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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1日 转载)
    
     钱刚: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于建嵘教授,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有很多著作,比如《岳村政治》、《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底层政治》等等。他是一位对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媒体对他也非常重视,《南方周末》曾经评选他为年度特别致敬人物,《南方人物周刊》曾经评选他为中国魅力人物。于教授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三农”问题做出重要贡献的三十个人之一。他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到北京的上访村,一住就是很长时间,去了解上访者的实际情况。以至于有一年两会召开期间,被误认为是上访者,遭到五辆警车的包围,差点被警察带到收容所。下面我们有请于建嵘教授为我们做演讲。
    
     于建嵘:大家下午好,有机会到香港大学访问并发表演讲是件很高兴的事情。为此,我要感谢钱钢先生,是他在香港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团队邀请我来的。钱钢先生是我所崇敬的人,他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寻找真相的批判精神是我永远的学习榜样。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我试图想回答一个问题,在目前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中国民众的抗议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或者说,我想同大家探讨,在网络时代,中国政治是否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我先从一个农民的故事讲起,这个农民叫廖哲辉,男,1940年生,小学文化。1993年从广东打工回乡后因不满各种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而当面指责村干部并发生冲突。1994年开始上访到县,在遭受镇干部打击后上访到省市。1995年后数次发动农民到镇政府讲理并联名聘请律师进行诉讼。在上访和诉讼均未见效的情况下,购置扩音设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坚持至今已达7年之久,是位名副其实的宣传家。 我曾经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连江教授在湖南做调查。当时我想象这个人应该是相貌堂堂,能说善辩的,因为他在当地的影响特别大。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就是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农民,而且非常不善言辞。
    
     2003年6月25日我第三次去和他做访谈。他告诉我:
    
     “他们乱收费,我到处告,他们就想法办对付我。没有人处理。我看告来告去,还不如自己宣传发动群众。于是,我就用儿子给我的钱买了一部扩音器,花了600多块钱,包括喇叭和线一共用了一千多块钱。后来又买一部,共买两部,四个喇叭;一套借出去,别的乡镇来借,不要他租,不收他租金钱,两边宣传同时起。我自己去搞宣传。
    
     我拿到中央的13号文件,先在家里请文化水平高一点的读,用录音机录下来,省委王书记那个关于减负政策的那个电视讲话都录了下来。录的磁带不是一本,我买了两盒空白磁带,一盒是十本。为什么要录这么多啊,怕干部洗了,说你哪句话错了。是在台源市场上宣传的,租了车子是这样宣传,那个影响就大了。
    
     这次声势搞大了,县里就来镇压,我们拿了喇叭在宣传,他们就说,没经批准,哪个去宣传,就要抓住哪一个,处理哪一个。我是按原文宣传没有更改,怎么算违法。我第二的儿子也参加了,对县里政法委书记说,按原文宣传没更改也算违法啊?你县里违法,先就要处理你,你还有权力处理别人啊,我告上去先要处理你!要县里政法委书记签字。后来就去拿磁带,说要鉴定,我说录音机都借了在那里,哪里是违背的,拿原文到镇里去鉴定。
    第二次就租了两台车去宣传。宣传时,我们就把照相机带去了,还把小型录音机带去了。看到我们宣传,干部就用喇叭说我宣传违反党的政策。我们先就用录音机在录,他没注意,我们就连录几本磁带,录他的依据。他说我们违反法律、非法宣传,随他怎么去讲,这些人把他讲的那些依据都录了。当我们给他们照相时,干部就去抢照相机,没抢去。看我们用照相机照相,县里的武警班连忙脱服装、取帽子,坐车走掉了。后来我们到省里,把宣传磁带和用武警镇压我们的照片都带去了。告乡镇干部镇压我们宣传,说我们宣传错了,我说限三天,省里不派人去调查,我就上北京国务院。省里一听录音和一看照片就怕了。
    
     这个事情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和李连江教授反复思考,农民和乡镇政府的关系会不会发生了什么变化。自从有了复印机,很多农民都会拿着复印的中央文件去找乡镇干部,说你们为什么不按照中央的政策办事。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央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假如没有复印机,农民敢这么做吗?不敢。我们还经常看到很多道北京上访的人拿着很多复印材料。为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科技是不是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态产生了什么影响,农民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某些变化?
    
     这个人叫张居正,他是河南省南阳人,1974年生,2004年因维护村民利益被伤害上访,被多次截访并拘留,现长住北京上访。后来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有一天他跑到我家,说要送个礼物给我。他说你经常到外面搞调查,这个肯定能用上,之后他拿出一个录音笔模样的东西。我说这不就是录音笔吗,我家里多得很。他说什么录音笔呀,小儿科,这是针孔摄像机。我当时一想,你这个家伙怎么搞特工了,这么先进的东西都有。我说,你打工能赚多少钱啊,怎么买得起针孔摄像机,那很贵的。他说什么贵,中关村多得很,这个才273块钱。那里不但有这种钢笔式的针孔摄像机,还有纽扣、手表等各种类型的。后来我和他去了一趟中关村,发现确实如他所说。所以现在我跟别人谈话,首先看他带着笔没有。因为一不小心你的谈话和行为就可能被拍下来。
    
     2009年11月21日,我还特意给他做了访谈,他说我因上访被拘留放出来后,我就住到了北京上访村,我看到好多上访的人被打,我心里很气愤。我就用打工的钱,买了照相机和摄相机,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我把上访的老百姓如何受欺压的样子拍下来,放到网上去,要让中央领导和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中国为何没有人权,我们上访的人多么苦。我还经常用电邮给中央领导写信,给名人写信,要告诉他们我在想些什么。
    
     目前现代科技已经在中国日益普及。电视、电话、手机、家用电脑等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日常生活化。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彩电拥有量已达到133台,农村居民彩电拥有量已达到99.2台;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脑59.3台、农村居民家用计算机5.4台。截至2010年2月,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07623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达到31025.9万户,城市固定电话用户达到20593.6万户,农村固定电话用户达到10432.3万户,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23.6部/百人。移动电话用户达到76597.2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56.3部/百人。
    
     全国网民的规模和结构也在不断扩大。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宽带网民规模达到3.46亿人,较2008年增长7600万。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年增加1.2亿,达到2.33亿人,占整体网民的60.8%。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0681万,占整体网民的27.8%。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国税总局七部委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的意见》,3年内光纤宽带网络建设投资超过1500亿元,新增宽带用户超过5000万。
    
     根据这两个案例,我思考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复印机、录音机、照相机、摄相机、网络日常生活化,对传统政治意味着什么呢?第二,网络会改变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在当前中国,网络已经变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研究网络问题首先要看议题,网民要先进行议题设置。2009年中国的网民提出的很多议题都变成了公共事件。比如“躲猫猫”、跨省追捕、“欺实马”、邓玉娇案、开胸验肺、天价捞尸、钓鱼执法、唐福珍案等等。这些事件都是通过网络传播,由网民设置的议题。而很多网民就是我前面讲的像张居正那样的草根阶层的人。他们发现问题后,迅速把问题发布到网上。比如2008年国庆节期间,湘西吉首发生骚乱事件,全部是当地的网民第一时间把照片和资料传到我那里。把问题发到网上,就成为了网民的议题,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后,这些议题就会转变为公共事件。《中国青年报》曾经做了一个调查,统计网民对2009年的一些网络公共事件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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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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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网络引发社会关注最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的四川唐福珍事件。唐福珍,女,成都市金牛区天回乡金华村人。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为了阻止拆迁,唐福珍在楼顶天台自焚。2009年11月29日晚11时许,医治无效死亡。唐福珍自焚的图片最早出现在网络上,而不是新闻媒体。网民把照片发到了网上,引起社会的强烈震动和共鸣。网民又接连把唐福珍家庭照片和开追悼会时的照片发到网上,网民把她称为百姓英雄。2010年清明节这天,杭州拆迁户为唐福珍举行了悼念活动。许多杭州市民聚集在杭州市百井坊巷,为因阻止拆迁而自焚身亡的唐福珍设置了一个灵堂,将她的照片挂在墙上,两旁写着“抵制违法拆迁”“要求公平正义”等。
    
     河南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是最先在网络上发布的。据报道,新密市一企业工人张海超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取得了去做正式鉴定的机会,但郑州职防所为其做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28岁的他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开胸验肺”,用一个人的无奈之举,揭穿了谎言。
    
     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的很多严重的公共事件都是由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带天价表、抽天价烟被网民拍照后发到网上,经调查发现确有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结果被判11年有期徒刑。所以我说,现代科技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很简单,如果你戴一个很贵的手表,大家手机都有拍照功能,给你拍个照片发到网上去,说这个人是国家公务员,是某某领导,凭他的工资怎么能戴一个价值几十万的手表呢?网友们就开始人肉搜索,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来了,你老婆在干什么,你儿子在干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个贪官。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凭块表告贪官不可能,告到市委书记那里可能都会说是无稽之谈。现在民众只要在网络上得出一个结论,说你是贪官,你可能就会遇到大麻烦。不要以为市委书记不查你,民众就会放过你。民众会继续在网上说,这个人是贪官,为什么市委书记不查他,又开始搜索市委书记,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什么的,一搜两搜,发现这两个人原来在一起做过事。这个市委书记一看不能搜我,还是搜他吧。所以市委马上决定立案调查,一查果然不错,贪官。现在很多领导经不起查。假如没有网络,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变成议题。有了网络,一些“细枝末节”就可能变成公共事件。变成公共事件之后,社会和政府就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目前,能把议题引导到网络的是一些掌握信息技术的人,所以议题设置的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原来可能是一些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人,或者是所谓的学者和官员,在他们设置议题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其所在单位的同意。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主体多样的设置议题的人。所以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已经不是精英的权力,更多的恰恰是草根的权力,很多草根最后又会变成意见领袖。中国现在有很多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的行为方式大概有两种:第一种是所谓的“公民记者”,自动自发地上载传统媒体不想、不能或尚未来得及报道的内容。第二是“广场评论家”是就某一事件使用“大众麦克风”进行评论,通过网络发文或高数量的跟帖等左右舆论,影响事件的后续发展及其处理。
    
     这是博客中国的意见领袖:笑蜀、韩寒、康不德、余杰、十年砍柴、张耀杰、叶匡政、顾晓军、吴祚来、邓聿文、李悔之、杨恒均、王炼利、秋风、长平、等等数百人。既有体制内的学者、也有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也有完全草根的评论家。
    
     这个人叫杨恒均,是博客中国比较有影响的意见领袖。1965年生于湖北省随州市。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候选人,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从2008年2月14日起在博客中国发表日志349篇,访问总数3233704,评论总数15675。这个人叫李悔之,也是博客中国比较有名的意见领袖。从2008年7月24日起,在博客中国发表日志692篇,访问总数4176956,评论总数21695 ,留言总数441。或许有人说,他们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
    
     这个人叫李梅之。据他自已介绍“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之时,长于十年动乱之间.我党精心教育培养成长的贫下中农后代。由于深受大环境熏染,长大后几乎集中国人所有丑陋于一身--从小就最喜讲假话、大话、空话.尤其最爱说谎骗人。极爱虚荣;最憎批评;口是心非,爱吹牛拍马;畏强凌弱、好欺上瞒下”。李悔之在全国各大博客网上都开有专栏,其中新浪博客上的标签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不受骗”。从2008年7月24日起,在博客中国发表日志总数:692 ,访问总数:4176956,评论总数:21695 ,留言总数达441。
    
     我们看这个人,她叫王炼利,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她还在我家里住过。从2006年4月5日起在博客中国发表日志238 篇,访问量为747591,评论总数2658。王炼利擅长统计分析,特别是对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失大于得的研究成果受到中国财政部关注。她对房地产的分析也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她就是一个普通的统计员,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她不停地写,不停地讲,不过她参加了自学考试。如果没有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她不可能成为一个意见领袖。
    
     这些都是意见领袖,他们现在在网络的影响力超出了许多政治人物。也正是他们,才使许多现实事件成为公共事件。
    
     网络时代如何将议题设置变成一个公共事件?我们可以从议题设置的目标、逻辑和策略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议题设置的目标主要是抗议和赋权。一般来说,意见领袖先进行抗议,表达心中的不满;再进行赋权,通过网络议题赋予民众一定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人研究的非常好,他就是中山大学新闻系讲师,传播学博士曾繁旭,他现在跟我做博士后。他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使得媒体具有了赋权的功能,赋予民众某种权力。这种赋权的功能往往是我们忽略的,我们只关注抗议,实际上媒体具有了某种赋权功能,这个问题后面我还要讲到。
    
     下面我们看一下议题设置的逻辑,现在中国公共话语都有这样一个假设,即有钱人缺德、有权人不公。所以很多议题都是针对公权力和社会财富。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纳为官民矛盾。议题设置的第一个策略是这样的:悲情——民愤——诉求。比如唐福珍事件中,她自焚了,首先我们要同情她,感到很悲愤,随着就会产生民愤,民愤之后就会产生诉求。诉求最后还得要公权力来解决。所以公权不公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还有一个策略就:娱乐——民怨——诉求。比如,在网上贴一个美女的照片,说这个人当官了,为什么她能当官我们不能当官呢,最后人肉搜索,发现问题,公权力腐败了。所以,同情弱者,置疑强权,追捧草根是我们设置议题的关键。2009年湖北邓玉娇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主动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一人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判决防卫过当,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如果没有网络新媒体的话,邓玉娇案可能就是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或者防卫过当案件。由于有了网络这个新媒体,出现了很多新问题。网络上流传了一幅照片,向邓玉娇同志学习,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还专门建了一个烈女QQ群,还给他颁发了贞洁烈女证书。以娱乐化的话语和调侃的笔调,反映出民众的诉求,最后的落脚点又到了政治。很多问题从悲情、娱乐到质疑,最后都会落脚在强权、公权力不公。
    
     议题设置的第二个方面是新广场政治,既是有序的,又是无序的。一方面,网络广场通过舆论压力对社会权力的执行过程和方式进行了影响,从而缓解公民与政府的紧张关系,最终避免街头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网络广场可能会掀起更大的民愤。所以网络广场是介于有序和无序之间的。中国的很多问题就是在这种有序与无序之间博弈。正如周志强在2009年第16期《人民论坛》上撰文所指出,新“广场政治”是一种不能解决问题却可以掩盖问题的方式;是一种可以激发社会情绪而不能缓解社会情绪的方式;是一种无法带来民主体制却可以带来民主幻觉的方式。
    
     2008年在上海发生的杨佳事件是最典型的案例。北京市民杨佳2007年10月短期来沪期间,因骑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途经闸北时被闸北警方盘查,在警局接受6个小时的讯问后,警方判定杨佳的车系“租用”后对其放行。此后,心生不满的杨佳多次投诉,并向公安机关提出相关赔偿要求无果。2008年7月1日,杨佳携带凶器冲进闸北公安分局,导致6人死亡,4人受伤。杨佳事件发生之后,网络对他的评价非常有意思。网络上流传了一幅照片,向杨佳同志学习!毛泽东。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网络可以把很严肃的问题变成一个娱乐化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可能感觉很好笑,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发生的南平血案,这个事件是3月23日发生的,24日我到了福建。福州老百姓当时的心里都比较恐惧。南平事件和杨佳事件有一个区别,杨佳报复的是一个群体,是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不管这些公安人员是不是对付了我,我反正是要对公安下手。南平事件中的郑民生却对没有抵抗能力的小学生下手,这在全世界任何社会都应该遭到强烈谴责。当时有一个媒体采访我,我说郑民生的行为是一个明显的具有泄愤性的反社会行动。媒体不应该把这次事件引向官民冲突。这次采访发表之后,搜狐社区有这样的一些评论:“当你遇到执法者刁难的时候,当你被迫给当官的送礼的时候,当你看到一桩桩关于警察制造冤狱的时候,当你看到腐败分子鲸吞国家财产的时候,当你看到穷苦百姓被拆迁者打出自己的家居无定所的时候……你难道就没有改变社会现状的冲动吗?”“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只是这位不该对孩子下手,要是冲上政府大楼,那才是本事。既然感到不公就应该喊出来,既然喊出来就要得到纠正,现在收到不公的人连喊的机会都没有。难道就象长途车上的那个可怜的姑娘,受两个无耻的司机非礼却得不到任何帮助???官员丧尽天良,百姓奈何?”这些评论反映出,当前中国的民众认知已经固化为官民矛盾,所有的问题都往官民矛盾上靠。所有问题都变成官和民的冲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议题设置的第三个方面是新广场政治:虚拟和现实。据报道,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网等六大网站新闻频道日均流量突破1.7亿、日均独立用户数超过1800万,分别比2008年同期增长33%和22%。网民不断增加,使得中央领导也不得不重视。最开始让大家感觉到网络对中国现实政治有影响的是2003年,胡锦涛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宿舍对几位大学生说:“我看到了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SARS’的决心,令人感动”,胡锦涛、温家宝就公开了网民身份。这传递了一个什么信号呢,这表明中央领导人也在关心网络上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到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与网民交流。2009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并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再一次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在线与网民交流。这表明执政者也在高度关注网络带来的问题,网络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虚拟的政治空间,它有可能变成现实的政治空间。
    
     2010年3月17日,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专门给网民们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网民朋友:大家好!你们在网上反映的意见和建议,我已认真看过。湖北省委、省政府对网友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已建立专门制度,及时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大家反映的 问题予以认真调查、核实,对大家提出的合理建议充分采纳。
    
     湖北的发展离不开广大网友的关心和支持。广大网友的意见和建议,是我们倾听民声、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重要渠道之一,是我们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进行科学民主决策,以及接受监督、改进工作、提高效能的依据和保证。
    
     在此,我真诚地希望网民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监督我们的工作,继续为湖北的改革发展稳定建言献策。
    
     谢谢!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罗清泉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七日
    
     大家注意一下,信里说的“你们在网上反映的意见和建议,我已认真看过。已建立专门制度”等等表述,说明很多党政领导正在关心网络的影响。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人民网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党政留言栏,网民在上面提得问题地方党政领导必须回答。
    
     还有一些问题会通过网络走向街头。比如,2007年5月底,上百万厦门市民都在转发一条短信,反对该市海沧区正在兴建的一个PX化工项目,号召大家上街“散步”以示抗议。厦门人聚集的QQ群上也传出类似的呼吁。6月1日和2日这两天,数千名厦门市民走上街头表达心声。这是由新媒体发起的第一起大规模公共事件。年底,厦门市政府决定缓建PX项目。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往往是相关联的,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这个女孩叫戴海静,是浙江瑞安市三中的一名老师,她在2006年8月坠楼身亡。原来她是一名学英语的大学生,家里比较穷,毕业之后分配到瑞安三中当老师,嫁给了当地首富的儿子。当时流传着灰姑娘遇到了白马王子的说法。她本应该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坠楼身亡了。警察过来看之后得出结论说是自杀,她的学生们不干了,就把她的照片发到了网上。问了网友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问全国人民、浙江人民、温州人民和瑞安人民这么漂亮的女人会自杀吗?全国的网民纷纷留言说,不会。她那么充满阳光,那么年轻,那么幸福,怎么会自杀呢。网民分析说一定是他杀。还有人分析说是被杀之后从楼下丢下去的。学生们说既然全国人民都说是他杀,我们应该为老师主持公道。结果聚集到街头,砸他老公家的工厂、机器和汽车,冲击政府。我称这样的事件为社会泄愤事件。这是由新媒体带来的问题。失实或错误信息很容易激起民愤和聚集人员,使事态扩大;这些信息主要通过口头、短信和网络的传播。所以网络不仅仅是设置议题,还会提出一系列行动方案,成为一种新的动员方式。
    
     我最近反复在想一个问题,网络仅仅是虚拟的议题形式,还是一种新的动员行动的渠道?原来我们搞地下党,我们必须开会。我们商量办一个宣传的杂志,或者印一些传单。政府马上会查封。现在问题变得简单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我们可以把一些信息迅速的传遍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所以网络不仅仅是设置议题的渠道,也是虚拟与现实之间采取行动的路径。
    
     邓玉娇案件就很典型。事件发生后,通过网络和媒体一炒作,很多北京的维权律师马上赶过去了。一些香港人开始游行了,一些艺术家开始搞行为艺术了。
    
     现在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网民能驯服统治者吗?
    
     既然网络能够设置议题,还能作为行动的动员方式。我们注意到了网络等新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也注意到了网络可能带来的社会行动。现代信息技术赋予了公众能主动利用媒介的能力,这一定会加强对各种社会语境和意识形态的抵抗和消解。但是我们忽略了对新的科技手段设立一个新规则。这个问题在很多研究网络的学者那里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我认为在新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如何为社会制定规则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最近,我做了一个实验。自从接触到网络以来,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网络作为对抗的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把网络作为驯服统治者的一种手段。现在的法律规定,我们的村务必须公开,所以我组织了一批人开发了一套村治在线系统。如果某个县安装了村治在线系统,可以把当地村庄的公共事务进行网上公开,原来的村务公开是写在墙上,现在要放到网上。我们找到一些县里领导,说你们县能不能使用我们这套系统,通过网络来管理村庄。很多县的领导很欢迎,他们也希望通过这套系统管理好村庄和民众。现在全国有四个县安装了我们的系统,在做这个网络民主实验。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给我们发布的一个消息,标题叫《让民主插上科技的翅膀》。内容如下:“村治在线”已在河南、湖南等地开始应用,在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湖南省桃源县副县长张志红说,乡村政务公开水平明显提高,政务公开不再仅限于会议通报、板报公示和资料印发,村民能够即时在网上查询和下载。同时嵌入了“市民留言”栏目,强化了举报投诉和回复等互动功能。安装这套系统能带来什么变化呢,你可能不相信写在墙上的村务公开。上级给你转移支付100万,来检查的时候写在墙上,上级一走,擦掉了。现在不行了,补助了100万必须明确说明谁拿得,并且还得传到网上去。不要认为村民不上网,只要有人上网,就能查到,这样你就不敢乱写。如果上级补助了100万,挪用了20万,你写80万,县政府说我明明补助了100万,怎么说80万。我们制定一套规则,你的村务怎么在网上公开。我们的四个试验点,深受老百姓和领导的欢迎。所以一个村支书就说,“村务公开,不怕上墙,就怕上网”。
    
     通过这个案例,我认为,我们这些研究新科技、新媒体的人能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变成规则,制定新的社会规则。因为统治者对这些新科技也不太了解。所以我们要为这种新科技、新媒体立规。通过这种立规,我们可能找到一种新的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途径。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力量在什么地方,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网络这种新科技、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以人的意义为转移的,不管你想多少办法进行新闻封锁,我们都能很容易的知道外面的信息,很容易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新科技发展的社会已经超越以前很多国家和地区追求民主政治的环境,不需要再办那种秘密的杂志,开秘密的会议。我们在一个新的技术条件下找到我们的政治发展之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第二,在这种新科技发展的社会中,公民社会可能会产生。走在新公民社会前列的可能就是掌握了新科技、新媒体的这一批人。这些人应该是奠定中国公民社会基础的人。所以,中国目前的政治应该能在新的科技条件下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改善目前的官民关系,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态。
    
     我的基本结论,信息时代将改变中国的传统政治发展道路,我们也许能超越中国几千年来的暴力政治之路,也许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以世界政治文明为旨趣的“训政”,也许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而实现这些的决定性力量,也许就是掌握信息技术并具有批评和抗争意识的中国民众。只有他们的共同努力,才能使那些有志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家们有勇气和有力量,对目前由利益集团控制的政治格局进行改革。正因为如此,我希冀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要运用好各种信息技术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和坚守我们的原则。因此,凝聚共识,为网络时代的社会立规,是我们一个现实而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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