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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为国为民心坦荡——读《李昌传》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27日 转载)
    
      李昌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学长,他比我早三十年在清华大学就读,他在抗日时期的卓越表现记录在清华大学校史上。他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女婿都是我在清华的同学,他老伴冯兰瑞是我学习经济学的良师,也是我办报纸和办刊物的重要作者。老太太曾对我说:我家有四个清华的,你常来聊聊啊。但遗憾的是,我很少有时间去看望。我对他的一家是熟悉的。但是,我对李昌却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加上他晚年听力不好、交流困难,所以我没有跟他直接交谈过。最近读《李昌传》,并与冯老多次交流,才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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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真理,踏实苦干
    
    
      李昌原名雷骏随,1914年生于湘西一个大户人家。早年随长兄到上海求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投身革命,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共产党。他是“一二·九”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和北平民先队总队长,1937年2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几十年来,李昌转战南北、三赴延安,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李昌已是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团工委书记,主持华东青年工作。他给刚解放的家乡人民政府写信说,我家是大地主,一切土地财产均交人民政府,并预祝家乡土地改革取得成功。
    
    
      2002年和2003年,我在评论李普和李慎之的文章中提出在一批革命老人当中有“两头真”现象: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抗日救亡,真诚地参加革命;晚年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现实,用良知推动中国前进。他们饱经沧桑,久经历练,他们晚年的思想是对20世纪实践的提炼,是中国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想到我这种“两头真”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老人的共鸣,连张劲夫这样的高官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我也是一个两头真。”
    
    
      其实,“两头真”现象不是我的发现,在我之前就有其它表述方式作过描述。戏剧家黄宗江,曾用一个“之”字,来描述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史学家蔡仲德提出了“冯友兰现象”,认为冯氏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八十自寿铭写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这“惑而不解”的30年,就胡绳的年龄而言,大致在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这些革命老人中间一段时间困惑甚至失真,其原因就在这30年的历史当中。
    
    
      我原来以为李昌也是一个“两头真”的人物,读了《李昌传》,再和冯老多次交流以后,我才知道,很难用“两头真”来概括。
    
    
      李昌是做实际工作的。在胡绳“惑而不解”的那30年,李昌不能说理论上完全清醒,他的思想认识也不可能超越那个年代,但他凭良心办事,在实际工作中力求唯实。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为哈工大的党委书记、校长,他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据《李昌传》记载,哈工大机械设计教研室报上了5名右派预备名单,全部被李昌保下来了,没有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在苏联留学的章绵,被定为右派,开除团籍,遣送回国,转来的右派材料被李昌压下,章绵得以幸免,几年后还评上了副教授。在苏联读博士的青年教师范崇惠,被开除团籍,遣送回国。李昌十分重视他的申诉,派人调查,最终平反了这桩冤案。1990年代曾任黑龙江省省长的邵奇惠,早年以一名普通工人报考哈工大夜大学,由于他戴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招生工作人员不敢录取。李昌得知后坚持录取,使邵奇惠跨进了哈工大的校门。1960年,李昌看到26岁的吴从忻能力出众,要破格晋升,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吴从忻在吉林大学进修时因“大鸣大放”中的言论受了处分。李昌力排众议,亲自出面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终于让吴从忻越过讲师,直接当上了副教授。现在吴从忻是著名的数学家。
    
    
      李昌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实干家,他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能够开创新局面。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说:“李昌是一部推土机,一股劲地把事业推向前进。”哈工大一位校领导有一个更生动的比喻:“一般人给他一件缺扣子的大衣,他可以配上扣子;而给李校长一枚大衣扣子,他可以拿这枚扣子配一件大衣。”1953年,他从团中央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位11年,把这个问题成堆、难以为继的大学办成了国内著名的重点高等学府,培养出数以万计的科学人才,享誉海内外。他也因此桃李满天下。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不少学生来信祝寿。李继耐上将来信说:“今天是您的九十华诞。南山不老,寿比松鹤。在此,请接受学生对老校长最诚挚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1961年,我刚进校不久,便参加了您亲自主持召开的新生座谈会,当您了解到我学习的专业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时,您深情地说,苏联的加加林今年4月12日已经上天,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能用自己制造的火箭把中国的加加林送上天!没想到的是,42年后的今年十月,我竟有幸真的参与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工作,并担任工程总指挥。”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李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主持工作,同时还挑起了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职务。他依旧以他那种开拓精神扎实地工作着,不料一年多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划入了“彭真反党集团”,在“牛棚”里关了6年。其间,除了在对外文委受批斗以外,还被揪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1973年邓小平出山以后,李昌才真正获得自由。
    
    
      在中国科学院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科学院糟蹋得不成样子,大批科研人员受到迫害,科研几乎停顿。1975年邓小平主政时,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进中国科学院,全面负责中科院的党政工作。他们要在三个月内完成邓小平提出的三项任务: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科学院的情况;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名单。李昌等在调查中发现,北京地区的170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1人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被审查,全院被迫害致死的科研人员达229人。大批科技人员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各省市的中科院分支机构的科研队伍受破坏的情况更加严重。
    
    
      胡耀邦、李昌等到科学院,首先克服重重困难,为知识分子解决“五子登科”的问题。“五子”首先是位子,科学家原来的位子没有了,要给岗位;票子,科学家工资很低,要涨工资;房子,扫地出门,家人下放,回来后要给他房子;另外是户口本子,夫妻两地分居,要解决户口问题;还有炉子,做饭没有煤气,也要解决。在当时条件下真正解决“五子登科”是很难的,李昌等只能尽力为之。
    
    
      当时毛泽东有“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院上述情况,和“两个估计”有直接关系。1975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署名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面对科学院被糟蹋的现状,面对知识分子受摧残的情况,李昌毅然提出:“在科学院不要讲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科技战线不要提全面专政,对科学不能专政。”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的号召下,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受到排挤,李昌说:“在科研领域,专业队伍是主力军,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不一定到工厂去。”李昌这些话如电光石火,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迅速传播开来,给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鼓舞,也使一些人切齿痛恨。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李昌协助胡耀邦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全面否定了文革中在科技战线的指导思想,揭露了这些指导思想造成的严重破坏,因此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强大的冲击力,受到了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报上去以后,毛泽东不让下发,“胎死腹中”。
    
    
      1975年11月下旬,中科院当时掌权的人柳忠阳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告胡耀邦、李昌的状,12月28日,毛泽东批示:“柳忠阳同志第二封信,并附材料,印发政治局(并给科学院党组一份)。”1976年1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文章,开展了对《汇报提纲》的批判。“汇报提纲”成为全国重点批判的 “靶子”。大批判却使《汇报提纲》得到了广为传播的机会。会上批判,会下称赞。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中科院当时掌权的人召开批判胡耀邦和李昌的万人大会。有一次批判大会胡耀邦因住医院没有来,只有李昌一个人到场。会上有人递条子说,“我们不认识李昌,让他站起来亮亮相。”主持者就让李昌站起来。谁知李昌一站起来,全场掌声雷动。主持者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还让李昌下到群众中绕场一周示众,李昌走到哪里,掌声跟到哪里,还投以亲切的目光和微笑。批判会开不下去。
    
    
      在中纪委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李昌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是常务书记,王从吾、韩光、李昌、马国瑞、韩天石为书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十分麻烦的职务。一方面党内腐败开始蔓延,需要大力整饬;另一方面,改革中出现很多新问题,需要新思维和胆识。李昌面临很多敏感的、棘手的事,党员雇工问题是其中之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对于长期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广大群众来说,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所以,每一次公有制的胜利,总是敲锣打鼓,进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在改革前的1978年,私有企业在中国已经绝迹。改革,对私有经济来说,是一个逆过程,1950年代被消灭的私有经济逐渐恢复起来。随着私有经济的恢复,雇工问题随之而来。
    
    
      改革前的政治教科书中有一个定论:雇工就有剥削。几十年政治教育,使这个看法深入人心。1979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1980年中共中央75号文件,是农村改革的一个好文件,但其中仍然规定“不许雇工”。然而,只要允许发展私有经济,雇工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不让雇工,私营企业就不能扩大规模,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所以,政策开始让步:1981年国务院颁发的《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和1983年的《城镇非农村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中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为什么只可以雇七个人呢?有人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有这个界限,这完全是对马克思的歪曲,实际上《资本论》里根本没有这个说法。当时的改革一面在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在马克思那里为这种超越寻找根据。以为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字的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
    
    
      在雇工问题上,最为敏感的问题是党员雇工。既然雇工就有剥削,而党章规定党员是不能有剥削的。当时有很多从事个体承包企业的党员,为了发展企业不得不雇工。争论反映到中纪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事个体承包经营的党员,其雇工人数超过了7人,要不要开除他们的党籍?1983年秋冬之交,中纪委开了多次常委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多数人坚持要开除这些人的党籍。唯有李昌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不仅是某些人的党籍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农村政策,关系到要不要发展私营经济的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大局。如果开除了这些党员的党籍,整个党的农村政策会受到巨大冲击。李昌是面向实际的,他不迷信教条。他说,短短两三年内,个体私营经济解决了几百万人就业问题,我们不能置广大老百姓生存而不顾去坚守某些教条。李昌回忆说:“(中纪委)常委会开了六次,争论激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我虽然陷于孤立,但一直坚持不能开除雇工党员。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中纪委常委决定将不同意见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后经书记处讨论,同意了不开除的意见。”显然,李昌的意见其所以被采纳,是因为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说:“雇工问题,先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问题还不十分严重,可以稍微缓一缓,等两年再说。”
    
    
      “四老风波”
    
    
      1989年北京出现政治风波,一批革命老人忧心如焚,李昌也是为平息学潮而寝食难安。1989年4月22日和5月3日,受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委托,杜润生邀请了李锐、李昌、于光远等老人在科学会堂开了两次会。在会上大家对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情,建议政府采取坦率、公开、真诚的态度和学生对话,按法制渠道解决问题;提出了“防止矛盾激化,不宜压制,绝对不能流血”的希望。他们还建议趁此机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推进民主,制订新闻出版法,以及取消干部特殊供应,压缩特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解决高干子弟以父兄的权力谋私的问题。杜润生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转述了大家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起作用,矛盾继续激化。5月13日发生绝食以后,李昌坐立不安,他连续不断地给几位老同志打电话,商讨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平息学潮的办法。5月25日,他给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秘书打电话,提出他想约几位原来在大学里做过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劝说学生返回学校,部队不进城,尽快恢复秩序。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89年秋后,开始进行清查和党员重新登记。中顾委宣布李昌、于光远、杜润生、李锐四人“缓登记”。接着组织对四人的批判。说他们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批了几个月之后,中顾委常委做出决定,他们四位老同志暂不履行党员登记,并上报给中顾委主任陈云,只待批准。1990年5月25日,陈云给中顾委常委各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只要检讨了,这就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常委会上把这封信念完了后说:“同志们啊,这个事情一风吹了,没事了。”事情虽然“一风吹”了,“四老风波”仍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李昌年轻时投身革命,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进入暮年,李昌冲破了几十年的思想禁锢,反思自己曾经为之而奋斗所建立的体制。2006年12月10日,李昌92岁寿辰与老友小聚时,有过一番痛切的表述:
    
    
      中国有一个封建附庸的等级体系,这个体系最上面是帝王,下面都是奴才。解放后封建附庸思想影响还很深。不民主,搞文革,使人胆战心惊。构建和谐社会是正确的,但这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共产党只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本,让人民做主,才了不起。
    
    
      2009年12月12日,李昌年满95岁,他已年迈体衰,因病住院,再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情,但他还在思考,还在期待,他期待着一个真正以民为本,让人民做主的政治制度。他忧国忧民,从无个人考虑。1996年,在李昌的老朋友于光远81岁生日那天,李昌写了一个条幅送给于光远:“为国为民心坦荡,办法总比困难多。”于光远说,这十四个字正是李昌自己的写照。
    
    
      (《李昌传》,周士元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博讯23日来稿)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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