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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法院正式受理家庭教会对宗教局的起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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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3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广州法院正式受理家庭教会对宗教局的起诉

    广州法院正式受理家庭教会对宗教局的起诉
    联系人:傅希秋
    手机:267-205-5210
    电邮:[email protected]
    网址:www.ChinaAid.org
    www.MonitorChina.org
    图片: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广州市良人家庭教会王岛牧师针对广州市海珠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一案通知书
    德州美德兰(对华援助协会2008年12月29日)
    对华援助协会最新消息 2008年12月25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广州市良人家庭教会王岛牧师针对广州市海珠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对该教会宗教迫害进行行政诉讼一案.王岛牧师是12月18日提起诉讼的.该"行政诉讼起诉状",请求法院
    
    判决撤销宗教局做出的《海民宗法字(200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且判决被告负担该案诉讼费
     据悉,北京时间12月14日上午广州良人教会主日崇拜时受到50多个宗教局和公安局人员的冲击,以非法聚会的罪名下达了“行政处罚通知书”,要求解散停止家庭聚会.
    2008年12月14日上午,广州良人教会负责人王岛牧师与该教会信教群众60多人,在广州市海珠区艺苑北路11号203室进行读经、祷告、唱诗等主日崇拜活动。十点多钟,广州市宗教局联合海珠区宗教局以及街道办等部门,兴师动众地动用大约五十名的政府公务人员和警察,近十辆公车,包围聚会场所后,在未经信徒同意的情况下,粗暴地擅自闯入他们合法租赁的私人住宅场所,动用十来部摄像机和照相器材进行强制性摄像和拍照,并对每位信教群众进行强迫身份登记,采取了限制信教群众人身自由:不许站起来,不许走动离开,阻止信教群众拍照和录音等强制措施。还对十多位信教群众进行隔离问话达两个小时以上,并且从屋内搜查出所有南京爱德印刷厂合法出版的圣经和《1050首赞美诗》等近200本书籍要强行扣押带走,在良人教会负责人王岛牧师交涉下才当场归还了圣经及诗歌本,但扣押了一批小册了和属灵书籍。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粗暴打断基督徒正常的礼拜活动。并针对公民人身和财产采取的强制措施如身份证登记、拍照、录像、人身扣押、搜查每个房间和检查私人电脑以及扣押财产等,均未向信徒提供合法手续,并且用人多势众来压人,态度恶劣,甚至把某些老人孩子给吓哭了,这严重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破坏了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与和谐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尤其是,这种行径严重践踏人权和法律,侵犯了中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36条付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信仰自由的权利.
    当日下午,非常遗憾的是,在教会负责人王岛牧师与执法人员的一再沟通下仍然无效,海珠区宗教局最终还是做出了《海民宗法字(200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良人教会“给予责令停止活动的行政处罚”。广州良人教会经开会商议决定:绝对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定会在十五天内依法向其上级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现正在委托律师起草法律文件,从此,广州教会不得不被迫走向了捍卫上帝所付予的神圣信仰自由权利的道路!
    当天晚上7:30至9:45分广州良人教会负责人王岛牧师被传唤到海珠区赤岗派出所接受调查,这是王岛牧师在2008年中第三次因信仰原因被广州的派出所传讯了。
    广州良人教会是2005年7月17日,在广州大学城“大学生之家”被抄家后建立和成长起来的,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家庭教会,他们一直坚持走家庭教会的自传、自治、自养的真“三自”道路,坚持福音派的立场,反对自由主义的神学。没想到他们是5月后因积极差派工人前往四川灾区救援受灾同胞而被公安关注而跟踪调查三四个月,最终受到严重冲击的。
    对华援助协会认为,广州政府的有关执法人员没有模范遵守中国法律,他们带头执法犯法,对纳税人和遵纪守法的共和国公民以如此粗暴态度来对待,大大伤害了广大爱国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这也是中国目前“有法律没有法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落实地真实写照,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继续严重关注此事。
    对华援助协会今天公布广州市良人家庭教会对海珠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行政诉讼状全文如下:
    
    行政诉讼起诉状
    
    原告:王岛,男,汉族,身份证号:460025197709294515,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艺苑北路11号203室
    
    电话:15918569944
    
    被告:广州市海珠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法定代表人: 黄国强
    
    电话:84420714
    
    地址:海珠区宝岗大道1号,510220
    
    
    
    诉讼请求
    
    1、判决撤销被告做出的《海民宗法字(200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判决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1、基本事实
    
    2008年12月14日上午,原告王岛与众亲友,在广州市海珠区艺苑北路11号203室原告合法租用的房屋也就是我们的家中进行读经祷告等家庭聚会。十点多钟,被告兴师动众地动用大约五十名的政府公务人员和警察,近十辆公车,以“涉嫌在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为由,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粗暴地擅自闯入原告合法租赁的私人住宅场所,动用十来部摄像机和照相器材进行强制性摄像和拍照,并对信徒进行强迫身份登记,采取了限制信徒人身自由——不许站起来,不许走动离开,阻止信徒拍照和录音等强制措施。还对十多位信徒进行隔离问话达两个小时以上,在没有合法搜查令等手续的情况下对原告的每间房屋进行搜查,并且从屋内搜查出所有南京爱德印刷厂合法出版的圣经和《1050首赞美诗》等近200本书籍要强行扣押带走,在原告王岛交涉下才答应归还圣经。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被告粗暴打断我们正常的家庭聚会活动。并针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强制措施如身份证登记、拍照、录像、人身扣押、搜查每个房间和检查私人电脑以及暂扣财产等,均未向我们提供合法手续,并且用人多势众来压人,态度恶劣,甚至把某些老人孩子给吓哭了,严重伤害了广大基督徒的宗教感情,破坏了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与和谐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尤其是,这种行径严重践踏人权和法律,侵犯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36条付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当日下午,被告对原告做出了《海民宗法字(200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给予责令停止活动的行政处罚”。
    
    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故依法向海珠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2、 理由如下:
    
    一、被告12月14日的行政调查和行政处罚,超越了其职权范围;
    
    二、被告在其决定书中提供的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论述如下:
    
    第一,被告12月14日的行政调查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超越了职权范围。
    
    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并非一切“宗教事务”或宗教活动,都属于宗教管理部门的职权范围。因为《条例》第5条,清楚说明该条例只授予了宗教管理部门(地方的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的下列职权:“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
    
    根据第5条,“宗教事务”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是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这与宪法第36条即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也是一致的。公民享有宪法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公民实践和表达宗教信仰的活动(宗教事务),本身并不构成被政府管理和限制(譬如必须经过政府批准)的原因。否则政府就侵犯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而且《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
    
    同时,根据《立法法》,涉及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基本制度的,应当制定法律。目前我国并没有宗教自由方面的人大立法;《立法法》第56条规定,行政法规只能“就下列事项做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而《宪法》89条中,列举了18项国务院行政管理的事项,其中并没有“宗教事务”。
    
    因此,《条例》不能直接依据宪法,将公民的一切单独或集体的宗教活动,都纳入行政法规的许可范围。事实上,《条例》也正是这样规定的,国务院的立法,的确没有一味地限制一切宗教活动或宗教事务,而只规定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换言之,政府权力介入的理由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意味着任何事务(包括宗教活动在内)如果真实地涉及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例如在公开场所聚会或会影响社会秩序,政府有权以适当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干预。但在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的情形下,政府不能仅仅因为内容涉及“宗教”,就对公民单独或集体的宗教活动进行限制和管理。
    
    这也符合《行政许可法》第12条关于可以设立行政许可的事项之规定:
    
    (一)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
    
    (四)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
    
    原告认为,《条例》表明了政府宗教立法上的进步。尽管《条例》没有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进行解释。但按照《行政许可法》第12条的规定,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民宗教活动设立行政许可的,这种“涉及”应当具有“直接相关性”。
    
    同时,在此案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理由:
    
    1、原告和亲友的家庭聚会等活动,发生在合法租赁的私人住宅内,被告的行政决定,没有事实依据说明这一宗教活动发生在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公共场所。
    
    2、这一发生在私人租赁场所的信教公民的家庭聚会活动,参与者均为亲戚朋友,是发生在我们家庭内部的私人活动,被告的行政决定,没有事实依据说明该私人活动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构成了影响。
    
    3、根据行政复议及诉讼的举证原则,被告有责任证明原告被处罚的行为,属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活动”。但被告做出行政决定时所依据的事实,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事实和论证,显示原告的活动涉及或可能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换言之,被告的行政行为,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而危险的推理上:
    
    1、大前提: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
    
    2、小前提:原告和其他信教公民12月14日的活动,是宗教活动,且没有经过政府批准;
    
    3、结论:原告和其他公民的宗教崇拜活动,是违法的,应当责令停止。
    
    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就等于私自直接篡改了《宪法》第36条,将之变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经过政府批准后,才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显然这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重大侵犯,也是对《条例》的极大误解,被告的行政行为建立在对《条例》的这一误解之上,因此超越和滥用了条例所赋予的管理权限。被告没有注意到,国务院之所以将宗教管理部门的职权,限定在“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上,正是要避开行政法规无权对公民宪法权利进行直接限制,也无权对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行为设立普遍性的行政许可这一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被告也没有注意到,国务院的《条例》在推动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化上所做出的这一努力。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被告仍然以鲁莽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思维方式来处理涉及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务。
    
    第二, 被告在行政处罚书中的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告出具的法律依据,涉及到《条例》的三个条款:
    
    1、以《条例》的第20条为依据,判断原告和其他信教公民的家庭聚会活动为在“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
    
    2、以《条例》第43条为被告实施行政处罚措施的依据。
    
    但被告对《条例》第20条的适用是错误的。
    
    被告的逻辑推理即:
    
    1、凡内容涉及宗教信仰的活动,即为宗教活动(如有圣经、歌本、诗班服装、信仰课程等物品,或有敬拜、祷告、读经、奉献等行为);
    
    2、凡宗教活动场所必须事先经过政府登记批准才能举行宗教活动;
    
    3、凡未经过政府事先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均为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准举行任何宗教活动。
    
    被告的这一逻辑是自相矛盾的强盗逻辑。如果被告这一推理符合《条例》的规定,那么不客气地说,国务院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每年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以及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历次新闻招待会上、以及国家宗教局局长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宣称的“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的庄严承诺,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幸而,原告认为,2004年的《条例》并非与原告的理解一样。《条例》第12条规定:
    
    “第十二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内举行,由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宗教团体组织,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教义教规进行。”
    
    第一,这说明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
    
    1、可以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
    
    2、也可以在未经登记的和临时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
    
    第二,这与《条例》第5条关于宗教管理部门职权范围的规定也是一致的。换言之:
    
    1、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宗教活动,“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才属于宗教管理部门的职权范围;
    
    2、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之外的宗教活动,如果不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则不属于宗教管理部门的职权范围;
    
    第三,这与国务院自1997年发布《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所宣称的“基督教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的说明,也是一致的。即《条例》并不要求信教公民的一切集体宗教活动,必须在经登记的场所,经过政府事先批准才能进行。
    
    因此,宗教活动场所包括经登记的,也包括未经登记的;包括固定的,也包括临时的。后者至少包括了举行宗教活动的私人场所。
    
    事实上,《条例》第5条并未将一切宗教活动都纳入管理范围,《条例》第12条也并未对一切宗教活动设立行政许可。如此才能正确的理解适用《条例》第20条所说:“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献。”
    
    显然,“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如家庭聚会或其他非公共场所的私人聚会,也是宗教活动场所。而不是《条例》所称的“非宗教活动场所”。根据《条例》第5 条和第12条来解释《条例》第20条,即在未经登记的非宗教场所的公共场所举行的、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活动,才应当得到政府事先的批准。
    
    否则,如将第20条理解为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经批准的场所进行,那就与《条例》第5条关于宗教部门职权范围的限制性规定直接冲突;与《条例》第12条对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的规定直接冲突;也和国务院《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和中国政府反复向国际社会宣称的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立场直接冲突。
    
    原告认为,对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设立任何事先的行政许可,都是错误的,都是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原告也认为,信教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包括了在一般公共场所的有宗教内容的聚会。和其它性质的聚会一样,只受到治安、安全等行政管理性质的正当限制,而不能因其有“宗教”内容而受到特别限制。否则就违背了《宪法》36条宗教信仰自由条款中的“非歧视”原则。即信教公民不应因其信教、不信教公民也不应因其不信教,而在法律上受到差别对待。
    
    换言之,如果几十位公民在自己租赁的家庭私人场所内举行马列主义读书会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小组,或者举行同学会、生日聚会,是不需要政府预先批准的;那么几十位公民举行的基督徒的家庭聚会,也不需要政府预先批准。否则就违反了宪法36条的规定。
    
    原告认为,《条例》尽管在距离完全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尚有一定的距离。但2004年的《条例》第5条和第12条,的确在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化进程中,体现了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尊重。《条例》并没有违反《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规定,也并未建立起一个针对一切宗教活动的、对信教公民的歧视性的审批制度。而是仅以“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限,来确定宗教事务管理的范围,并将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分为“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和“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并不要求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经政府登记审批的场所进行。
    
    但遗憾的是,被告仍以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事先经批准这一与《条例》的规定、立法精神和法治目标相悖的错误方式,来理解和适用《条例》。并且在执法过程中,完全不尊重基本的正当程序来冲击禁止正常的宗教活动,原告直接违反了《条例》第三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显示出在广州这样的开放最早的大城市,在宗教领域的行政执法水平、能力和法治观念仍落后于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步伐。
    
    我们提起此行政诉讼,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督促被告今后能依法行政和具有尊重信教公民的执法素质。也希望法院本着法治的精神,维护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撤销被告超越职权范围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和缺乏法律依据的行政行为。挽回被被告所破坏的广州市政府历来树立起的开明开放的良好政府形象,为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尽上自己的职责。
    
    此致
    
    海珠区人民法院
    
    2008-12-18
    对华援助协会2008年12月29日发布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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