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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谱重修: 首次收入韩国后裔 家谱上的迁徙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25日 转载)
    
    来源:中国周刊
     (博讯 boxun.com)

    
    此次修谱前,孔氏家谱不过大修了四次,明代一次,清代两次,民国一次。
    
    自辛亥革命以来,孔子家族的命运,就如同一张翻来翻去的烙饼,随着中国这个古老文化国度的政治文化走向随时发生变化,而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儒家学说曾经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主流文化。
    
    “十三年的工作算是完成了。”10月9日,在济南孔子世家谱工作协会办公室,83岁的孔德墉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孔德墉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同族兄弟,此次修谱的负责人。
    
    15天前,他从孔庙北门踏上红地毯,缓步迈入大成殿。宣告孔氏家族这个中国最有影响力世家家谱第五次大修的完成。
    
    肉身的孔子逝世于公元前479年,但是作为精神象征的孔子历千年而不死,一直对他身后的国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重提修谱
    
    1987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曲阜召开,在那次会议上,孔德墉见到了谷牧和匡亚明。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跟他说到了修谱。
    
    “家谱不能我修啊,那是孔德成的事。”孔德墉说。
    
    孔德成是孔家末代衍圣公,衍圣公是孔子历代嫡长子,掌管孔府事务。孔德成当时在台湾定居。传统上,修谱当由衍圣公主持。
    
    “孔德成先生远在台北,难道你们的家谱就要断掉?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帮你们修家谱。要是你们的家谱断了,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啊。”谷牧对孔德墉说。
    
    “谷老,您这是上纲上线啊。”
    
    “这可不是上纲上线,你不要把家谱看成你们家的事,这是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你要好好考虑。”
    
    “谷老,我会好好考虑的。”
    
    不过,在那时,孔德墉对修谱还真不大感兴趣。
    
    “我从小在孔府长大,可我是个叛逆者,我讨厌孔府,光偷逃就逃了四次。可我只能说好好考虑,否则的话,谷老不让我走。”孔德墉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
    
    曲阜市政府方面,也在筹划着重修孔子世家谱的事情。1989年,曲阜市委书记找到孔德墉,再提重修家谱,并且给孔德墉看了一把“尚方宝剑”:中央对台办打给曲阜市政府的电话记录。记录中写道:孔家的家谱可以修。
    
    后来,市委书记上调走了,继任的市委书记更想做这件事。但孔德墉没有多大的热情,“他们每年都找人跟我谈,到了1996年,我实在推辞不过,只好答应说试试看。”
    
    不过,一位参加了颁谱仪式的媒体同行则这样对记者说:“在颁谱仪式上,曲阜当地政府的官员告诉我,这次修谱,就是他们孔家自己的事,跟政府没有关系。”
    
    显赫孔府
    
    单看孔府的式微,就可知它曾经的显赫。孔府在过去封建社会成衍圣公府,衍圣公的爵位自孔子第46代孙开始,由嫡长子世代袭封,掌管孔府事务。
    
    “但是这些到了清朝灭亡之后就逐渐淡化了。”孔德墉说。原因是步入共和之后,政府对于孔氏家族的优惠政策没有了,比如说免兵役、免田赋,衍圣公府对于孔氏族人的号召力开始大不如从前。
    
    不过,衍圣公府的祭祀仪式一直保留着,国民政府也还保留了给衍圣公的专项俸禄。1915年,袁世凯称帝,孔子一下子又火了起来。之前的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率领百官来到孔庙,祭祀孔子,并且为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晋加郡王衔。
    
    这只是千年孔府的回光返照。
    
    但是在孔府,对于子嗣的传承看得依然很重。直到孔令贻48岁去世之前,这位衍圣公还没有子嗣,延续千年的衍圣公爵位能否传下去的希望,寄托在已经怀孕五个月的王夫人身上。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已非昔日的衍圣公府,依然可以上达天听。孔令贻临终前,口述了两封信,一封给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一封给逊帝溥仪,请求如果王氏生子,请立为衍圣公。总统和逊帝,孔令贻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
     1920年正月初四,“小公爷”诞生了,孔府上下一片欢腾,曲阜城内鸣礼炮十二响以示庆贺。孔府电函大总统、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山东省长。“小公爷”,即第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也是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位衍圣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的冬天,日军侵入山东。在一名国民党师长的保护下,孔德成离开曲阜。1947年,他短暂地重回了一趟家乡,就远赴台湾。孔德墉则一直留在曲阜,直到1980年代,才定居香港。兄弟俩再相见,已是20世纪的末期了。
    
    “洗礼”
    
    1946年10月解放军攻克曲阜,“孔府也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孔府的减息减租都是我父亲主持的。”孔德墉说。
    
    1947年,解放军战略撤退,孔德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做了短暂的逗留。他在孔府召集了全体管事人员的大会,谈到解放军领导佃户斗去孔府的粮食问题,有些人主张反攻倒算。
    
    孔德成不同意,他甚至亲笔写下手谕:八路占曲阜时由其率领各佃户斗去之粮粒,事成既往,概不追究,纵有自动请退者亦不予接受。
    
    1948年,解放军再次占领曲阜,孔府收为公产延至今日。
    
    现在,在孔府,每当有游人到此,当地的导游总是不忘告诉游客:“现在孔府已经收归政府所有,即使孔家的人回到这里,也一样要买门票参观。”
    
    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当地的孔氏族人遭了殃。
    
    “批林批孔,可把姓孔的整惨了,很多人都不敢说自己姓孔。”曲阜当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说。”
    
    当时,孔德墉正被下放到干校,没有因为这个问题挨批。但是在此之前的“文革”,有过一次与红卫兵的交手。
    
    曲阜所有的孔氏族人都记得一个名字:谭厚兰。1966年11月,谭厚兰到了曲阜,“整肃封建残余”,第一次,她想砸孔府中的成化碑,没有成功。第二次,谭厚兰带了200多人再次到来,用拖拉机把成化碑拉成两截。至今,修复的成化碑裂痕清晰可见;孔子墓被挖,墓碑砸成58块;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墓被挖,孔令贻被曝尸。
    
    孔德成不在了,谭厚兰不知道怎么知道还有一个孔德墉,她开始找孔德墉。
    
    “当时曲阜只有孔繁银跟我有联系,谭厚兰找到他,把他吊了起来,但是孔繁银一直不说,只说不知道。后来谭厚兰又找了另外一个族人,那个族人没有扛住。”语气唏嘘中,孔德墉仿佛回到那个年代。
    
    孔德墉还是被找到了,并接受了“审问”。
    
    “审问”孔德墉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排长,姓张。
    
    一参军就是排长的孔德墉,心里对他还有点不以为然:“张排长,你说我是地主,是不了解情况,你搞过土改没有?我搞过土改,土改怎么划分?解放前三年、剥削量百分之三十。而1945年我就离开孔府了,再说孔府一亩地一年收八分钱,这是我在账本上看到的,一年收八分钱怎么够得上百分之三十?”
    
    “你们家有颐和园式的大花园!”
    
    “我们家有个花园是不错,但是跟颐和园没法比,连颐和园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不信你去看看。”
    
    “那你们家有多少地?”
    
    “我家没地。孔德成没有分给我。我家在孔府一直是供给制。生活用品都是按时发放的。我吃饭四菜一汤,孔德成是八菜一汤。我连钞票都没有见过,买东西是仆人去领了钱买的。”
    
    不欢而散。孔德墉嘴上没有服软,但是看那阵势,心里却在打鼓,悄悄地让同事第二天从家里带被窝过来。
    
    没想到,第二天没有消息,第三天也没有消息,然后竟然没有消息了。后来才知道,这事被报到了一个军代表那里,被制止了。
    
    “我看那个军代表,还真是有些水平哩。”孔德墉悠悠地说。
    
    乍暖还寒
    
    孔德墉再回到家乡,已经是改革开放年代。一个朋友到曲阜去玩,无意中说起他认识孔德墉,在旁边的副县长听了,马上跟他说:“你能不能给带个话,让孔德墉先生回来看看,听说他‘文革’受了委屈。”
    
    孔德墉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住孔府;第二,不见父母官;第三,不接触新闻媒体。然后一个人坐着火车回到曲阜。去曲阜时,孔德墉带了个相机,准备拍一些照片寄给大哥孔德成。
    
    在曲阜,中午的时候,孔德墉一个人背着相机,找了个包子铺吃饭,正在排队,一位老者走过来:“您是墉少爷吧?”
    
    “我是。”
    
    “您不认识我啦?我是海林家的人啊,那时候海林老上您家,都是我接他。您怎么在这儿吃饭不到孔府吃饭啊?”
     老者让孔德墉坐下,端来包子。吃了饭,又把他送到孔府。
    
    孔德墉到那里去找的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个朋友,朋友不在,孔德墉在孔府门口待着,不进孔府的门。
    
    到了下午,那人回来了,县长也跟着来了。
    
    县长说:“您回家不上孔府怎么行啊,您不上孔府我们怎么交待。您还得上孔府。”
    
    孔德墉被安排在西路的弘和轩后面的一个房子,过去是父亲孔令煜办公的地方。
    
    负责整理孔府文物的专家也趁机向孔德墉请教问题----
    
    “石生是谁啊?”
    
    “是我。”
    
    “那星源是谁啊?”
    
    “是我。”
    
    “那红萼公子是谁啊?”
    
    “还是我。”
    
    这些,都是专家们在整理孔府留存的练习本上看到的奇怪的名字。现在,“真相大白”了。
    
    孔德墉也突然感兴趣了,他提出想看看自己当年的练习本。
    
    得到的回答是:“很抱歉,不能。”
    
    后来县长建议出去玩玩。一辆上海牌汽车开来了,前面还坐着警察。孔德墉一看,挺反感:“我刚从牛棚里出来,你们怎么又叫警察,咱能不能不叫警察。”
    
    县长解释:“您不知道,现在还有反孔势力。”
    
    孔德墉说:“那也不行,太别扭了。”
    
    后来换了一个汽车队长。上尼山,汽车队长还带了两暖瓶水。孔德墉问:“这是干什么?”汽车队长说:“您别问了,领导让带的。”后来才知道,是怕人放毒,所以自己带水喝。
    
    到了孔林,孔德墉才知道那些人说得并不假。头一天刚修复起来的孔子墓,第二天就被人毁平了。
    
    自然而然,孔德墉问到了孔令贻被曝尸的事,县长说:“哎,没这回事。”
    
    筹备
    
    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五兄弟繁衍,到孔德成,德字辈的近支有22人,孔德墉找到17人。一提重修家谱,大家都热烈赞成。
    
    “我一看,原来大家都赞成,就我一个人反对,也不反对了。就开始准备修了。”孔德墉说。
    
    1996年10月1日,孔德墉到了台湾,找到孔德成,商谈重修家谱。历经种种运动,孔氏家族还保持着自己的规矩:修家谱,是宗子衍圣公的事情。别人修,要征得宗子的同意。
    
    一说修谱,孔德成连说了三个应该修。“可是怎么修法啊?哪来的钱?现在再修,可是天文数字,又经过了几十年战乱,你怎么联系啊?”
    
    “现在有有利条件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交通发达联系方便,不利条件是政府不会支持我,我也不会找政府。”当时的台湾和内地还存在不少隔阂,孔德墉没和大哥孔德成透露实底。但是在之后的修谱岁月中,他确实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
    
    “当时在台湾我就跟孔德成谈到了韩国人入谱的问题,之前韩国的孔子后裔从来没有入过谱,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这次一定要把韩国人吸收进来。但是女性入谱没敢谈,如果他要是不同意这事就干不成了。”孔德墉对记者说。
    
    两年之后的1998年3月,关于修谱的事情已经开了三次筹备会。第三次筹备会开完,孔德墉去了一趟民政部,说明来意:因修家谱想成立个机构。民政部答复:“对于修家谱,我们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只要你们不反对,我们就当个文化事业来做吧。”
    
    “是,你们这个家族不是一般的家族,应该修。但是建国以来有两百多万个社团,鱼龙混杂,现在正在清理整顿,停止成立。你们修家谱还要成立机构?”
    
    “孔子后裔遍及全世界,我不成立机构怎么干?我在香港成立机构吧。”
    
    “那没问题。”但是民政部要求,在香港成立的机构,如果在内地搞大型的活动,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内地社团联合开展,孔德墉想到了谷牧领导的国际儒学联合会。
    
    其实,在民政部注册通不过是孔德墉意料之中的,早在2月份,他就已经在香港注册了机构,机构的名称叫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
     低调修谱
    
    孔德墉找到谷牧,谷牧赞成,但是非常谨慎。按照程序,谷牧让孔德墉递交一份报告给国际儒学联合会。谷牧特地告诉孔德墉,不要说修谱,只说要求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一个孔子世家谱牒课题研究组。
    
    1998年5月,孔德墉因事到北京,谷牧正在香山召开“孔子与人论”的会议,会议已经接近尾声,听说孔德墉来了,谷牧让他立刻赶往香山。
    
    “你看到没有?”谷牧指着会议的条幅,“开这个会,打了好几次报告才通过。所以现在你千万不要说你是修谱,外面要是问你,你就说我们叫你去调查,调查了登记表是给我们研究的。现在还有‘左’先生,如果给你向中央写封信,你就夭折了。这几年你就默默无闻地做这件事吧。”
    
    但是孔德墉要造造势,否则修谱的工作难以展开。
    
    1998年10月,孔德墉邀请美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等各地的孔氏宗亲代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向国际儒学联合会打报告时,本来准备叫“孔子世家谱调查工作会议”。
    
    但是谷牧看了之后说:“还是叫孔子世家谱调查工作筹备会议稳妥些。”孔德墉事后才察觉到,这是谷牧保护他顺利修谱的良苦用心。
    
    该开始联络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孔氏族人了,先是广州的岭南派,然后江苏,再是西南的云贵川、重庆,接着是西北的陕甘宁,再由大到小到各个县市,耄耋之年的孔德墉老当益壮,马不停蹄,所有接触过孔德墉的人对他都有这样的印象:精力旺盛。
    
    “革命洗礼”有余音
    
    开始修谱的时候,别人也不认同孔德墉。
    
    在河南开修谱会议时,因为河南之前曾因修谱被骗,所以在介绍孔德墉时特意说明:“这次不是骗人的,这是从香港来的孔德墉。”
    
    结果当地的宗亲说:“哦,从香港过来诈骗了。”
    
    后来孔德墉把河南的四十多名孔氏宗亲代表都请到了济南,河南宗亲还是心存疑虑:“我们没有家谱。”
    
    孔德墉说:“没关系,咱们先开会,开完会入不入谱是你们的自由。我不是骗子,你们开,你们来路费我报销,住店我报销,哪有这样的骗子?”
    
    开了一天会,河南宗亲代表把他们保存的家谱拿了出来:“我们也带了一些表。”
    
    孔德墉还是说:“不急,咱们先开会,开完会再说。你们不愿意入谱有各种原因:不相信我,认为我是骗子;经过革命洗礼,家庭观念淡漠;这是封建活动,不愿参加。但是我不能把你们抛弃了,因为河南有二三十万孔子后裔,我如果抛弃你们是我不负责任。”
    
    到了第三天,河南宗亲搬出了几箱子的家谱:“你们是真修谱,这次我们信了。”
    
    还有一些入谱的人,心存忧虑。孔德墉开展修谱工作时,现任法国大使的孔泉当时是外交部发言人,写了一封信给孔德墉询问自己家的情况。通过家谱,查到了孔泉的情况,孔德墉给孔泉回信,说明情况。
    
    不久,孔泉的父亲寄来了填表入谱的请求,但没有孔泉。孔德墉感到奇怪,给老人家写信询问:“您儿子怎么不入谱?”过了四个月孔泉才入谱,又过了四个月,孔泉的弟弟入了谱,又过了几个月,孔泉的妹妹入了谱。
    
    之后,孔泉的父亲寄来一千块钱,说:“我是退休人员,没有钱,但是要支持你们修谱。”孔德墉回信表示感谢,并且表达了想到北京拜访老人的愿望。
    
    在北京,老人一见到孔德墉就说:“我是担心孔泉他们的工作。”
    
    但是自孔德墉1999年开展活动以来,“每到一处,都是绿灯,各地的领导都很支持,从来没有碰到过红灯。”孔德墉说。在泸州开会时,当地的常务副市长到场,但是没有讲话,这让孔德墉觉得他“保守”。
    
    尾声
    
    十三年,谱修成了,总谱80册,重125公斤。孔德墉送出了三部:一部送给中国国家图书馆,一部送给台湾“中央图书馆”,还有一部,保留在曲阜孔府。孔氏宗亲想保藏家谱的,一律需要花钱购买。
    
    颁谱仪式隆重,很多政府官员出席。有海外媒体据此称:中国儒家思想热潮的复兴又迈出了重要一步。而学者马立诚在梳理近年来的七大思潮时,把儒家学说的抬头列为其中之一。
    
    对于这些,孔德墉并不完全了解,但他对儒家学说有自己的理解:“要让我说,我觉得儒家的学说可以贯穿到人的生活、教育甚至治国方策。但是中国不能忘了马列主义。”
    
    对他而言,修谱,只是完成了自己和家族的一件大事。
    
    家谱上的迁徙
    
    孔氏家谱大修,耗时13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孔家分支众多,孔子后裔遍布中国各地乃至国外。
     此次修谱,韩国的孔氏后裔首次被收入家谱。而孔氏后裔如何远走韩国,则要追溯到七百多年前。
    
    话说当年,经过耗时三十年的六次战争,蒙古攻占高丽。为了便于统治,高丽国王的儿子被留在中国做人质。及至元顺帝时代,开始采取联姻的怀柔政策,1349年,元顺帝将自己的公主嫁给留在中国做人质的高丽王子。
    
    第二年,高丽国王去世,元朝将高丽王子遣送回国登基即位。在陪同公主去高丽的队伍中,有一位翰林院大学士,姓孔,名昭。是为孔子第五十四代孙。
    
    第一次迁徙海外
    
    孔昭至高丽,入选国学,位列八学士之一,因避讳,改名孔绍,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其后代名人辈出,蔚为望族。
    
    韩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对孔氏家族的优待上即可见一斑:李朝正宗十六年(1792年),国王考求曲阜孔氏族谱,命本国孔氏以曲阜为籍贯,以示不忘祖先,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政策:孔氏族人读书,要录取名学校,平民百姓免除杂役,凡孔氏族人做奴做婢者,一律解除奴婢身份,甚至罪犯也不在杖囚之列,并且仿中国衍圣公制度给孔氏以世爵。
    
    由于这一系列的优渥政策,孔氏族人在韩国繁衍很快,到如今,这一支孔氏族人,已经发展到七万多人,且名人辈出。近代以降,原朝鲜政务院总理孔镇泰、韩国外务省长官孔鲁明、以及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孔正植、前海军司令孔国镇,均为孔子后裔。
    
    虽然远在异邦,在祭祀方面,韩国的孔氏族人一点也不含糊。在韩国,大大小小的孔庙、祠堂有三百多处,供奉着孔子的塑像和灵位,每年孔子的诞辰,都有重大的活动举行。
    
    孔昭迁移高丽,是曲阜孔氏家族第一支迁居海外的孔氏后裔,自此之后的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又有大批孔氏后裔下南洋,之后又有一批移居欧美,形成现在世界各地均有孔氏后裔的情形。
    
    民国期间,朝鲜孔氏虽然与衍圣公府有书信往来,但是并不见面。韩国孔氏的第一次寻根,是在1988年,韩国孔氏大宗会副会长孔树泳率领韩国孔氏族人代表团来到曲阜,寻根归宗。
    
    他们想知道,故乡是否还记得他们这一支异国的子孙,他们担心,一切痕迹因为历史的变迁而荡然无存。
    
    但是在孔树泳到曲阜的第二天,孔府文管会就从孔府档案的《居住朝鲜世系草稿》中,查到了孔昭随迁的记载。
    
    至此之后,韩国孔氏后裔和国内的联系多了起来。韩国曲阜孔氏宗亲会会长孔正植访问曲阜,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代表孔府为族亲接风,在宴会上,孔正植把脸靠近孔德懋的脸,要大家仔细看像不像,孔正植夫人左看右看:“像,太像了。”宴会上,根据族谱,排了辈分,定了称呼。七百年聚散,但是骨血相连。
    
    如果没有家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险些灭绝
    
    自孔子至今两千五百年,代有传承,世为罕见。而世代传承的家谱,则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
    
    而孔氏族人的早期重要的每一次迁徙,都清楚地记录在家谱之中。据孔子世家谱记载,自孔子以下,八代单传。从三十五代开始,因后世人数众多,逐渐形成十派,因居住地划分为十派:宁陵派、献县派、鲁山派、浏阳派、郏县派、桂东派、丹阳派、临江派、岭南派、平阳派。
    
    孔氏嫡孙则世代住在曲阜,外地子孙在四十二代以前,分为以上十派。到了四十二代时,孔氏家族发生了一场大动乱。孔子嫡孙世袭爵位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十二年,皇帝将孔子三十五代孙封为文宣公,此后世代承袭,并有一系列的优渥政策。到四十二代嫡孙孔光嗣时,正值五代乱世,孔府中负责清扫的杂役孔末,觊觎孔府爵位,买通官府,杀死孔光嗣,篡权夺位。为了斩草除根,孔末还要杀死孔光嗣的独子孔仁玉。
    
    孔氏血脉命不该绝,那天孔仁玉恰好被母亲带回姥姥张家。孔末追杀至张姥姥家时,恰巧张姥姥有个年幼的儿子与孔仁玉年龄相仿,相貌相似。为保圣人独苗,张姥姥含泪舍子,把孔仁玉的衣服换在了小儿子身上。
    
    之后的故事宛如戏文:孔仁玉隐姓埋名,发愤读书,金榜题名,被封太学士。孔仁玉才将孔末乱孔之事奏明皇帝。孔末被诛,孔仁玉复任文宣公,被孔氏家族称为“中兴祖”。
    
    为感谢张姥姥,孔仁玉奏请皇帝批准,孔家与张家世代为亲,并赐张姥姥一柄龙头拐杖,可管教、杖打文宣府的一品诰命夫人。龙头拐杖也世代承袭,不过是由张家的长房儿媳继承。
    
    孔德成时代,孔府每遇红白喜事,“张姥姥”必定带人参加,也必定成为孔府的“座上客”。
    
    孔仁玉之后,孔氏家族的谱系便不按过去的十派划分,而是开始以孔仁玉的子嗣繁衍形成家谱。这一支发展五十三代共有六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人居住在曲阜,后人便以这二十人分为二十派,迁出曲阜的,世系另序。二十派发展到五十七代,家族已经繁衍到六十家,于是又以这六十家定了六十户,各有户名,此后,曲阜孔氏家族就以六十户为系。
    
    说起陈年旧事,孔德墉长叹:“孔子世家谱难修,因为千丝万缕啊。”
     衍圣公离乡
    
    文宣公称号自宋代起被仁宗皇帝改为衍圣公,此后世代承袭,直到孔德成。孔德成是最后一位衍圣公。
    
    1935年,蒋介石决定把衍圣公的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这是当时中央官员中最高级别待遇。至此之后,衍圣公封号不再,1948年,孔德成去了台湾,他的后代也一直延续这一称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年冬天,济南失陷。日本人深深懂得孔圣人在中国的象征意义,对孔府不动兵戈,想借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民党也察觉到“小圣人”孔德成兹事体大。
    
    孔德墉记得,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孔德成到了他们家,要找族叔孔令煜。“当时我父亲不在家,大哥对我母亲说,蒋介石派了国民党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来接他走。因为大伯过世早,大哥有什么事都喜欢跟我父亲商量。”孔德墉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你不能走啊,他大嫂都八个月了,怀着孩子哪,怎么能走?再说你走了,祭祀怎么办?”孔令煜的夫人反问孔德成。孔德成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夜里12点,孔德成再次到了孔德墉的家,这一次,他身边一边多了一把“盒子枪”。跟随着的,还有孙桐萱。一进门就问孔令煜在哪里。得知孔撤退到宁阳之后,孙桐萱马上派人把孔令煜接了回来。
    
    孔令煜回来之后,孔德成委托族叔管理孔府事务,“当时还签了协议。”
    
    凌晨四点多钟,末代衍圣公跟着国民党的师长,仓皇离开了故乡。两个多小时后,日本侵略者进入了曲阜。一个国家延续了千年的文化代表,终于没有落入入侵者之手。
    
    “所以我说国民党这件事是做对了,不能说他们是‘劫持’,应该说是‘奉迎’。否则的话孔德成被日本人劫持了,就成伪圣人了。”回忆七十年前的离别,孔德墉如是说。
    
    之后的孔德成曾于1947年回到曲阜做过短暂的逗留,1948年,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过内地。从孔子到孔德成,七十六代嫡长子只有三代离开故乡,孔德成是其中之一。
    
    孔族在台湾
    
    2008年去世的孔德成虽然远居台湾,但是,在曲阜孔氏族人看来,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宗主地位。只要政治气候允许,在孔德成去世之前,每逢大事,还是需要得到宗主的首肯,比如此次的重修家谱。
    
    不过,自1937年国民政府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来,随着孔德成的去世,“衍圣公”这一名词成为了历史。
    
    在台湾地区,针对孔氏家族,专门有一套奉祀官制度,类似于“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由孔德成的嫡长子世代承袭。根据国民党政府一九三五所订的行政命令,移居台湾的孔德成家族每年可以从“台湾政府”领取世袭特任官的支薪,至孔德成去世之前,奉祀官每月支薪已达17万新台币。
    
    除此之外,在“台湾政府”每年的预算中,还有相当大一笔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预算。这笔预算,在1988年是595万新台币,次年则是743万新台币。而在那两年之间,台湾曾有官员提案删除此项预算,但是最终都了无结果。但是在孔德成去世之后,台湾的孔氏后裔已经表示,不愿再享受世袭特任官的支薪。
    
    孔德成长子孔维益早逝,因此“奉祀官”采隔代继承。今年9月29日,台湾“总统”马英九给孔德成的嫡长孙孔垂长下达了聘书,不久,这位孔子的第七十九代嫡长孙将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身份,参加台北孔庙以及“总统府”举行的祭孔典礼。
    
    在受聘之前,今年34岁的孔垂长颇为犹豫,目前在一家台商公司服务的他想法简单:只希望在社会优游自在地过平凡的生活。
    
    孔德成去台,肯定不是孔氏家族的最后一次迁徙,但却是代表孔子精神象征的孔氏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在台湾地区,虽然也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儒家文化却一直延续不断。如今,孔氏家族与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文化已经开始渐行渐远,未来儒家文化的走向,和这个家族的关系也愈加淡漠。
    
    链接:孔子世家谱历代大修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孔氏族谱,为北宋元丰及明弘治年间所修,但久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天启、康熙、乾隆和民国所修的四部。
    
    为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衍圣公府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设立鉴定一人,由衍圣公担任;监修二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提调二人,由正一品荫生候选员外郎和曲阜县世职知县担任;以下编次、掌收、校阅、誉录、督刊、收发等职,也是各由四品执事官、候选州同知之类有官职者及有科名的人员担任。
    
    上一次的民国大修,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专门设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孔德成任总裁,由族长孔传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66名,另有一些勤杂员役。修谱时,衍圣公府要先行制订条规、颁布榜示,制订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然后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后,各执事人员进入修谱的专设机构纂局内办公。族谱纂修完成,要在孔庙举行隆重的告祭仪式。
     修谱者孔德墉
    
    孔德墉有香港的绿卡,出国、到台湾比较方便;身为商人,可以提供修谱需要的大量前期资金;和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未出五服的兄弟,骨血相连。在21世纪修孔氏家谱,对负责人要求颇多,孔德墉恰好拥有这些条件。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我,很多人心想,你孔德墉凭什么修谱?”孔德墉说,“那时候我每到一处,总有宗亲问我,你认识孔德成吗?我说那是我大哥。人家又问,他同意你修谱?我说同意,人家半信半疑。我只好说我们兄弟之间是不是还要签个合同?”
    
    孔德墉摊了摊手。
    
    五服兄弟
    
    孔德墉和孔德成的关系,说来话长。要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说起。孔宪培娶了乾隆皇帝的女儿,但是没有子嗣。把二弟宪增的儿子过继膝下。
    
    “这是孔府的规矩。孔宪培兄弟五个,如果老二也没有子嗣,那就过继老三的,如果老三没有再过继老四的,如果兄弟五个都没有,那就过继叔伯兄弟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大家争夺嫡长子的地位。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谁也争不了。”孔德墉说。
    
    “孔宪增的儿子孔庆,也就是第七十三代衍圣公,是我们家的人,不是孔德成家的人。”孔德墉说的并不完全对,孔庆既不是孔德成家的人,也不是孔德墉家的人,而是他们共同的祖先。
    
    1980年代,孔德墉定居香港之后,开始和身在台湾的大哥孔德成通信。信都是通过孔德成在香港的一个学生带的。有一次,那个学生喝多了,跟孔德墉说:“你大哥怀疑你呢。”
    
    “我去香港的时候,都五十三了,还出去干什么?这确实容易招致政治敏感的人的怀疑,怪不得大哥孔德成会怀疑我去统战他。”孔德墉解释说。
    
    孔德墉听了很生气,一赌气,再也不和大哥联系。1996年为了修谱,孔德墉去了台湾,大哥孔德成一见他就说:“怎么过了16年你才来看我?”
    
    孔德墉气鼓鼓地说:“我这次来也不是为了专门来看你,我有笔生意,在台湾,需要我过来处理,就正好来看看你。”
    
    然后叙旧:家乡怎么样,哪些人不在了。兄弟两人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只谈亲情,不谈政治。
    
    说到修谱,孔德成连连赞成。但是,不谈政治的兄弟情谊,还是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孔德成自1990年代受聘总统府资政,2000年,民进党执政,2002年,孔德成续聘总统府资政。
    
    2005 年的时候,孔德墉到台湾去。孔德成突然对他说:“以后修谱的事别跟我谈。”孔德墉一愣:“怎么啦?原来我跟你说过,这事是我替你干,我凭什么修啊,你才是宗子。我还跟你说过,你这个衍圣公不简单,1937年你修过一次,这次又修一次,你一辈子能修两次谱。我还跟你说,你挂帅。谱上印的是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主修,我是副主修,你怎么能不修?”
    
    “唉,咱俩不是单独说过吗?我不能修。”孔德墉很诧异:“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后来才了解,他大概受到了一些民进党的压力,2007年,让儿子代替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大概意思有四点:一是开放以来,他从未涉足中国大陆,二是以后也不打算回老家曲阜,三是家里谈修谱的事,那已经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四和孔氏族人很少联系。”孔德墉说。
    
    开弓没有回头箭,此时,孔德墉在修谱上已经花了将近10年精力。何况,他知道大哥此举,只是碍于海峡彼岸的政治环境,并非不想修谱。果然,此后,孔德成并没有向弟弟表示不要修了。2008年,孔德成去世。
    
    生意经
    
    修谱需要的资金多达一千三百万元人民币,收来的入谱费根本不够。但是这难不到孔德墉,因为他拿得出来。
    
    1980年代,夫人身患绝症,孔德墉为此背负重债。如果不去香港,经济无以为继。
    
    内弟是做皮草生意的,初到香港的孔德墉依靠做皮草,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中国的塑料机械刚刚起步,完全依赖进口。而大陆从日本明河社进口一台机器要16.8万人民币。孔德墉从中国轻工业部的朋友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
    
    通过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帮忙,孔德墉得到日本十大企业之一伊藤忠的邀请。不懂日语,找了两个正在读书的研究生做翻译。
    
    到了伊藤忠,看到那里悬挂着中国国旗,孔德墉想:不是有什么外事活动吧。其中一个人说:“我去问问。”问了之后才知道,就是为了迎接他们的。
    
    伊藤忠的欢迎仪式很隆重,光部长就去了20多位。孔德墉一看那阵势,输人不输阵,对那两个翻译说:“你们好好给我翻译一下。”
     伊藤忠的一个部长,跷着二郎腿,拿着烟,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听说你是孔夫子的后代,士农工商,孔夫子把商排到最后一位,他轻视商业,你现在经商,不怕你们老祖宗生气?”
    
    “也不见得,孟子说孔夫子是圣之时者也。他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进化而进化。也可能孔夫子到现在做国际贸易做得要比我好。”
    
    掌声如雷,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
    
    孔德墉说明来意,伊藤忠的代表说他们在大阪有生产塑料机器的工厂,如果孔有兴趣,可以派人跟他一起去。
    
    午饭时间到了,伊藤忠的部长要请孔德墉吃饭,和翻译说:“我们能不能请孔先生吃顿便饭?”
    
    这一次轮到翻译牛气了:“不行,大使馆今天找孔先生有事。”
    
    “那晚上行不行?”
    
    “晚上更不行,孔先生有个宴会要参加。这样吧,我跟大使馆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中午的时间给你们。”
    
    翻译去了洗手间,转身就出来了。告诉伊藤忠的部长:“和大使馆联系好了,把中午的时间给你们。”
    
    到了大阪,看到伊藤忠的机器,规格比轻工业要求的高很多。孔德墉一问价格,5万块人民币到香港。
    
    “你们会卖到中国吗?”
    
    “不会,我们只卖给你。”
    
    又谈了三天,把价钱谈到了四万五。
    
    当时两个翻译对孔德墉说:“老孔,发财了。”但孔德墉没有那么干,他卖给轻工业部的价钱是六万八。当时孔德墉跟轻工业部的朋友说:“我是中国人,不能骗你,六万八给你,包括送货,安装,试机,每台顶多赚八千块。”后来他成了伊藤忠在中国的独家代理。
    
    修谱的前期资金,很大一部分由孔德墉自掏腰包。而他的生意经,则是他生意成功的坚实后盾。
    
    修谱的经济账
    
    一项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除了与政治文化环境相关,
    
    背后必定有利益杠杆。
    
    孔子世家谱的重修,也是如此。孔子世家谱的经济账,有门道。
    
    电话不断地响着,在济南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来电者都是要购买孔子世家谱的。公开定价是,一套总谱,孔家人购买2.1万,外人购买3万。
    
    入谱费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1937年修谱,经费来源也是采取收取入谱费的方式:入谱者每人需交一块银元。
    
    本次修谱,延续了老办法,不过入谱不再是银元,而是人民币。在孔氏宗亲网站上,收费标准很明确:农村 5元/人,城市 10元/人, 海外 10美元/人。
    
    关于收入谱费的问题,曾经在孔氏宗亲网上引发争论,争论是由ID为“konglingqiwuan”的孔氏宗亲引发的,这位宗亲写道:“我们县这一支孔子后裔按《孔子世家谱》是(二集三十卷武安县支)。现在共有5000多人。绝大多数是山区农民。听说续谱很高兴。说到续谱交钱,谁也不愿意拿钱。大家说怎么办?”
    
    这个帖子引发了续谱工作协会的讨论,内部意见分为两种。
    
    强硬派认为:交不交钱是心态问题,不交钱,就别想入谱,因为谁也不差几块钱。
    
    温和派则认为:对殷实之家,不交钱,不能入谱,但是对于一些个别赤贫家庭,入谱费应该减免。
    
    最终温和派的意见被采集。
    
    经济账
    
    入谱费由地方分支机构收集,留一半作为分支机构的活动经费。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收了钱,结果“钱也没有交上来,入谱的表也没交上来”。
    
    “十多年我们收上来的谱费才一百七十多万,而这次入谱的在世者有一百四十万人。没交入谱费的,我都在工作简报做了通报,我要不说明,别人还会说我孔德墉贪污了。但是我不会说人家贪污,我只说,你们应该交多少,实际交了多少,或者根本没交。”孔德墉说。
    
    一百七十多万人民币,距离此次修谱的总费用一千三百多万相去甚远,为此协会还接受了一部分社会捐资,“大概是四百多万,剩下的,我拿了。”孔德墉告诉记者。
    
    经费的使用,主要是协会开展活动以及家谱的出版和印刷。
    
    现在,修谱已经结束,除了赠出的三套之外,凡孔氏宗亲想收藏家谱的,“一律平等,谁也不送,要谱拿钱。”孔德墉坚决地说。
    
    因为总谱册数繁多,此外有针对各宗各派的分谱。在孔氏宗亲网,记者看到了种类繁多的家谱价格:总谱,2.1万元人民币;大宗户,770元;浙江衢州派,1960元;岭南派,1990元;另有50余支小宗小派的分谱,价格在300元到500元不等。
    
    记者到达济南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时,孔德墉正在开会,在等待孔德墉的短短十几分钟里,定谱的电话不断地打进来,至少定一套,甚至有人定两三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就是价格昂贵的总谱,购买者也不乏其人。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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