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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发布(2009)中国人权捍卫者状况民间报告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3月02日 转载)
    中国人权捍卫者状况民间报告(2009)
    
     维权网2010年3月1日发布 (博讯 boxun.com)

    
    目录
    
    前言
    
    第一章人权捍卫者举行和平集会与示威游行的权利
    
    第二章人权捍卫者自由结社的权利
    
    第三章人权捍卫者的信息权与知情权
    
    第四章人权捍卫者参与治理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
    
    第五章人权捍卫者寻求司法救济、维护司法公正的权利
    
    第六章人权捍卫者遭受暴力、威胁和打击报复
    
    第七章人权捍卫者筹集资源、接受和使用资助的权利
    
    第八章政府失职,人权普及教育落后
    
    结束语:诉求与建议
    
    资料来源
    
    前言
    
    内容概述
    
    2009年,是中国公民维权运动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加强打压力度的一年,也是许多人权捍卫者不畏艰险、执着推进维权行动的一年。尽管他们遭受到当局的严酷打压,但是中国大陆的人权捍卫者不屈不挠,守望相助,通过群体事件和个案推动维权,开拓了一定的空间,如成都“链子门”事件(当地人权捍卫者群体以铁链锁手抗议司法不公)、石首事件、通钢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孙东东事件、结石宝宝案、谭作人案、邓玉娇案、严晓玲案、李蕊蕊案、上海“钓鱼执法”案件、网民阻击绿坝事件、广州市民反对上马番禺垃圾焚烧项目事件、冯正虎争取回国权案、北大五学者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维权组织和维权人士呼吁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强制拆迁和强行征地的维权行动以及大规模的上访维权行动。
    
    这些事件的发生充分展示了中国公民维权运动正在发展壮大,突显出民间力量的逐渐成长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权利受到较大侵害的弱势群体中,越来越多的公民自发起来维护自己和本社区群体的权利。此外,中产阶层包括白领和知识社群对底层人权的关注和人道关怀势头有增无减:他们与草根群体联手,弘扬志愿义务精神,发挥及时动员的能力和独立自主性,巧妙地运用网络与通讯技术,推动了公民维权运动的发展。
    
    由303名中国公民发起的、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主要诉求的《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来,参加实名联署的各界人士已达到一万多人。尽管当局采取全国性的封锁和打压行动,并于2009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重判了宪章的发起人和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博士,但不仅没有一个联署人退出签名,而且有600多名签署人联名发表声明“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不惧承受刑罚。中国当局公然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以言治罪、重判刘晓波、打压《零八宪章》的恶劣行为,引发了国际主流文明社会自1989年以来对中国人权现状的空前高度的关注和强烈抗议!
    
    在2009年4月,政府虽然出台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但里面没有任何关于推进保障公民言论表达、结社集会、参政与参与人权活动的权利的具体措施。2009年,中国的人权捍卫者继续遭当局打压,重点是对民间维权组织和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例如,重罚公盟、查抄益仁平中心、威胁和限制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和德先生研究所、骚扰广东东莞的劳工法律援助社、以不通过年审的方式剥夺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和一批维权律师的执业权。全国各地的人权捍卫者继续频繁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击和监控,如骚扰、传讯、拘押、软禁、监视居住、限制行动自由、被强行带到异地看管、跟踪叮梢、窃听、监控电脑网络、搜查私宅、没收私人财产、开除公职、利用户籍管理和居住证施压,等等;甚至被身份不明的人员绑架、毒打,被判处刑罚与监禁,等等。
    
    2009年,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工作和生存境况继续恶化,他们面临人身安全受威胁、自由遭到限制和剥夺的严重困扰,主要是由于当局对“零八宪章”签署人的打压、对“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的压制。根据维权网发布的《中国维权动态》周刊报道统计显示,1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维权人士受到抓捕、拘留、关黑监狱等迫害的人次总数达到了1416(这些人中不包括被软禁、传唤、在家中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士);因从事维权活动而被判实刑的有49人(这些人中不包括还有一部分人因为证据不足,延长审查期限等原因被超期羁押中);被处劳教的维权人士达210多人。由于维权网的信息采访和核实的能力有限,我们只对以上数据中部分信息进行过抽查核实。限于信息封锁和官方对从事人权信息收集工作的人士的迫害,全国各地维权人士遭打压和迫害的实况很难调查,实际数字应该高出我们收集到的、核实过的数据。2但从上述数字中也可管窥出政府对维权人士打压的严酷性。
    
    这种高压并没有吓退维权运动的延伸和发展,人权捍卫者群体继续以他们的勇气、智慧,以宪法和法律为工具,与腐败官僚、野蛮暴力、威权体制以及非法执法行为展开较量和博弈。社会良心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继续对维权运动的扩展提供道义支持和能力资源。中国的人权保护与侵权救助仍然远远滞后于中国政府的国际承诺和宪法规制之后,但是公民参与维权、民间公益社团趋于成熟乃是改变现状落实人权保障的主要希望。
    
    2009年是21世纪初开创的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延续,但是,也呈现出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向:
    
    1、积极扩大公民参与:由于公民社会空间的拓展、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同时,恶劣的腐败侵权事件继续频繁发生,2009年更多受到激发的公民参与志愿维权。许多专业人士、公益知识精英和城市中产阶层开始从网络社区进入到现实社会,参与维护人权的行动,有些逐渐成为维权运动的中坚力量。人权捍卫行动继续从精英走向草根、从都市向乡村拓展,参与者的社会广泛性(律师、知识分子、农民、市民、劳工、业主、教师、复转军人甚至包括警察等等)在持续扩散。维权运动的主流仍然是城市知识精英和中产阶层职业人士,草根人权捍卫者仍然面临当局的更为严酷的打压。
    
    2、巧妙使用网络工具:网络和通讯技术和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在维权活动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2009年更多的公民社会人权捍卫者使用这些技术来获取与传播信息、推进维权行动。正如互联网革命的思考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所言:“我们在历史上高估了计算机联网的价值,而低估了社会联网的价值”。3 2009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6%,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特别是微博客崛起,使得网络社群的联系更加紧密,议题更加广泛,互动更加便捷。公民记者、公民调查员、公民维权者主要通过推特、饭否等微博和聊天群、邮件组、手机短信等网络手段进行联络、组织与社会动员,展开集体行动。例如云南“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严晓玲案、李蕊蕊案等大量维权事件,都是使用网络工具发起的公民维权行动;律师李庄被以“伪证罪”起诉时,中国一批维权律师也是通过网络联署的方式质疑司法不公。类似通过网络来集体表达维权人士的声音、组织呼吁和救援活动,在2009年已经成为网络上的一种常态。随着网民数量的急速增加,网络正在展示它的优势、发挥它的灵活性和突破政府信息封锁和摆脱操控的潜力。当然,这种网络群体发声和呼吁救援行动也招致官方对此进行重点打压,不仅联署材料在国内网站无法张贴、传播,而且直接组织发起这种联署活动的人士也常常被警方传唤、威胁甚至抓捕、拘留、判刑。
    
    3、民间组织遭受重点打压:2009年官方对民间社团严格控制、重点打压,非政府独立人权社团仍然难以取得合法登记、公开从事人权保护工作,通过工商登记注册方式设立的维权NGO(如“公盟”)尤其频遭骚扰和打击。但是,许多得以合法开展活动、往往被限制在特定群体权益的区域内的社团(如妇女、儿童、残疾人、流动民工、健康、环保、艾滋病等方面的民间公益社团),以及其他许多无法正式注册公开活动的民间社群及松散的网络群体,继续拓展民间维权的空间,并在这些特定领域里为推动人权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做出各自的贡献。
    
    4、暴力抗争势头抬头值得担忧:非暴力、公民不合作、依法抗争依然是2009年公民维权方式的主流,但暴力自卫或被迫使用暴力进行维权抗争的事件呈现上升的趋势,并得到一定的民间舆论同情。由于警察频繁使用暴力对待维权群体,和平的示威和集会往往变成流血冲突。这一趋势与中国社会官民冲突的加剧和政府打压的残暴有密切关联,但是,也值得关注维权运动走向的人士担忧。以暴抗暴,会减弱依法维权的道义支持,同时容易给警方造成严加镇压的口实,使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
    
    在本报告的结尾部分,我们就如何推进保护人权捍卫者,向全国人大和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基本诉求和建设性意见,主要包括:尽早批准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是保护公民维护人权的国际法基础;彻底审查《刑法》中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条文,废止以言定罪的《刑法》第105条第2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制止有关当局以此项罪名来打压和制裁人权捍卫者;废除劳教制度,结束完全不经过司法程序对人权捍卫者进行任意羁押的状况;重新修订《律师法》,废除第37条规定国家可以认定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是否构成恶意诽谤和扰乱法庭秩序;根据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确保律师享有表达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结束对维权律师的迫害;禁止设置“黑监狱”、“法教班”这一套违宪、非法、侵权的任意剥夺人身自由的设施来制裁人权捍卫者;对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行违宪审查,使其与《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表达自由的原则相符,结束对人权捍卫者网络言论信息自由的压制和迫害;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违宪审查,遵循《宪法》第35条规定的结社自由的原则,保护人权捍卫者充分行使结社自由权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进行违宪审查,使其与《宪法》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规定相符合,结束警方禁止人权捍卫者集会和示威游行、对他们申请游行示威许可进行惩罚;等等。
    
    定义、方法
    
    这份《2009年度人权捍卫者报告》有别于全面的人权状况报告。它着重评估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内落实国际《人权捍卫者宣言》的情况,按照这个宣言的主要条款去对照评估政府在人权捍卫者权利保护方面的表现,集中关注的是人权捍卫者(维权人士)的境况,并追溯制度及法规方面的根源,提出改进建议。
    
    本报告的内容、章节和顺序是按照联合国大会1999年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重点条款来撰写的。为此,我们使用的“人权捍卫者”的概念所依据的也是《人权捍卫者宣言》蕴含的定义,即:
    
    任何个人或社团,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来自什么文化或民族背景、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他(她)们认可人权的普世性、并通过和平(非暴力)方式去推动保护人权、消除对基本自由和权利的侵犯,无论贡献大小,都可以被称为人权捍卫者。
    
    目前国内常用的“维权人士”这个概念,给我们这里使用的“人权捍卫者”的概念是交叉的。人们往往给“维权人士”赋予不同的涵义。根据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人权捍卫者”并不仅仅限于那些在较长期内投入较多时间去推进人权保护的人士,包括全职和兼职的民间非盈利机构的工作者和义务人员。任何人,只要认可人权的普世性原则,即,不止是认可自身个人或某个特定社群享有某种人权,而是认可所有的人无论什么身份或特征都享有所有的人权,并接受非暴力抗争人权的准则,参与了推动人权保护的活动,都可以被称为人权捍卫者。所以,人权捍卫者包括那些在认可普适性和非暴力原则的大前提下,在短期内或在某个方面参与推进人权的活动的人士(如,反对强迫拆迁维护房屋权、揭露腐败监督政府官员、寻求司法公正的访民),甚至以政府公职身份参与或从事这些活动、认可这些原则的人士。人权捍卫者不必是一种职业、也不必是一种身份。只要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和时段进行了或参与了维护人权的活动,无论贡献大小,这样的人士都是人权捍卫者。如果他们因为参与这些活动受到打击报复或骚扰迫害,他们遭受到的就是对人权捍卫者的迫害。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在本报告里,我们对“人权捍卫者”和“维权人士”这两个提法没有进行严格的划分。
    
    根据《人权捍卫者宣言》所重点关注的方面,本报告的各个章节分别关注2009年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或维权人士的言论、出版、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人身自由或免予酷刑、任意羁押的自由;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监督政府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司法救济的权利,为人权活动筹集、接受和使用资源的权利,等等。
    
    本报告使用的是民间维权人士汇集的大量的信息材料,并在对这些材料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大部分信息已经汇入“维权网”在2009年当中发布的民间维权人士撰写的调研报告、关于维权个案的声明公告和信息报道。限于篇幅,我们所列举的并不是2009年所发生的所有或多数个案/事件,而只是极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用来论证和阐述相应的论点和结论。
    
    维权网将把这份报告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任的“保护人权捍卫者特别报告员”,以此行动来履行公民监督政府落实其国际人权承诺的义务,协助国际人权机构有效关注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处境。
    
    第一章人权捍卫者举行和平集会与示威游行的权利
    
    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结社,在国内和国际层面:
    
    (a)和平聚会或集会;
    
    ——《人权捍卫者宣言》第5条
    
    中国政府虽然支持通过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形式上认可了其中关于每个人(包括人权捍卫者)都有参加和平集会或示威游行的权利的条款,且中国现行《宪法》第35条也规定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在现实中,中国人权捍卫者在依法践行和平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权利时,通常都会遭受到当局动用警察和警械、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出现动用军队进行阻止、骚扰、传唤、殴打、驱散、抓捕等各种手段的打压。官方一般把这些事件称为“群体事件”。据称,2009年全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近9万起,在数量上与2008年基本持平,从类型和性质方面来说,因维权引发的事件占80%以上。5北京奥运之后的2009年,人权捍卫者在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权利的践行上持续受到打压,当局对人权捍卫者和维权活动的打压力度较上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下我们分类举例说明。
    
    一、人权捍卫者举行和平集会的权利遭受打压
    
    2009年的中国依然是群体事件风起云涌,各地维权抗争此起彼伏,维权民众从几十人到上万人规模不等的集会在全国时有发生,导致这种集会抗争的根源是政府权力对公民权利造成频繁侵害,而国家又没有提供起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也没有官民协商对话的平台,于是民众只能自发地起来集会抗争维权。然而,公民在通过和平集会的方式来维权时,却常常遭到当局的强力阻止、恐吓、殴打、驱散、抓捕及关押。
    
    本年度群体集会维权被打压事件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其中较突出的在征地拆迁、企业转制、辞退民师、复转军人、环境污染、上访维权、争议很大的司法个案等等方面,“维权网”对此作过大量报道。根据维权网跟踪报道的综合信息,在2009年估计近9万起群体性事件中,我们估计属于和平集会维权的事件占60%以上。
    
    以下我们举几个不同类型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工人抗议侵权的集会:中国国有企业转制实际上成为权贵集团搜刮国有资产、侵害工人权利的口实,因转制而引发的工人集会维权遍布中国各地,地方权贵为了掩盖搜刮与侵害的罪恶,通常都会不择手段地打压集会维权工人。
    
    比如,2009年2月重庆铜梁丝绢绸厂上千工人集会守护工厂,拒绝在没有解决工人失业、医疗、养老等保险情况下出卖工厂。2月15日铜梁警方将铜梁县丝娟绸总厂5名职工代表通过诱骗的方式纷纷抓捕,并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李太元、欧宏勇、汪宇三人行政拘留,将唐爱民、胡卫民处以刑事拘留。2月27日傍晚,铜梁县警方将李太元、欧宏勇、汪宇3名维权代表释放回家,另两名维权代表于3月20日正式逮捕,直到年底仍没有释放。(http://crd-net.org/Article/fmzj/qzcq/200902/20090224172223_13877.html)。
    
    市民抗议污染工程的集会:政府在一味追求GDP增长时忽视对公民环境健康权的保护,因此激起公民维权事件的事例也很多。
    
    2009年1月1日,广州骏景花园业主大规模集会抗议在当地建变电站,其中头天(12月31日)晚参与抗议的业主达到两千多人,而警方抓了5名业主,次日凌晨有4人写下保证书后才获释,另一人被行政拘留。8月31日下午,福建泉州泉港区峰尾镇两万多民众集会抗议当地化工厂污水污染,镇政府一副镇长前去调解时殴打了一位妇女,村民群起包围该干部,掀翻了躲入车中欲逃离的干部的车,将人扣押。当地政府之后迅速调集近两千防暴警察与武警前来镇压,与民众发生冲突,导致多名村民受伤,其中两名村民伤势较重(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1/20090102033730_12797.html)。
    
    访民集会:中国因权益受到侵害而起来上访维权的群体常常在当地一些重大会议召开时,或某些政府举行重大活动时,到会场外或广场集会,也有专门约定在某些部门集会上访,表达他们维护权利的诉求,但他们这种行使和平集会权却常常招致当地政府的打压。
    
    2009年1月12日上海市人大、政协会议召开,每天都有过千上访维权者到会场外集会请愿,他们希望代表们向领导传递市民心声,而在信访办也有1000多人请愿。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因在集会上高喊追求民主自由的口号被警方行政拘留7天。(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8/Class77/200901/20090115000053_13083.html)
    
    3月5日,山东济南300多访民自发地到泉城广场集会向北京召开的两会表达维权诉求,100多警察和40名特警到场阻止,维权人士张金凤被两个警察抓走,后被以聚众闹事的名义处以劳动教养一年零九个月。(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3/20090329004601_14564.html)
    
    5月23日早上,广东省英德市英红华侨茶场上千华侨集聚到镇派出所要求释放被抓的揭露当地政府贪污的维权代表,结果政府出动武警、防暴队和警犬镇压,导致一人死亡,无数民众受伤,一批维权代表被抓捕。(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5/20090525010106_15567.html)
    
    11月16日晚,上海近90位上访维权者陆续到北京钓鱼台宾馆集会准备欢迎奥巴马的到来。晚10时左右,甘家口派出所警员将42位上访维权者强行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警员给每个人下达了“告诫书”,说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并要每人签字。大约在次日凌晨1点,这些上访维权者被送到北京南站的接济站软禁,被20余名身份不明者看守,没有行动自由。此后,这些上访维权者又被押送回上海,其中李慧芳被拘留10天、朱利斌被拘留5天、赵玲娣被拘留5天(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7093814_18343.html和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8203857_18376.html)。
    
    12月4日是中国官方定的“法制宣传日”,上千在北京的上访维权者前往国家信访局与中央电视台前集会,控诉权利受到侵害而无处申诉的不幸遭遇,结果全部被抓到马家楼“黑监狱”关押,之后许多人被遣送回当地,维权人士郑大靖被关四天“黑监狱”,在里面受到寒冷与饥饿的虐待(参见维权网综合报道)。
    
    民办教师抗议待遇歧视的集会:中国数以百万计被辞退的民办教师近年来纷纷起来维权,要求政府解决他们几十年献身教育后,到老无端被辞退教职,回家生活面临困难,生存、医疗与养老无所依靠的问题。为此他们要求政府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工作权。他们在向各级政府行使集会权反映问题时,常常遭到殴打与拘留。
    
    2009年6月30日上午8时许,湖北省公安县628名被辞退的民办教师集体在县政府大院内集会抗议。当天一直下大雨,他们还站在雨地里苦苦等待,恶劣的天气造成一名民师两度昏迷,当晚凌晨两点多,有7名民办教师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处罚(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01004010_16118.html和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02005220_16134.html);10月27日上午开始,湖北省孝感地区所辖的各个县市、武汉市所辖的新州等四个区,以及黄冈、咸宁等多个地区的退养民办教师共200多人,先到湖北省教育厅集会上访,下午又到了对面的省政府上访。下午两点左右,省政府门口出现包括特警在内的20多名警察对两名在场民办教师用对讲机进行殴打,将两人的手和脖子打伤,驱散上访民师(http://crd-net.org/Article/fmzj/200910/20091027164250_17954.html)。
    
    其它突发性事件引起的集会:2009年还发生了多起因突发性事件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集会维权事件,给社会带来很大影响,对维权运动也有着深远的促进作用,虽然这些集会维权最终都以被打压而告终,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也促使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
    
    2009年3月23日北大教授孙东东在《中国新闻周刊》发布老访民有精神病的言论,因此引发3月底至4月初成百上千的上访维权者前往北大找孙东东要说法的集会抗议活动,这些上访维权者最后都被警方抓到马家楼或遣送回当地,但最终孙东东不得不出来公开道歉(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4/20090420171410_15039.html)。
    
    5月10日,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宾馆服务员邓玉娇刺死一名刺伤一名欲对其性侵犯的官员,她投案自首后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随之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从网络到现实中的声援邓玉娇的维权运动,一些外地的维权人士纷纷赶往巴东准备聚集声援,但遭到当地警方阻截干扰,北京周莉等人前往声援时,还被警方传唤遣返,虽然集会受到阻扰,但形成的压力最后使巴东县法院作出免于对邓玉娇刑事处罚的判决(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8/dengyujiao/200905/20090529231243_15636.html)。
    
    “敏感议题”“敏感人士”研讨会、纪念活动集会:2009年中国政府在延续过往高压态势基础上,对国内维权有进一步严控的趋势,对维权人士召集或参与的各种和平集会,如论坛研讨会、纪念会等,加强了干扰、阻止:驱散、殴打参加会议人员;给提供会议场所单位施压,迫使他们不提供场地;阻拦、软禁一些维权人士,使他们不能出席会议;同时对一些与会组织者实施传唤、甚至拘留。致使许多维权集会被迫中止,维权活动受到影响。宣传、研讨人权的民间机构的日常研讨会受到警方的严重干扰,不仅研讨聚会活动被阻止,而且主要组织者受到威胁警告,甚至被传唤、软禁。
    
    如11月13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在贵阳河滨公园大门口例行召开时,有近10名国保人员在现场监视,到下午5点半活动将结束时,国保人员在公园大门口强行带走研讨会义工廖双元先生与吴玉琴女士(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3213408_18282.html)。随后研讨会主要负责人陈西被警方传唤,参加研讨会成员被威胁若再举办研讨会将遭到抓捕,并且要研讨会成员交出有联合国人权标志的人权研讨会会旗。11月20日下午2点30分贵州人权研讨会在贵阳河滨公园照常召开时,贵阳警方的警员们强行抢走研讨会的旗帜,并将参会的林全志带离现场。(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22113152_18461.html)
    
    维权人士对于中共历史上迫害过的独立知识分子、维权人士举行纪念会议时,当局常常设法阻止,不仅直接给聚会场地单位施压,而且直接在会场前面强行阻止人员参会。4月18日陕西一批知识界、维权人士准备借民主人士党治国去世一周年纪念会研讨《零八宪章》及纪念“六四”。当近百人按时前往会场时,被西安国保在会场外阻止,一批与会人员被警方强行带走(http://crd-net.org/Article/lingbaxianzhang/200904/20090419162053_15018.html)。
    
    7月1日是上海维权人士陈小明被当局迫害致死二周年忌日,上海当局为了阻止陈小明家人举行纪念活动,6月29日晚上8点左右派徐汇区支队治安警察和派出所警察到陈小明家恐吓,要陈小明家人放弃纪念活动,而且强行阻止上访维权人士参与纪念活动(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6/20090630193358_16114.html);
    
    10月18日上午9点,北京100来名知识界、维权人士在北京三里屯天下盐酒店召开“老右派”林希翎追思会。酒店迫于压力而在当日停止营业,并且无故停水停电,想阻止参会人员入场,会场周围遍布着警察与便衣(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71/200910/20091018214751_17801.html)。
    
    对于涉及人权方面的有关法制研讨会,当局也想方设法地阻止。如7月31日晚上,北京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张辉被海淀与朝阳区国保请去“喝茶”,明确要求他取消原定8月2日召开的“废除劳教制度研讨会”,并随之安排了4名警察在张辉住所的楼下值班,要张辉出入须坐警方的车子。(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31224046_16571.html)6
    
    二、人权捍卫者举行罢工维权遭到压制
    
    罢工权是国际上公认的基本人权,是集会权所涵盖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这项权利”,要求缔约国尊重劳动者的罢工权。人大常委会已于2001年2月28日批准加入了这个公约,但是中方在签署这个公约时,对这一条款采取了保留。
    
    中国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工人罢工的权利,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劳动争议不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劳资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罢工这种对抗性的斗争方式解决。此后至今,中国宪法中一直没有罢工权的规定。199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其中所谓的集体停工和怠工可以理解为罢工,因此,这一法律被法学界认为是默认了罢工权,或称“隐性罢工权”。但在事实上,由于在中国不允许成立工人自主建立的独立工会,在劳资纠纷中员工一方的利益往往无人代表,而工人一旦自发举行罢工就会被认定为“非法罢工”并遭受打压。2009年4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内中有工作权条款但没有罢工权的条款。
    
    2009年中国工人在行使罢工权利时,常常遭到当地警方打压,参与罢工的工人被警方暴力驱散,一些被认定为参与组织罢工的维权人士被警方抓捕、判刑。据“维权网”综合估计,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维权事件至少在5000起以上。
    
    罢工事件有以下这些原因,现举例说明:
    
    因国有企业改制而使工人权利受到侵害,引起工人罢工事件,在2009年中影响巨大的有7月24日辽宁通钢工人大罢工,参与者达上万人,大批警察前往镇压,一名公司领导在冲突中被打死,后一批被警方认为的组织罢工者遭到传唤,一名叫纪宜刚的工人代表被正式逮捕。与此类似的还有8月12日河南林钢罢工。这些均是钢铁企业在改制中侵害工人权利,引起工人罢工维权抗争。
    
    企业在改制名义下裁员,或退休工人待遇不公,引起企业工人维权罢工的事件也常发生,因此有关的维权代表也遭到抓捕。如3月29日,河北省保定市依棉集团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事件,数千职工先后围堵在依棉集团大门口。直到4月2日,据现场工人透露,仍有三、四千工人们在厂门口罢工抗议,而依棉集团包括退休工人近万人都行动起来了,昼夜保护工厂,不让工厂被官僚卖掉,最后有两名工人代表失踪,工人认为应该是被当局秘密抓捕。由于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这两名工人代表是否获释不得而知。(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4/20090404193855_14703.html)
    
    11月4日,由于重庆嘉陵机器厂宣布裁员5000人,该厂近千名职工开始罢工。消息提供者称罢工是从11月3日上午开始的。据了解,罢工者宣称他们要求工作权,一些工人对裁员后政府的安排极为不满。罢工现场附近,有许多便衣警察在监视罢工。为了平息这次罢工,重庆警方采取行动,两名被认为是这次罢工的组织者在11月5日已经被警察抓走,直到年底没有被释放的消息。警方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迅速平息这次工潮。(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05213149_18123.html)
    
    11月9日上午,泸州市长江液压二厂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罢工,前往泸州市政府门口示威,现场在当时布满了大批警察,退休工人们在要求进入市政府反映问题被政府拒绝的过程中,警察强行阻止工人要求进政府对话,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09111753_18183.html)。
    
    三、人权捍卫者的游行示威权利被剥夺
    
    游行示威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公民和平集会和自由表达权利的一部分,也是人权捍卫者用来维护其它人权的基本手段。中国《宪法》第35条也明确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然而这项权利一直没有得到过应有的保护。依照国际惯例,公民要求游行示威只需要在当地警方备案,即只要知会警方即可,只要不影响其他公民的安全和权益,原则上警方必须予以同意并提供相应保护,如调节地点时间之类,除此之外警方没有权力禁止游行。但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公安部门批准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就明确“主管公安机关接到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书后,应当及时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做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书面决定”,即,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公安部门许可才能得到行使。这是违反人权原则与宪政法治精神的。
    
    目前中国所实行的游行示威审批制,事实上剥夺了公民的游行示威权,从其公布实施以来的事实可以看到,除了官方主导的游行,公民自行申请的游行从未得到过批准。那些前往申请行使游行示威权的人权捍卫者常常在不被批准后,还遭到警方威胁、监控,甚至抓捕、劳教、判刑。而那些因不被批准而自发行使游行权的人,通常是被政府动用警力暴力阻止、驱散,一些被警方认定的发起者被劳教或判刑。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其一、阻止公民前去申请。公民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游行,却遭到阻止,欲申请人被控制,连公民申请游行的权利都被剥夺。仅北京市2009年就有上百起公民依法申请游行遭到阻止。
    
    例如:因3月北大教授孙东东通过媒体说“99%的老上访专业户有偏执型精神障碍”,引起各地人权捍卫者的极大不满。上海的一批人权捍卫者相约于5月3日到北京申请游行。这些上海人权捍卫者在到北京后,或在天安门附近,或在旅馆住宿,或在信访口时,被北京警察与上海驻京办截访人员查获,纷纷抓到了北京马家楼,后被交给上海驻京办带到北京南站民政部的救济站(黑监狱)中关押。几天中先后被关押其中的上海人权捍卫者有近200人。上海方面为了避免访民于5月4日再闹事,于是将这些人控制到过了5月4日后才遣返回上海。(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5/20090507222911_15304.html)。
    
    5月25日,1989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周舵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纪念“六四”《游行示威申请书》,周舵依照中国的相关法律提出此申请,希望通过游行示威敦促当局调查和公布“六四”事件真相,并切实保证他本人的表达权。结果他刚出家门就被警方控制,根本无法前去公安局递交申请。(http://crd-net.org/Article/liusi/200905/20090525145315_15572.html)
    
    其二、申请者被控制、拘留,甚至判刑。
    
    如3月10日,上海市8名人权捍卫者一起趁“两会”期间抵京。他们直接到公安部信访办申请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在递交申请后,他们却被关押到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然后被送到“马家楼”黑监狱。3月11日,他们又被上海驻京办截访人员押回上海,其中的孙建敏、李惠芳两位访民分别被辖区派出所处以5天治安拘留。(http://crd-net.org/Article/article/Class53/200903/20090312210341_14243.html)。
    
    福建维权人士纪斯尊因2008年8月11日前往北京公安局治安总队依法提出申请游行示威,随后被福建驻京办、漳州驻京办工作人员带回漳州。9月18日,福州市公安局将其刑事拘留。12月23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纪斯尊一案。2009年1月7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以伪造公文罪将他判处有期徒刑3年。2009年5月4日上午,福州中院在不开庭情况下对纪斯尊作出了二审维持原判的决定。(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5/20090504200328_15250.html)。
    
    6月26日,在京的吉林省长春市维权人士杨一美因参与申请游行被截访抓回长春。杨一美回长春后,被当地警方宣布拘留十五天。杨一美拘留前告诉外界,凡是这次进北京上访的都要被拘留甚至还面临更严厉的惩罚。(http://crd-net.org/Article/fmzj/200906/20090629204740_16089.html)。
    
    其三、各地人权捍卫者自发举行游行示威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压,一些被当局认定发起组织的人还被拘留、劳教或判刑。
    
    如2009年2月23日,冤民在成都中院铁链锁手示威要求司法公正,结果维权人士黄晓敏、幸清贤、陆大椿、严文汉、曾荣康等相继被成都警方认定为组织这次示威而逮捕,罪名是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维权网于5月18日从接近该案件审理的人士得知,因该案被抓人员一共是7个,其他两人应是依法维权的冤民,但姓名不得而知。(http://crd-net.org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5/20090518153609_15464.html)
    
    2月20日至2月23日,四川省自贡市纺织厂近千职工罢工,后在市政府门前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但遭到警察的暴力欧打,当场被欧打致伤的工人约6人。维权人士刘正有当时在现场采访调查,结果被汇东公安分局抓捕,并被强行要求交出相机,还进行了4小时的轮流审问,当日下午6时左右刘正有才获释。(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25093409_13895.html)。
    
    本章小结:人权捍卫者参加和平集会与示威游行的自由是受国际人权公约和《人权捍卫者宣言》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人权,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却不允许人权捍卫者行使这项权利。2008年政府对集会自由的打压主要集中在举办奥运会,因此在北京和周边地区打压特别严厉。2009年政府的打压则是基于维持社会稳定(简称“维稳”,地方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专门的维稳机构如“维稳办”),重点拦截访民(简称“截访”),惩办参加或组织抗议侵犯社会经济权益集会的人士,所以对人权捍卫者参加和平集会与示威游行的打压更加大规模、制度化与常态化。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普遍受到侵害,权利救济体系非常不健全,政府如果无视民意,对人权捍卫者举行和平集会和申请举办示威游行、表达公民的诉求,不但不予批准,反而采取高压手段进行打压,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加剧社会对抗,丝毫无助于和平解决社会冲突与建设和谐社会,对于国家的文明进步与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十分有害的。
    
    第二章人权捍卫者自由结社的权利
    
    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结社,在国内和国际层面:
    
    (a)和平聚会或集会;
    
    (b)成立、加入和参与非政府组织、协会或社团;
    
    (c)同非政府组织或跨政府机构进行联系。
    
    ——《人权捍卫者宣言》第5条
    
    一、限制、阻碍结社自由的现行社团管理条例
    
    2009年随着中国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以维护政权稳定为实质的“维稳”仍然是中国统治集团的第一要务。当局将08年奥运期间实行严控的一些临时措施进一步常规化。为了使民间社会进一步“沙化”,以使其不能结成有效的抗衡权力掠夺侵害公民权利的力量,中国当局在这一年加大了对民间社团的打压。
    
    自由结社权是一项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人权捍卫者成立、加入和参与非政府组织、社团或团体,与其他组织、机构交流的权利在《人权捍卫者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是得到明确规定和保护的权利。中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然而中国政府一直阻止落实与保障公民结社权利,对于那些试图践行结社权的公民采取打压、阻止和骚扰的对付办法。
    
    现行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是于1998年9月25日国务院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于10月25日起正式施行。《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总则第1条便开门见宗地规定:“为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维护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制定本条例。”以“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为名,行“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之实,结社立法的首要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对公民的结社行为“加强管理”,出现了本末倒置的荒唐逻辑。在这一逻辑的推理下,《条例》四十条法规中,没有出现过“自由”、“结社自由”及“权利”等相关词汇,却包含有18条带“不得”的禁止性条款,而带“不”字样或类似意义的禁止性条款、限制性条款则出现在绝大部分条文之中。《条例》第3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第6条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同时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位)。”
    
    上述规定表明,《条例》制订的每一条具体法律条文内容都是“总则”精神“指导”下的展开和细化,即如何最大限度对公民的结社行为“加强管理”,条文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一立法目的。一、将公民的结社行为纳入政府行政管理范畴,为政府恣意干涉公民结社行为提供了依据。二、明确了当局对于公民结社行为严格的管理体制。
    
    在非政府组织、机构、团体的注册登记上,当局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而不是按照国际惯例的登记备案制,如,有关法规要求一切非政府组织、机构、团体必须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且必须得有政府机构挂靠,这种高门槛的审批形式,事实上极大地阻止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的成立。同时中国政府对已经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机构、团体的活动也严密控制,每年有审核,各挂靠的机构也以自身安全为由会参加政府这种捆绑式的监控之中。同时中国政府对人权捍卫者成立或加入非政府组织、社团或团体,也是百般阻扰,处处设限,甚至实施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中国维权人士在与国际组织与机构交往中,如参加国际人权机构培训,也处处受到阻止干扰。(相关阐述可参见:维权网关于结社自由状况的报告: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200902/20090208125614_13525.html)
    
    二、打压人权捍卫者的结社活动
    
    2009年中国一批人权捍卫者为践行结社权利而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冲击结社自由的禁区。其中一些人看到中国当局对公民结社权的剥夺,从而选择完全抛开向中国政府申请批准的程序,而直接自行筹组社团,结果这批人中的一些组织者无一例外地遭到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还有一些人试图通过现行法律途径,来依法申请成立社团,结果这些申请不仅不被批准,而且相关的筹建人还受到警方传唤、威胁、监控,甚至“被失踪”。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
    
    因自行筹组社团而在09年遭到中国当局重判的有如下一批人:1月7日上午,浙江维权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王荣清案在杭州市中院开庭宣判,王荣清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6年。王荣清是一名有民主意识、敢于追求自己政治理念的公民,他长期以来积极投身民主活动,1978年参加民主墙运动,1989年投身学生民主运动,1998年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2008年准备筹备召开民主党一大会议,后被抓捕(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9/01/200901071026.shtml);4月28日,湖南长沙维权人士谢长发因筹备中国民主党一大会议而被长沙警方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在长沙市中级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9月1日上午,法院宣布判处谢长发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01195109_17122.html);8月7日,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维权人士郭泉因在网络上将全国下岗、转业的维权群体筹组成中国新民党而被南京警方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在江苏省宿迁市法院开庭,10月16日下午,江苏宿迁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郭泉有期徒刑10年(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07224820_16689.html)。
    
    依照中国现行法规而向中国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筹组社团而受到警方传唤、监控、拘留、劳教等迫害的人权捍卫者。4月23日上午,深圳维权人士、“公民监政会”筹组人郭永丰被警方以“非法从事社团组织活动”传唤一整天后,24日又被拘留15天。被拘留主要因为郭永丰在着手准备申请成立“公民监政会”必要的材料,以游说中国领导人及各大企业家,求得他们对中国公民监证会的认同,以达到全民监证,遏制腐败,最大限度地求得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目的。拘留出来后,郭永丰持续受到警方监控与骚扰,后来到9月中旬,郭永丰被警方带走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据悉郭永丰遭到深圳警方秘密处以为期一年半的劳教。(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5/20090509213810_15331.html);4月29日晚,上海维权人士、公民监政会上海筹组人刘义良被国保抄家并传唤,直到第二天的下午3点多钟才释放回家。国保主要追查中国公民监政会准备在上海召集第一次筹备会议的事。上海国保明确告知刘义良必须停止筹备召开监政会筹备会议,否则将对他进行严厉处罚(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5/20090502215608_15241.html);5月11日下午,中国首批52名农民志愿者正式通过邮递方式,向国家民政部递送了申请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材料。但在7月8日前,这些人士纷纷被当地警方传唤。据称,申请成立农会的52名成员的详细地址只有接收他们提交申请的民政部才掌握,而中国警方能如此快地将这些人查到,显然是民政部直接提供给警方的。(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71/200905/20090511235543_15354.html及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08135513_16203.html)
    
    三、打压参与维权活动的社团
    
    中国政府除了通过《社团管理登记条例》来事实上剥夺了公民结社的宪法权利外,设法阻止公民一切试图冲击结社权的努力,同时对一些通过企业注册而以企业内部研究机构出现的团体,只要介入了社会维权或研究中国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就进行严厉的打压。2009年中国当局通过查税等经济手段,集中整顿、清剿了一批企业内部的公益性研究社团,制造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盟”事件。
    
    “公盟”全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设内部公益机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由于在中国无法获得社团登记,公盟事实是2003年10月由就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的“三博士”许志永、滕彪、俞江和著名民权律师张星水先生发起成立“阳光宪政”变更成企业注册而来。由于公盟长期来关注参与社会维权,而招致当局忌恨。2009年7月14日,北京民间公益性机构“公盟”接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同时送来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拟于7月24日之前做出行政处罚,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项加起来一共是142万多元。在7月17日上午,北京市民政局又宣布“公盟”下属的法律研究中心为非法组织,将其取缔。7月18日,“维权网”发表声明对这种刻意打压民间公益组织,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阻止公民参与维权运动及致力法治建设与公民社会发育的强权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有关当局尊重宪法和法治,立即停止打压“公盟”的违宪违法行为(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4/200907/20090718121052_16346.html)。7月29日早晨5时,一位警察和五名不明身份者将许志永带走,去向不明。此后,许志永与外界失去联系,同时失去联系的还有公盟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庄璐。后经律师与朋友了解,许志永被以“涉嫌偷税”投入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中。7月28日上午,许志永曾到公盟办公室,安排29日下午5时开会,研究30日出席国税听证会事宜(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30235005_16552.html)。8月18日上午传出消息,许志永已经被北京检察院第一分院正式批准逮捕。许志永的委托代理律师被告知说,逮捕通知书已经送达给许志永的另一工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涉嫌罪名为“偷税”。8月20日许志永的姐姐才拿到逮捕通知书,发现居然在8月13日就正式批准了逮捕。后来公盟发起了缴税捐助活动,被迫补交了90多万税款。8月23日,许志永获得“取保候审”,公盟财务庄璐也在前一天被取保候审出来。(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18120508_16892.html、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20171714_16925.html与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23115206_16968.html)
    
    与公盟被追查取缔的同时,北京另一家“北京益仁平中心”也被以“涉嫌非法出版”为由搜查。北京益仁平中心是非营利性的公益机构,成立于2006年12月19日,致力于在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开展疾病防治健康教育、病患者救助及消除歧视等公益工作。2009年7月29日上午10点半,北京市公安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和北京市工商局的人员造访北京益仁平中心,他们一行3人以涉嫌“从事非法出版”为由要求对该中心进行执法检查。其中一位执法者此前曾以个人身份到益仁平中心索取《户籍观察》。执法人员搜查了该中心,在此过程中翻看查抄走了近百本该中心印制的维权普法类《反歧视通讯》。8月13日上午9点半,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甘家口工商所的一行三人来到北京益仁平中心办公室,声称进行例行检查,要与负责人谈话,后将负责人带走询问。(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29111312_16507.html及http://crd-net.org /Article/bzsf/200908/20090813114345_16799.html)。
    
    类似因以公民自发结成社团出面活动而受到政府打压的机构还有广东佛山村民组建的股份社,相关成员被以经济罪名逮捕。如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庆洲社区居委会鳌围居民自愿成立鳌围股份社,当地政府却不同意,但支持并主导了少数村民同意的鳌围经济社。2009年4月26日,鳌围居民小组召开全体居民会议,就集体资产移交问题进行了公开表决。结果显示,800多名居民中,546人明确表示没有加入鳌围经济社,并支持居民小组继续经营管理鳌围集体资产。5月11日,除副组长何宇明侥幸逃脱外,鳌围居民小组组长何惠文等4名小组干部在家中突然遭到拘捕。5月25日,4人被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事拘留;6月26日,他们被高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31134753_17099.html及http://news.aweb.com.cn/2009/8/31/117200908311008330.html);广东东莞的劳工法律援助社被逼搬迁:维权人士刘德军及志愿者们创立的劳工法律援助社的办公地点位于东莞和深圳交界处的长安镇。该社一直致力于用法律帮助劳工维护合法权益,但从创立之日起,就一直有地方派遣的两名治安联防队员在门口监视。7月20日中午,援助社办公室的房东带着两名治安员前来,要求援助社赶快搬走,说房子被一家工厂整栋包租了。而按照援助社和房东所签的合约,还有1年零3个月才到期。(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21101327_16386.html)
    
    本章小结:2009年间,中国的人权捍卫者成立、加入和参与非政府组织、社团的权利受到了执政当局的严厉打压,在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各个层面,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并没有得到落实。政府采取“双重审批”登记注册方式和对民间组织日常事务进行“追惩制”的管制方式,从政策、法规和资金源头等各个方面加高人权捍卫者组建社团的准入门槛,通过民政、公安、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交叉联合的行政干预,抑制人权捍卫者的结社自由与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第三章人权捍卫者的信息权与知情权
    
    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
    
    (a)了解、索取、获得、接受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料;
    
    (b)根据人权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自由向他人发表、传授或传播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料和知识;
    
    (c)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
    
    ——《人权捍卫者宣言》第6条
    
    中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中国政府也于2004年从总体上接受了“人权”理念,并于2009年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明确承诺国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然而,由于官方对批评与异议的压制、对言论出版的操控,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在搜集、传播、研讨、发表人权信息、监督政府行为方面,行使其基本权利仍然相当艰难,甚至面临很大风险。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媒体采访报道侵权事例、公民采集公布人权信息、网络获取传播人权信息来介绍分析2009年人权捍卫者行使这些自由权利面临的压制和侵犯。
    
    一、采访报道侵权事件受到阻扰和压制
    
    在现代信息社会里,独立媒体在采集、获取、传播人权信息上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独立媒体报道,可以曝光侵权事例、激发公众关注、迫使有关决策机构采取措施纠错或改进法规制度,从而使人权得到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维权报道的记者也是人权捍卫者。因而,侵权者最害怕独立媒体和敢言记者。世界上每年都有不少记者被杀害、伤残或监禁。记者的人身安全和采访空间,与一个国家是否保护新闻媒体和言论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同时,一个自由开放的报道环境,也是人权捍卫者能够得到外界关注和保护的必要条件之一。
    
    目前中国大陆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或《信息自由传播法》和《出版法》,新闻自由也就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在现有体制下,对于新闻的控制架构分两个层面,一是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所谓的“法律法规”对新闻活动进行管理,二是党的有关机构根据“党的政策”和领导“指示”,实施对新闻活动的控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政策比法大”。有关主管部门传达的各种书面的或口头的“指示、政策和纪律”,事实上决定了传媒对新闻的取舍,决定了新闻业者的命运,决定了媒体的生存。在控制效果上,由于政策指示是直接向媒体或媒体负责人传达的,更机动灵活,可以直接针对特定事项,在控制效果上更为有效。
    
    2009年在中国发生的针对媒体采访报道的侵权案例,可以反映出人权捍卫者信息权状况。
    
    3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前往山东探望采访曾经有过交流的狱中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的家人时,在临沂东师古村陈光诚居所附近遭到政府雇用的人士阻拦、围殴并且一直尾随,最后,记者一行乔装成迎亲车辆才逃离山东。(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18/Class51/200903/20090310140814_14196.html)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周年前,著名艺术家、维权人士艾未未发起纪念汶川大地震周年调查学生死亡名单并采访学生家长的活动,结果参与调查的人员受到当地政府传唤、跟踪、威胁与殴打。四川作家维权人士谭作人也因调查揭露大地震中反映出来的一系列侵害公民权利的事而被逮捕。(详情请参看艾未未博客:http://blog.aiweiwei.com/)
    
    5月28日,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当地政府加强对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维权人士的暴力阻止与驱赶,殴打《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强行押送北京维权人士周莉等人离开。当天上午11点半左右,《新京报》女记者孔璞、《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两人正在巴东野三关木龙垭十组采访邓玉娇的外婆,结果被野三关镇政府所派的人员殴打,身上的物件也被抢夺走。(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5/20090528203439_15619.html)
    
    新疆“7.5事件”后,新疆境内被断网,甚至连电话等通讯都受到控制。9月5日,五名香港电台、now新闻台、商业电台的记者,在新疆乌鲁木齐採访一宗怀疑针筒伤人事件时,突被公安以采访“令民众聚集”为由,遭推撞及强行带走,并责令记者闭嘴。(苹果日报)(参看:http://www.cenews.eu/?p=17147)
    
    由于官方事实上保留了让地方政府随时可以根据情况设立准入机制的余地,那么往往在发生重大事件,最需要媒体介入调查报道了解时,地方政府就会以各种理由启动准入机制,从而达到阻止外国或国内媒体采访调查,使有关侵权事例得不到及时曝光。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和普通民众的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常常因得不到应有的报道而更趋恶化。
    
    二、因收集人权信息或接受采访遭打压、以言治罪
    
    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掌握人权个案信息,是为了保护人权、解决侵权问题——如寻求法律救助、追究责任、讨还公正、救助受害人等等的前提与基础工作。阻扰或压制收集人权信息的活动、报复协助这类工作或接受媒体采访的人士(如受害人、目击者),也因此被官方作为扼杀民间人权维权活动、迫害人权捍卫者的一个关键环节。2009年,许多关注人权问题的人士或维权人士因实地调查了解人权侵害事件、收集有关信息、为争取普世人权而遭到地方政府迫害,同时一些协助这些调查、或接受对这类事件进行的媒体采访的人士也受到当地政府的威胁与报复。在这一年中,中国政府为了阻止民间对公权侵权事件的信息传输和参与、介入,对收集公布信息、协助受害人维权、或参与组织有关活动的民间人权捍卫者采取了传唤、软禁、拘留、逮捕、判刑等严厉的打压措施,制造了一系列迫害人权捍卫者的事件,如四川谭作人案、黄琦案,福建“严晓玲案”、北京赵连海案等等。
    
    3月4日,黑龙江鸡西市维权人士袁显臣因采集发布维权信息、接受媒体采访被鸡西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袁显臣对此提出抗议,但在提起上诉后就再无下文。袁显臣曾在2008年奥运前响应黑龙江维权人士杨春林提出的“要人权不要奥运”呼吁,积极联系民众签名,同时,他还撰写了一些批评时政的文章。(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8/yuanxianchen/200903/20090305224058_14098.html)
    
    3月28日上午,四川成都环保工作者、维权人士谭作人,被成都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拘留,此前,谭作人正在进行有关川震遇难儿童与豆腐渣工程的调查,并核实遇难学生名单。去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谭作人发表了多篇分析文章。2009年春天,谭作人又撰写了有关建立《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并开始实地走访,希望在川震一周年期间完成公民独立调查。8月12日上午,四川省成都市中院开庭审理了人权捍卫者谭作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许多谭作人的支持者来到成都中院要求旁听,但成都中院早已做好准备制止了这些人的要求。庭审在从当天上午10点开始,至中午12点结束,法院没有当庭宣判。(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8/tanzuoren/200904/20090402001802_14637.html及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tanzuoren/200908/20090812101909_16774.html)
    
    6月15日下午,因采访地震灾区,被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抓捕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维权人士张起,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公开开庭审理。法庭以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为理由,拒绝张起的父母进入法庭旁听。该案没有当庭宣判。(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6/20090616171822_15874.html)
    
    6月23日,福建维权人士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等人采访调查的福建闽清“严晓玲被轮奸致死案”信息被披露于网络,随后他们相继被以涉嫌诽谤拘留,7月31日又被以涉嫌“诬告陷害”正式逮捕,11月11日上午,在福建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开庭,庭审持续了一整天。当地政府派遣了大批警察与便衣守卫在法院及周边各路口,不允许证人入庭。(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8/yanxiaoling/200911/20091111113550_18226.html)
    
    8月5日上午,四川维权人士黄琦因采访揭露汶川地震中的侵权问题而被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开庭,11月23日上午,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庭审时,有希望入庭旁听的访民遭到殴打,很多关心黄琦的人士均被拒绝旁听。(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11/20091123124406_18478.html)
    
    11月11日下午,四川维权人士刘正有被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分局刑事传唤后,警方跟前去欲会见刘正有的人称刘正有已经被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11月12日,其家人接到了刘正有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的通知书。刘正有因长期采访揭露当地政府侵权事件而招致忌恨,此前已多次被传唤抄家。(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3190017_18279.html)
    
    11月27日,因接受外媒采访,西安维权人士、维权网义工马晓明受到警方警告,警方曾派人两次到家中找他,警告他不要再访谈权益受害者或接受媒体采访。在11月26日晚上8点多钟他接外媒电话时,两度被国保打断。(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27202825_18575.html)
    
    12月17日,北京市大兴区结石宝宝之家负责人赵连海先生被北京警方逮捕,但是警方却不发给家属对赵连海的逮捕通知书。赵连海在被抓前一直坚持和其他毒奶粉受害婴儿家长一道,揭露毒奶侵权事件,要求当局给予受害家庭应有赔偿。(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21130244_19001.html)
    
    三、阻碍通过网络获取传播信息、压制网络维权活动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信息传播官方一统的局面。由于平面和传统媒体几乎被官方全面操控,民间人权捍卫者主要通过现代网上媒体来知情并传播信息、鼓励公民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因此官方不断针对网络维权行动采取各种监控、打压。
    
    近年来,中国一大批网站、博客及自由网络作者通过多种途径在网上宣传、阐释人权知识,提供保护人权的策略和办法,帮助受害人寻求救助。现在网络成为公众和人权捍卫者获取信息和进行动员的最重要途径,网络信息的丰富和畅通是维权活动有效进行的基础。也因此,网络控制成为官方打压维权人士,遏制民间维权的一个重要部分。
    
    虽然中国政府一贯在国际上大谈其“保护人权”的进步,它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也原本有宣传、推广、普及人权理念的义务;但是,长期以来,它却处处在设防、阻碍人权知识的传播,遮蔽如维权网、六四天网、民生观察、博讯、维权中国、参与、艾博网等人权信息发布网站,国内网民通常只能通过代理服务器来阅读这些网站。同时,官方破坏监控人权捍卫者的电邮通讯,封杀他们的博客与一些论坛的ID.
    
    公安部将网络严控作为社会维稳的重要手段。公安部长在《求是》杂志撰文《妥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其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加强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等‘六张网’建设”。一些地方已经制订更严厉的互联网管理法规,如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8月出台《通讯、计算机信息(含互联网)及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安全保密管理暂行规定》(http://www.xjipc.ac.cn/jgsz/glbm/kykfc/gzzd/200908/t20090814_2402187.html)。
    
    官方在阻碍网络人权信息收集和传播方面,不惜动用纳税人的巨额钱财,构筑所谓信息封锁的金盾工程,拦截公民发布传播人权信息,加强对网站的监控与封锁,屏蔽大量揭露政府侵权的网上资料,设置众多敏感过滤词。今年中国官方还试图以“打黄”为名强制推广网络监控软件“绿坝”,在遭到国内网民一片强烈抗议后,才在形式上做了退让。09年中国当局对网络掀起了几次大规模运动式的打压,从三月份“两会”召开前(据中国官方公布在2月24日前“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共关闭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的违法违规网站2962家”。见:http://media.people.com.cn/GB/8862353.html),到后来6月“六四”二十周年,再到十月中共建国六十年大庆,最后到入冬当局持续对网络以消除“低俗之风”为名,据网络业内人士估计,到2009年底,政府已经将十几万网站封杀。同时,官方对于网络维权保持着高压、恶打的态势。例如:
    
    继大陆“结石宝宝”网站被封之后,在1月15日,结石家长的“浙江群”和“主2群”两个聊天群以及一位家长的博客被当局查封。博客被封的患儿家长董先生透露,网络商表示,因为公安网监局下令腾讯公司永久关闭他的博客。8月11日5点开始,中国“911”网站(www.china911.org)及结石宝宝网站(www.jieshibaobao.com)同时遭到黑客攻击,导致彻底瘫痪。(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11100528_16738.html及http://mypaper.pchome.com.tw/zygc/post/1311865987)
    
    点击下载:rm

    
    “两会”召开期间,大陆许多维权网站提供了及时讯息,迅速地披露访民们上访遭打压的情况,让媒体能与这些受害访民们联系。然而,与此同时,网络封锁和网络攻击也正日益加剧。3月9日,服务器设在海外的多家网站遭遇攻击,包括新世纪新闻、独立中文笔会、维权网、民生观察等网站均无法登陆。据悉,这几个网站因为共享服务器,所以一旦其中一家被攻击,其它的网站也都难于幸免。(RFA:http://www.rfachina.com/?q=node/4856)
    
    全球最大视频网站YouTube于3月24日被中国封杀,国内的网民不使用代理服务器已经无法造访。中国官方虽然没有解释封杀的原因,但是官方媒体声称YouTube上面的一段7分多钟的视频是伪造的。著名藏族作家分析了YouTube上的视频之后,发现使用了一段1988年拍摄的中国武警冲入大昭寺打人的视频,这段视频曾经在西方有关西藏的纪录片中被广泛使用。(http://d1.it168.com/show/14148.html)
    
    4月10日至11日,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新浪网上的博客再遭大规模删帖,共删除分批刊登的川震死亡学生名单和调查者日记100多篇。这是继3月20日、4月3-4日大规模删除艾未未博文后的又一次信息扫荡。艾未未的博客自3月初以来开始刊登他带领的义工小组收集整理的5.12汶川大地震死亡学生名单,累计已达5182人。(http://voiceofpatriots.xanga.com/tags/%E8%89%BE%E6%9C%AA%E6%9C%AA/)
    
    6月4日是“六四”事件20周年纪念日,6月3日,当局为了不让有关信息在大陆网站出现,同时也试图阻止海内外人士利用网络开展纪念活动,下令近160家网站以“系统维护”为名停止内容更新或干脆封锁。(http://crd-net.org/Article/liusi/200906/20090603224533_15708.html)
    
    7月19日晚上,《新快报》登出了《严晓玲案最早发帖人被拘:家属未获通知》一文,较详细地报道了福建一些关心该案的人士通过网络披露严晓玲被轮奸致死案,却结果招致福建警方以“涉嫌诽谤罪”抓捕的消息。此消息一出,国内的新浪、网易、搜狐、凤凰、金羊、21CN、腾讯等门户网站纷纷转载,但到7月20日下午,这些网站被纷纷被新闻主管部门要求删除该文。(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20203730_16376.html)
    
    自8月1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开始,维权网等多家服务器设在海外的网站遭到黑客猛烈攻击,导致网友无法登陆浏览。与维权网一样受到攻击的还有独立中文笔会网站、参与网和新世纪新闻网、民生观察等。因这次黑客攻击采用了植入多种新型病毒等破坏性很强的方法,致使网站的维护和修复工作花费了较长时间,直到8月3日凌晨,几家网站才陆续修复重新开通。(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03085509_16589.html)
    
    8月11日下午,北京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张辉先生接到网络服务商上海盈科公司管理人员电话,称德先生研究所网站(www.bao456.com)“虚假信息太多,政治话题太多”,因此要被永久关闭。网络服务商表示愿意承担违约的责任,分析人士认为,服务商是受到了有关方面压力。德先生研究所是由张辉等多位公民共同发起成立的宪政研究中心,关注参与一些维权活动,后有多位公民志愿者加盟,形成一个公共事务关注团队。(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11184239_16751.html)
    
    8月20日前,深圳的张扬先生和几个网友合作为声援公盟与许志永,设计制作了一批许志永徽章,准备免费发放给向许志永寄送明信片的网友,同时也出售。在8月20日,张先生发现自己的淘宝网店遭整体删除。张先生致电淘宝站方确认,确系他出售的许志永徽章导致,店方给的说明是此店出售违禁品。(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21140948_16938.html)
    
    从9月19日下午开始,维权中国网遭遇黑客持续攻击,导致该网站陷入瘫痪状态。直到9月23日上午,黑客还在不间断地攻击它,维权网义工不断尝试登陆维权中国网,但一直未能成功,到23日晚,该网站还在瘫痪之中。(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23134224_17416.html)
    
    9月28日,北京维权律师谢燕益多次登录自己在和讯网上开办的博客,但均失败。谢燕益在和讯博客通知中看到管理员告知他:“您发表的文章《谢燕益简介》已经被系统管理员删除,由于您的博客可能存在部分内容不符合我国互联网管理法规的要求,所以被关闭。”谢燕益表示,他的博客内容均符合中国法律规定,没有涉及侵害任何第三人、任何方面的信息。(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28221449_17474.html)
    
    从11月初开始由民间维权人士李新德创办的中国舆论监督网受到不明来历的黑客攻击,攻击持续一个多星期,致使服务器设在中国境内的网址(http://www.cnyulun.com)时而打不开,在该网技术人员的紧张维护下才能勉强打开且速度慢(http://58.221.31.162:90/)。而服务器设在美国的另一网址(http://www.yuluncn.org)并没有遭到攻击,能正常打开。(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0081146_18212.html)
    
    11月9日,中国当局再度以“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名义,将上万网站列入封杀之列。如深圳维权人士李铁在国内多年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zlitie)也被删,同时,他的一个帖子也在一些访问量大的论坛上被以“涂抹”等方式处理。据悉,李铁的博客被封杀可能与他继续推广《国家改革建议书》有关。(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0090929_18215.html)
    
    11月11日早晨8点30分左右,维权网志愿者、河北维权人士李金芳打开电脑后发现无法上网,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反复测试,10点30分左右给“10060”客服打电话报修。经过技术人员检测,发现电脑一切正常,网通公司的网络也没有问题,但就是无法连网。分析人士认为,从了解到的各种情况来看,此次异常情况系是人为造成,因为能控制网络的不仅只有通讯公司,还有其它部门。(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4000834_18286.html)
    
    12月22日,中国民声网(http://www.chinavoice.org/)的服务器被关闭,原因是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严查涉黄网站,据悉,中国民声网只是一家帮助民众维权,发布维权信息的网站,与色情并不沾边。还有类似的维权网站也遭关闭,有分析人士认为,可能关闭一个星期左右才能恢复。(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25113301_19089.html)
    
    中国政府除了这种对网络的直接控制封锁外,还采取了其它监控审查网络活动的措施,如:
    
    通过利益逼迫与政治诱导,让许多大型网站签订所谓自律公约,自觉充当中国控制言论的帮凶。
    
    雇佣大量网络警察及“五毛党”(就是帮统治集团发帖一次得五毛钱的人),监控、干扰网民的活动及在一些论坛的发言,封锁一些人的ID.网监部门对手机通讯、短信及电子邮箱也严加控制,不仅监控干扰通讯,破坏邮箱,甚至使手机瘫痪无法使用,使邮箱无法进入,并出现冒用邮箱散发病毒邮件的情况。
    
    本章小结:剥夺公民的知情权是一切专制统治的基本“愚民”手段。“愚民”的主要方式是封锁信息,掩盖真相,即严控一切信息发布与传播途径,统一全国的舆论“口径”,打压一切试图独立调查揭露事件真象的媒体、记者与独立调查的公民。作为侵害公民权利主体的公权力,为掩盖侵权实质,对人权捍卫者及其媒体阻止调查事实、封锁发布途径、严打揭露真相,就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2009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侵害人权捍卫信息权与知情权的事件,尤其全年对网络的全面整肃,成为历年来网控最严酷的一年,这反映了中国违背联合国人权公约,失信自己支持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也违反中国《宪法》与自己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真实现状。
    
    第四章人权捍卫者参与治理国家和公共事务的权利
    
    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机会,参加治理国事,管理公共事务。
    
    ——《人权捍卫者宣言》第8条
    
    一、人权捍卫者参与治理国家和公共事务遭受打压
    
    中国政府在4月13日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其中第二部分第(六)条参与权中明确规定“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参与权。”、第(八)条监督权中明确表示要“健全法律法规,探索科学有效的形式,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利。”
    
    中国的公民社会正伴随着市场经济和中产阶层的壮大而日益崛起,而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的觉醒,离不开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心,这是推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良性互动的必要。2009年随着中国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民间维权运动呈逐渐兴起蓬勃之势,一批在维权领域成长起来的人权捍卫者通过各种途径及方式争取行使治理国家、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他们关注各种侵权个案,积极表达诉求,力求督促政府践行《世界人权宣言》,以切实保障人权,改善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人权捍卫者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公开信及建议书和公开声明的形式向政府建言。
    
    尽管《人权捍卫者宣言》中明文规定人权捍卫者享有参与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但是在当今中国,人权捍卫者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却普遍受到压制和迫害。由人权捍卫者直接参与的具有建设性和善意的建议及行动,绝大多数不仅没有得到来自政府方面任何积极的回应,反而被中国政府部门视为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甚至被视为敌对势力,被指控为“煽动颠覆政府”的行为,被监控、骚扰、拘禁甚至判刑。举例说明如下:
    
    2008年12月9日发布的《零八宪章》是中国一批知识分子、人权捍卫者为追求让中国公民享有普遍人权而对治理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改良主张。自发布以来,成百上千参与联署的人受到中国各地警方的威胁、警告、传唤、抄家。一批体制内著名学者如刘军宁、贺卫方、吴祚来、夏业良、张博树等被单位警告,有的工作职位还被解除;《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维权网志愿者张祖桦先生在被传唤、抄家后,09年全年被监控、软禁在家中;独立作家、人权捍卫者刘晓波博士在先被北京警方抓走监视居住半年多后,6月23日,北京市检察机关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后来以刘晓波先生多年来撰写的六篇文章与参与发起《零八宪章》而于12月23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12月25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详情请看: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01/20090108084701_12943.html及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12/20091225101513_19084.html)
    
    2月6日上午,北京曹顺利等多名维权人士应国家征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的需要,主动前往国务院新闻办,希望递交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制订讨论的申请,并要求国务院新闻办对此前的申请给予答复。结果曹顺利、张明两人被抓上警车带到了安定门外派出所看押并被问讯及笔录10多个小时。(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06153923_13487.html)
    
    2月16日,首批27位知识分子联名授权“维权网”发布了“关于因言论表达被剥夺工作权的公民建议书”,该建议书列出了部分近年来因行使言论表达权,为争取公民言论自由权、揭露腐败、参政议政、捍卫公民权利而受到所在学院处罚、被剥夺或被变相剥夺正常教职的初亮、卢雪松、左晓环、焦国标、张耀杰、陆建、杨师群等7名大学教师名单。他们的遭遇见证出中国一批积极建言、揭腐、参政、议政争取权利者被打压的人权状况。(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20135259_13807.html及http://indymediacn.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3079.html)
    
    5月18日下午3点许,120余名上海上访维权人士集体到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依法申请游行示威。他们当天到北京治总申请游行是为了抗议上海地方政府官商勾结,警匪一家,欺压百姓等等恶行。他们到北京公安局治安总队依法申请到天安门游行,符合所有现行的法律,法规,结果这批人被北京警方秘密通知上海驻京办人员前来全部劝押上车,并被遣送回上海。(参见:http://crd-net.org /Article/fmzj/200905/20090519115741_15474.html)
    
    9月25日,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维权人士王培荣因长期通过网络号召反腐,并不断揭露徐州官场腐败黑幕,将几名官员拉下了马,且多次给中国领导人发出要求惩治腐败的公开信,结果被矿业大学解除教职。(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0/20091019204458_17814.html)
    
    11月27日上午9时许,上海约有接近400访民到北京国家信访办,集体控告上海政府的腐败行为,而国家信访登记窗口却不让登记,中午时分上海驻京办开始抓人。下午又有18名上海访民去控告上海市政府腐败与侵权的问题时被上海驻京办的几十位工作人员抓住关进北京南站救济站。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28222606_18595.html)
    
    以上案例表明,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维权行动和人权捍卫者在参与和关注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受到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干扰和压制,遭受着政府公然的打压和迫害,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尽管如此,中国一批批人权捍卫者仍不懈地为争取人权积极议政建言,如3月3日,15位律师、学者上书人大建议尽早废除劳教,“维权网”4月就《国家人权行动计划》、8月就《国家保密法》、12月就《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分别发出建议与呼吁。
    
    二、参与地方选举困难重重参与者常常遭受威胁和监禁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第六条参与权中明确表示推动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高农村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水平;进一步扩大城市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通过关注基层选举、以观察选举过程中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介入到公共事务中,以督促选举的自由和公正,从而促进人权事业向前迈进。
    
    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基层的民主选举却受到层层阻挠,选举的过程不透明、公民无法行使监督选举权,一些公民被剥夺了选举权与自主权。虽然2009年不是中国人大或基层村委换届选举年,但从一些个别地区由于出现的罢免或选举,都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加强控制,打压参与选举或罢免工作的维权人士的情况。
    
    例如:4月27日上午,湖北省天门市岳口镇选民刘国成、刘事俊、境修鹏、曾花心等人到天门市人大常委会等机关,催问3月11日递交的《关于罢免岳口镇人大代表刘和清的罢免信》的结果。罢免函要求罢免非法选举产生的镇人大代表刘和清,3月14日,自称是市人大干部实则是国保大队警察的一行人找到刘事俊等人调查,并对选民们进行威胁恐吓。(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5/200904/20090429183347_15182.html)
    
    5月26日,湖北省潜江市潜江开发区彭鲁村的村委会举行换届选举。按照选举法,投票须在规定的地点、时间、有监票人、唱票人、公正、公开、公平竞争。可是,彭鲁村的投票却是到各家各户秘密进行,哪一户不同意投某人选票者,就会受到威胁利诱。(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5/200905/20090526234608_15591.html)
    
    8月19日早上8点,广州天河区冼村村民举行重组村委会议。但在冼村大厦的村官们,面对村民的问责采取不表态、不正视、不辩驳的“三不”方针,使村民无法取得推进村委重组的实际进展。村民为此每天有上千人自发集会抗议。当地政府在村民聚集地安装密集的监控探头,将一些积极维权的村民半夜拉走传唤,使整个村处于人心惶惶之中。(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5/200909/20090907211048_17210.html)
    
    关注公民选举的人权捍卫者和选举专家更遭受到来自于政府的打压、威胁和监禁。例如:6月23日,“权利运动”披露河南封丘县冯村乡固村维权代表因到北京全国人大及国家信访口反映本村第六届村主任换届选举时存在贿选与当地政府操控情况,固村村民近70人自发到北京信访维权,其中27位村民遭到地方当局刑事拘留,有不少人更在拘押期间遭殴打,还有村民手臂被打断。6月19日,当地政府针对维权村民提出的质疑,作出“贿选事件查无实据”的答复。(http://rightscampaig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3.html)
    
    7月10日,姚立法从湖北赶到上海,为了观察、关注上海市浦东新区第57区的区人大代表选举。他认为该区人大代表选举在多个环节存在违法情形。结果从上午9:30分上海塘桥派出所将姚立法扣押,直到第二天凌晨,上海警方通知湖北潜江警方与教育局领导千里驱车赶到上海将姚立法押回。(http://crd-net.org /Article/bzsf/200907/20090711094101_16222.html)
    
    11月5号晚,湖北省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申河村一组通过村民公选、政府承认的“一事一议”代表董晓华被园林派出所警察在路上抓走。申河村一组早在十年前几乎失去了全部的土地,他们的耕地陆续被地方政府侵占,宅基地被非法卖、占、送,致使村民生活陷入困境。董晓华组织村民层层讨说法,结果被拘留。(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05233129_18126.html)
    
    本章小结:人权捍卫者在依照《世界人权宣言》及《人权捍卫者宣言》行使参与治理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时,举步维艰,人身安危没有充分的保障,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制与迫害,有时甚至会失去人身自由。2009年中国政府不仅对议政的《零八宪章》签署群体进行了大规模的传唤,居然还将应政府征集意见要求而前去申请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讨论的人抓押,由此见证出中国承诺保护公民参与权、监督权的虚幻。同时政府对维权人士参与社会事务的选举活动进行严控,将一些试图监督与落实选举权的维权人士拘留、关押或遣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2009年对人权捍卫者参与社会事务一如既往地打压姿态。
    
    第五章人权捍卫者寻求司法救济、维护司法公正的权利
    
    1.在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如本宣言所提促进和保护人权时,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援引有效的补救措施,并在这些权利遭到侵犯时得到保护。
    
    2.为此目的,声称其权利或自由受侵犯的所有人均有权自己或通过法律认可代表向一依法设立的独立、公正的主管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提出申诉,并要求该当局通过公开听讯迅速审理申诉,依法作出裁判,如判定该人权利或自由确实受到侵犯,则提供补偿,包括任何应得的赔偿,以及执行最终裁判和赔偿,一切均不得有不当延误。
    
    3.为了同一目的,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
    
    (a)通过诉状或其他适当手段,向国内主管司法、行政、立法当局或该国法律制度授权的任何其他主管当局,对个别官员和政府机构的违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政策和行为提出申诉,有关当局应对申诉作出裁判,不得有不当延误;
    
    (b)出席公开听讯、诉讼和审判,以便确定其是否符合国内法律和适用的国际义务和承诺;
    
    (c)为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给予并提供具有专业水准的法律援助或其他有关的咨询意见和援助。
    
    ——《人权捍卫者宣言》中第9条
    
    《人权捍卫者宣言》中特别强调人权捍卫者的权利在受到侵犯时,他们的司法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其中司法救助权包括申诉权、律师会见权与咨询权、公正审判与寻求赔偿的权利等等,由于中国现行体制的局限,在中国根本没有独立的司法程序与制度,中国的司法机关服务于执政党,而民间的维权人士被执政党视为敌对势力、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的不和谐因素,所以当人权捍卫者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当人权捍卫者试图依靠法律来主张权利时,由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法律沦为了权力的工具,他们很难寻求到司法救助,更无从享受司法公正的权利。
    
    一、申诉权、法律咨询权与律师会见权受阻挠
    
    虽然《律师法》已经在2008年6月1日实施,律师法上有对律师会见当事人不受阻扰的规定,但事实上律师在会见当事人时常会受到警方以《刑事诉讼法》第96条有关规定“案件涉及国家机密”等借口而进行阻扰,更由于2009年是中国政府所谓的政治敏感年,在人权保障方面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呈现倒退的趋势,人权捍卫者在受到非法羁押、逮捕或审判时,无从享有《人权捍卫者》中明确规定的“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援引有效的补救措施,并在这些权利遭到侵犯时得到保护”,律师也常常因为当事人的特殊身份而被人为设置障碍阻止会见,严重侵害了当事人本该享有的司法救助权。
    
    例如:4月8日上午,赶到南京代理郭泉案的律师李和平前往南京看守所会见郭泉,但他被告知郭泉转到了玄武区看守所中。当李和平律师赶到玄武看守所时,警方告诉他必须得两名律师才能会见。当天下午,李和平律师与南京的另一名律师带着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手续前去会见,却又被告知,他们律师必须到江苏宿迁法院拿到郭泉的起诉意见书与会见文书,才能前去会见郭泉。于是李和平律师连夜驱车260多公里赶到宿迁,4月9日上午,到宿迁市检察院想要取对郭泉的公诉意见书,检察院接待李和平的工作人员说:“公诉人出差了,无法提供相关文书”。当李和平追问公诉人什么时候回来时,工作人员推说不知。这使李和平律师第二次要求会见郭泉而遇阻。(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4/20090408202340_14792.html及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9/04/200904100049.shtml)
    
    7月15日下午,北京律师金光鸿赶到福州会合此前到的北京另一名律师刘晓原及福建当地林忠、林洪楠律师,一同前往福州马尾区公安局,欲会见因帮助揭露“严晓玲被轮奸致死案”而被福州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拘的长期致力维护当地弱势群体权利的人权捍卫者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但马尾区公安局居然以案件涉及国家机密而不予批准律师会见。(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16014843_16301.html)
    
    曾带人前往湖北巴东声援邓玉娇及广泛参与北京拆迁维权的北京维权人士周莉自8月12日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后,关押在大兴区看守所,到11月4日为止已被羁押了85天。周莉的家人多次受到警方威胁,致使友人为周莉聘请的律师无法得到家属委托书,因而无法去拘留所见她。(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04105104_18090.html)
    
    黑龙江维权人士袁显臣自从3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随之提起上诉,但黑龙江高级法院直到2009年底仍不给任何回应。并且一直不给袁显臣家人前去会见。这严重侵害了袁显臣的申诉权与会见权。(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8/yuanxianchen/200908/20090825123807_16999.html)
    
    二、提供法律援助的权利被剥夺
    
    2009年,人权捍卫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行使他们的权利时,一些人被构陷入狱。律师为被指控犯罪的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是职责所在,提供法律援助可以达到维护被告得到司法公正审理的效果。然而在中国大陆,律师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常常因为为当事人维护权利而遭到官方的打压,尤其是作为人权律师,他们在履行自己律师职责时常常被无端干扰,甚至遭到威胁、恐吓。中国人权律师在2009年被阻扰履行法律援助的情况极为严重,一些人权律师被剥夺给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权利,具体表现在他们遭到被注销律师执业证、解雇等变相惩罚。
    
    北京市司法局通过北京司法行政网于7月9日发布了《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注销张庆泰等53名律师的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其中特别注明是第一批律师名单,言外之意将还有更多律师面临被注销执业证的命运。超过22位的维权律师被解雇,在这第一批被注销的律师名单中,北京著名维权律师江天勇名列其中。(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16000533_16298.html)
    
    7月13日,北京各律师事务所接到北京市司法局的紧急通知,要求律师对新疆乌鲁木齐市7月5日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审慎司法评论,不得通过媒体、网络等方式发表干扰案件处理、影响司法活动的言论、评论;要慎重接受有关涉疆案件的法律咨询和委托代理活动。”(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13001815_16259.html)
    
    维权人士郭飞雄(杨茂东)的委托律师刘士辉8月15日得知,经广州市司法局向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他已经被剥夺了执业资格。据悉,广州市司法局的两位处长在8月12日约谈该所主任和另一合伙人,要求事务所“开”掉刘士辉。(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18101641_16885.html)
    
    截至到09年底,仅北京市仍有8名维权律师未能通过司法当局所谓的“年度考核”,这些仍未通过的律师包括(江天勇), Tang Jitian(唐吉田), Yang Huiwen(杨慧文), Wen Haibo(温海波), Liu Wei(刘巍), Zhang Lihui(张立辉), Li Jingsong(李劲松), and Tong Chaoping(童朝平),这意味着他们仍将无法执业。他们在此前曾代理过很多涉及人权捍卫着的案件,因而遭当局记恨,不让他们通过审核实际上是一种打击报复行为。(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01125351_16125.html)
    
    三、旁听审判、监督司法公正的权利被剥夺、要求旁听庭审遭关押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中,公开庭审是司法公正的有力保证,公民可以自由参加各种法庭开庭审理。监督司法审判,是维护被告得到公正审理的权利的重要途径之一,参加旁听法院开庭是《人权捍卫者宣言》要求各国必须保护维权人士的义务。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也明文规定:“依法公开审理案件,公民可以旁听,但精神病人、醉酒的人和未经人民法院批准的未成年人除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公民要想参加旁听法院庭审,不仅需要事先申请,而且常常被拒绝或受到刁难,尤其是一些敏感或所谓涉及“国家机密”的案子,官方往往使出各种伎俩或动用大批警力,阻止公民出庭旁听,甚至有的人因参加旁听而被警方传唤、威胁,有的还因此被关押、威胁、殴打。法院配合政府常常以各种理由与借口将欲参加旁听的人拒之法庭门外。
    
    例如:1月23日毒奶粉受害家长向政府提出申诉,要求妥善处理赔偿事宜,但没有获得积极的回应。此前,云南省毒奶粉受害者家长董师良1月21号准备搭乘飞机前往北京与其他家长汇合,一同前往石家庄旁听22号三鹿毒奶粉案件的一审判决,但他却在昆明机场准备登机时被警方扣留,警方阻拦他参加旁听。(http://www.boxun.com/hero/200903/sanludunai/490_1.shtml)
    
    3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拒绝出示主要证据的情况下,准备对北京的人权捍卫者倪玉兰女士“妨害公务罪”案二审不予开庭审理,并通知倪玉兰的代理律师李方平、刘巍尽快呈交书面辩护词。在律师反复呈递对不开庭的意见函后,北京市的司法部门竟然直接出面对代理律师施加压力。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03/20090311184620_14220.html)
    
    8月5日上午,黄琦案在成都市武侯区法院法院秘密开庭,黄琦的妻子、母亲及闻讯赶来的几十名曾经得到黄琦帮助的上访维权人士赶到法院要求参加旁听。但法庭拒绝批准旁听,而将他们全部拦截在进入法庭的楼梯上。(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8/huangqi/200908/20090805150203_16647.html)
    
    8月12日凌晨三点左右,艺术家艾未未等人前往成都试图旁听谭作人案庭审的民间人士受到成都当地警方的骚扰。另外,在8月12日上午九点半开始的谭作人案法庭审理前,一位该案的辩方证人8月11日下午被户籍地派出所要求于8月12日上午8点30分赶到派出所,有国保要找他谈话,导致其无法出庭作证。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tanzuoren/200908/20090812085000_16765.html)
    
    11月11日上午,福建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等因在网上披露闽清“严晓玲被轮奸致死事件”而被当地警方以涉嫌“诬告陷害罪”起诉案,在福建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开庭,庭审持续了一整天。法院以法庭不够座位为由,只允许每个被告人两名家属进入庭审现场旁听。在开庭时,大约有100多被告人亲朋与各地闻讯赶来的维权人士聚集在法庭前,当地政府也派遣了大批警察与便衣守卫在法院及周边各路口。(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yanxiaoling/200911/20091111113550_18226.html)
    
    11月23日上午,四川维权人士黄琦被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庭审时,有希望入庭旁听的访民遭到殴打,很多关心黄琦的人士均被拒绝旁听。(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4/200911/20091123124406_18478.html)
    
    刘晓波案庭审前12月22日,他的妻子刘霞女士被法院拒绝参加旁听。当天,警方还分别找刘晓波的朋友和《零八宪章》联署人张祖桦、高瑜、余杰、张辉等人谈话,警告他们在之后三天内不得出门,更不准前往北京市一中院参加刘晓波的庭审,并对他们实行严密监控。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22181229_19030.html)
    
    12月23日刘晓波庭审当天,有不少北京市民和外地访民前往庭外声援刘晓波,包括刘荻在内的几位异见人士以及几位访民被带走,宪政学者张祖桦等多位异见人士则被警察堵在家中。宣判当日,又有多人因在法庭外声援刘晓波被抓。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lxb/200912/20091225143250_19101.html)
    
    四、因行使行政诉讼权而受到打压
    
    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行政诉讼即民告官是公民依法寻求被侵害权利解决的途径,同时也是监督政府执政为民、执法为民、有错必改的有效手段。这本是一种社会常态,也是公民承担监督政府责任、维护权利的一个重要途径,不仅要受到法律保护,而且应该得到政府的鼓励。可是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往往不被立案,法院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理不睬,更有甚者还官官相护、官、法不分、党、法不分使民告官的诉讼当事人常常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不仅官司很难打赢,还随时有可能失去自由,亲属也往往受到牵连受害。这些情况在2009年间维权人士面临的这方面的情况仍然没改进。
    
    例如:11月25日上午11时,四川维权人士、原乐山师范学院教师左晓环向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要求恢复因批评政府而失去的工作,并补发先前拖欠他的工资以及进行精神赔偿。乐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以“管公章的人在外地出差”的理由拒绝接受左晓环递交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并表示会以“仲裁时效已过”的理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25182619_18530.html)
    
    6月26日《零八宪章》签署人、北京独立学者、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就警方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提出行政起诉。法官告诉他,凭他所提供的相关证据难以认定公安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所以不予立案。
    
    (http://crd-net.org /Article/lingbaxianzhang/200907/20090702091251_16136.html)
    
    7月15日邓永固出狱后于7月20日提起上诉,但3个月没有开庭,也没有任何答复。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高升乡政府职工邓永固,因在自己的博客中以《铁证举报遂宁市纪委的腐败》一文举报了遂宁市纪委对高升乡退耕还林腐败案的违纪操作,结果被以“诽谤罪”陷狱达9个月。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0/20091013175509_17712.html)
    
    湖北省孝感市法院法官冯缤,因帮助自己临时工的妻子胡敏维护劳动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结果在10月30日莫名其妙地被警方以殴打他人为名拘留,并且随后在11月17日被开除党籍。(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02215937_18660.html)
    
    11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让维权人士樊永生、陈宝根等人到法院去,就他们6人告杭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违法一案法院不开庭宣判。当时庭长同意将庭审笔录给陈宝根等人,然而在陈宝根欲离开法庭时,突然冲上来四、五个法警将陈宝根的庭审笔录抢走,随后把陈宝根关在一个铁笼子里并殴打他,第二天法院将陈宝根以阻碍法院工作为由行政拘留7天。(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09005240_18762.html)
    
    本章小结:中国人权捍卫者在被政府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或“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而拘押、判刑时,他们依法得到法律救济的权利总被中国司法部门以各种理由阻扰,甚至不让律师会见。2009年对中国人权律师的打压,创造了中国有律师历史以来一次剥夺律师执业资格最多的记录,这显见中国政府对人权捍卫者的仇视。当然,一批如刘晓波、郭泉、谭作人、黄琦等维权人士被开庭审判时,各地政府对前往要求旁听的维权人士的打压也可谓不遗余力。由此可见,2009年中国人权捍卫者司法救济权利没有任何改善,甚至在一些方面还出现了中国法治与人权的倒退。
    
    第六章人权捍卫者遭受暴力、威胁和打击报复
    
    1.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
    
    2.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
    
    3.在这方面,在以和平手段作出反应或反对造成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可归咎于国家的活动和作为,包括不作为,以及反对群体或个人犯下暴力行为影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受时,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受到国内法律的有效保护。
    
    ——《人权捍卫者宣言》第12条
    
    依据《人权捍卫者宣言》之规定,所有人都有权利参加非暴力维权行动,他们的和平维权行动本应该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和支持。然而,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权捍卫者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中国的法律法规不仅没有保护公民和平维权,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威胁、报复维权人士,暴力压制人权捍卫者的工具。
    
    尤其进入2009年,中国政府认为是政治敏感年。敏感事件包括中共建政六十周年,西藏拉萨暴动五十周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镇压法轮功十周年等等。由于上述所谓的敏感事件,中国政府加紧控制打压人权捍卫者及民间的维权人士。在这所谓的敏感时期,中国侵犯人权的现象尤其严重。除了以往的监控、威胁、殴打、劳教、判刑外,2009年又多了动辄强制“旅游”、非法软禁等违法手段打压人权捍卫者。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公权力以法律的名义对人权捍卫者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秘密罪”、“诈骗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罪名来构陷,另一方面对人权捍卫者实施威胁、殴打、剥夺工作权、禁止出入境、强迫旅游、绑架、软禁等手段进行打压。
    
    一、非法软禁、强迫“旅游”、强制离开居住地
    
    2009年是中国政府认为的“敏感年”,即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六四”二十周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美国总统访华等。为了保持这些时间点的所谓稳定,中国政府对国内人权捍卫者采取了大规模的骚扰侵权行动。政府通常通过国保等部门,在这些重要时间到来时,广泛使用非法软禁、强迫“旅游”与强制离开居住地的手段。根据维权网报道,估计全年全国有上千人权捍卫者受到如上骚扰,这应该为历年规模之最。这种外表“文雅”实则侵犯人身自由权利的做法,是现政府为逃避世界监督、遣责而掩盖打压人权捍卫者实质的手段。下面举例说明:
    
    2月20日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抵达北京访问,许多维权人士遭到当局软禁及监视,防止他们与希拉里及其随行人员接触,被软禁和监视的人包括《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张祖桦、江棋生、李智英、余杰、曾金燕、刘荻、王德邦、李海,维权律师浦志强、江天勇、“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以及民主人士高洪明、查建国等。(http://www.huaxiabao.org/article.asp?IssueId=285&ArtNb=3及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21091635_13823.html)
    
    3月5日中午,深圳通讯维权人士陈书伟被软禁。2004年因自己的手机话费被移动公司乱收费而自学法律走上通信维权道路。近年来,在陈书伟和广大手机用户的努力下,促使信息产业部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出台,移动联通等运营商的运营逐步走向规范,全国约8亿手机用户因此而受益。(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3/20090305131104_14088.html)
    
    5月25日“六四”20周年前夕,当天上午,数名自称居委会人员强行进入北京维权律师黎雄兵家中,称受派出所委托搜查暂住人口信息。此前,这些人员曾多次强行对黎雄兵律师的妻子、孩子、保姆频繁重复进行暂住人口信息登记。另外,维权律师李方平自当天开始也被跟踪,住宅门口有一名警察和一名保安驻守,维权律师江天勇住宅楼下亦增加了保安看守。(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5/20090525164323_15573.html)
    
    同样在“六四”20周年前夕,西安几乎所有知名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都被带离西安,强迫到外地旅游,直到6月5日才陆续被送回。其中包括张鉴康、赵常青、杨海、郑保和、马晓明、马育中、高军生、傅升、狄马等人。(http://crd-net.org /Article/liusi/200906/20090608104602_15768.html)
    
    “六四”20周年期间,警方对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大范围、长时间的软禁到6月7日前后刚结束不久,《零八宪章》发起人张祖桦(维权网国内负责人)和独立中文笔会负责人江棋生以及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女士又遭软禁。据张祖桦先生介绍,在他住所站岗的警察6月6日刚撤走,8日一早又重新上岗,出门有便衣警察及警车紧跟盯梢。同时被软禁的还有江棋生先生和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女士。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6/20090613134536_15836.html)
    
    6月1日晚10点40分,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回到小区,回去时,已经有多名警察以及两名小区保安恭候他,他们将江天勇强逼进小区路旁的居委会限制其人身自由40分钟,要求江天勇出门必须报告,经他们批准后乘坐他们的车去,并多次威胁江天勇如果不听话会对他的妻子和孩子不客气。
    
    (http://crd-net.org /Article/liusi/200906/20090603160516_15702.html)
    
    维权律师浦志强于6月2日被北京市丰台区国保警察强行带到长辛店附近的一个度假村软禁,不得外出,连家人也不能见面。直到6月5日晚8点,警方仍无意放他回家。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6/20090605211653_15736.html)
    
    7月7日,湖南维权人士谢福林和李东卓分别被当地警方强制外出旅游。湖南长沙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举办时间是7月10日至7月12日,因两岸经贸论坛被迫旅游的还有张子霖和林志纲,他们在论坛举办期间被强制带到异地“旅游”,实际上是被非法看押起来,直到该论坛结束。同时被控制的还有湖南长沙的维权人士刘建安与永州的卿昭,他们被软禁在家中不得外出。(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13103239_16268.html)
    
    自2008年4月份之后,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就再也没走出过家门一步。自2009年8月31日开始,郑恩宠更是被隔离起来,地方政府加派人员对他进行看守,在他的家门口,有数十警员及保安日夜值班。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Class43/200910/20091001170345_17517.html)
    
    十一“国庆”前夕,从9月11日开始,浙江杭州的维权人士吕耿松的妻子汪雪娥被24小时贴身跟踪监视,并要求汪雪娥外出必须要向社区汇报;9月15日早晨,浙江维权人士朱金娣家门口开始每班有3人24小时轮流看守,外出时被贴身跟踪;中国民主党人毛庆祥、胡晓玲夫妇遭受多人守候监控;还有民主党人祝正明每天被询问行踪;与此同时,浙江民主党人朱虞夫家门口都有警察24小时值守,并被警告不准离开杭州。(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16042034_17330.html)
    
    9月16日,杭州独立学者、维权人士温克坚先后两次被国保约谈。杭州国保对他提出“三不准”:国庆期间不要外出,不要写文章,不要接待外地来的客人,否则会对他采取严控措施。当晚,国保再次对他严厉警告,并在他家附近设岗进行监视,出门跟踪盯梢。(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17125315_17340.html)
    
    9月26日,在北京一所外语学校工作的广西“八九北京民主运动”学生领袖、教会传道人、维权人士陈天石被迫举家离开北京,9月中旬时,陈天石就被广西玉林警方通知在“国庆”前一段时间必须离开北京。10月3日以后才允许回到北京。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27205935_17460.html)
    
    维权人士、北京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张辉被迫于8月31日离开京城返回到山西老家中。近来,北京警方加紧了对异议维权人士的监控,许多外地户口在京谋生的异议维权人士都被北京警方约谈,一批敏感人士被迫离京返乡。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01192952_17121.html)
    
    湖北省潜江市被买断的银行职工上访维权代表潘向荣、黄行芝自9月1日起被监控,10月24日深夜2人分别逃脱,然后赶赴北京参加了10月26日全国被买断银行职工的抗议维权活动,结果2人当场被截访人员控制,到11月3日仍被关押在潜江市驻京办内,24小时受到严密监控失去人身自由。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03133216_18066.html)
    
    9月29日民运人士胡石根被警方强行带到北京市密云县进行严密监控,美其名曰“旅游”。警方强制胡石根“旅游”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回避10月1日的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胡石根在1992年因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20年,于2008年8月出狱。(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30000550_17493.html)
    
    11月15日上午10点45分左右,房山当地派出所的警察陪同王德邦(维权网志愿者)老家广西桂林和全州的国保队长来到王德邦家,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当即告知王德邦说要带他前往青岛旅游,并准备立刻出发。王德邦对警方这种执法违法的行为提出严正抗议,但警方表示执行上级命令将王德邦从家中强行带走,直到奥巴马离开北京,王德邦才返回家中。(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5113712_18313.html)
    
    11月15日至18日,北京警方对维权律师黎雄兵软禁了4天。黎律师的家门口每天都有警察值班,但从未向黎律师出示证件。分析人士认为,之所以要软禁他,是因为当局得到消息奥巴马可能会在访华期间会见黎雄兵。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8232302_18377.html)
    
    二、绑架、强迫失踪、暴力殴打
    
    中国警方迫害人权捍卫者的手段五花八门,他们往往针对不同的人实施不同的打压手法,与非法软禁、强迫“旅游”相比,执法者对人权捍卫者实施的绑架、强迫失踪的行为更恶劣,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更给其家人及当事者造成精神和心理上的恐惧。2009年是继前一年奥运严控之后,将严控常规化的一年,由于这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与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所以中国政府以维护稳定为借口,对人权捍卫者的绑架、强迫失踪及暴力情况较往年有加剧的情况。下面我们举例来说明:
    
    1月18日,湖北潜江市原人大代表、基层选举专家姚立法在北京被操湖北潜江口音的不明身份者绑架。姚立法已经预定了1月19日晚的火车票回湖北,并将于1月20日应邀参加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的活动。后经证实,绑架他的人是潜江警方,目的就是阻止他参加美领馆的活动。(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5/200901/20090119111111_13160.html)
    
    2月15日下午两点半,在北京阜外大街国宾酒店对面十字路口,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及崔福芳前往北京一律师事务所准备与律师约谈有关维权事宜,在阜外大街国宾酒店对面十字路口两人突然遭到上海市政府驻京办的7名工作人员绑架。冯、崔二人随即被绑架到一辆车上,随后,冯正虎被送上火车押回上海。(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16012945_13708.html)
    
    4月4日山东大学教授、维权人士孙文广前往济南英雄山祭奠已故前中国领导人赵紫阳,结果被暴徒殴打,肋骨被打断。孙教授为了祭奠同情“六四”而遭软禁去世的赵紫阳,没有接受警方的劝阻,因此遭暴徒殴打,分析人士认为系警方所为。(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4/20090405012139_14718.html)
    
    6月4日擅长写作的河南郑州上访维权人士宁文忠失踪,他曾以“砍樵人”的网名多次在网上撰写时评文章。之前国保曾找他母亲谈话,他母亲被吓哭。后证实他因为参与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活动而被警方控制,后被处以一年劳教。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2/200906/20090619131809_15911.html)
    
    9月14日下午4点,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上访维权人士黄猷凡在北京上访遭3名当地政府、公安绑架后,半个月都失去音信。她被地方政府和公安民警从北京南站绑架回湖北武汉后的半个月,辗转被关押过四个地方。
    
    (http://crd-net.org /Article/fmzj/200910/20091007000340_17613.html)
    
    9月19日,北京的维权网志愿者李海已经几天没有消息。家里没人,手机也一直关机,也没见他上网。李海在此之前几天曾告诉友人,称北京国保告知他将在9月20日将他带到外地去旅游,“国庆”期间不让他呆在北京的家中。后被证实他被警方控制并带到外地软禁。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19075916_17361.html)
    
    9月24日早晨7点40分许,湖北潜江选举专家、维权网志愿者姚立法被其所在学校的体育老师叫走,一直到当天下午4点,姚立法都没有回家,妻子给他打电话,电话处于关机状态。直到9月27日晚上,姚立法仍然没有回家。后来证实他是被当地警方与学校联合绑架到离家60多公里外的一个农垦招待所中软禁半个月。奥巴马访华前夕的11月14日早晨,姚立法再次被潜江市公安局国保以及潜江市实验小学参与监控姚立法的体育教师控制人身自由,并与外界失去联络,直到奥巴马离开中国。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27212053_17461.html及)
    
    9月26日晚9点左右,4个不明身份的人冲进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的家中,将他绑架到一秘密地点,囚禁到10月4日凌晨1点左右。在被囚禁期间,陈云飞曾于10月1日绝食24小时。由于实施绑架的官方人员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所以不知道是哪个部门所为。据信这次绑架是为“六十年国庆”保稳定。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0/20091004101653_17550.html)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政府仅为了六十年“国庆”的所谓稳定,在9月与10月的“国庆”前后就在全国各地让上百名人权捍卫者失踪,最长的失踪20多天,短的也失踪4、5天。
    
    11月2日,江苏射阳维权人士陈翠琳到国家信访局填表时,又被射阳县信访局副局长陈尚春亲自带队,绑架回当地,关押于南苑宾馆20多天后,当妹妹陈昌奇去看望她时,人已失踪,赶到年底仍然没有被释放回家。(http://crd-net.org /Article/fmzj/200912/20091206011433_18694.html)
    
    11月19日早上7点40分左右,家住北京海淀区羊坊店附近的维权律师江天勇送小孩上学时,被保安与警察4人阻止。江天勇与警察理论时,警察与保安强行扭住他不放,江天勇的妻子闻讯赶来欲劝阻,结果被一名警察一掌推倒在地,臀部摔伤疼痛。随后,江天勇被警察带到羊坊店派出所,直到晚上才释放。据悉本次殴打江天勇可能是他在奥巴马访问期间的一些人权活动而招致警方报复。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20010929_18417.html)
    
    2009年出现如此多的人权捍卫者遭到绑架、失踪及暴力殴打现象,虽然与几个重要时间(“六四”二十周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奥巴马访华等)相逢于这一年有关,但中国政府在世界金融危机各国无暇顾及人权状况下,因着自己国力强大而更加增长了蛮横与自傲,以致无视人权,忘怀于自己支持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而肆意打压人权捍卫者,这可能才是更本质的问题。由于实施绑架、失踪甚至暴力的人员,根本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续,甚至根本不出示自己的身份,所以被侵权的人权捍卫者要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讨个说法显然不可能。但针对这种违法现象,人权捍卫者的抗议没有停止,如维权网就专门发表《维权网就“国庆”前夕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的声明》予以谴责。(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09/20090917231134_17354.html)
    
    三、人权捍卫者被关“黑监狱”、“法制学习班”及被殴打、威胁
    
    中国地方政府为了规避法制程序,躲开国际国内舆论监督,控制地方上访维权人士,而广设“黑监狱”(就是没有监狱名份,但充当监狱一样关押维权人士的地方)、“法制学习班”(对上访维权群体集中关押,强迫学习的地方),以完全超越法律程序的非法手段,剥夺人权捍卫者的人身自由权利。2009年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下,中国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如撤消驻京办的方式,来试图减少各地在京截访的力度,但事实上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下,在没有畅通的法律救济途径中,各地上访维权民众依然如潮汹涌,各地政府为了稳定与政绩而打压维权人士、控制上访群体也一如既往地猛烈,并且因为这一年的几个敏感时间而使打压较以往更趋激烈化。下面举例说明:
    
    3月7日上午,湖南长沙胡泽主等16名因房屋被强制拆迁、土地被强制征用与经租房等问题而上访维权人士,前往人民大会堂准备向参加两会的代表递交上访材料被北京警方截住,送到西长安街派出所,16名上访人员被长沙政府截访人员押送回长沙后关进长沙市“黑监狱”——“法教班”(原610法轮功改造基地),并且在遣返过程中两天没有给这些维权人士吃饭。(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3/20090309213714_14181.html)
    
    9月28日上午,江苏省常州市上访维权人士徐文静到国务院信访办递材料,结果和10多人一起被截访人员从后门直接送到九敬庄关押。当天下午徐文静被地方截访员用类似布口袋的东西蒙住头押回常州,以后关押的12天里,她除了吃饭,24小时都被蒙着头套,直到释放。(http://crd-net.org /Article/fmzj/200910/20091013205728_17716.html)
    
    9月30日上午,贵州省绥阳县3409厂退休职工、维权人士毛元泽在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交表后,就被接待人员将他同那里一起上访的人强行送往久敬庄关押,后被贵州省驻京办接出,又转交给北京市元鼎保安公司设在朝阳区南顶路红寺村的“黑监狱”中关押。(http://crd-net.org /Article/fmzj/200910/20091026105416_17936.html)
    
    11月16日晚,上海近90位上访维权人士意欲自发欢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其中42人被强行带到派出所,随后被送到北京南站的接济站“黑监狱”关押。此后这些访民又被押回上海,结果,访民李慧芳被拘留10天、朱利斌被拘留5天、赵玲娣被拘留5天,唐秋荣被关派出所4小时后放出,青浦访民沈兰珍在火车上手被车门严重夹伤,押送警察不给沈兰珍去医院治疗。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7093814_18343.html)
    
    12月4日湖北十堰维权人士郑大靖在中央电视台前观看访民前去咨询法律、表达诉求而被抓到了马家楼,随后被十堰市驻京办接出关入“黑监狱”中。被关“黑监狱”后的4天时间里,郑大靖都未能吃到任何东西,身体极为虚弱。(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8/zhengdajing/200912/20091207232511_18734.html)
    
    由上可见中国各地政府仍然广泛使用“黑监狱”、“法制学习班”来非法控制上访维权人士,打击人权捍卫者。
    
    四、阻止人权捍卫者出入国境
    
    2009年中国公民争取出入境权利因为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的抗争而显得格外精彩,也由此更进一步暴露出中国政府通过肆意剥夺人权捍卫者出入境权来打压维权的真实状况。《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然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为维持其统治的稳定而将大批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强行送出国外,或者在他们出国时拒绝他们回国,而将另外更多维权人士以不给办护照、或者没收护照的方式来剥夺他们出国权。为此一批维权人士也曾通过法律程序来试图维权,但常常却不被法院受理。我们通过如下案例可以看到:
    
    4月24日,福建维权人士范燕琼被福建省南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告知禁止她办理出入境手续。据分析,当局禁止范燕琼这次办理出境手续,可能与她去年底参与了《零八宪章》的签署有关。(www.2008xianzhang.info/……/20090425%20%20)
    
    上海长期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维权、创办《督察简报》与护宪维权网的维权人士冯正虎自6月7日搭乘飞机回到中国,结果到达上海机场后竟然遭到上海公安局浦东机场边防检查站警察禁止入境,随后被强行遣返回日本。此后他曾8次欲返回中国都被中国政府强行遣返回日本,截止到12月31日,冯正虎已滞留在日本东京机场被拒之国门外近2个月时间。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情况下,最后经过三个多月的抗争,才终于争取到春节前回到上海家中。
    
    (http://crd-net.org /Article/lingbaxianzhang/200906/20090609120946_15785.html及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4/200912/20091201095533_18627.html)
    
    四川维权人士陈卫欲在2009年9月中旬去瑞士日内瓦参加人权知识的学习和培训。遂宁市国保接到省公安厅通报阻止陈卫成行,表示对陈卫实行了“边控”。(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14101043_17305.html)
    
    上海维权人士小乔(本名李剑虹)于10月15日上午10点多钟从香港返回中国大陆,在过深圳边检时被拦住,无法入境,只得与冯正虎一样滞留在外国。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4/200910/20091016094708_17771.html)
    
    12月5日下午,浙江维权律师庄道鹤在深圳罗湖过关前往香港时被罗湖边防阻拦。期间,庄道鹤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达3个多小时,随身携带的行李被非法搜查,并在没有出具任何清单的情况下,扣押了他携带的部分书籍。(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06013010_18695.html)
    
    为了阻止人权捍卫者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中国政府在2009年大肆剥夺公民出入境权利,展示了奥运之后中国政府阻止人权捍卫者与世界交流的图谋。
    
    五、人权捍卫者被剥夺工作权
    
    2009年以剥夺律师执业权为典型事件,充分暴露出中国政府通过剥夺公民工作权来达到打压维权的行径。事实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就利用其控制一切的手段,通过恶化维权人士工作条件,剥夺他们的工作机会,使他们陷入困境而来达到打击的目的。但如09年这样大规模地剥夺律师执业权,这是自中国有律师制度以来的第一次。由此可以见证出中国政府对依法维权的恐惧与依法治国承诺的虚假。下面举例说明: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教师左晓环,因近年来参与民间一些维权活动,曾担任“六四天网”义工而被学院解除教职后,3月26日上午,他回到学院要求恢复工作权、并补发工资。学院保卫处工作人员三人来到办公室,强行将左晓环驱离学院。之后一直不给他恢复工作权。(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4/20090422230029_15092.html)
    
    2009年上半年,官方利用年检登记,制度性打压维权律师群体。律师由于他们职业特性,必然会成为维权运动中最具专业资源和资金资源优势的群体。维权律师群就是近年来崛起的人权捍卫者的优秀群体。由于他们对各类维权事件的积极而有效地介入,使得当局将其视作挑战其权威的潜在威胁,而遭到整治。2009年,对维权律师进行大规模的打压则是中国当局以不予年检登记的“断生计”的处罚方式,力图断绝维权律师的合法执业收入的资金来源,以达到其整治维权律师的目的。
    
    按照中国司法部规定,律师事务所年检的时间为每年3月1日至5月31日。根据维权网的不完全统计,北京2009年度新一轮打压维权律师行动,包括李和平、黎雄兵、李春富、王雅军、程海、唐吉田、杨慧文、谢燕益、李敦勇、温海波、刘巍、张立辉、彭剑、李静林、兰志学、张凯、刘晓原、张星水等维权律师,有的办理敏感案件,有的参与呼吁律师协会直选,有的网上发表文章批评司法局和律协,这些律师已被或正被以“年考登记”的名义不予登记、注销或暂停执业资格,此外,黑龙江的韦良玥、广西的杨在新、广东的刘士辉等多名维权律师也受到打压。(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810/revisions/1009017/view)
    
    2009年3月,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被“停业整顿六个月”。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由于长期关注和参与中国大陆的各种有影响的维权个案,它近年所参与的维权案例包括:担任陈光诚案、胡佳案、杨佳案等刑事案件被告的辩护人等。(http://blog.sohu.com/people/f2099194!f/123589865.htm)由此忆通所的所作所为得罪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力部门,因而被主管部门找借口停业整顿六个月。2009年2月16日,海淀区司法局向忆通律所送达《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权利告知书》,称忆通律所为尚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李苏滨(违法执业提供便利,拟对该所进行处罚。次日,海淀区司法局又送达另一告知书称,该局将对忆通律所作出“停业整顿六个月的行政处罚”。2009年3月13日,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作出行政决定,责令忆通所停业整顿半年,处罚期间自今年3月13日起至9月12日止。但一直到2009年年底,忆通律师事务所仍未获得执业权利。(http://www.caijing.com.cn/2009-03-18/110123593.html)
    
    对忆通所的处罚实际上是对那些敢于不听招呼而代理所谓“敏感”维权案子的律师事务所的严重警告。鉴于律师事务所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和专业资源,并且属于完全合法的法律结构,所以当局对忆通所为代表的律师事务所予以高度的重视,利用手中的的职权进行选择性执法,以达到震摄敢于介入维权事件的律师事务所的目的。
    
    6月1日上午,北京黎雄兵、江天勇等9名维权律师,就北京律师协会利用年度考核,非法剥夺律师执业权的事,依法向北京律师协会提交了《对北京市律师协会违反法律和协会章程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批评信》,当天下午,律师们还前往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会员权益部,依法向这些部门提出要求他们保护律师正当执业权的诉求。(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71/200906/20090601183041_15669.html)
    
    11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维权人士范亚峰,被所在单位以“政治”原因开除,相信与他长期参与家庭教会活动有关。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有关领导和人事部门宣称是“不再续聘”。范亚峰是北京家庭教会的成员,同时是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创始成员。
    
    12月17日,福建维权律师林洪楠律师被福州市司法局停止执业一年。福州司法局以林洪楠律师在2002年代理福建“6.24”福清爆炸案时将一份涉密材料复印给当事人与《中国青年报》为由,认定林律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三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26122000_19125.html)
    
    12月21日,北京宪政学者、维权人士张博树博士被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以宣布限期调离的方式解除他的研究工作,原因是张博树此前接受并参加了日本与美国两所大学的学术交流邀请。当日上午向张博树宣读了《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关于张博树限期调离的决定》。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22082417_19018.html)
    
    从2009年中国政府对律师执业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剥夺,以及对学者张博树、范亚峰等研究工作的解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经比以往更加重了通过剥夺人权捍卫者工作权来打击维权的手段。
    
    六、人权捍卫者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
    
    中国各地政府为了掩盖侵权行为,打击敢于揭露其侵权的维权人士,将一些长期上访维权的人关入精神病院,对他们进行身心折磨。2009年3月由于北大教授孙东东公开通过《中国新闻周刊》宣称“老上访专业户99%以上都有偏激性精神障碍”,将对上访维权人士通过精神病迫害的问题公开化。虽然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但一些地方政府仍以此作为打压维权人士的手段。下面举例说明:
    
    湖南省江永县的上访维权人士何方武自2007年2月被当地政府关入永州市精神医院后,到2009年7月5日仍然未予释放。何方武1998年秋被当地警方以“窝藏”躲避计划生育人员为由抓捕。此后,他被关进精神病院四次。期间他虽多方向有关部门提起诉讼,但均不被受理。目前情况不详。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04182101_16168.html)
    
    9月27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维权人士、精神病院受难者邹桂兰来到江岸区信访局,在信访局门外被六、七名人员强行绑架上一辆车,随即被带至二七街“兵站”。9月28日,她所在的街道综治办人员又强令她进“开放式学习班”。此前,邹桂兰因上访维权而数次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
    
    (http://crd-net.org /Article/fmzj/200909/20090928103051_17469.html)
    
    11月2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赵桂荣向维权网投诉自己丈夫刑世库因被单位剥夺劳动权利、扣发劳动工资等上访维权,在遭到毒打后被关入精神病院。2007年2月19日,邢世库在北京南站旅店被当地信访办主任张喜民等人绑架,押送回当地交给道外区经贸局局长之后,秘密关押到道外区精神病院,直到09年底仍未获释。(http://crd-net.org /Article/fmzj/200911/20091130185247_18622.html)
    
    从2009年披露出来的上访维权人士被关精神病院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使用这种摧残人身心健康,侵犯人基本自由权利的做法,以达到打压上访维权的目的。
    
    七、对人权捍卫者传唤、抄家
    
    2009年一则由于《零八宪章》发布,后续签名者不断,一大批参与联署的人权捍卫者受到各地警方的传唤。据不完全统计,在09年因签宪章而被传唤的维权人士有上百人;再则这一年“六四”、“国庆”及奥巴马访华等被政府视为重大的时节,一批人权捍卫者也受到了严控,被纷纷传唤,有的还被抄家。总之,2009年对人权捍卫者来说是很不平静的一年,全国被传唤人数应该是继1989年之后最多的一年。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抗争的加剧与政府控制的加强,也显示出双方进入权利争夺激烈的相持状态。下面举例说明:
    
    1月10日晚11点,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领头把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维权网志愿者王德邦从家中带走,以他参与起草《人权捍卫者报告》为由连夜审讯了6个小时。同时,国保警察在他家里抄家3个多小时,拿走了他的电脑和许多私人财物。(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01/20090111135715_13005.html)
    
    3月31日上午,独立中文笔会北京异议作家人权捍卫者江棋生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警察从家中带走,并被抄家。在传唤6小时后才释放回家。江棋生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被传唤和抄家之前正在撰写有关“六四”系狱人士调查报告,警方怀疑他会策划和参与有关“六四”的纪念活动。(http://crd-net.org/Article/liusi/200905/20090516111501_15437.html)
    
    4月2日上午9点半,北京的中国民主党成员、维权人士高洪明家里闯进10几位国保警察,当场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和搜查证后,将高洪明从家中带走。留下的警察进行查抄,整个行动持续到下午2点才结束。理由是高洪明“虽然出狱但仍在剥权期,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并公开发表文章违反了法律规定”。(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4/20090402164048_14652.html)
    
    9月9日下午3点,湖北省潜江市的选举专家、维权网志愿者姚立法被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传唤,执行任务时警员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及身份证件。警员认为姚立法发给维权网的报道对潜江市公安局的形象造成了损害。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11004221_17262.html)
    
    12月1日,贵阳的人权捍卫者陈西受到国保人员传讯,到下午18点30分,陈西才被放回家,传讯时间长达8小时。为了迎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1周年,贵州第五届人权研讨会继10月26日研讨及宣传活动后,11月29日再次公布今后的活动安排。(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02101111_18649.html)
    
    从以上人权捍卫者遭到传唤抄家情况,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维权活动的打压态势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减弱,相反以“敏感年”的“稳定”为借口而在加强。
    
    八、行政拘留与劳动教养
    
    2009年中国政府仍广泛使用违法违宪的劳教制度及行政拘留手段打压维权人士。根据“维权网”电子周刊《中国维权动态》报道,2009年间被处劳教的维权人士达210多人。而“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就有广东罗勇泉、四川的陈杨、河北的宁文忠、辽宁的张怀阳与孙福全、浙江的黄伟等维权人士因参与纪念活动而分别被所在地政府处以一年到两年的劳教。下面是几个比较典型的个案:
    
    3月5日上午9点半,300多名以“济正”非法集资案受害人为主体的山东济南冤民在泉城广场聚会,意在对北京召开的两会喊冤。当地的100多警察和40名特警提前1小时在泉城等候等待。维权人士张金凤被警察抓走,以聚众闹事的名义处以劳动教养一年零九个月。(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3/20090329004601_14564.html)
    
    辽宁沈阳的维权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孙福全被沈阳劳教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4月以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支持台独等罪名处以劳教一年零玖个月。(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13122310_17294.html)
    
    6月1日凌晨温州警方抓捕了准备到北京天安门前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民间歌手、维权人士黄伟。7月中旬他的家人得知他被当地公安机关处以一年半劳教,先被关押在温州瓯海看守所,后不久被送往当地劳教所。(http://crd-net.org/Article/liusi/200907/20090726105030_16458.html)
    
    6月3日下午,江苏籍在重庆工作曾于四川大地震后前往灾区救助的维权人士陈杨,因和朋友商量穿白衣烛光悼念“64”先烈,被重庆市谢家湾派出所在他的租屋当场拷走,后被关押在九龙坡区看守所遭刑事拘留,后来被处以劳教一年。(http://www.boxun.tv/news/gb/china/2009/06/200906220033.shtml)
    
    6月下旬,失踪一个多月的广东诗人《零八宪章》签署人、维权人士罗勇泉家人终于得到当地国保通知,说罗勇泉因写反对政府的诗歌并且准备发起“六四”纪念活动而被处以劳教两年,目前罗勇泉被关押在广东省佛山市山水区劳教所第一分所四大队。(http://crd-net.org/Article/lingbaxianzhang/200911/20091106090236_18137.html)
    
    6月16日下午1点50分左右,甘肃的核污染维权人士孙小弟的女儿孙海燕在北京被甘肃公安厅、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三级公安的人员从出租房内带走。在房东的强烈的要求下,甘肃警方出具了一个拘捕证,但上面没有内容。当天晚上迭部县公安局刑警队一名人员给孙小弟的妻子胡建红打来电话说,孙小弟因“非法提供秘密情报”被拘留了,让给他送被子等物品。7月9日孙小弟被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向境外泄露秘密为由,宣布劳教二年,其女孙敦白(又名孙海燕)被劳教一年半。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2/200906/20090617152014_15884.html及http://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12)
    
    8月27日下午,内蒙古通辽市军队复转维权人士金有发的妻子接到了通辽市劳教管理委员会送来的对金有发的《劳教决定书》,金有发被以“煽动聚集全国志愿兵上访,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劳教1年,劳教时间自2009年8月26日至2010年8月25日中。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26205417_17024.html)
    
    12月3日下午4点安徽蚌埠警方7、8名警察闯进刚出狱不久的维权人士张林家中,将张林家的电脑与手机抄走,当天晚上9点30分左右,张林因“违反监督管理规定”被行政拘留10天。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Class20/200912/20091205223648_18678.html)
    
    2009年中国政府依然使用臭名昭著的违宪劳教制度来打压人权捍卫者,仅仅因一些维权人士准备在“六四”二十周年时举行一点纪念活动就被劳教了5人。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烂施劳教之刑的状况。
    
    九、拘捕与判刑
    
    2009年是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权捍卫者判刑最多且最重的一年,其中重判刘晓波、郭泉、黄琦等,让世界为之惊讶。2009年间,据“维权网”报道过的消息统计,因从事维权活动而被判实刑的有49人(这些人中不包括还有一部分人因为证据不足,延长审查期限等原因被超期羁押中),包括以下这些个案:
    
    3月4日,黑龙江省鸡西市维权人士袁显臣被鸡西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袁显臣曾在2008年奥运前响应黑龙江维权人士杨春林提出的“要人权不要奥运”呼吁,积极联系民众签名。(http://www.mail-archive.com/[email protected]/msg01339.html)
    
    7月2日上午,山东省济南舜天律师事务所维权律师刘如平被警方抓走,家中被抄。7月4日,辽宁省大连市维权律师王永航被当地国保秘密抓捕,家中被查抄。7月8日,山东省平度市天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平遭当地警方抓捕。三位律师被抓的原因皆为帮助法轮功练习者辩护。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7/20090714030611_16279.html)
    
    福建维权人士游精佑因关注闽清严晓玲被轮奸致死案被福州警方以涉嫌“污告陷害罪”于7月31日正式逮捕。(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03142159_16614.html)
    
    7月31日福建维权人士范燕琼被福州市马尾区检察院以涉嫌“诬告陷害”批准逮捕。范燕琼和维权人士游精佑均因关注严晓玲案在网上发文而被捕,他们之前的涉嫌罪名是“诽谤”。(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04135831_16631.html)
    
    8月4日下午,福建维权人士吴华英家属收到了福州马尾公安局寄出的逮捕证,涉嫌罪名是“诬告陷害”。(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08/20090804210632_16633.html)
    
    11月11日下午,四川自贡维权人士刘正有被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分局刑事传唤后,警方跟前去欲会见刘正有的人称刘正有已经被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11月12日,其家人接到了刘正有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的通知书。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3190017_18279.html)
    
    11月27日,辽宁大连维权律师王永航被沙河口区法院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判决书宣称的事实依据是王永航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10月中旬,法院对王永航律师秘密开庭,家属和律师均未能出庭,王永航律师为自己做无罪辩护。2009年7月4日,大连国保秘密抓捕了王永航,并暴力致他脚踝骨折。(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05231359_18689.html)
    
    11月23日上午,四川维权人士黄琦被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庭审时,有希望入庭旁听的访民遭到殴打,关心黄琦的人士均被拒绝旁听。(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4/200911/20091123124406_18478.html)
    
    12月25日上午,北京独立作家、维权人士刘晓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重判11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针对中国政府又一次严重侵犯言论自由的违法判决,世界都发出了谴责的声音。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25101021_19083.html)
    
    2009年是中国人权倒退的一年,对人权捍卫者的拘捕与重判,是近十年来最多最重的。福建因揭露“严晓玲案”而先后被抓了7人,后被逮捕起诉了3人,而成都中院前抗议事件先后被抓了8人,到年底虽然还没有开庭,但也一直没有释放人。由这两个一次抓捕多人的案子,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打压人权捍卫者上的残酷。
    
    十、人权捍卫者在狱中遭受酷刑和侵权
    
    中国执法部门烂施酷刑可谓臭名昭著,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也从来没有断过,而中国人权捍卫者们为了结束酷刑也作出过不懈的努力,但是一些人权捍卫者在被政府投入监狱时,却也难免被施酷刑的命运。2009年从披露的材料来看,中国政府仍然在兑现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举例说明如下:
    
    5月27日是黑龙江佳木斯香兰监狱的探监日,正在狱中服刑的农民土地维权人士杨春林的妹妹杨春平在当天上午和家人前往监狱探望杨春林时,拒绝让其会见,并称这是上级规定的。据杨春平透露,香兰监狱里的犯人生活很差。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yangchunlin/200905/20090527160330_15603.html)
    
    湖北省武汉市的维权人士秦永敏自98年入狱后,每个月都给女儿写一封信,10年中有100余封信,但女儿只接到过两封信。秦永敏被剥夺通信权11年。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qinyongmin/200908/20090801104235_16576.html)
    
    自8月5日开庭到11月2日,四川维权人士黄琦的亲属一直没有他在狱中的任何消息。据黄琦的律师透露,黄琦的身体很不好,人非常消瘦,左胸部有硬块,肚子上还长有两个肉瘤,心脏也不好,且经常头疼,但都没有得到医治。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huangqi/200911/20091102114425_18048.html)
    
    山东临沂的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已经有10个月没能见到过丈夫,而亲属从今年4月开始也无法再去探视陈光诚。陈光诚10月份体重锐减8斤,长期腹泄没有得到治疗。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Class51/200910/20091016121109_17772.html)
    
    11月6日,广东维权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罗勇泉日前被关押在广东省佛山市的三水劳教所内,他每天被强制劳动十二、三个小时。他被关押在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严管队,24小时有2名劳教成员监视,包括上厕所在内。
    
    (http://crd-net.org /Article/lingbaxianzhang/200911/20091106090236_18137.html)
    
    山东省滕州市前《法制早报》记者齐崇淮的妻子焦霞2月4日前往滕州齐崇淮服刑的监狱会见过丈夫,在之后的10个多月中她再也没有得到会见。他在2007年8月预审时遭到警察的殴打,在2008年8月的服刑时间里遭到监狱犯人的殴打,并每天被迫劳动10个小时以上,有时候达到20个小时。
    
    (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18/qichonghuai/200912/20091205230455_18685.html)
    
    12月16日下午,暴力拆迁受害者山东省临沂市王进生与济南市李红卫看望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劳教的济南维权人士张金凤,被告知不准会见。济南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于3月14日对她作出了劳动教养一年九个月的决定。(http://crd-net.org /Article/Class53/200912/20091217101135_18919.html)
    
    本章小结:由于2009年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年,中国政府在延续08年奥运会的严控手段后,更进一步加大了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宗教信仰者的打压。这一年从人权捍卫者受到传唤、拘留、劳教、判刑的人数上,以及被判刑的刑期长度上,都显示出这是继1998年中国民主党被镇压后,近10年来中国人权捍卫者被打压最严酷的一年;同时大规模、普遍性地对维权人士采取监控、骚扰、绑架、威胁、殴打等手段,也到了公开而肆无忌惮的程度;当然大规模采取强迫维权人士在某些被他们认为敏感的时间外出“旅游”也成为一大控制特色,但这种外表“文明”,实质仍然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做法,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政府更普遍化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本章所列举的十方面对人权捍卫者的控制与打压现象,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权保护依然严峻的现实。
    
    第七章人权捍卫者筹集资源、接受和使用资助的权利
    
    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根据本宣言第3条的规定,以和平手段纯粹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目的征集、接受和使用资源。
    
    ——《人权捍卫者宣言》第13条
    
    根据《人权捍卫者宣言》,任何人都应该享有为人权活动捐款、接受并使用筹集到的资助去从事维护人权活动的权利。这一国际文献将人权捍卫者募集和使用资金的合法性进行了明确的认定。换言之,人权捍卫者只要将资金和资源使用在以和平手段促进和捍卫人权的任何活动中,都是合法的,都应该得到保障。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政府据我们所知没有宣传过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没有在中国大陆传播这个人权文献的内容,因此《人权捍卫者宣言》在中国大陆很少为人所知,而《人权捍卫者宣言》中的这一权利更是知者寥寥。这种情况实际上符合中国政府的做法,它正是利用人们对《人权捍卫者宣言》的信息匮乏,在国内将民间和国际上一切支持人权活动的机构、团体与个人,以及把筹集、接受和使用来自民间和国际的资源的行为进行歪曲性宣传,甚至把这类事件作为“危害国家安全”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来进行恐吓和治罪,如果找不到这样的罪名,它也会找出“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组织罪”、“偷税罪”等罪名予以治罪。
    
    实际上,这种封锁信息、魔化人权捍卫者合法活动的做法,源于中国政府产生对各种迅速增长的民间力量的深深恐惧,目的是制造恐惧、从而达到扼杀民间力量的目的。以各种方式进行资源剥夺和控制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条主要途径。
    
    由于中国大陆公民的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政府或非政府团体或多边国际机构)以及国内支持的民间维权团体或人士的资源的大规模阻挡越来越困难。因此,不同与去年的是,2009年,政府将打压重点放在它认为有广泛民间资源和国际支持的人权捍卫者组织和群体,对它们进行所谓“选择性执法”的打压。
    
    2009年,中国当局加大了对在大陆民间“有广泛影响和资源”的合法人权捍卫者组织和群体的打击,除了使用骚扰、审查、停业、解散机构等手段外,还继续直接用刑事惩办来恐吓人权捍卫者。遭受中国当局打压的人权捍卫者机构和群体包括公盟、六四天网。下面我们用两个实例来说明这种严重现象。
    
    一、2009年7月,强行处罚“公盟”
    
    2009年7月14日,公盟接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同时送到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通知书称,将于7月24日之前对公盟实施行政处罚,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项合计142万多元。其中,地税的30多万元处罚是针对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自2006年以来的四笔资助以及公盟研究员王功权先生于2009年4月提供的私人资助。
    
    不仅如此,7月17日上午,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还到公盟办公地点,对“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以没有登记注册为名进行取缔,并对公盟办公室进行了查抄,将公盟办公室抄得一遍狼籍。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是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设的内部公益机构,公司的内部机构不存在进行登记的问题,由此显见民政局的行为是非法的。
    
    “公盟”的前身是2003年10月,由就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的“三博士”中的许志永、滕彪和著名维权律师张星水发起成立的“阳光宪政”。2005年6月更名为“公盟”,因到民政部门申请不被受理只好在工商部门注册,全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公盟是一家非营利的多年来广泛支持民间维权、研究法律问题、促进社会改良的民间公益性服务机构,是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的公民组织。从公盟成立以来所有开展的工作来看,公盟完全是公益性的,不存在任何盈利情况。
    
    北京当局对公盟通过税务巨额处罚与民政取缔查抄多管齐下,目的就是要将公盟这个公民社团一举摧毁。对于“公盟”的强制解散是当局的一个最恶劣的做法。执政当局整体打压维权运动中的对中国民间NGO机构整肃的开始。因此,这完全不是经济处罚,而是典型的政治迫害。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07/20090718121052_16346.html)
    
    二、2009年11月23日,六四天网负责人、四川人权捍卫者黄琦被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此次黄琦被判刑,起因于2008年“5. 12大地震”发生后,黄琦积极参与救灾活动,和天网义工一起组织车队14次进出灾区为地震中死亡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并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为了救援震区受害人,天网接受了一些天网网友和作者的捐款、捐物。黄琦没有直接上交中国红十字会,而是亲自组织义工,多次赴汶川灾区发放给灾民,在当地产生巨大影响。由于黄琦的所谓的“特殊背景”,他的这种义举所显示出他的广泛影响力和资源的整合能力,遭到四川地方政府的忌恨。(http://www.german-proxy.de/b.php?u=Oi8vYm94dW4uY29tL2hlcm8vMjAwODA2L2h5bS8yXzEuc2h0bWw%3D&b=1)6月10日晚,黄琦在成都被几名身份不明的人强行带走。6月16日,黄琦母亲竟然收到警方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对黄琦刑事拘留的通知书,后来知道警方是以他电脑里有所谓的几个国家机密文件为由拘捕他的。虽然黄琦是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被成都检察院7月正式逮捕,但是,知情者认为他的被捕与接受捐赠并且组织义工灾区赈济灾民以及抨击豆腐渣工程有关。黄琦在关押期间身患重病,申请保外就医未获批准。2009年8月5日,成都法院秘密审判黄琦涉密案,直到11月23日才宣判。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11/20091123124406_18478.html)
    
    本章小结:以上案例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于《人权捍卫者宣言》这一条款的漠视和违背。从公盟许志永案和天网黄琦案可以发现,面对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行动力的人权捍卫者和组织,政府非但不加以扶持,反而以各种借口予以打击和摧毁。2009年的打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避实击虚”,政府打压的方式往往会避开人权捍卫者和组织介入的社会影响大的的事件,虽然这是政府最忌恨的地方,而找一些其它的借口予以超乎想象的打击。对公盟和天网的镇压,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点。二是“斩首行动”,为了避免更多的社会不满,政府选择的重点打击对象基本集中在第一负责人的身上,对许志永和黄琦的拘押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八章政府在立法、司法、行政方面的失职和人权普及教育落后
    
    1.国家有责任采取立法、司法、行政或其他适当措施,促进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了解他们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这类措施,除其他外,应包括:
    
    (a)出版和广泛供应国家法律和规定以及适用的基本国际人权文书;
    
    (b)充分和平等地得到人权方面的国际文件,包括缔约国向根据国际人权条约设立的机构提交的定期报告、以及这些机构讨论情况的简要记录和正式报告。
    
    ——《人权捍卫者宣言》第14条
    
    作为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政府有责任落实它支持通过的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里面的各条明文规定。但是在2009年间,中国政府仍然没有认真承担起这些责任,我们没有观察到政府采取立法、司法、行政或其他措施去促进中国国民了解各项人权,没观察到在这方面做出了什么明显的改进。
    
    中国政府在在2009年4月13日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
    
    (http://news.sina.com.cn/c/2009-04-13/101117598864.shtml)其导言开宗明义提出:“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中国公民和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政府这一难得的表态和信誓旦旦的行动计划寄予了深切的希望。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发誓要在以下方面推动人权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保障,人权教育、国际人权义务的履行及国际人权领域交流与合作等。但是,中国政府是如何落实这一对中国公民和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的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回答这个问题。
    
    政府失职一:在通过立法促进公民了解人权方面无所作为
    
    根据中国政府所签署的《人权捍卫者宣言》第14条,中国政府的立法机构有责任在立法方面采取措施,促进中国公民了解自己的各项权利。但是,中国的立法机构在促进中国公民了解人权方面,表现得相当迟钝。
    
    中国当今推行的一些法令法规,如劳教制度、拆迁条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保密法等等,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不是以保卫公民的合法权利为立法目的和原则的,而是以侵害公民合法权利来达到维持政权的目的。这些法令法规对于中国公民人权的侵害是极其惨重的。对这些法规的推行,达到的实际效果就是弥障人们对人权的了解、对人权合法性的直接挑战。在立法方面,别说政府在促进公民了解自己的公民权利方面有什么作为,就是在中国公民对于已经了解的权利遭受严重侵害提出追究责任的诉求时,官方的反映要么是麻木不仁,要么是阻止、压制。
    
    例1、在废除劳教制度的方面,中国立法机构没有任何的作为。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臭名昭著的中国第一恶法。它是中国政府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一项制度保障,完全违背中国宪法和联合国各项人权公约中的原则。就是这样一个世人皆知的恶法,中国政府的立法机构竟然无动于衷,毫不作为。如此恶贯满盈的劳教制度都长期无法废除,那么,中国政府在立法方面到底要如何促进公民的人权保护呢?
    
    早在2008年7月1日维权网就发布了致全国人大常委公开信:劳教不废,法治难立。公开信从以下六个方面将劳教制度的危害及解决之道予以了全面的阐述,一、劳动教养制度的来龙去脉,二、劳动教养制度对人权的戕害,三、劳动教养的法律救济机制严重缺失,四、劳动教养制度与法治精神的悖逆,五、劳动教养制度与国际人权公约相抵触,六、建议人大常委尽早废止罪恶的劳动教养制度,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若干对策。这一公开信汇聚了众多劳教案例,内容翔实,而其法律论述也是十分严密的。但是,中国立法机构时至今日却是毫不理会,无所作为。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807/20080702234552_9241.html)
    
    例2、在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方面,政府立法工作动作迟缓。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引起的恶性事件近年来比比皆是,数不胜数。由于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及中国当前的专制体制,房地产商自然成为中国社会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与政府利益捆绑,大肆掠夺土地和公有、私有资产,拆迁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他们所依赖的法律依据就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也严重背离了中国宪法和联合国各项人权公约的原则,给无数中国家庭造成了灭顶之灾。
    
    2009年以来,已经引起媒体关注的强拆导致自焚事件就有:2月13日,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对位于红山区哈达街中段路北民航家属楼的401室(户主黄洋)和101室(户主石国清)强制执行拆迁,石国清被逼在室内放火自焚,致自己女儿王娜烧伤;10月28日,青岛张霞在自己被强拆的家门口,看着自己公公被打伤在废墟中,于是自己在一辆要拆掉她房子的挖掘机前浇下汽油自焚重伤;12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强拆,房主席新柱自焚。上海、湖南、江苏、山东等地,也先后发生过多起强拆自焚事件。2009年11月13日四川成都市民唐福珍被强拆逼迫自焚事件后,中国社会舆论已经再也无法忍受这一恶法的存在了。
    
    例3、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社会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抨击和批评无动于衷,充耳不闻。中国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一项赤裸裸的因言治罪的罪项,它是中国政府可以随心所欲打击、迫害异议人士的最为有效的武器,因此,中国政府绝不会在立法上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废止或修改。
    
    同时,中国政府毫不顾忌自己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要促进和改善人权”的庄严承诺,在2009年,中国政府仍然使用此项罪名迫害中国大陆的人权捍卫者。2009年12月25日,中国政府就使用这项罪名将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判处11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2年。此举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12/20091225101513_19084.html)
    
    例4、对于民间要求修改《保密法》的强烈呼声,中国政府依然是置之不理。同时,中国政府竟然使用其中的条款,对中国的人权捍卫者进行打击和迫害。2009年,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09年11月23日对四川人权捍卫者黄琦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的事件。(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11/20091123124406_18478.html)
    
    近年来,先后发生了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师涛“泄露国家秘密案”与黄琦“涉嫌持有国家秘密案”。福建省多名披露“严晓玲被轮奸致死案”的维权人士被当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后,代理律师第一次前去会见当事人时,福州警方一概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安排律师会见。另据不少维权律师透露,他们在代理一些被政府视为敏感的维权、异议人士、宗教信仰方面的案件时,经常遭遇到所谓案件涉及国家秘密而被拒绝会见,或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情况。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已成为中国行政与司法当局打压人权捍卫者和异议人士经常使用的工具。对于民间如此宝贵的建议,中国政府竟然不做任何回应,基本上不予采纳。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08/20090801004921_16572.html)
    
    政府失职二:在通过司法促进公民了解人权方面徇私枉法
    
    根据《人权捍卫者宣言》,中国政府有责任与义务在司法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公民对自己权利的了解。就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现状而言,中国政府在司法方面能够促进公民了解自己各项权利的最为有效的举措就是公正执法。徇私枉法,视法律为儿戏的不公正的司法判决,不仅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害,实际上也妨碍了公民对他们应该享有的人权的了解、知情。这里的私是指一党之私、特殊利益集团之私。
    
    正如本报告上文所说,中国政府在2009年在司法上制造了许多冤家错案。公民在行使自己业已了解的权利的时候,中国政府非但不予保护和支持,而是利用司法机关予以打击,这是和《人权捍卫者宣言》背道而驰的做法。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很多人权捍卫者了解自己的权利并且行使和捍卫这些权利,而中国政府却在利用司法机关打击和迫害他们。本报告前几章讨论过的许多司法判决事例就足以说明。这种司法打压的社会效果是杀一儆百,以达到恐吓维权、向普通民众魔化人权捍卫者和人权行动的目的。
    
    例如,2009年四川省成都市的人权捍卫者黄晓敏、辛清贤、陆大椿和严文汉等四人,因披露成都当地维权事件先后于2009年2月28日和3月1日,被成都警方抓走,并被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辛清贤、黄晓敏、陆大椿、严文汉四人都是因为关注和披露成都市2009年2月下旬发生的两起公民维权事件,而招致警方的抓捕。2月20日上午,在成都市皇家花园发生了业主袁行根为了保护自己房产不被侵占而用汽油点燃房子,致使冲入房内准备强拆的警察烧伤事件;2月23日上午,发生了数十名冤民在成都市中级法院铁链锁手要求司法公正的示威抗议事件。这些维权活动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国内外公众的关注。这四名人权捍卫者,因为关心、参与当地的维权活动,披露有关维权信息,而被成都警方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这是一起典型的指鹿为马、巧设罪名魔化迫害人权捍卫者的严重事件。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03/20090319214752_14391.html)
    
    这个案例中的人权捍卫者都是在行使自己透彻了解的各项公民权利并且行使之,而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竟然利用司法机关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这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捍卫者宣言》中要“采取司法方面的措施促进人们对人权的了解”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政府失职三:在通过行政促进公民了解人权方面违法行政
    
    根据《人权捍卫者宣言》,中国政府有责任与义务也在行政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公民对自己权利的了解。当今,中国政府在行政方面能够促进公民了解自己各项权利的最为有效的举措就是依法行政。违法行政,视法律为工具,党政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将法律当作自己敛财的工具,这是中国政府通过行政行为来蔑视、对抗人权的最常见的做法,其客观效果之一是有碍人们了解他们应该享有什么人权。
    
    中国政府在2009年在行政上制造了许多执法犯法的案例,这些行为极大地侵害了公民的各项权利。中国公民在遵纪守法或依法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竟然遭到政府行政部门的泄私报复、恶意的构陷、非法的关押、粗暴的打击。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上海的白领张军在2009年9月8日遭遇当地运管部门的”钓鱼执法“,在被迫缴了1万元罚款并声明放弃申诉的权利后,才取回了自己的车。随后,张军委托北京维权人士、法律工作者郝劲松,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10月14日晚,据当事司机孙中界称,当时自己驾驶面包车行驶在路上,一男子衣着单薄恳求搭车,男子上车几分钟后,自己的车即被两辆车包围、逼停,随即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回公司后遭遇指责,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好事反被冤枉,遂用菜刀切断左手小指以示清白。结果:上海市政府26日召开的常务会议透露,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鱼“式执法案并向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张军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依法撤销原处罚决定。
    
    (http://news.sohu.com/s2009/diaoyuzhifa)
    
    中国许多行政执法部门不依法行政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常态。更为严重的和普遍的问题还包括公安机关、截访办随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城管部门恶意强制拆迁。这些例证在本报告其他的章节中都有披露,在此不再重述。
    
    本来中国政府的行政机本应该切实履行《人权捍卫者宣言》,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中国公民了解自己的各项权利。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刚好相反,很多中国人权捍卫者和公民十分了解自己的权利并且在行使和捍卫这些权利,而中国的行政机关却利用自己的职权对他们进行打击和迫害。这是中国政府在此方面的重大失职。
    
    政府失职四:人权普及教育落后
    
    中国的人权普及教育的落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了加大人权普及教育,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2009年12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北京举行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执行情况中期评估会”上宣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行动计划中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和具体指标均如期得到了落实,大部分需两年完成的量化指标的落实程度已达到50%左右,有的达到了65%.但是他没有说明落实程度的计算方法或公开有关的具体资料。王晨同时承认,从此次评估的情况看,在执行过程中也还存在不足,主要是有的地方和单位对落实行动计划还不够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还不够强,把保障人权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职责之中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够,个别方面还没有如期实现规定的目标。(http://news.stnn.cc/china/200912/t20091203_1226216.html)
    
    但是据我们的观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执行情况实际上只是在文件上和宣传上,普及人权知识的举措基本上都没有实施。早在2008年11月8日维权网就“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不能停留于作秀“的公开声明。声明对于政府制定人权计划会面临的问题做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五点建设性意见。(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811/20081108140030_11629.html)
    
    2009年4月14日“维权网”又发布了“关于国新办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声明”。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迄今已逾10年仍未将该公约交付全国人大审议批准,致使该公约在中国一直无法正式生效。中国全国人大尽早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使该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而不应继续虚与委蛇,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如何落实与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与人身自由等诸项宪法权利方面缺少实在可行的措施。在实现相关义务教育和公共健康的计划中,缺失对权利保障的定义和手段。对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制度创新的方面也了无新意。政府在这些方面应该认真听取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意见,对《行动计划》作认真负责的、而不是敷衍了事的补充、修订和完善。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04/20090415014043_14934.html)
    
    除了维权网这样的人权组织向中国政府进言献策,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公开发出了的呼吁。例如:2009年4月22日武汉大学学生龙飞湖在自己博客里发表了“致教育部关于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的一封公开信”,龙飞湖大力呼吁在大学“开设公民常识教育必修课,主要讲授人权、自由与民主、宪法与宪政、权利与义务、国家与社会、公民与政府等最最基本的法律概念。”。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590436.html)
    
    面对社会各界针对人权普及教育的宝贵建议,中国政府的反应则是:根本不予理睬,照旧我行我素,一切仍然是以对外宣传、蒙蔽国际社会视听为主。在普及人权教育方面,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有效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和义务。不仅如此,警方竟然还对一些主动要求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维权人士进行非法传讯与羁押。如2009年2月6日,北京市民曹顺利、张明、王建平、张鸿彬等人到国务院新闻办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结果被守候在那里的警察抓到附近派出所做笔录。(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06153923_13487.html)
    
    贵州人权研讨会几年来一直坚持在当地开展人权研讨会和人权论坛,传播《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人权文献,向大众普及人权知识。其成员专门编写了《人权捍卫者手册》,用于人权教育和普及人权常识。当地政府和警方不仅不支持他们的公民行动,还对他们进行监控、传唤、查抄、绑架和监禁。其主要成员陈西、廖双元、吴玉琴、卢勇祥、黄燕明、杜和平、田祖湘、申有连、张重发、徐国庆、莫建刚、曾宁等人经常遭受警方骚扰,每到“敏感”时期往往被国保带走或控制在家中不准外出,限制人身自由。12月6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在黔灵公园聚会纪念“世界人权日”,上午10点半,所有维权人士都陆续地来到黔灵公园门口,但是,却被贵阳公安局国保支队警员强行阻拦驱散。
    
    (http://www.2008xianzhang.info/NewsReports/20091208%20guizhou.html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11/20091113213408_18282.html)
    
    维权人士出国参加国际人权知识培训也屡屡受到公安和国保的干涉和阻挠。如四川维权人士陈卫收到国际人权服务中心的邀请信,在9月中旬去瑞士日内瓦参加人权知识的学习和培训。然而就在陈卫准备出行之际,遂宁市国保接到四川省公安厅的通报,调查此事,并阻止陈卫成行。据了解,省公安厅的通报是9月7日下达到遂宁市的,遂宁市国保支队在8日至10日三天连续约陈卫“喝茶”,要陈卫表态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陈卫以自己是一个公民,这是公民的权利为由拒绝回答。遂宁市国保支队的负责人说,如果有的话,就劝其不要出去,并说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们还透露,现在已经对陈卫实行了“边控”,实际他从什么地方走都出不了境的。陈卫对国保这种明目张胆的违反法律侵犯公民出国自由权的做法非常气愤,并要他们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国保无法提出正当的理由,只是说可能与建国六十庆典有关。他们也相信陈卫不会借机做出什么事情,但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们不能不执行。国保支队长还当着陈卫的面直接安排下面的警员对陈卫进行控制,对陈卫的动向进行严密监视。致使陈卫无法成行。(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14101043_17305.html)
    
    与陈卫的遭遇相类似,9月11日晚上11点左右,居住在北京香山的湖南籍维权人士谢强,正在准备第二天一早前往机场去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却被接到上级指令的湖南省娄底市国保警员上门带走,押回湖南老家看管了一个多月。期间还多次对他进行讯问,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致使他失去了这次宝贵的人权知识培训的机会。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9/20090912173122_17283.html)
    
    本章小结:根据中国政府支持通过的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规定,国家有责任采取立法、司法、行政或其他适当措施,促进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了解他们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但是从上面列举的大量事例表明:在2009年间,中国政府并没有能够认真承担起这些责任。政府在立法、司法、行政方面存在严重失职,在人权教育和普及方面严重落后,国际和国内人权文献的出版与传播也做得很欠缺;尤其是对民间人权捍卫者出国接受国际人权知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横加阻拦,甚至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措施。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人权捍卫者宣言》在中国并未得到认真落实。
    
    结束语:诉求与建议
    
    本着中国政府1999年支持通过的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根据上面对2009年民间人权捍卫者处境的综述和分析基础上,我们特此要求中国政府信守其保护人权捍卫者的承诺,立即采取具体措施,停止迫害民间人权捍卫者、保障他们从事人权活动所需的空间和人身安全、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行使宪法权利和基本人权。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
    
    1、再次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尽早批准加入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进行相应的修订,以切实保障人权捍卫者的政治权利和各项公民权利得到落实。
    
    2、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采取实际行动,按照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组的建议,彻底审查《刑法》中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条文,尽快把这个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废止以言定罪的《刑法》第105条第2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制止有关当局以此项罪名来打压和制裁人权捍卫者。
    
    3、全国人大应尽快通过决议废除劳教制度,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因为同样的行为如果不构成刑事处罚,也不应该被劳教行政处罚,而且往往高于刑罚的拘役刑);终止“警察罚”,维持司法机关对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监督与制约,使公安机关不再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结束完全不经过司法程序对人权捍卫者进行任意羁押的状况。
    
    4、全国人大重新修订《律师法》。允许并明确规定律师协会作为自治专业组织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废除《律师法》第37条,因为它规定国家可以认定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是否构成恶意诽谤和扰乱法庭秩序。《律师法》的修订应该根据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以确保律师享有表达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并有权建立和参与管理代表自身利益的、自己的专业组织。
    
    5、全国人大应该通过议案禁止各级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设置“黑监狱”、“法教班”这一套违宪、非法的任意剥夺人身自由的设施,禁止有关当局用这类非法设施来打压和制裁人权捍卫者,并责成司法机关追究违法设立维持这类任意羁押场所的地方官员或警方的法律责任。
    
    6、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行违宪审查,使其与《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表达自由的原则相符,终止有关政府部门用此项规定来审查网上传播人权信息、压制网络维权行动、迫害使用互联网通讯工具的人权捍卫者。
    
    7、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关于民间社团的设立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这一规定进行违宪审查,遵循《宪法》第35条规定的结社自由的原则,制定保护公民充分行使结社自由的权利的相关法规;中国政府应该批准加入《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甲)组织和参加独立工会的权利,和(丁)罢工权,结束对这两项人权采取的保留。
    
    8、提请全国人大常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进行违宪审查,使其与《宪法》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规定相符合,禁止警方在实践中利用该法来达到禁止人权捍卫者集会和示威游行、并对申请游行示威许可的人权捍卫者进行惩罚之目的。
    
    9、全国人大应通过议案禁止警方对民间人权捍卫者和他们的家属进行各种迫害,停止把撰写人权报告、筹集、接受和使用国际和国内人权资助、参与国际人权培训或出席联合国人权会议当成“涉嫌犯罪”行为来阻截、传讯、威胁,甚至作为庭审“犯罪证据”。
    
    10、全国人大应责成司法机关立即释放因言论或和平行动被非法关押或被处以劳教的人权捍卫者,保障被关押的人权捍卫者的基本健康权、免遭酷刑的权利、探亲权和通讯权。
    
    11、积极回应联合国人权捍卫者特别报告员于2008年11月提出的访问中国的要求,邀请报告员访问中国。
    
    12、设立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国家人权委员会”来负责监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落实宪法、依法保护人权、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最后,维权网希望民间人权捍卫者:
    
    1、继续通过和平(非暴力)的手段、通过促进民主法制改革的路径,推动改善人权保护状况。通过和平集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公共论坛、联署发表公开信、提出立法建议、提请人大修订法律法规或进行违宪审查、媒体曝光、网络信息交流等方式,为人权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协助公民争取合理权益保护,推广人权理念和国际人权机制使用方法。利用现有法制工具(包括违宪审查、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司法救助),推进宪法实施和人权保护。
    
    2、继续了解、掌握从事人权活动所必须的、也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公开承诺要全力保障的那些权利和自由,监督政府履行保护人权捍卫者的责任和义务,充分利用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以及其它推动人权保护的机制(比如,联合国人权条约机制和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欧盟人权捍卫者报告机制,等等)去推动中国政府对人权捍卫者的保护。
    
    3、在认真落实人权普世原则,顾及关注对象和各种人权的普遍性的同时,集中推动中国的侵权“重灾区”的改革(如酷刑、暴力执法、任意羁押、言论监控、劳工权缺乏保障、宗教迫害,少数民族及其它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等等),重点关注那些社会底层救援能力较弱的受害群体(访民、失地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强迫拆迁户等等)。
    
    资料来源:
    
    维权网报告《结社自由障碍重重,宪法权利亟待落实》(2009年2月7日)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2/20090208125614_13525.html
    
    维权网报告《“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2009年4月25日)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4/20090425102147_15130.html
    
    维权网报告《城镇房屋暴力拆迁问题调查研究报告》(2009年10月2日)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10/20091002094220_17531.html
    
    维权网报告《后奥运期中国大陆舆论管制状况及其走向的观察报告》(2009年10月10日)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10/20091010011413_17653.html
    
    维权网报告《维权实践个案解析与经验借鉴》(2009年10月15日)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10/20091015013008_17740.html
    
    维权网报告《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现状调查及分析报告》(2009年12月31日)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1001/20100105123002_19290.html
    
    维权网:《中国维权动态》周刊2009年1月—12月
    
    Article/Class53/zgwq/Index.html
    
    (全文完)
    
    原报告网址: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1003/20100302091859_20170.html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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