁止教徒维持信仰的文字。——难道日本不清楚奥姆真理教的危害吗?是立法机构想遗留祸根让东京再来一次混乱吗?显然都不是,而是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公权力运用的界限。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之罪;到了信仰这一精神层面,政府和法律已经管不到了。很显然,有些信仰会扭曲或背离了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以恶为善,杀人有理,蔑视人权。但是,只要它没有进入犯罪或预谋犯罪的刑事制裁领域;或者虽然犯过罪,但已经治罪,目前也已经停止犯罪;在这些情况下,行为已经越出刑罚领域,只能加强监督,这是现代法治观点。
    
    对于某些离经叛道的教义,也只能由社会的舆论和公德去制约,通过批评和思辨,凭借信徒的自由意志,自愿给予纠正。杰佛逊针对一些人唯恐正道不行、邪教惑世的忧虑, 有一段名言:“真理是伟大的,如果让她自行其道的话,必然会盛行于世。真理是谬误的强劲克星,她无所畏惧,所向无敌,惟有害怕人们解除她的天然武器——自由地论争和思辩;当批判被允许自由进行的时候,谬误也就没什么可怕了。”人是社会的主体,需要参与社会、参与历史、自由地接受信息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人如果被阻隔了外界的信息、剥夺了表达的空间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他的生活将缺少尊严;他的人性就得不到充分发展。信仰自由要真正实现,就必需表达自由存在,这已经是现代人文精神的一部分。
    
    现在的奥姆教,由原来1万多人锐减到900余人,改教名“奥姆”为“阿莱夫”(Aref)。新教主是麻原的三女儿林上冈子。主张暴力,几十条人命在身的奥姆教,日本立法及司法部门尚无权认定其为邪教;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却被作为邪教来取缔和镇压,实在没有道理。
    
    
    
    第二部分: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理解。
    
    从宪法层面看,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已经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立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和承认在人权问题上的责任。信仰自由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是中国法律体系中对宗教信仰自由所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保护,基本上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标准相同。当其他各种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规定的具体措施企图威胁信仰自由时,宪法36条也成了信仰自由的最后的庇护所。
    
     中国《宪法》第36条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每个公民都享有自由自在地信仰或者不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权利,甚至是信仰魔鬼的权利或者崇拜任何偶像的权利。只要该公民没有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执法机关就不能以任何形式对拥有上述信仰的公民采取限制或干涉他的自由信仰。即使公民有违法犯罪行为实施,法律惩罚的对象也不是该公民的信仰内容,而是该公民的具体犯罪行为本身。
    
    第二,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都无权对任何一个公民的信仰内容进行法律上的评价并以此评价作为限制或干涉公民信仰自由的依据。这是文明社会所通行的信仰自由理念。
    
    第三,宗教信徒设立聚会场所不需要经政府机关批准。因为宗教信仰纯粹是社会公民的精神情感活动,法律只能管束人的外在行为而不能去窥视人的内在精神和情感。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介入并对公民的信仰内容进行评价,对其活动行使世俗法律的“许可权”。
    
    第四,公民有传播宗教信仰的自由。信仰者(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从事传播宗教信仰内容的权利无须获得来自政府机关的“许可”就可以自由行使,除非信仰者的行为触犯了法律的规定。而被触犯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符合宪法的规范和原则精神才是合法有效的。
    
    第五,宗教信徒有权出版有关他们的信仰内容的材料而不受审查、批准和禁止。这同时也是中国《宪法》第35条宣布的出版自由。
    
    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国家机关执法人员缺乏宪法意识,在实践中并没有尊重宪法的这一规定;公民信仰者遭受来自执法机关经常性的侵权行为比比皆是。尤其在处理法轮功的问题上,严重背离了宪法确立的信仰自由的原则。把仅仅是传播信仰、印制宗教书籍、说明真相、游行抗议、悬挂标语等传教行为或表达思想的行为当做违法犯罪行为来处理,造成了相当普遍的冤案错案。
    
    第三部分: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高压手段违宪,效果适得其反。
    
    被告人均系法轮功信仰者,中国有关方面称“法轮功”为邪教,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法轮功的本质是宗教(我们暂且不考虑他对这个宗教正邪的定性)。我们认为,宗教是一种思想意识,包含一套价值和超验主张,它一旦产生,便如同人出生之后就有生命的存在一样,它的存在是一种事实,并不以法律的承认为前提。信仰自由,包括法轮功宗教本身的生存、发展的自由及公民选择信仰已经存在的法轮功宗教的自由。由于实行宗教自由的宪政国家没有认定邪教的权力,实行宪政的中国,从法律上讲已是不可能出现邪教这个称谓的(如果有,这个称谓也是违宪的,非法的)。
    
    从世界范围看,法轮功在全世界传播,除中国大陆外,没有任何国家宣布它为邪教,禁止它的传播,对比鲜明,民众难免疑问:难道中国大陆的信仰自由原则与其它宪政国家不同吗?到底谁的标准有问题呢?如果中国有关方面仍然不改正说法,恐怕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宜的理由。
    
    我们认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高压政策不但违反了普世原则和中国宪法,而且从实用及历史的角度来看,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法轮功原来在国内允许自由存在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影响有限的宗教;但是,自1999年对法轮功采取高压手段以来,不但没有制止它的传播,反而使其影响力扩大到世界范围,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从历史上来看,政治蒙昧时期,对宗教、思想进行镇压和不公正对待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尽管过去的一千年里对各种 “异端”的迫害不遗余力,但没有一种“异端”思想、哲学或教派被消灭。烈火、枷锁和刑具从来不能迫使人们放弃或改变信仰。无论是宗教裁判所的鞭打和火刑,还是法西斯和极权政府的强制洗脑,都无法摧毁人们内心和灵魂的选择。政治压制只能把宗教运动变成现实的社会运动,激烈的镇压除了制造政治恐怖气氛和人道主义灾难以外,也会制造激烈的社会政治运动。
    
    强迫法轮功信仰者改变或放弃信仰,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带来的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人人自保、谈法轮功而色变,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清洗人们内心信仰的企图,既超出了政府的合法权限,也超出了任何世俗政权的能力。辩护人认为,我国政府应当检讨一下前期政策,适时作出调整,尊重普世原则,尊重宪法,践行宪法,在中国早日落实信仰自由原则。
    
    
    
    第四部分:中国政府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惩治依据本身与宪法及法治精神相悖。
    
    中国公开颁布的关于法轮功的一系列文件包括:
    
    《刑法》第300条;
    
    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
    
    1999年7月22日,公安部决定取缔法轮功的通告。
    
    1999年10月26日报载,江泽民主席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正式公布"法轮功是邪教”
    
    199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
    
    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1999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一”)。
    
    2001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二”)。
    
    2005年4月9日,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述文件可分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如江泽民主席的谈话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第二种情况:因违宪无效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如《刑法》第300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因违宪设立了对所谓的邪教进行定罪处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与宪法第36条相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
    
    第三种情况:司法解释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立法法》第8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即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来设定。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司法解释只能针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的问题进行。可见,解释是对某一法律进行说明,而绝不能脱离法律文本创制法律。同时,这种说明也不能侵入立法解释的领域,根据《立法法》第42条的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而“两高”对所谓邪教问题的解释,扩了刑法的范围,涉及到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越权;同时 “两高”有关法轮功是邪教组织的司法解释也违反了中国宪法的信仰自由条款。
    
    第四种情况:部门规章违反《宪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民政部有什么权力宣布一个宗教组织为非法组织?公安部对宗教的传播实行禁止措施,他的权力从哪儿来的?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安部文件更宣布了十四种宗教为邪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分别是1)呼喊派;2)门徒会;3)全范围会;4)灵灵教;5)新约教会;6)观音法门;7)主神教。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被立王;2)统一教;3)三班仆人派;4)灵仙真佛宗;5)天父的女儿;6)达米宣教会;7)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我们要问,公安部颁发这两份文件的权力依据何在?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认定?是否向被认定对象进行了告知?是否允许被认定对象申辩?如果允许申辩,具体程序是什么?由哪个机构受理?
    
    宪政的历史发展表明,立法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只能制定适用于相似情形下针对所有地方和所有主体的一般性立法,针对特定主体、特定地方或特定情形的立法违反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是无效的。这两份文件涉及公民信仰自由这个重大的宪法权利的限制、管控和褫夺,具有极端重要性和普遍性,竟然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这类位阶较低的机构作出,显然是不够慎重的。
    
    因此,民政部一份文件、公安部的两份通知,属于越权,同时违反宪法第36条。
    
    在这里还需指出:
    
    (一)把《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两高司法解释一”第1条(“刑法第300条中的‘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同《宪法》第36条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公民的宗教信仰内容进行了“法律评价”。“邪教”是个信仰领域的宗教词语,不应被应用到立法和司法领域而成为“法律词语”,同时,中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邪教”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相抵触。按照上述邪教的定义,包括共产主义信仰在内的任何一种信仰,都可以对号入座,难逃“法网”。
    
    (二)在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对“邪教组织”的定义中,“冒用宗教…名义”和“迷信邪说”这两个概念是比较模糊抽象的非法律语言,特别是“迷信邪说”更是一个无法从法律上进行明确定性的词语,这样的非法律词语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必将宗教信仰自由置于执法人员随心所欲的自由裁量权所编织的侵权网罗之中。
    
    由上可知,目前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的一系列惩治行动没有合宪的法律依据,应当予以停止。
    
    
    
    第五部分: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过激、违法,有些行为构成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在自己的法定职责范围里履行职务,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如果超越了职权,或者所做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则视为越权行为,属个人行为,与职务无关。中国《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案卷材料,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包括:监视、跟踪、窃听、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法轮功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对一个遵纪守法的信仰宗教的公民采取上述措施,无疑都是违法的,情节严重的应负刑事责任。同时,由于“转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此种方式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也是非法的,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劳教制度本身违反宪法和立法法,本身没有合法性,依据违宪无效的法规限制公民的自由,是一种公然犯罪行为。对法轮功案件的实际侦查和审判过程往往存在着大量瑕疵,比如对律师介入法轮功案件的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未受尊重、未做到审判公开、各地610机构对司法机关的不当干涉、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等。辩护人认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了运动式的、过于激烈的惩治行动,违背起码的程序正义,有些行为构成违法甚至犯罪。辩护人认为,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刑讯逼供明显违背了中央倡导的依法治国原则,违背了和谐社会理念,也与国际人权准则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我们亦认为,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刑讯逼供已经违反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构成犯罪。辩护人再次提请法庭注意,本案被告曾经受到刑讯逼供,并因他们不放弃信仰受到过严重不公正对待。
    
    
    
    分则:虚拟事实、伪造、捏造及刑讯逼供的证据均未能证实被告人黄成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恰恰相反,辩护人认为:黄成是一位真诚、善良、坚持信仰、不畏强权的普通市民。
    
    
    
    一、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理论的通说,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都必须具备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要件四个共同要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构成犯罪。本案中,被告人黄成不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的客观方面和犯罪的客体,因此,不构成犯罪,下面详细论述之。
    
    1、 被告人黄成不具有犯罪的主观要件。
    
    所谓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及其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也就是说要具有犯罪的故意和过失。本案被告人黄成散发法论功宣传册的目的只是为了宣传法论功,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包括是否信仰宗教的自由、信仰哪种宗教的自由,同时也包括对自己信仰的宗教进行宣传的自由。被告人实施上述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国家法律的实施。正如被告人在2008年2月27日9时52分至2008年2月27日10时13分的讯问笔录中:问“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散发法轮功传单及小册子?答:两三年前,主要在汤河子地区发法轮功传单及宣传册。问:目的是什么?答:让更多人认清事实及习练法轮功。从以上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实施上述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法轮功,是为了实现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的自由,被告人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我们认为被告人黄成对法轮功的信仰、宣传,是其思想自由的表现。现行的刑事法律不论大陆法系还是欧美法系只惩罚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而不惩罚思想。思想自由表现为可以不受约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思考包括大到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等哲学的命题小到今天我怎么度过的生活方式。
    
    2、 被告人黄成不具备犯罪的客观方面。
    
    所谓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在客观上必须具备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和由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从对被告人黄成的讯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其散发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法轮功的宣传册只是为了让习练法轮功的人员了解一些法轮功的知识,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其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果这样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一句空话,并且,作为公民也就不敢接触、认识、了解以及信仰一种新的宗教,这样下去的话,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一种阻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聚众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扰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科研秩序的;
      (二)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聚众围攻、冲击、强占、哄闹公共场所及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的;
      (三)抗拒有关部门取缔或者已经被有关部门取缔,又恢复或者另行建立邪教组织,或者继续进行邪教活动的;
      (四)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情节严重的;
      (五)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宣扬邪教内容出版物,以及印制邪教组织标识的;
      (六)其他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行为的。
      实施前款所列行为,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组织机构或者发展成员的;
      (二)勾结境外机构、组织、人员进行邪教活动的;
      (三)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宣扬邪教内容出版物以及印制邪教组织标识,数量或者数额巨大的;
      (四)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本案中,被告人黄成没有聚众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扰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科研秩序;没有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聚众围攻、冲击、强占、哄闹公共场所及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没有抗拒有关部门取缔或者已经被有关部门取缔,又恢复或者另行建立邪教组织,或者继续进行邪教活动;没有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没有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宣扬邪教内容出版物以及印制邪教组织标识也没有其他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行为的。其只是为了自己习练法轮功或者是为了宣传法轮功,这是法律所不禁止的,因此,不构成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
    
    现在,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个原则要求切实保障人权,对法轮功习练者动辄劳动教养和判处刑罚的做法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也是对人权原则的践踏。切实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既是尊重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体现,也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一种体现。
    
    凡是法轮功的习练者就进行打击,对其进行劳动教养或者判处刑罚也不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二的原则即: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在依法处理邪教组织的工作中,要把不明真相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对受蒙骗的群众不予追究。对构成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不是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因此,不应受到刑事处罚。
    
    3、本案被告人不具有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犯罪客体。
    
    所谓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顾名思义,就是破坏了现行法律的实施,本案被告人的行为破坏了哪部法律的实施呢?实际情况是没有破坏任何法律的实施,也没有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二、从本案的证据和程序方面均可以证实本案被告人不构成犯罪。辩护人同时敦请法庭在庭审质证后立即明确不予采信以下证据,以示庭审的公正、合理,维护难得的司法的权威,树立法官职业的公信和法律的尊严。
    
    1、本案被告人黄成的口供是刑讯逼供获得的,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罪依据。
    
    我们在会见被告人黄成时,黄成说在2008年2月25日早晨6点到晚上24点,被一小撮公安人员非法拘禁在太和区公安局。在非法拘禁的过程中,一直将其双手反铐在铁凳子上,并被绑住手和脚,导致其右臂骨折,左腿大筋漏出。在长达18个小时非法拘禁的过程中,公安人员给被告黄成套上两个头套,不断的使用电棒电击本案被告头部,造成一侧耳朵穿孔。在被刑讯逼供的强迫下被迫说出安装了四个卫星接受器。实际情况是黄成作为一名文盲,不具备安装卫星接收器的常识,根本不会安装卫星接受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为非法收集的证据,且没有被告黄成的签字,黄成的供述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2、本案被告人黄成的2008年2月25日的讯问笔录为非法证据,不具有法定证明效力,不能作为本案的定罪依据。相反,却证明了公安机关伪造、捏造讯问笔录等伪造证据的行为。
    
    2008年2月25日,黄成未采取强制措施也未经传唤的情况下所做的讯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且黄成也未予签字确认。事实是,本案起诉书和拘留通知书中均证实被告人黄成的拘留时间为2008年2月26日,黄成才被刑事拘留。2008年2月25日,公安机关也未予传唤黄成,所以黄成是不可能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此讯问笔录纯属子虚乌有。
    
    3、对被告人黄成非法搜查所获得证据不能成为本案定罪的依据。
    
    对被告人黄成的搜查笔录时间为2008年2月25日7时,而搜查证的签发日期却是2008年5月 25日,因此,对被告人黄成的搜查是非法搜查,非法搜查所获得的物品和文件不能作为被告人黄成犯罪的证据。并且,对黄成搜查的见证人不一致,搜查笔录上的见证人为管跃江,而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上的见证人却为鞠九春。不排除公安机关伪造证据迫害被告人的可能性。
    
    4、对被告人黄成的卫星接收天线的鉴定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为非法证据,不能据此认定黄成构成犯罪。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鉴定人应当按照鉴定规则,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鉴定。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结论,由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而对被告人黄成的卫星接收天线的鉴定书中既没有鉴定人的签名或者盖章,也没有鉴定日期。第二百三十六条:需要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制作《聘请书》。公安机关未予制作《聘请书》,不能邀请相关部门进行鉴定。更为可笑的是,作为一行政机关的部门机构,竟然作为专业鉴定部门对案件事实进行鉴定,且对物权的所属也破天荒的进行司法的认定。因此,这个鉴定书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辩护人敦请法庭立即明确不予采纳该项证据,以免制造该行政部门机构代为行使司法权力之假象。
    
    综上,我们认为,法轮功习练者的习练、宣传行为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所许可的,不应被认定为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
    
    同时辩护人亦认为,根据1998年7月17日在罗马举行的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该规约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现有90个缔约国。该规约第七条关于危害人类罪(一)8规定:“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第三款界定的性别,或根据公认为国际法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而且与任何一种本款提及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本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结合发生即构成危害人类罪。”该款提到的行为包括: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酷刑、强迫人员失踪、种族隔离罪、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等。可见,基于信仰对特定宗教团体迫害构成危害人类罪。辩护人提醒法庭,任何不公正的审判都可能导致对法轮功信仰迫害的事实,更有可能违反国际公认的法则。
    
    总之,辩护人再次重申“刑法只惩罚行为,不惩罚思想”的信仰无罪的普世原则。习练法轮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虚拟事实、刑讯逼供、伪造捏造证据等行为最终为历史、法律所唾弃。 一个公正、公平、公开、自由、民主、和谐的社会为我们最终的归属。
    
    
    
    最后,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黄成不构成犯罪,应予以立即释放。
    
    
    
     辩护人:北京市万腾律师事务所
    
     林小建、刘景省律师
    
     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为法轮功信仰者张秀兰无罪辩护意见-辩护词(二)
  • 为法轮功信仰者张秀兰无罪辩护意见-辩护词(一)
  • 大陆知情人:法轮功信仰者刘凤梅案辩护词(二)
  • 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惠玲、刘振儒夫妇被刑事拘留
  • 中共高层决议:默许部分民运和法轮功人士归国
  • 法轮功信仰者周宁案说明中国依然权大于法
  • 李苏滨: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关于周宁修炼法轮功案一审辩护意见
  • 刘纯宝电脑中被查出“法轮功” 情况危急/民生观察
  • 黑龙江五常市牛家镇的通告:要严厉打击“法轮功”(图)
  • 烟台军转干部乔延兵被扣“练法轮功”帽子秘密拘捕
  • 林泉:纸箱馅包子事件是否是 “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的重演
  • 香港法轮功学员曾爱华案周一开庭
  • 北京法轮功学员曹东被正式逮捕
  • 阿衍:山东济宁正在大量秘密抓捕法轮功学员
  • 《中国之春》杂志评论法轮功-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 林保华:薄熙来成了外国老鼠/薄熙来迫害法轮功
  • 丁柯:“非典型”麻木 ----<我眼中的法轮功>一文引起的联想
  • 【来稿】我可怜的姐妹:为天下千千万万法轮功姐妹一哭!
  • 中国政府理应向法轮功学员赔罪赔偿/高洪明
  • 沈佩兰:上海政府凭什么诬告我是“法轮功”分子?
  • 警惕:胡锦涛团派网络宣传员已渗透法轮功媒体/团派
  • 徐文立:胡锦涛正步着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后尘前进
  • 孙文广:建议两会讨论六四、法轮功问题——致两会公开信之二
  • 为什么多数华人对法轮功被迫害无动于衷?
  • 上网要身份证登记,法轮功禁止入住——北京见闻之二
  • 李国涛:关注法轮功 关注人类苦难
  • 王宁:六四=法轮功=达赖喇嘛=刘少奇=地主
  • 倪玉兰:受迫害 惨遭酷刑命悬一线 危难中 法轮功救命永难忘
  • 希望高智晟能做法轮功与中共的调停人/綦彦臣
  • 刘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为邪教
  • 格丘山:从反党,到民运,到法轮功 (下)
  • 格丘山:从反党,到民运,到法轮功(中)
  • 格丘山:从反党,到民运,到法轮功(上) (图)
  • 法轮功学员徐秀娟的故事--回响在丹顶鹤故乡的壮歌
  • 对《中国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调查报告》的一些看法/张鹤慈
  • 紧急救助法轮功学员陈忠升先生 !
  • 康正果:良知的辩护—读胡平《法轮功现象》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