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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赚钱仅上交国家10%红利 钱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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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16日 转载)
    
    来源:CCTV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三大企业利润过千亿,名列全球十大赚钱企业,闪亮业绩却一直未见上缴利润数额。在国资委发布政策后,最高仅上交了10%的红利,国企利润究竟流向了哪里呢? (博讯 boxun.com)

    
    CCTV《新闻1+1》4月15日播出《国企赚钱分给谁?》,以下为节目实录: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三大企业利润过千亿,名列全球十大赚钱企业,闪亮业绩却一直未见上缴利润数额。国资委发布政策,结束国企13年不缴红利时代,但上缴比例最高却只有10%。现状之下,国企利润究竟流向何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究竟又该在利润上如何体现全民所有?《新闻1+1》为您解析。
    
    主持人(董倩):
    
    欢迎收看《新闻1+1》。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里有一个常识,那就是谁投资谁受益。但是在我们国家的现阶段,有的时候常识还真不一定就是常识,更别提它是一个现实、一个事实,比如说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全体中国人投资的国有企业几乎没有给国家上交任何利润,更别提给我们这些人进行分红了,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怎么才能把它改变?稍候我们就会进行解析。今天我们请来的媒体观察员是王志安,首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播放短片)
    
    解说:
    
    《谁来回答“国企赚的钱”都哪儿去了?》,这是近日网上转载率很高的一篇文章,核心内容就是为什么三家大国企一年赚3000多亿,只上交国家200多亿。这三家大国企分别指的是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度税后利润1108亿元,乃全球最赚钱银行。中国石油2008年度净利润1144.31亿元,仍然保住了亚洲最赚钱企业称号。中国移动2008年盈利1127.93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
    
    事实上,国际利润从上缴到不缴再到上缴,经历了几次波折,早在1993年以前,国企是要向国家交利润的,1993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做出了明晰的划分,应该上缴国家的部分采取税的形式,并按照统一的税收征率剩余的部分全部归企业所有,即在一定时间内不向国有企业收取利润。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当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要从过去的国家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因此还本付息都要由企业来负担。另外,当时的国有企业还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因此国家才出台此规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的这份文件也明确规定了“要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投资收益,按股分红、按资分利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分配制度。”因此,暂停收缴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只是过渡措施,而后,随着国企改革和社保体系的建立,国企的经营状况和社会负担与十几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国企分红却迟迟未动。
    
    2006年2月,市行的一份关于国有企业的分红的报道引起了业内人士和社会的关注,该报道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而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相关场合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国有企业分红问题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认真加以考虑。
    
    200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
    
    
    
    
     主持人:
    
    就相关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先生。
    
    王主任,您好。
    
    王忠明(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
    
    您好。
    
    主持人:
    
    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办法是从2008年开始实行的,国企上缴利润比例最高才10%,这10%是干什么用的,另外一个,剩下的90%去哪了?
    
    王忠明:
    
    上缴的都给财政了,剩下的90%用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支付改革的成本以及其他实实在在的一些需求。
    
    主持人:
    
    垄断性的国企,它上交给国家的利润是封了顶的,就是10%,但是它的高管在今年以前是不封顶的,是形成了这么一种局面是吗?
    
    王忠明:
    
    事实上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应该说这些年在高管的收益方面也一直作为一种改革的探索,所以说它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有时候会更加引起社会的关注,有各种各样的议论都非常正常。
    
    主持人:
    
    那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10%,国企把它的利润上交给国家,那90%,您刚才说是国企用来企业的再生产。
    
    王忠明:
    
    积累。
    
    主持人:
    
    积累,但是您想想我们就拿刚才我们说到那三个公司为例,工行、中石油还有中国移动,每一个企业的盈利都是一千多亿,那么他们除了交给国家10%以后,900多亿都用来干这个事吗?还是说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我们是不知道的?
    
    王忠明:
    
    应该说用途的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而且也不是说今年剩下的90%当年都得花掉,它也有一个计划性。
    
    主持人:
    
    王主任,前年两部委出台的管理办法,它是规定上交10%,90%留给自己,您觉得虽然说是这么规定的,自留10%是不是合理的呢?
    
    王忠明:
    
    就目前来说,作为一个管理办法,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探索性,随着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国资监管往前推进,我想发现问题也会加以解决。
    
    
    
    
     事实上,近两年来媒体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国企利润分红发表了众多评论。
    
    2008年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央企红利应该给全民分红》,文章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人民,群众理应享受国有资本收益,现在是必须回到正规轨道的时候了,在建立起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后,国资委收取的央企红利应该给全民分红。
    
    2009年3月,《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全球最赚钱的中国企业为谁赚钱》。文中说,微薄的分红现状使得国企很难“为全民赚钱,这对于广大公众的福祉构成了一种不利,既是直接遭受垄断盘剥的不利,也是垄断势力作大后妨碍市场竞争秩序形成所带来的不利。
    
    网友吴酩最近在人民网发帖《谁来回答国企赚的钱都哪儿去了?》,全民所有企业到底是在为全民赚钱还是在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上司赚钱,90%以上的巨额利润都哪里去了,是不是被利益群体瓜分了?
    
    2009年1月,《上海证券报》发表评论,《从消费券发放到分享国企红利》,国企的红利是国有资本的收益,应该惠及全体人民,把国企的红利平均分给全体老百姓,再自然合理不过。
    
    2009年2月,《澳门日报》发表社论《顺应民意,让国企红利向大众倾斜》,文中称,政府应顺应民意建立更加合理的国企薪酬机制和监督机制,使国企红利更多的向大众倾斜,让广大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
    
    2009年3月,有网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文章《国有企业利润全民分红具有重要的现实与战略意义》。文中称,国企利润直接分配给全体公民,一方面可以迅速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企业内部资金留存,防止企业投资主导的通货膨胀,因而兼有促进经济与抑制通货膨胀两者同等的效果。
    
    主持人: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
    
    王主任,我们都知道,国资委的监管作用目前是比较难发挥的,所以有人建议,应该把国资委直接隶属于全国人大,您觉得这个建议是不是可行?
    
    王忠明:
    
    各种议论都应该允许发表,我想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国资委这些年的工作也应该是有目共睹的,跟利润分配及其他各个相关的一系列关于国资监管的工作,事实上在目前阶段都定位在探索的范畴内,所以说应该允许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建议。
    
    主持人:
    
    这个探索您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财产实在是太巨额了,因为它探索一年的话,恐怕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的利益就要损失很多,探索下去还要多长时间?
    
    王忠明:
    
    比如说您原来是没有的,你现在要有一些,要上交10%,如果大家觉得还不够,或者是现实还有这种可能性,你自然还可以再多。
    
    主持人:
    
    我看了一些资料我们知道像法国,它的国有企业应该交的税交完以后,它的利润要上交50%给国家,这是法国的例子,其余像瑞典、丹麦、韩国这些国家,他们国家的国有企业至少要交税后利润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给国家,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借鉴一下这些国家的经验?
    
    王忠明:
    
    对于有一些国有企业,事实上可以往这个方向上靠,但是对于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今天主要要解决的是一个重组的问题,联合重组行政性推动,以及资源结合的重组,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及时的解决的话,还谈不上这一步。
    
    
     主持人:
    
    您刚才说到一个不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现在您觉得是不是应该到了一个时候,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国有企业应该怎么样留利润,怎么多少上交给国家,多少留给自己,多少给投资人进行分红,您觉得到了这样的时候了吗?
    
    王忠明:
    
    如果已经有这样的条件,其实谁都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给它界定。
    
    主持人:
    
    您指的条件是什么条件?
    
    王忠明:
    
    比如说国有企业在相应的产业分布当中已经能够达到像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稳态,现在国务院国资委最早成立的时候是198户,现在已经到了140多家,接下去还要往前走,在数量、规模上还要缩减,这些都是战略性的国有经济的布局及结构调整,这些工作如果相应能够到位,我觉得提出这些问题条件比较成熟了。
    
    主持人:
    
    王主任,另外很多人建议,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方案应该是国有企业渐渐退出市场,您怎么看?
    
    王忠明:
    
    恐怕这也需要有一个时间进程,事实上一方面国有资产要实现一定的战略集中,还不完全是一个退出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数量、规模可能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越来越少,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国有资产并不等于等比例减少,我们还进行必要的战略集中,集中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去,这个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我认为对于利润分配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耐性。
    
    主持人:
    
    好的,谢谢王主任。
    
    刚才我们说国企的利润大家纷纷诟病,您觉得解决的方法和方向在什么地方?
    
    王志安:
    
    我觉得刚才王主任说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困难,需要引起整个政府和全体社会的国民来注意,长期以来,国企占有了大量的利润,而没有上缴利润的话,现在分配上缴的比例又这么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某些利益集团的游说作用,这些企业的利润现在没有上交给国家,留存给企业了,这些钱留存在企业之后,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变成了这些企业经营者自己可以支配的资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权利,如果这个钱要上交给财政部,也就意味着这项权力的丧失,所以说这些经营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维护,它也会尽量去游说政府的部门,尽量维持现有的既定格局,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倾向。
    
    如果从解决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最根本的方法就像王主任说的,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有企业竞争性行业应该逐渐的退出这些领域,而这些领域只要我们允许民营的资本金进入,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格局,国有企业从这里退出,其实已经不存在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利润的问题。
    
    主持人:
    
    现在我们看到事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三家大的央企,实际上他们都属于资源型的行业,它属于垄断型的,恰恰他们产生的利润是最大的。
    
    王志安:
    
    资源型行业在国外其实通行的做法是要对这笔资源产生了自然垄断,要征收特别收益金,比如中石油在去年油价上涨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其实当时财政部也制订了一项政策,就是对油价上涨到多少块钱以上,要征收特别收益金,这是一个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只不过我们应该把这个做法规范,所以有人建议把这个特别收益金名字叫“暴利税”,其实“暴利税”不准确,应该叫资源所得税,因为这部分资源按照我们国家来讲,它属于全体人民,这一部分钱实际上不是企业正常靠经营获得的,它实际上靠垄断这部分资源获得的,这部分钱政府就应该通过税金的方式将它收上来,这部分收益应该归全体国民所有。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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