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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北京为何妖魔化西藏流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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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7日 转载)
    2008年9月25日,《明报》记者李江琳在达兰萨拉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采访视频与记录由《*》12月2日发表在网上(http://*/news/gb/intl/2008/12/200812021806.shtml)。
    
     看了那报道,我不禁大吃一惊,总算首次了解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主张,不能不为北京不择手段地愚弄欺骗人民、妖魔化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制造民族分裂、煽动民族仇恨而深感气愤,也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长期以来只注重西方国家的公关工作、忽略与海外汉人沟通、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感到遗憾。 (博讯 boxun.com)

    
    
    一、要求行宪何罪?
    
    
    在许多大陆人心目中,所谓“达赖集团”乃是一小撮背叛分裂祖国的叛徒,想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里分离出去,实现西藏独立。因此,北京和他们的争吵,与中共倒行逆施制造出来的其他内政问题不同,代表着全体中华民族与民族叛徒的斗争,是维护祖国统一、人民团结的神圣事业。每个中国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该站在中共一边。
    
    我虽然知道达赖喇嘛早就放弃了独立主张,要求的只是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自治,但我一直不知道,原来西藏流亡政府已于2002年放弃了这一要求,现在人家要求不过是两条:第一,严格按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民族自治。第二,将所有的藏族居住区域划入西藏自治区。
    
    关于第一条,桑东仁波切讲得非常清楚:
    
    “2002年至今,我们要求的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款,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所规定的自治。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自治,你们什么也没有实行。目前给予藏人的自治只是名义上的,并没有实质上的自治。有关自治的法规一条都没有启用。自治区的立法机构并没有起到他们应该起的作用。
    
    因此,……我们要求的仅仅是宪法条款上的内容。宪法条款中提到语言,提到文化,提到宗教自由,提到经济,提到教育,提到内部安全,还提到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贸易关系,这些在宪法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上都有明确的定义。因此,我们会参照每一项细则,要求他们诚心诚意地为全体西藏人民实施这些条款。这就是我们的自治。
    
    无需改变政策,也无需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仅仅是政治意愿。如果中国领导人有政治意愿的话,他们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够做到。只是落实而已。举例说,实施自治条款的第一步是制定基本法,也就是自治法规。自治法规必须实行。
    
    ……
    
    如果这些全部实施的话,自治区不必有独立的军队。军队将始终是中央政府的事情。自治区不能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自治区只会送学生出去学习,或者邀请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学者。自治区可以与西藏周边接壤的国家进行边境贸易,不必请求中央政府。因此,实际地说,国防和外交将是中央的事情。而且,中央政府不必给自治区拨款,使得在自
    治区(在经济上)依赖中央。自治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来使用自己的自然资源。
    
    宪法第112条到第122条,所有的自治条款都相当明确,还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条款。如果这些都认真实施,那就没问题了。藏人会满意,西藏文化将会得到保护,藏人在感情上将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合。那是解决西藏问题相当容易,简单,平和,透明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问我‘你所说的自治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那就是中国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自治。’”
    
    这不过是要求中共尊重自己制定的宪法,严格实行它而已,究竟何罪之有?中共要么老老实实承认,自己那部宪法不过是骗人的,认不得真,要么干脆废除现行宪法,制定出一部反映国家真正的权力结构、公民权利、少数民族权利的真实宪法来,何必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制造出“达赖集团闹分裂、搞藏独”的弥天大谎来,煽动汉藏仇恨?
    
    
    二、要求成立“大西藏自治区”也无可非难
    
    
    把所有的藏族居住区域都划入西藏自治区,乃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二个要求,其理由桑东仁波切也讲了: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确保每一个少数民族获得自治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55个少数民族。西藏这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不是十个或者十五个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自治区。
    
    这也就是我们放弃分离和独立的原因。如果我们要求分离的话,那么在1951年,我们就不会要求内藏和外藏的统一。我们就只能要求外藏的分离。因此,当我们接受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适当地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有一个包含全体藏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不是一个领土问题,也不是其他什么问题,只是一个有关人
    民的问题。
    
    由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提倡该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要实现那个目的,西藏人民应该生活在同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域之内。我们是一个民族。如果参照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他们都只有一个自治区。蒙古人是一个蒙古自治区,维吾尔人是一个维吾尔自治区。只有藏民族被划分为如此之多的区域。因此我们对中方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个政策必须摒弃。马克思提倡民族自治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平等和合作,以便于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和团结的人民。为此,汉族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必须被摒弃。
    
    为了合适地实施这个想法,藏民族就不应该被划分成这样多的小块。如果藏人有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中央政府跟自治区打交道就会容易得多,反之亦然。语言保留,文化认同将会一次性实行,而不是分为许多层次。这样将会有助于藏人与其他人民,其他民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感情上的团结。这就是我们这方面的理由。”
    
    这些理由我看中共根本就无从驳倒,别的不说,人家已经讲了,既然维吾尔族、蒙古族都是一个自治区,为何唯独藏族要分为许多小块?这岂不是对藏族的一种歧视?人家又不是要分离出去,不存在什么“领土野心”,并不是要把中国的一大块领土挖走,不过是想要实现民族团结的梦想而已,这难道能称之为罪行?
    
    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主张虽然从道义上无可非议,但有实际操作困难。所谓“内藏”地区有大量汉族居住,他们的权利同样不能无视。即使是蒙古人、维吾尔人,也不曾悉数居住在一个统一的自治区里。据我所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就有其他民族诸如蒙族、哈萨克族的自治县。类似地,东北境内似乎也有蒙古族自治县。民族的分布并不严格按照天然地域,多种民族常常交错杂居。所谓“内藏”就是这种汉藏互相扩散形成的杂居区域,根本无法一刀切。将这些地区悉数归入西藏自治区,似乎谈不上兼顾了各个民族。
    
    因此,我看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求中共行宪,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只要这条能做到,则行政区划并不是那么重要。居民均一的地区当然应该划入同一自治区,但多种民族杂居的区域还是以自治县为单位比较合适。关键在于那自治必须是真实的,不是斯大林式骗局。如果中共真能做到这点,则行政区域划分我看并非什么关键问题。流亡政府应该也可以在此问题上妥协。
    
    
    三、可笑的“自古以来”
    
    
    据桑东仁波切介绍,北京和达兰萨拉主要有两个分歧,一个就是上面说过的“大西藏自治区”问题,另一个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北京要求达赖喇嘛接受“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说法,而且没有指明那“自古”是“古”到何时!
    
    “XX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早就成了“民族主义”符咒了。虽然国人习惯于模糊思维传统,一般不会去界定那“自古以来”是从何时算起,不过在一般人朦胧印象中,那似乎是指很古老很遥远的事。可惜西藏、新疆、蒙古进入中国版图不过是清代的事,要算“古”,也只能算是“近古”。
    
    我党宣传动辄就拿文成公主作文章,好像文成公主进藏如同1951年解放军进藏一般,其实那跟昭君出塞没什么两样——打不过外国野蛮人,只好“和亲”,靠美人计去买静求安,其实没什么光荣的。
    
    《新唐书》说得清清楚楚:
    
    “吐蕃(芦注:读如“吐波”,这大概就是Tibet的由来)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太宗贞观八年,始遣使者来朝。”(《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吐蕃》,下同)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吐蕃首次与中国发生联系,乃自唐太宗贞观八年始。遣唐使节回去后,对国王挑拨说,唐朝本来想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新唐书》称为“弄赞”,意为“君长”),但因为吐谷浑(唐朝当时的一个属国,念“土浴浑”)使臣挑拨而改了主意。“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赀畜。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命使者贡金甲,且言迎公主,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韩威轻出觇贼,反为所败,属羌大扰,皆叛以应贼。”
    
    这段话是说,为了强索公主,吐蕃国王不但发兵打跑了吐谷浑人,而且进攻大唐的松州,威胁说若不把公主嫁给他,他就要深入入侵,打败了驻守松州的都督韩威。此后兵连祸结,双方互有胜败,大唐败多胜少。
    
    后来吐蕃坚持不了持久战,遣使谢罪,但坚持求婚。唐太宗同意了,“(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沮。归国,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自褫氈罽,袭纨绡,为华风。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
    
    至此,长达7年的“求婚战争”才算结束。如上引文所述,文成公主入藏确实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甚至可以强解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但若把这当成汉族征服西藏,就完全是搞笑了。
    
    “和亲”确实带来了汉藏和睦,吐蕃一度成了大唐藩属。可惜这关系在松赞干布死后就结束了。自高宗起,吐蕃就开始与大唐交恶,频频入侵大唐西域,灭了吐谷浑,多次大败唐军,占领了大唐安西四镇,国势与幅员急剧扩张:“并西洱河诸蛮,尽臣羊同、党项诸羌。其地东与松、茂、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圆余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此时文成公主尚在世。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力极度衰弱,吐蕃便成了大唐的严重边患,频频入寇。大家都熟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诗句:“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那“西山寇盗”指的就是吐蕃。
    
    可惜这“西山寇盗”并不听老杜的绝望呼吁,相侵愈急:
    
    “宝应元年,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骑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伦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于是陇右地尽亡。进围泾州,入之,降刺史高晖。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帅郭子仪御之。吐蕃以吐谷浑、党项兵二十万东略武功,渭北行营将吕日将战盩厔西,破之。又战终南,日将走。代宗幸陕,子仪退趋商州。高晖导虏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擅作赦令,
    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栖山谷,乱兵因相攘钞,道路梗闭。”
    
    这是唐代宗手上的事,吐蕃大举进攻京畿一带,吓得唐代宗逃出长安。吐蕃攻入长安,立广武王为帝,还改了元(按中国传统,新皇帝登极后都要改纪元),大赦天下,委派官职。
    
    所以,以愚见,有如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如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西藏的一部分”。大唐和吐蕃的交战,基本是守卫自己领土的防御战。是吐蕃主动来打大唐,不是大唐出征吐蕃。哪怕连后来的历史也算上,汉族就算是在国势最强盛之时,也从未威风到攻入拉萨,立谁谁作西藏王。
    
    此后吐蕃衰落,基本上和中国没什么来往。虽然一度被蒙古征服,可以算成是蒙古帝国一部分,但那不幸与汉族没什么关系。所谓“元朝”乃是汉族当亡国奴的时代,并不能算中国的一个朝代。把这当成“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证据,犹如越南因与柬埔寨一道被法国人征服,就把柬埔寨当成越南一部分那样可笑。
    
    西藏真正可以算成是中国一部分,应该自清朝始。这是因为不但清朝统治者自己认为他们是中国人,是明朝的继承者,而且国际上也把清朝帝国当成“The Chinese Empire”,把中华民国当成了清帝国的后继政权。
    
    即使如此,西藏也并非中国的一个行省而是一个藩属国。中国对西藏拥有的是宗主权(suzerainty)而非主权(sovereignty)。有清一代,西藏只是在形式上对清廷表示臣服,但一直是高度自治的,朝廷从未管过那儿的具体政务。西藏与中国本部的关系甚至连新疆、蒙古都不如。新疆和东北类似,是满洲将军直接治理的特区,而蒙古虽是王公统治,但蒙古亲王乃是清朝皇族的姻亲,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西藏则既不由满将军治理,又和清廷没有亲戚关系。清廷不过有个驻藏大臣在那儿。但他也就是个宗主权的象征而已,并非中式“监国”,更非西式殖民地总督,并不介入当地的政务。
    
    因此,要说“西藏是清帝国的一部分”,当然也说得过去,不过似乎还没有说“印度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那样理直气壮。至少,英国人是在实实在在地治理印度,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等几乎一切方面都留下了丰厚遗产,打下了无从磨灭的印记。1951年前的中国做到这点了么?在西藏留下了什么痕迹?恐怕还不如英国人对藏人的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敢于正视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桑东仁波切说的一点都不错:“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位佛教比丘,他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而发表不真实的声明。”要求人家作出此类声明,完全是逼人撒谎。
    
    所幸达赖喇嘛并不是不知妥协的人,人家已经够通情达理了,据桑东仁波切介绍:
    
    “达赖喇嘛尊者说,我们不应该争论历史问题。我们何必要讨论历史呢?不管历史是怎么回事,我说当下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来我们还会如此。这就够了。把历史放到一边,让历史学家们去争论吧。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确实如此,只要西藏流亡政府愿意发表声明,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来也不脱离中国,这不就够了么?有什么必要逼迫人家撒谎?莫非多了“自古以来”那句话,就多了一道防止西藏独立的紧箍咒?这是哪家的兵法?巴尔干半岛诸国自古以来就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后来这些国家独立出去,是不是就是因为当初他们的领袖没有作出类似声明?何其可笑乃尔!
    
    
    四、北京的苦衷
    
    
    北京坚持要西藏流亡政府作出这荒谬声明,我看乃是为达成妥协故意设置障碍。我党的真正心病,既不是行政区划问题,更不是历史真实,而是行宪就意味着放弃“党天下”。西藏人民若真的获得宪法赋予他们的自治权利,势必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民族“自治区”必然提出类似要求。这就意味着我党必须从几占中国2/3的领土的少数民族地区撤出,这是他们绝不会同意的。
    
    我党更大的心病,还是被苏东帝国的崩解吓坏了。目前国内社会危机深重,官民矛盾、民族矛盾重重,国家早就呈现了崩解趋势。党魁们只求在任上箍住濒于散板的木桶,岂还敢放西藏自治,恶化既有离心倾向?刻下多数大陆人似乎都传染上了这恐惧,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我党代表了他们一手塑造出来的民意。
    
    说到底,我党的先天尴尬,乃是从马教带来的。马列主义只看得见阶级,看不见民族,只承认阶级矛盾,不承认民族矛盾。可笑的是列宁既信奉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却又主张民族自治,全然意识不到“党天下”和任何一种自治水火不相容。这结果便是斯大林的“民族自治”骗术,害得中国俄奴党既要坚持作“党领导一切”的婊子,又不能扔掉“民族自治”的牌坊;既无法撕下面具搞晚清的“改土归流”,又不敢也不愿真的实行宪法。当然最后只有靠撒谎欺骗全国人民,诬蔑“达赖集团”是“分离主义者”,是“藏独分子”。
    
    我党这么干,完全是饮鸩止渴,虽能靠煽动民族仇恨维持一时的统治,其实是为我党垮台后发生的民族间仇杀做足铺垫,必将给全民带来深重灾难。华鉴不远,在南斯拉夫之世。
    作者:芦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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