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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江、曾摊牌前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上)/昭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1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官场观察工作室 昭明
    
     本文,《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几个论点:第一,专制政权内的最高统治权争斗,向来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第二,党的历史,就是最高权力斗争的历史,往往以路线、反腐败为旗帜,以派系为核心,以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为目标;第三,党内斗争可能会达成派别间的暂时妥协,但其目的是为了麻痹对手,暗中调整力量对比,最终达到彻底击溃对手的目的;第四,剪草还要锄根,彻底击溃政治对手后,还要大规模清洗对手的部下,防止未来翻案;第五,对党内对手的斗争迫害,往往要残酷于对党外对手。 (博讯 boxun.com)

    
    以党史为鉴,则可知现今团派胡锦涛与江家帮党内斗争的兴衰规律。
    
    还是以毛主席与刘少奇为例,因为这是典型的专制政权内最高统治权争斗。这一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大致分如下几个过程:一、欲分庭抗礼,取而代之,针对对手的暗中组织活动;二、从意识形态入手,公开党内矛盾与分歧,争取党员干部支持;三、暂时的妥协退让以麻痹对手,暗中改变力量对比,寻找或创造有利时机;四、反复设置圈套,引诱对手上钩犯错,再出奇不意给对手致命一击,致对手于死地;五、剪草之后,还要锄根,大规模清洗对手的干部,防止未来出现为对手翻案的可能,彻底解除对手及其手下人马的威胁。
    
一、少奇同志针对毛主席的有组织特务侦察活动

    
    首先,毛主席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如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导致党与国家生命与财产重大损失,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对毛产生不满情绪,党内接班人少奇同志遂起“取而代之”之心。少奇同志在思想上有了这个“取而代之”的想法,就必然要落实到组织行动上,也就是党内著名的1961年的“窃听器事件”与1962年的“畅观楼事件”,前者是暗中的,后者是半暗半明的。
    
    叶、华发动宫廷政变抓捕“四人帮”,以及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后,“窃听器事件”已经被官方平反,称作是“录音”。那事实真相到底是“秘密暗中窃听”还是“光明正大的录音”,有几个标准可以衡量。
    
    (1)录音设备如果是大体积的,且放在表面,让被录音的人一目了然,可以说是录音。但问题在于,用于侦听毛主席的录音设备,是公安部负责技术的部门从香港专门购买来、体积非常小的袖珍设备,可以隐藏在花瓶、天花板、沙发、写字台内,毛主席根本看不到,也不知道。所以事件的性质是窃听,不是录音。
    
    (2)如果毛主席没有明确指示过不让录音,还可以勉强称是录音。但毛泽东曾对叶子龙明确说过:“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我叫录时可以录,我不叫录时不能录”。中办主任杨尚昆是知道这个指示的。
    
    (3)如果只在会议场所安装录音设备,只录中央会议,还可以勉强称为录音。但关键是连毛主席的专列,以及毛主席的私人住所杭州汪庄,都安装有被录音者察觉不到的录音设备。录音内容无所不包,而且专门录制毛主席与女服务员性交做爱的场景。所以,所谓的录音,其实就是赤裸裸的窃听特务活动。从政治上很难搞倒的强人,就要从生活作风入手,从男女关系入手。这是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搞臭一个政治强人的最便捷的惯用伎俩。
    
    (4)事后无论是杨尚昆,还是叶子龙,总是含糊地强调录音是“中央”的决策,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但问题在于,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席,在党中央主席都不知情、没参与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根本就不能称是“中央”,如果要称,也只能是党内另立的中央,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命令。谁有这么大胆量,当然是党内2号人物、接班人刘少奇同志了,书记处的彭真、陆定一、安子文是刘的坚定追随者。邓小平虽无取代之心,但对毛的政策严重不满,且公开站在刘少奇一边。罗瑞卿、杨尚昆在中间观望,哪派获胜跟哪派,总之在决出胜负前是不能向毛主席报告的。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抛开谁对谁错的简单标准,单从事物的逻辑来看,所谓的录音事件,只能是对毛主席的窃听特务活动,也就是江青同志所称“专政专到我们头上来了”。毛主席是何等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定性:“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我私人对话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如果说“窃听器事件”是少奇同志暗中特务活动的话,那么“畅观楼事件”则是刘对毛的半暗半明的有组织活动。
    
    七千人大会前夕,当时前台的刘少奇与邓小平责成书记处的彭真组织一个班子,集中住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其中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制定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损害群众利益的极左政策,名曰“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主要是检查缺点和和吸取教训”,但彭真一不留神说了实话:要冷静地研究“三面红旗究竟是红旗?还是灰旗?白旗?”
    
    检查缺点和吸取教训可以,毛主席不是个不可理喻的人,但组织一批人马,集中在一起,整天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事务的性质就变了,这是要查中央最高决策错误的责任,从而证明路线完全错了。毛主席是何等的明白,党内历来承认路线错误的,肯定要失去实权,最终会被清算。所以一旦真负了这个责任,自己党中央主席一把手的地位就再也保不住了,政治生命就会终结。
    
    结合“窃听器事件”考虑,“畅观楼事件”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要毛主席为“大跃进”以来发生的恶果,从最高决策层面,负具体路线责任的有组织活动,是刘、邓、彭在组织方面要清算毛的信号。
    
二、刘少奇从意识形态入手,在“七千人大会”与“四清运动”中公开自己与毛的党内矛盾分歧,公然打出自己的旗帜,争取党员干部支持。

    
    由于经过长时间的窃听准备与畅观楼中央决策纠责,在“七千人大会”上唱主角的刘少奇是有备而来。报告的基调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以至于“七千人大会”最后开成了“出气会”。
    
    本来毛主席是希望中央的几个常委都能与他一起分担一些责任,维系党内团结,解释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第一是天灾,第二是苏联逼债,第三才是工作中的缺点。但刘少奇拒绝与毛分担责任,公然打出自己的旗帜,擅自取消“苏联逼债”这一条,将“1958年以来,中央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放在第一的位置上,大讲什么“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
    
    刘少奇乍着胆子突破了毛主席的关于缺点与成绩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并借湖南农民之口说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还讲到,“三面红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要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原来是现在不取消,将来要取消,这刘少奇是要从路线上根本否定毛主席。这就是主席后来讲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
    
    当然“七千人大会”也有为毛主席解围的,就是林彪同志,他讲的精彩之处:“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是,就会发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更好起来。”
    
    林彪这席话如醍醐灌顶,把毛主席说得五体通泰,六神皆安,有军队支持就不怕这个刘少奇了。事后毛主席考验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作不作得出来?”罗瑞卿事后选择了沉默。这表明负责政权半臂江山、毛的大警卫员罗瑞卿,在思想上已经被刘少奇拉走了,在毛主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在行动上选择了观望。尤其是“窃听器事件”,是公安部从香港买来的袖珍设备,秘密窃听录音毛主席私生活,罗不可能不知道,但却知情不报。这就注定了罗瑞卿下场,挨整被批。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声称整罗瑞卿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这是栽赃。
    
    “窃听器事件”、“畅观楼事件”、“七千人大会”,完全暴露了刘少奇欲从组织上取代毛主席的企图,这是刘少奇反毛主席在先。如果从动机手段来看,毛主席的确是个复杂人物,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策略是:老子不为天下,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来而不往非礼也。先不急于反击,而是暂时的妥协退让,麻痹对手,并设置圈套,等待对手上钩,这就是“四清运动”。
    
三、毛主席妥协退让以麻痹对手,暗中改变力量对比,发动四清运动,试图创造有利战机机;刘少奇识破毛诡计,偷梁换柱,改变四清运动性质;毛刘党内分歧全面公开。

    
    毛主席懂得,七千人大会上的这七千人,是中共各级政权的四梁八柱,一旦脱离党的这些干部,就会成为孤家寡人,所以采取了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姿态:“……,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这最后一句是双关语,表明了毛的决心,要摸刘少奇的屁股了,可七千人大会,除了林彪,其他人就没一个能听懂。
    
    毛主席发动了“四清运动”,为了将运动的性质定性成“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制定了十条意见,史称“前十条”。刘少奇也深知自己“取毛代之”的企图暴露了,毛主席在耍花招,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当然不可能指已经退居幕后的毛主席自己,只能是指对毛构成最大威胁的在前台的他刘少奇了,所以立刻利用自己掌握的书记处,制定了一个“后十条”,美其名曰,“后十条”高度评价了“前十条”,而实际上则是刘妄图转变毛对“四清运动”的定性。
    
    更为精彩的是,刘少奇不仅没有上毛的圈套,反而将计就计,让自己的老婆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在全党内推广,成功地架空了毛对“四清运动”的控制。毛主席号召党的各级干部下乡去抓四清工作,但讲话不管用,而刘少奇一句话,全体中央委员闻风而动,都下去蹲点。这回,毛的愤怒可想而知,大权旁落了!终于,1964年12月至来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刘矛盾分歧全面公开化。会前,邓小平怕毛泽东又玩新花样,通知毛,身体不好可以不用参加。
    
    毛主席终于忍耐不住,明确讲到,“四清”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说:“先告豺狼,后搞狐狸,……,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首先要抓敌我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当然明白,当权派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等都是他自己的干部,连毛的死党罗瑞卿都被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带走了。毛这是发动总攻前的序幕,欲剪其羽翼。刘打断毛的讲话,反驳到:“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刘又进一步将毛主席的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这回真忍耐不住了,12月17日来到会场,发言到:“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会场气愤冻结,沉默难耐。刘少奇看到四清运动的性质已完全搅乱了,目的达到了,对毛作了个轻描淡写的检查。“四清运动”,在毛、刘矛盾完全公开化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四清”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的本意是利用广大农民对共产党干部(被刘少奇从思想上带跑的那七千人,正是这些县处级干部在大跃进后拼命向农民征粮)的不满,展开对干部们的批判,从而将愤怒之火由基层干部烧到刘少奇的中央与邓小平的书记处。但毛没想到,农民已经被大跃进折腾得没了劲头,对四清运动根本没积极性,且刘、邓成功控制了中央,控制了对运动的定性,尤其“桃园经验”,竟然使“四清运动”成了为刘少奇夫妇歌功颂德的政治资本,所以毛的愤怒可想而知。
    
四、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毛主席发动文革,设置“派工作组”圈套,引诱刘、邓、彭上钩犯错,再出奇不意给对手致命一击,致对手于死地。

    
    见“四清运动”无法达成自己的战略构想,毛主席一计不成再生一计。1966年1月毛主席对身边的随从保健医生李志绥讲到:“四清虽然没有完,也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四清了,要比四清大得多。”这个比四清大得多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回毛依靠的,不再是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而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学生。
    
    这一回毛改变策略,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在文、史、哲学、法学、经济学等文科领域展开新一轮攻势。刘少奇一伙不是要控制对运动的定性吗,防止把火烧到自己吗,好,咱们就将计就计。毛任命刘的死党彭真、陆定一进文革五人小组。这是毛的拿手好戏,引蛇出洞。
    
    毛借康生之口欲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故意试探彭真、陆定一:“当然,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好坏自明。你们可以放,让各种意见都可以放出来。”
    
    彭真、陆定一自持有刘少奇撑腰,且在四清运动中成功破坏了老毛对运动的定性,并完全左右了运动,这次又想故伎重演。彭真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彭更进一步借刘、邓控制的政治局压主席:“中央政治局已讨论同意这一提纲,就等主席批准。”陆定一随声附和:“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彭真、陆定一强迫毛主席按照他们的意志写一个“中央批语”,即后来所谓的“二月提纲”,毛表示:“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彭、陆自以为又一次成功控制了对文革运动的定性,他们不知这是毛事先布置好的战略口袋,就等他俩去落套。这时的毛已经不同于四清时期,早就做好了战役打击准备,已经成功布置好了康生、江青、春桥、恩来、林彪等人马,与刘、邓等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唱对台戏。毛抓住“二月提纲”大作文章,定性为混淆阶级阵线,让周恩来出面向刘、邓表态,要么牺牲书记处四位书记“彭、罗、陆、扬”,要么与毛主席公开决裂,刘的接班人地位不保。刘、邓上当了,自以为牺牲“彭、罗、陆、扬”可以保住自己。毛主席在剪其羽翼的同时,成功地麻痹了刘少奇、邓小平。刘、邓也自以为这个交易,已经令毛主席解气了,可以息事宁人了。
    
    刘、邓大错特错了。在“海瑞罢官”与“二月提纲”战役中,毛剪掉了刘、邓最有力的四个左膀右臂。紧接着,毛发动第二战役,抛出“五.一六通知”,即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各大学乱了,年轻学生当然希望要自由,不希望党的专制管教,毛号召学生造反,这非常符合学生的口味,尤其是毛亲自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失去了左膀右臂“彭、罗、陆、扬”,刘、邓只好自己亲自出马,决定向学校派工作组,镇压被毛鼓动起来的学生,维持学校党委的领导秩序。毛到杭州的汪庄和湖南的“滴水洞”隐居起来,故意不表态。刘邓上当受骗,误以为毛撒手不管了。刘、邓急忙要恢复各院校中党委对学生的领导,将造反的学生组织打成反革命。
    
    这回落入圈套的是刘、邓自己了,毛已经成功地将自己与刘、邓之间的矛盾对立,转化成广大造反学生与刘、邓中央的矛盾对立。
    
    时机已经成熟,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发动总攻的时候了,毛还是要周恩来出面,要刘、邓围绕“向学校派工作组”问题,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检讨。刘试图蒙混过关:“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私下嗤之以鼻:“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然而毛在语言上确另有一套,这是为了进一步麻痹刘、邓,防止垂死前的反扑。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作宽宏状:“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又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
    
    毛的这一席经典麻痹之言,使刘、邓产生了放弃反抗的侥幸心理。这席话好象不同派别的存在,是自然的,而且只要刘认真检讨认错,毛是会宽恕刘的,刘少奇还可以保住其中央委员的地位。
    
    经过几个月观察,刘知道文革是毛冲着自己来的,干脆不如自己主动提出下台,保住性命,也保住同情自己的广大干部,尽快结束文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决定主动退下,以麻痹毛主席,弱化毛主席对自己的打击意志。
    
    毛离开北京,但却暗中吩咐江青,组织中南海中直机关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刘少奇在批斗会中,既被打嘴巴又被踹,鞋都打丢了。
    
    1967年1月13日,是毛考察刘是否认错服输、缴械投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次毛、刘会谈结果将直接决定毛对刘的处理决定,到底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还是开除党籍肉体消灭。毛并非是个全然的无情无义之徒,毕竟延安整风运动中,是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人为毛冲锋陷阵斗倒了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整服了以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并发明了毛泽东思想,树立起对毛的个人崇拜。然而刘少奇再次耍小聪明,妄图麻痹、欺骗毛主席:
    
    “一、这次路线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主席是何等敏锐的明白人,从刘少奇的表态看,原来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冤枉了刘少奇,还冤枉了许多无辜干部,使党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了。刘少奇这是不甘心认罪服输,妄图以自己全身而退做交易,换取平安着陆,麻痹毛主席,放弃对刘的打击决心。刘少奇这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静制动,保存实力,积蓄能量,等待毛主席进一步犯错误,好暗中改变力量对比,到时候再反扑,再为自己翻案否定毛。刘少奇的表态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面对刘少奇的小聪明,毛主席以麻痹反麻痹,以伪善对付伪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决定了,不仅要让刘少奇身败名裂,还要从肉体上消灭掉刘。但在对刘实施致命打击前,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麻痹对手,使其放松警惕,放弃对抗的意志。毛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沉默了一会儿,讲到:“认真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雨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器人》值得一读。”临别,毛还把刘送到门口,嘱咐:“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的一席话翻译过来,就是你刘少奇还太嫩,想跟我耍花招,得再历练历练,咱们就看看,你的意志与肉体能否经受住我毛某无情的专政打击。
    
    怎么消灭掉刘,具体事实策略要具有艺术性,既不能公开下令杀他,在历史上落下口实,也不能让他自杀,人死了就没有斗头了。最好是让他欲生不能,欲死不成,留有充分的时间将其批倒斗臭,再让他在郁闷中因疾病折磨慢慢地死去,这样历史学家与人们就不能说是毛的手上沾血了。
    
    办法很简单,取消对刘的保健,让群众天天批斗刘,不仅触及精神还要触及肉体,天长日久其精神就要崩溃,免疫力自然会下降,这样刘就会百病缠身,医生当然不会为党内头号走资派治疗。在刘的七十寿辰那天,为刘播放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播放《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消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及其同伙的叛党叛国罪行。
    
    刘少奇听完,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血压升高,口吐鲜血,体温40度。一年后,刘插着鼻饲,浑身瘫痪,大小便失禁,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鼻子、嘴扭曲变形,死时嘴角留着血。这是毛主席对付党内背叛自己的政治强敌的拿手好戏——杀人不见血。
    
五、斗臭斗死刘少奇,文革并未结束,毛发动全面内战,意在剪草之后还要锄根,大规模清洗对手的干部,防止未来出现为对手翻案的可能,彻底解除对手及其手下人马的威胁。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撤消了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党籍。1969年11月,刘少奇在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中死去。能威胁党内毛地位的刘少奇已死,但毛并未结束文化大革命,毛称之为“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的叛党叛国罪行”,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本人去世,华、叶发动政变抓捕了毛的四个亲信追随者为止。
    
    毛主席是不是疯了,自毁江山?一点也没有,早在1966年成功发动文革之初,毛就对江青、春桥、王力等干将明确表示过,“为全面内战干杯”。毛的目的很明确,不仅要斗倒刘少奇,还要斗倒被刘少奇从思想上带走的那七千人,以及那七千人的同僚,给他们按上走资派的罪名,统统打倒,毛要重新建立一个政权。就算刘少奇死了,还要防止那在思想上被刘带走的七千人日后为刘少奇翻案。实际上毛主席发动四清运动之初,目的就很明确了,就是要把在大跃进中饿死两千万人,损失一千两百亿圆的这样一笔历史债,转嫁到刘,以及这七千人身上。是他们歪曲了毛的“三面红旗”,把事情搞遭了。所以当时的毛讲到:“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先告豺狼,后搞狐狸,……,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首先要抓敌我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防止有人为刘少奇翻案,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因为毛成功阻止了在其生前有人为刘翻案,但未能阻止自己死后有人为刘翻案,这个人就是小平同志。
    
六、刘少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毛主席为什么会区别对待党内不同的对手。

    
    被平反过来的刘少奇被誉为一贯正确,毛整错人了,刘是党和国家的忠良。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答案其实就在那里,用一句话可以形容——“见微知变”。如果说毛的另一对手彭德怀是党内忠良的话,那么刘少奇就是个党内大奸,毛并没有整错人。客观上,刘少奇的某些思想与政策是符合实际的,但主观上他存在极强的个人野心,在组织行动上完全是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出发点。
    
    首先,刘在党内的2号历史地位,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借助发明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全党对毛泽东的绝对个人崇拜来的。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刘少奇。然而在党的八大上,带头反对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正是这个刘少奇。因此毛主席在五八年的成都工作会议上才讲,“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指的正是刘少奇,当他党内地位不高时,借助树立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来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因为他刘少奇需要毛主席这根政治拐棍。一旦自己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时,刘便觉得可以摔掉这根政治拐棍了,因此毛主席的任何错误他都会抓住不放。
    
    在毛主席看来,全党全国谁都可以反毛主席,唯独刘少奇不可以,因为刘是吃“毛泽东思想”这碗饭上来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你带头树立的,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你刘少奇又带头,这就是“忘恩负义”,是背叛。所以毛日后定性刘为叛党一点没错,因为毛就是党,没有毛就没有共产党在1949年成功夺取政权,这一点邓小平即使是在毛死后,拨乱反正后,还是认帐的。所以邓即使挨过毛的整,吃过毛的苦头,但还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放在党章内,要求党员学习遵循,不能忘记。
    
    刘少奇根本不象人们认为的那样一贯正确,因为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耿直建言时,刘少奇一不留神失言了,讲了这么一段实话:
    
    “我这个人历来就是提倡‘个人崇拜’的……,我是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党要有领袖,领袖要有威信……。破坏这种威信,就等于破坏革命和建设,为反动派效劳。”
    
    “揭穿底,我看是这样的:彭德怀同志也不完全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他要反对。对于彭德怀的个人崇拜他是不是反对?那就很难说。实际上,我看他是高兴哪个东西。这几天揭露的也是这个事实。与其你搞个人崇拜,就不如毛泽东同志以及他的同志搞个人崇拜好。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你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我看还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要篡,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党。”
    
    少奇同志一时激动,讲了实话。原来不是篡党不可以,而是由谁来篡的问题。要篡党也不能是别人如彭德怀,而只能是由他自己刘少奇来篡。
    
    还有一条很能表明刘少奇的为人,就是毛的秘书叶子龙事件。1960年,毛主席对叶子龙的一些作法有意见,叶也感觉到了不妙,讲到:“毛不明讲让我走,可是办什么事不让我办,同一组的人讲我这不好那不好,使我没有办法待下去了。给他干了一辈子的丑事,到头来落这么个下场。”叶到处宣扬毛的“桃色新闻”,终于祸从口出。这事让刘少奇知道了。刘说:“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后来周恩来、彭真一再开脱,才没有执行。叶去了彭真的北京市委。
    
    这个刘少奇已经有了分庭抗礼,取代毛主席的心思,为何还要维护毛主席的声誉?其实这正是刘伪善一面的暴露。叶子龙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处理也得是毛说了算,刘这一手是狗拿蚝子取悦、麻痹猫(毛),是狗要置猫于死地之前对猫(毛)的麻痹。要是真想维护毛的声誉,就要尽量限制对毛的桃色新闻。如果把叶子龙拘捕了,叶一定更觉得委屈,讲毛的桃色新闻会更多。枪毙毛的秘书,会引来党内外、国内外对毛桃色新闻的更大关注。毛的声誉败坏了,当不了党的主席,他刘少奇就可以省去篡党的麻烦,成为一把手了。所以刘少奇这一手是典型的牺牲他人性命来换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刘少奇的大将彭真尽管不同意毛的政策,但却是真心维护毛的声誉,是站在党的利益上考虑的,所以将叶子龙安放在北京市委内。叶有了安全着陆的去处,自然就不会再去到处发对毛的牢骚。这些毛主席是心中有数,所以在文革中区别对待自己的政治对手,非常有分寸。
    
    刘少奇,反毛主席完全是出于自身对权力的私心,所以不仅要触及灵魂更要触及皮肉,必须死。
    
    邓小平,尽管也跟着刘少奇反毛主席,但是出于公心,没有个人野心,所以要斗一斗,但只能触及灵魂,不能触及皮肉。如果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未来还是要用的。
    
    彭、罗、陆、杨,虽然在思想和组织上被刘少奇带走了,但毕竟不是想取代毛,只是刘少奇政策的执行者,所以既要触及灵魂也要触及皮肉,但要保留性命,经受住考验之后,或许可以留待他用。
    
    给毛主席安装窃听器这么大罪行,毛还是在文革中保留住书记处四位书记彭、罗、陆、杨的性命,这说明毛在认识对手、区别对待对手时非常有分寸。
    
    所以综上所述,党的历史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要想理解现在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的争斗,就要研究党史,抓住权力斗争这条纲。
    
    待续
    
    请关注《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下)》,文中将会解释、分析、归纳、预测正在进行的胡、江、曾等关于专制集团内最高统治权力斗争发展方向。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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