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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0日 转载)
    
    来源:维权网
     江棋生撰写 (博讯 boxun.com)

    
    目录
    
    前言
    
    一、六四大屠杀:官方血腥镇压八九民主运动
    
    二、六四后的人权灾难:大抓捕、大清查
    
    三、天安门母亲: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
    
    1、这一群体所经受的惨痛和煎熬
    
    2、20年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
    
    3、天安门母亲群体现状
    
    四、六四良心犯
    
    1、当局大力制造和惩处六四良心犯
    
    2、出狱后不改信念的六四人士
    
    3、出狱后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
    
    4、至今仍在狱中的六四良心犯
    
    五、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六、一党专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七、六四受害者生存状况之改变
    
    结语
    
    参考资料
    
    附件
    
    一。部分六四死难者基本情况和天安门母亲名单
    
    二。部分六四伤残者名册
    
    三。北京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单
    
    四、湖南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册
    
    五、其它省份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单
    
    六、1989年被当局处决的六四“暴徒”名单
    
    七、尚在北京地区狱中服刑的六四良心犯
    
    前言
    
    发生在20年前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中国政府下令进行的六四大屠杀,是中国当代史上不容回避和抹杀不了的重大事件。
    
    六四大屠杀和随后进行的大抓捕、大清查,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六四受害者,他们是:倒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难者、身中枪弹的六四伤残者、六四死难者和重殘者家属、被判刑或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及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在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20周年之际,为了有助于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恢复历史真相、重建历史记忆、寻求历史公正,本报告将对六四受害者当年的蒙难和20年来的艰辛历程给出一个基本的描述,对造成六四受害者的制度因素进行必要的分析,并对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提出相应的建言。
    
    一、六四大屠杀:官方血腥镇压八九民主运动
    
    1989年4月15日到6月3日,爆发于首都北京、波及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和理性施压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波澜壮阔的争自由、要民主的运动。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民众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集会游行示威权,提出了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制订《新闻法》和《官员财产申报法》、要求军队国家化、及反腐败反官倒等基本诉求。这些基本诉求鲜明地体现了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的中国民众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求,对人类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的首肯和认同。
    
    面对波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拒绝政治民主化变革的中国官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用坦克和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事件。
    
    
    
    
    
    
    
    
    1、这一群体所经受的惨痛和煎熬
    
    1989年6月5日中午,当丁子霖获知儿子蒋捷连的死讯时,她悲痛欲绝,无以为生。6月14日,当张先玲终于见到儿子王楠的遗体时,她止不住地哭泣,身心濒临崩溃的边缘。6月5日,周淑庄在邮电医院太平间见到了儿子段昌隆,她的心一下子冰透了,全身血管好像凝固了,浑身上下麻木了。6月24日袁力遗体告别仪式上,过度悲伤的母亲李雪文突发心脏病,顿时昏厥过去。6月4日下午5点多,徐珏在复兴医院发疯似地扑向儿子吴向东的遗体,大声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来了!6月3日晚,当罪恶的子弹夺去站在身旁的老伴马承芬的生命时,杜东旭“真如五雷轰顶,痛苦万分”,“若不是子女和亲朋的劝说”,他都不想活下去了。6月7日,当北大化学系88级本科生孙辉的死讯传到宁夏石嘴山市家中时,母亲痛不欲生,头发一夜之间全白。6月11日,吴定富和老伴在邮电医院见到浑身是血、惨不忍睹的儿子吴国锋遗体时,两人当场昏了过去!7月5日上午,当“最残酷的现实终于水落石出”,父亲郝义传在复兴医院见到儿子郝致京的遗体时,一直饱受煎熬的他,精神几乎崩溃!母亲祝枝弟在7月12日告别仪式上,一见到儿子遗体就疯狂地扑过去了!7月6日,当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硕士生周德平的遗体终于在同仁医院被找到、身在湖北天门农村的父母和姐姐随后接到凶讯时,全家人锥心裂骨,哭得死去活来……
    
    北京服装学院教师张志强的伤残,不仅使自己的身心时时遭受痛苦的折磨,也使他的妻子“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齐志勇做左腿截肢手术时,医院要他的母亲签字。他母亲哭着说:“我不签字,我生他时,好胳膊好腿,我小时候见过小日本、国民党,也见过八路军。我儿子让解放军开枪打了,要截肢!不签!你们打死他吧!他犯了什么罪?!”在六四10周年前夕,方政在自己的亲笔证词中写道:伤愈后,由于久坐轮椅,腰背处有劳损,截肢的大腿神经间歇性抽痛,让人非常难受。这一切,给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和巨大的精神创伤。
    
    六四大屠杀20年来,六四死难者家属和重殘者家属一直承受着永远无法平复的刻骨铭心之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四学生陈来顺母亲张树森只要提起六四,她的心就揪在了一起。20年来,她“天天想、夜夜思,每天都在心痛,不只是流泪呀!我想要我的儿子回家,可我找谁要我的儿子呀?!”北京邮电学院硕士生李德志的父亲李显远“整整二十年没有睡好一晚上觉,常常梦中惊醒”。他说:“在梦中经常能看见儿子,让我感到非常自慰,因为这是白天得不到的快乐,所以我希望这个世界不要有白天,天天是黑夜,这样我就随时可以和儿子见面,见面的时间长一些,梦永远不要醒来。我恨地球的白天转得太慢,恨夜晚转得太快。难道真的地球与我过不去吗?”六四遇难者、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工人杜光学的母亲葛桂荣说:“20年前的6月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儿子。20年来,我没有停止一天对他的思念;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年龄的增长,思念之情就越发强烈。”六四遇难者、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职员苏欣的母亲高捷不久前写道:“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我整日以泪洗面,不思茶饭,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我度过了炼狱般的失去女儿的20年。”六四遇难者、北京半导体材料厂助理工程师罗维的母亲邵秋风已年近九十,她写下的“一个母亲永远的痛----怀念儿子罗维”令人动容,催人泪下。母亲泣诉道:“他这一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悲哀,留给我们永远的撕心裂肺般的悲伤。二十年呀!罗维的影子永远伴随着我。”六四遇难者、清华大学硕士生周德平的姐姐周小姣在2008年11月30日写道:“每当放寒暑假看到别人的孩子回家时,我父母思念得想去死。”周小姣说,2007年阴历七月十二,她父亲突然得了重病再也不能说话,只是流泪和做手势,把亲人和乡亲们的手握得紧紧的。他在病床上苦苦挣扎了28天,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
    
    2、20年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
    
    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是因共同的深重苦难和共同的悲惨命运而形成的群体。他们中的一部分,慢慢从痛苦和悲哀中站立起来,从最初的自然联络到展开寻访和进行人道救助,到打破沉默拒绝谎言说出真相,再到达致基本共识和形成基本诉求,一步一步走上了为死者讨还公道、为生者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之路。
    
    1989年8月,北京依然处于戒严状态,当局的大抓捕、大清查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个月的月底,丁子霖给王楠父母打去电话,取得联系。9月初的一天,王楠父母----王范地、张先玲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号楼43号,看望蒋捷连的双亲丁子霖、蒋培坤。这是六四难属之间第一次相互结识,相互告慰,相互勉励。
    
    1990年6月4日后的一天,张先玲带给丁子霖一张小纸条,那是张从万安公墓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很快,丁子霖根据字条上留下的姓名和地址,给那位遗孀去了信。几天后,丁子霖收到了回信。再过些时候,六四死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尤维洁到人民大学和丁子霖、蒋培坤相见了。
    
    1991年清明节前夕,丁子霖、张先玲接受香港《新报》记者张洁凤的采访。这是六四死难者母亲第一次通过境外传媒公开说出六四大屠杀真相和她们儿子遇难的情况。
    
    1991年5月15日,经慎重考虑,丁子霖在家中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赵爱素的电视录像采访。6月3日,丁子霖接受英国《独立报》记者贺安雷的采访。6月4日,香港《新报》刊登丁子霖的《向一切有良知的人呼吁》等文。6月5日,香港《当代》月刊刊出丁、蒋提供的三篇文章并配发相关照片。
    
    丁子霖的“说真话”打破了后极权社会的潜规则,当局下手惩罚了:1992年1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决定:暂停丁子霖的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1992年5月26日,丁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召开大会,给予丁“党内除名”处分。此后,丁子霖把寻访和救助六四难属、六四伤残者的活动当做了自己的主要社会活动。
    
    1993年6月,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邀请丁子霖出席,但邀请信和机票被中国当局扣压。6月17日,丁子霖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公布了第一份共16位死难者的名册。接着,六四死难者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6月20日,《美国之音》记者孙承和蒋培坤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于第二天播出了蒋的见解。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领导就蒋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事找蒋培坤;10月26日,哲学系领导口头向蒋宣读了处分决定:一、免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职务。二、暂停招收研究生、进修生、访问学者。
    
    1994年6月1日,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了名为《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名单》的英文小册子,里面公布了一份列有96位六四死难者和49位六四伤残者的名单。8月,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日本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10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中文版《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
    
    1995年5月26日,27位六四难属首次联名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
    
    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
    
    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2004年5月30日,天安门母亲以中、英两种文本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呼吁同胞们“一起来推动时代的变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观者,更不要做旧制度的维护者。”
    
    2005年1月17日,天安门母亲发表“痛悼赵紫阳先生”一文。文章说:“这十五年来,我们这个六四受难者群体,我们这些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天安门母亲,与赵紫阳先生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而他所遭受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唯有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完成他生前未竟之事业,才能告慰赵先生在天之灵。”
    
    2005年5月,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丁子霖在“卷首语”中说:我决定出这本书,还有一个更主要的想法,那就是:在已经过去的十五年漫长岁月里,在我们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被称之为“天安门母亲”的受难者群体,她们改变了中国母亲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也改变了“ 天安门”这个词语在人们心目中的象征性涵义。出版这本书,就是想让人们知道她们是怎样从血泊和泪水中站起来的,又是怎样带着沉重的镣铐艰难地迈开脚步向着几乎没有尽头的路走去的。
    
    2006年5月30日,天安门母亲为纪念六四17周年发表了“我们的信念与主张”一文。文章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进行了历史的回顾,表述了这个群体在十多年的艰苦抗争中所形成的基本共识,重申了这个群体所坚持的四条原则和主张。文章最后指出:作为十七年前那场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已持续了十七年,但我们始终怀有一种诚信和诚意,以一种光明磊落的心胸,把一切都摊到桌面上。我们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样把一切摊到桌面上,不遮遮掩掩,不在桌子底下做手脚,更不要搞过去所惯用的那套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我们即使只剩下十个八个,也不会听凭事情的单方面了结。
    
    2007年2月24日,天安门母亲发表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敦促中国政府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天安门母亲在信中呼吁:所有大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说出真相;所有大屠杀的决策者、执行者、知情者公开真相;所有大屠杀的涉案者说清楚犯罪真相。而作为公开真相的第一步,天安门母亲要求执政当局解除对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和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的查禁,允许六四大屠杀的涉案者李鹏出版他写的《关键时刻》(又称“六四日记 ”)。
    
    2008年5月,《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在发刊词中,天安门母亲说:
    
    “今年年初,当难友们就筹建网站一事作出决议时,大家都异常兴奋。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一群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母亲、父亲、妻子、丈夫,居然有了一个能够敞开心扉的地方,一个能够让世人倾听她们呼声的地方,一个能够让她们的足迹留下印记的地方。这不啻是一个历史的创举,也是一份迟到的幸运。
    
    “我们的儿女已经离开我们十九个年头了,但我们还活着,尽管活得仍然很艰难;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为死者寻求正义、为生者争取权利的抗争就不会停止。天安门母亲网站的开通,正是这一抗争的延续。”
    
    2008年12月,丁子霖、蒋培坤、张先玲、徐珏等天安门母亲在《零八宪章》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9年3月,为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天安门母亲网站推出“六四难属二十年的心路历程”专题,至今已刊出六四难属撰写的15篇文稿。那篇篇文稿“渗透着血泪,那是沾着心口流淌出来的血写就的。任凭是谁----只要是人性尚存者,读来都会唏嘘不已。然而,这正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冷酷的现实;也是以往已血铸而成的历史。这是谁也迴避不了的。
    
    “今天,揭开这段历史的伤疤,让人们去直面这伤疤,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的后代不再遭受六四那样的劫难,也让为人父母者、为人妻者不再承受生命中无法承受之痛。
    
    “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将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也能真正享受到对生命之敬畏与尊重。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六四英烈才能含笑于九泉。”
    
    3.天安门母亲群体现状
    
    20年来,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群体,从苦难和伤痛中相互抚慰、相互支撑地走了过来;20年来,她们从愚昧、麻木和怨天尤人中逐步觉醒和站立起来;20年来,她们在布满荆棘和陷阱的路途中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地坚毅前行……现在,天安门母亲群体已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尊严和诉求的群体,已是一个与历史同步见证屠杀、寻求正义的群体,已是一个勇于说出真相、大胆行使无权者权力的群体,已是一个摒弃了睚眦相报的敌视与仇恨,摒弃了以暴易暴的极端与偏狭的群体。
    
    现在,天安门母亲所坚持的五条诉求是:
    
    (一)六四大屠杀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决非政府所说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因此,当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对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并给予重新评价。
    
    (二)据迄今为止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在那场大屠杀中遇难、失踪、受伤的学生、市民及其他人员,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他们的名誉应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维护,死难者、失踪者亲属及伤残者有权就整个流血惨案以及每一个个案向事件责任者提起诉讼;政府当局必须就那次血腥屠杀事件向受害人和受害亲属赔礼道歉,依法给予受害人相应的赔偿。
    
    
    
    
    (三)为杜绝六四那样的大屠杀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应通过公开、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来化解仇恨,达成朝野之间乃至全民族的和解。
    
    (四)为从根本上改变至今仍遗留在国人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应在公开、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过程中,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吸纳合乎世界潮流的现代文明准则及普世价值,以达成国人精神文化价值之重建。
    
    (五)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应该诅咒的,但要改变这种状况则需要一种持久的勇气和理性,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敢于“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亟盼国人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而生活在真实之中。
    
    现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正在继续为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利而斗争。这些基本权利是:
    
    (1)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死难亲人。
    
    (2)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限制。
    
    (3)通讯自由不受侵犯,不受非法监控和窃听。
    
    (4)海内外的人道救助款不受阻截和扣压;已被冻结的必须悉数发还。
    
    (5)六四伤残者在就业、公共参与和社会待遇上不受政治歧视。
    
    四、六四良心犯
    
    六四屠杀后的大抓捕及随之展开的“司法审判”和“劳教处罚”,制造了大量的六四受害者----被判刑、被劳教的成千上万的六四良心犯。
    
    1、当局大力制造和惩处六四良心犯
    
    1989年6月15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在6月6日沪宁铁路光新路道口严重骚乱事件中放火焚烧列车、肆意破坏交通工具和交通设备的罪犯”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六四大屠杀之后当局制造的第一批六四良心犯。
    
    6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王连禧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名是“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八名被告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王连禧被改判无期徒刑外,其余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这是六四大屠杀后的第二批六四良心犯。
    
    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及时依法审判进行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即要各级法院加快审判节奏,大力制造和惩处六四良心犯。
    
    6月22日,湖南4.22事件参与者被判刑,其中湖南消防器材总厂工人李卫红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余26人被分别判处1至15年有期徒刑。
    
    到6月30日,辽宁省已将103名“打砸抢动乱分子”处以“劳动教养”。
    
    在六四屠杀后的全国性大抓捕中,北京市被抓的“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最多;之后,被判刑和被劳教的人也最多。北京市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六四良心犯有10人,他们是:董盛坤、张茂盛、孙宏、郗浩梁、朱更生、李玉君、朱文义、苗德顺、姜亚群、王稼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2人,他们是:余志坚、王连禧、杨璞、孙传恒、张福坤、高亮、宋凯、王谳、高鸿卫、武春啟、赵锁然、常景强、常永杰、张国栋、张宝群、张群、张燕生、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李志新、冯立生;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6人,他们是:喻东岳、鲁德成、李红旗、张宝生、刘建文、杜建文、赵庆、李延华、苏刚、彭兴国、李长占、龚传昌、陈阳、刘旭、刘振庭、刘长青、邓万宝、马连喜、杨玉甫、蒋生、李福全、赵玉水、卢金生、高振河、郝富春、王长洪。
    
    据不完全统计,到1994年春天,北京市各监狱中还在服刑的六四良心犯有314人,已出狱的六四良心犯为298人(详见附件三)。
    
    在湖南省,岳阳市轴承厂工人胡敏被判无期徒刑,岳阳市3517厂工人郭云桥被判15年有期徒刑,邵阳人李旺阳、长沙人张京生被判13年,益阳人刘建安被判10年,溆浦人张善光被判7年(详见附件四)。
    
    在陕西省,时任陕西华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的李贵仁被判8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生马洪良被判4年,西北大学学生连党敏被判3年,西北大学哲学系学生薛焰、西安政法大学学生田丰被判2年(详见附件五)。
    
    在浙江省,马德良被判13年,张伟平被判9年,毛国良被判7年,仙居县液压件厂青年工人杨忠信被判5年,赵万敏、杨忠信、施明军、杨泽敏、陈刚被判5年,陈龙德被判3年,王东海、吴高兴被判2年(详见附件五)。
    
    在贵州省,陈勇被判15年,贵州电视台播音员冯刚被判5年,陈西被判3年,杜和平、王顺林被判3年,张新佩被判2年(详见附件五)。
    
    
    
    
    
    
    
    
    黄志道:浙江衢州常山人,生于1965年,八九民运时期为浙江师范大学英语系应届毕业生,已经考取山东大学欧美文学硕士研究生。六四惨案发生后,因发动抗议活动而被金华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在狱中,黄志道因其杰出的翻译和文学才华深得狱方赏识,但却并不因此抛弃良知,在难友叶文相遭受狱警殴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明朗,坚定地与其他难友站在一起,坚持绝食抗议。出狱以后,谢绝了母校的工作安排,只身南下深圳,依靠自己的努力创办了达信雅翻译公司,现任该公司总经理。
    
    李贵仁:1989年时任陕西华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因组织悬挂大幅标语、组织游行示威和罢工抗议,及给赵紫阳总书记发了三封电报要求赵见学生,要求罢免李鹏、杨尚昆等,被开除公职,并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从重判处有期徒刑8年;1994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校对文稿为生;后因冠心病、脑梗等病情加重,无法从事校对工作,靠夫人的退休金生活,但他从未改变信念和心志。
    
    付升:西安导航研究所干部,积极投身八九民运,六四后被劳教2年。解教后继续从事民运活动,因而长期受当局迫害,经常被警方跟踪,电话打不通,多次被传唤或找去“谈话”,并曾被抄家、绑架。单位里的工作被“调整”,两级工资未涨,。
    
    陈西:男,1954年2月出生,1989年坐牢前在贵阳市金筑大学工作,政工干部。因在八九民运中组织“贵阳沙龙联谊会”和成立“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5年5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提出要敢为人先、贵州的民主运动要走在全国的前面,并要求重评六四而被捕。1996年3月,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贵阳监狱服刑期间,多次被狱方唆使刑事犯毒打昏死,但从未屈服。
    
    2005年5月坐满10年牢出狱后,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法治活动,与贵州自由民主异议人士一起举办了贵州多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
    
    廖双元:男,1953年4月28日出生,1989年被劳教前在贵阳市轴承厂公安处工作。在八九民运中,廖双元不仅多次组织召开“贵阳沙龙联谊会”会务会议,支持、声援学潮,自己也上街游行、沿街散发传单并演讲。1989年5月底,他与夫人吴玉琴、曾宁前往北京声援学生和市民的抗争。1989年6月13日被抓,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劳教3年,在劳教所内曾被毒打成重伤。
    
    1995年5月,因参与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的组建而以“反革命罪”再获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99年5月出狱后,继续投身自由民主事业,长年受到当局的打压和迫害。
    
    张善光:1955年生,湖南省溆浦县城关镇人。
    
    1989年春夏之交,张善光高度关注以北京为中心的学潮与国民请愿活动。6月4日前,他多次致电北京高自联表示声援。6月3日夜,向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发出抗议电,强烈谴责政府动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并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国务院是人民的政府。6月5号,撰写、打印“血的真像”传单,内容是控诉镇压北京学生和市民,在县城的学校、街道、车站四处散发。6月16号被捕。同年9月,湖南省怀化地区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张善光出狱后,继续从事人权民主活动。1998年7月22日,张善光在溆浦被捕。法院秘密开庭,以张善光犯有“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 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张善光在赤山监狱服刑期间,警方曾派人对他说,只要他象征性地认罪,或象征性地表示出来后不再从事民运活动,就可以提前两年让他回家,但被他断然拒绝。
    
    2008年7月21日,监狱一大早就派车送他回家,让驱车前往迎接的长沙朋友扑了个空。张善光刚刚到家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他,他态度明朗、思维严密地一一作答,表明这20年中总共16年半的监狱生涯并没有摧垮他这条湖南硬汉子。
    
    谢长发:男,1951年10月7日出生,湖南省望城县坪塘镇人。下乡插过队,后招工进长沙钢厂。1989年时,其职称为助理工程师。当年,谢长发在浏阳搞 “社教”(兼任副乡长),六四屠杀后到几个学校讲演,谴责和抗议当局的暴行,被处劳教3年,实际执行2年。1992年,谢长发组织一读书社,被禁。 1998年春,他和潘明栋试图借庆祝朱镕基当选总理的名义发动游行,被拘留。1998年,谢长发与湖南其他异议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被拘留。此后十年,谢长发一直以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分从事相关活动。2005年,谢长发撰写了《中国民主党宣言》,后又写了《昭告海外同胞书》、《民主问题问答》、《中国民主党之歌》等,修改了浙江版本的《中国民主党党章》。从2002年开始,谢长发每年正月初九固定邀集中国民主党成员或民运人士聚会。他先后到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陕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贵州、四川、重庆、甘肃等地会见朋友,并适时对生活困难的中国民主党成员给予资助。2008 年6月26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7月31日检察院以其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11月1日公安局再次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2009年4月 28日,长沙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谢长发案。
    
    刘贤斌:生于1968年10月2日,四川遂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87级学生。1989年4月中旬写有《胡公托梦记》和《反思中共历史》两篇大字报,张贴在人大“民主墙”上。六四之后,参与了成都6月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和遂宁市公安局的审讯和迫害,并于1991年4月15日被抓捕,关押在秦城监狱。1992年12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于1993年10月14日出狱。出狱之后,寻找和联系各地民运人士,推动民运力量的发展。1995年因参与《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公开信的签名而被抄家及关押数日。1996年组织四川、重庆的民运人士进行公开抗争,多次起草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王丹、刘晓波等人,并因此多次受到遂宁市公安局的传唤、抄家、关押。1998年10 月与佘万宝、黄晓敏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并于10月15日到四川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同时组建了“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1999年1 月先后到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和北京等地商讨民运事宜,后于1月23日在北京被抓,关押一个月后转至四川遂宁,又被拘留半个月。1999年7月1日起被遂宁市公安局监视居住,7月7日被刑事拘留,8月6日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9月3日转至四川省大竹县川东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获三次减刑,于2008年11月6日出狱。第二次出狱之后,刘贤斌依然不改信念,继续投身于民运事业。2008年11月20日与陈卫等人一起发表《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并于12月上旬签署《零八宪章》。
    
    李必丰:四川绵阳人,八九民运中担任成都青年自治会主席,组织参与成都的抗议游行活动,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关押于四川省第三监狱。出狱后积极参与民运活动,多次参加公开签名活动。1998年,因关注绵阳工人罢工事件,被当局以其它理由抓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关押于雅安监狱。出狱后经商为生,2008年12月参加了《零八宪章》的签名。
    
    
    孙传恒:1970年1月7日生人,原北京市地质仪器厂工人。1989年6月4日,与柴军、张国栋等人在新华门前拦截前往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1989年6月7日被抓,1990年8月被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无期徒刑。
    
    孙传恒入狱后,面对监狱的种种黑暗,多次与狱警发生公开冲突并被关进禁闭室。1995年至1998年的4年间,被剥夺了每月与父母的见面探视权,甚至在 1997年患腹腔结核病住院期间,也未曾见上父母一面。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间,孙传恒除无期徒刑改有期徒刑外,没有减过一天刑。2006年2 月获释,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
    
    出狱后,孙传恒不愿拖累年近70且身体多病的父母,一人独自在外闯生活;但是,别人一听说他刚从监狱出来都不愿意用。于是他自己卖冷饮、雨具,但因多种原因均未赚钱。现在孙传恒借住在北京郊区的亲戚家中,节衣缩食,勉强度日。
    
    赵锁然:1962年4月11日出生,家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原首钢电工。1989年6月4日,他在八角村附近和愤怒的民众一起砸了一辆装甲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2月25日刑满释放。赵锁然在狱中呆了近18年,落下了腰腿疼病,出狱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现每月领取低保费390元,主要靠父亲的退休金维持起码的生活。
    
    李志新:1956年10月14日生人,家住北京市东城区黄寺附近。1989年6月4日,在学院路上和不少民众怒烧军车,被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6月3日出狱。父亲1997年去世时没让见面;母亲已73岁,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在里边没时没点地干活,把身体累坏了,关节炎,腰痛,眼睛看东西不清楚。出来岁数大了,找工作也没人要,也没有特长,现在住在家里。后来问哥哥、姐姐借了点钱,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通过朋友介绍曾到一家速递公司送快递,不久就丢了工作。出来后一直在申请低保,现在终于得到解决,每月410元。
    
    张燕生:1967年11月9日出生,1989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4月25日获释。在看守所里曾多次遭到无故毒打、体罚和辱骂,狱中劳动加班加点不让睡觉,致使身体健康出现很大问题。出狱后长期找不到工作,靠母亲退休金维持生活。现在一家公司送货,有些收入,但公司不为他交“三险”,因此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多次和政府官员交涉都没有结果。
    
    武春启:1952年5月4日出生。1988年父母双亲因病去世。1989年6月4日,在永定门附近和民众一起怒烧军车,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 判处无期徒刑。武春启在看守所和监狱中备受折磨,导致多种疾病缠身。2008年12月出狱后,无法找到工作,申请低保至今未被批下来。目前靠每月400元的困难补助艰难度日。
    
    邵凌才:山东济南人,1962年出生。1989年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4年。邵凌才原为济南市机床一厂职工学校教师,判刑后被开除公职。现双目几近失明,领有殘疾证,从事按摩理疗为生。妻子已内退,儿子在读大学,全家生活甚为艰难。
    
    4、至今仍在北京地区狱中的六四良心犯
    
    六四事件2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在北京的监狱中,仍然关押着八位六四良心犯,他们是:
    
    朱更生:1964年生人。1989年6月3日深夜,被军队屠杀民众的暴行激起满腔义愤的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和其他市民一起围住了一辆装甲指挥车。他用棉被盖在指挥车上点燃,里面的军官给熏了出来,一溜烟跑掉了。1989年六四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朱更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更生在北京市看守所内关押死刑犯的号中,戴上脚镣、手铐度过了不得安眠的700多天。1991年秋,最高人民法院经死刑复核程序,改判朱更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1993年,朱更生由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199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经数次减刑后,尚有余刑1年多,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第5分监区。
    
    朱更生年迈的母亲住在小西天大女儿家中;朱更生出狱后也将在大姐家栖身。
    
    李玉君:现年40多岁。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附近和不少市民一起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3年,由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199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经减刑后,尚有余刑3年,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第5分监区。
    
    常景强:1969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当年20岁的他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人民医院门口与武警发生冲突,他用砖头砸伤一武警,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反革命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1991年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目前常景强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第5分监区,今年6月上旬将获释。
    
    姜亚群:1936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附近参与怒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1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1993年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姜亚群无任何亲属,因此从未有人去监狱探视过他。他患有癫痫病,因此不干活,也因而得不到减刑。目前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延庆监狱,尚有余刑4年。
    
    苗德顺:1963年生人,家住五路居西郊木材厂宿舍。1989年6月4日,他在五孔桥附近和民众一起怒烧戒严部队军车。1989年8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2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由于苗德顺从不认罪,直到1997年才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苗德顺在狱中从不写思想汇报,不干活,因此经常被狱警用警棍电击。
    
    目前苗德顺在北京市延庆监狱服刑。由于从未被减过刑,因此尚有余刑8年。
    
    石学之:1939年出生,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二拨子村人。1989年6月4日,他在学院路北京航空学院东门口一带,和许多市民一起焚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1991年夏天,石学之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准备出口美国的乳胶手套中塞了不少纸条,上面用中、英文写了“向美国人民致敬!”、“向自由女神致敬!”、“这是劳改产品!”、“二监关押了许多六四‘暴徒’!”等。后因狱外质检部门将部分手套退回时,石学之已不在原来车间干活,导致他写的纸条被发现。狱方为此极度恼怒,将石学之关了三个月禁闭;期间经常将他提回第7分监区,并公然违反相关规定,用警棍电击他的口腔、舌头、腋下和阴部,以法外惩处肆意加害石学之。
    
    
    
    
    
    
    1、实施言禁、报禁和党禁
    
    中国的《刑法》第105条第二款等条款,是专门用来搞以言治罪的,也就是说,是用来实施和维持言禁的;而这个制度不允许同人办报,是谓报禁;这个制度用《刑法》第105条第一款禁止反对党的合法存在,乃谓党禁。
    
    2、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
    
    孟德斯鸠早就指出:握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为了遏制这一倾向,必须用权力制衡权力,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中国的所有权力,都由政治局里的同一拨人所掌控,是谓三权合一。
    
    3、国家元首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通过普选产生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凡是大胆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难免会触犯言禁;凡是大胆行使出版自由权的人,难免会触犯报禁;凡是大胆行使结社自由权的人,难免会触犯党禁。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凡是赞成、倡扬三权分立的人,难免为执政者所不容。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凡是主张全民大选的人,难免为“元首”和“人民代表”所厌恶。
    
    一句话,凡是敢于冲击言禁、报禁、党禁,敢于公开呼唤宪政民主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七、六四受害者生存状况之改变
    
    在六四这个案子没有翻过来之前,在造成六四惨案的制度没有改变之前,要改变六四受害者的生存状态,需要:
    
    1、六四受害者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成长
    
    如果我们认为六四屠刀下的死难者约为2600人是可信的,那么,迄今为止还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死难者家属公开发出了伸冤和抗争的声音。而数以万计的六四伤残者中,也只有为数很少的人站了出来。六四后被判刑、被劳教的良心犯,一直未能公开进行抗争的,也大有人在。而六四后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保持沉默、忍气吞声的当不在少数。
    
    我们认为,改变缺乏尊严的生存状态,首先需要六四受害者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成长。有了这一条,就可以逐步做到:
    
    (1)从含冤忍辱中走出来,行使说真话的权利,公开说出受害真相,找回或提升做人的尊严。
    
    (2)形成和平理性抗争、像天安门母亲那样的六四受害者群体。
    
    (3)既维护自身权利,又捍卫他人权利,关注、帮助其他政治受害者,如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五七受害者,六四后因冲击言禁、报禁、党禁而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及受到各种宗教迫害的群体等;关注、帮助其他受到制度性侵害的群体,如因暗箱转制、强制拆迁、强迫“征地”、刑讯逼供、任意羁押而造成的受害者群体。
    
    2、其他民众对六四受害者的关注、声援和帮助
    
    这既是宝贵的,也是可行的。例如:六四死难者的同学、朋友、同事提供或公布死难者线索;六四屠杀的目击者、六四后参与救治死伤者的医务人员等,直接或间接地冲击六四禁区,说出事件真相;给六四难属、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提供人道帮助等等。20年来,已有不少人这么做了。我们希望,会有更多的人这么去做---- 2009年5月6日,80多位华人基督徒发表关于六四20周年的历史性宣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而每年六四之夜,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闪烁摇曳的万千烛光,则是对死者至贞的祭奠和缅怀,也是对生者至诚的关爱和慰藉。
    
    3、国际社会对六四受害者的关注、声援和帮助
    
    中国六四受害者是20世纪一场特大人权灾难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声援和帮助,将会有力地鼓舞他们捍卫自己的人权、改变自己的命运。来自国际社会的关心和奥援包括两部分。一是来自民间,二是来自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民主国家政府。
    
    在民间方面,如果能将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天安门母亲”群体,那会是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中国六四受害者的有力声援。对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民主国家政府来说,坚持适时对中国六四受害者的人权状况公开发出关注的声音,并与六四受害者建立直接接触和联系的渠道,应当成为可取的选项。
    
    结语
    
    鉴于当局所设置的六四禁区,本报告所汇集的六四受害者资料是远不完备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六四受害者说出真相、见证迫害,希望更多的知晓相关情况的国人拒绝遗忘、重建记忆;在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才会有公道和正义,六四这个案子才会被翻过来。
    
    六四这个案子不翻过来,九泉之下的六四英灵不答应,其他六四受害者不答应,这个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不答应;六四这个案子不翻过来,人类良知、社会公义不答应;六四这个案子不翻过来,列祖列宗、天道天理不答应。
    
    
    
    
    为了使六四那样的杀戮在中华大地上不再重演,为了使六四那样的人权灾难在中华大地上不再重现,六四这个案子是一定要翻过来的。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案子翻过来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案子翻过来了;1980年韩国光州事件的案子翻过来了。我们相信,依靠六四受害者和其他政治受害者的努力,依靠一切受到制度性不公正伤害的民众的努力,依靠其他有良知、有识见的海内外人士的共同努力,六四这个案子是一定会翻过来的。
    
    因为网站技术原因,此为该报告的第一部分,接下来的部分请点击以下链接地址:
    
    参考资料:
    
    丁子霖:《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4.
    
    丁子霖、蒋培坤:《生者与死者》。香港:中国人权,2000.
    
    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
    
    蒋彦永: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2004.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纽约:明镜出版社,2000.
    
    陈小雅:《沉重的回首》。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
    
    雷音:《杨宪益传》。北京:自费印刷,2004.
    
    王丹、王超华、江棋生等:《六四亲历者回忆录》。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
    
    于浩成:《风雨鸡鸣》。香港:晨钟书局,2007.
    
    303位中国公民:零八宪章,2008年12月9日。
    
    天安门母亲网站:www.tiananmenmother.org
    
    部分六四人士和六四“暴徒”提供的第一手材料。
    
    附件:
    
    一、部分六四死难者基本情况和天安门母亲名单
    
    191位六四死难者基本情况
    
    编号0001姓名蒋捷连性别男遇难年龄17
    
    家庭所在地北京市
    
    生前单位、职业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四班学生
    
    遇难情况:
    
    89.6.3.夜10:30左右,从家中卫生间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11点多戒严部队强行突进至木樨地,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遭枪杀。中弹后对同伴说:“快跑!我可能中弹了!”随即倒下。子弹从后背左侧穿胸而过,伤及心脏,送市儿童医院抢救无效身亡。医院开具证明“来院前已死亡”,为 6.3夜木樨地第一批遇难者。6月7日于八宝山火化,骨灰一直放置在家中灵堂内。
    
    家庭情况父,蒋培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母,丁子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于95年、蒋于96年已提前强制性退休。
    
    地址海淀区万柳中路新纪元家园2号楼6单元702号
    
    邮编100089电话82573763
    
    备注南方乡间通信址:江苏省锡山市张泾镇泾皋新村37号,邮编:214194.电话:0510-3792489
    
    编号0002姓名王楠性别男遇难年龄19
    
    家庭所在地北京市
    
    生前单位、职业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二学生
    
    遇难情况:
    
    89.6.3夜11时,携像机离家,6.4凌晨在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戒严部队禁止救护队抢救,两、三小时后身亡,当即与其他尸体被埋于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绿地内。6.7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将尸体挖出,因穿军服被疑为戒严部队士兵,送往护国寺医院,其家人6.14才找到尸体,于 6.26经市公安局出具“外出死亡”证明于八宝山火化,骨灰安放在万安公墓骨灰堂。
    
    家庭情况父,王范地,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已退休。母,张先玲,航天部高级工程师,已退休。王楠有两兄长。
    
    家庭情况父,谢建国,铁道部建厂局工人;母,刘梅花,现均已退休;有四个姐姐。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铁路东宿舍12号楼51门6号
    
    邮编100038电话63404817(H)
    
    编号0008姓名肖波性别男遇难年龄27
    
    家庭所在地湖南龙山县
    
    生前单位、职业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肖16岁即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
    
    遇难情况
    
    89.6.3.夜,肖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被子弹击中前胸,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火化后骨灰送湖南湘西龙山县家乡存放。6月3日是肖波的生日。肖遇难时留下一对孪生子,刚出生才70天,其中一子出生时即患有脑瘫。
    
    家庭情况父,肖昌宜,龙山县审计局局长;母,姚瑞生,县盐业公司职工,均已退休;肖有一姐一弟。妻,刘天媛,于92年再嫁,丈夫为肖波生前好友朱苏人。朱在北京北方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法学所任教,刘在北京某银行任职。
    
    地址北京北方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法学所
    
    邮编100041电话68839078(朱家)
    
    备注萧父母:湖南省龙山县盐业公司,P:416800,T:0743-6223039;刘父:P:416000;T:0743-8221522(H)。
    
    编号0009姓名孙辉性别男遇难年龄19
    
    家庭所在地宁夏石咀山市
    
    生前单位、职业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4班学生
    
    遇难情况
    
    89.6.4.晨,骑车寻找被戒严部队冲散的同班同学,身穿北大背心,下穿牛仔裤,于复兴门附近被射杀,横尸街头。遗体火化后,在北京老山骨灰堂存放三年,后移置在宁夏家中。
    
    家庭情况父,孙承康,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煤矿准备队助理工程师;母,于清,家庭妇女。祖母思念孙子悲痛过度于92年去世。有一兄一姐,均已成家。姐,孙宁。
    
    地址宁夏石咀山市石炭井工人新村北街21栋2号
    
    邮编753300电话0952-41152(传)
    
    备注现通讯处:孙宁:郑州市花园路85号新闻大厦指挥部:P:450003T:0371-5719281(0)5710461(H)
    
    编号0010姓名陆春林性别男遇难年龄27
    
    家庭所在地江苏吴江市
    
    生前单位、职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6级研究生
    
    遇难情况
    
    89.6.3.夜,在木樨地被戒严部队射杀,临终前将身上证件交行人送回学校,由校方认回尸体火化,骨灰安葬在江苏老家自家桑园内自家桑园内
    
    家庭情况父,陆马生,当地乡镇企业炊事员,已退休;母,陆玉宝,农村妇女。姐已成婚,陆遇难后其姐全家迁回当地与父母同住。有一弟,陆坤林,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夏威夷深造。
    
    地址江苏省吴江市横扇镇星字湾村三队邮编215224
    
    备注由其叔周亚都(陆祥生)收转:横扇镇卫生院医生,P:215224T:0512-3699527(0)。
    
    编号0011姓名张向红性别女遇难年龄20
    
    家庭所在地北京市
    
    生前单位、职业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国际共运专业87级学生
    
    遇难情况
    
    89.6.3.夜11点多,与兄嫂多人从珠市口亲戚家出来归家的途中,在前门遇戒严部队受阻,并被冲散。张与嫂一起躲在前门西侧树丛后,被子弹击中左胸主动脉,穿透后背,送市急救中心,6月4日凌晨去世。骨灰葬于太子峪公墓。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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