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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瑶:党内民主就是奴隶主民主——再论民主社会主义是空想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20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王书瑶
     (博讯 boxun.com)

    (参与2010年10月20日讯):
    
    党内民主就是奴隶主民主——再论民主社会主义是空想,兼评辛子陵:“批倒划界理论 政改必须进行”
    
     王书瑶
    
    一、两种社会主义不容混淆
    
    世界上的社会主义牌号极其众多,现在我们只讨论两种社会主义:一个是我们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叫做的那种“社会主义”,一种是欧洲各国自称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之称做社会主义,起于1956年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就宣布中国已经建成或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清一色的生产资料国有;欧洲之自称建成或进入社会主义,是在1948年,英国宣布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之时,按辛子陵所引,由当时的首相艾德礼自称建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又一种社会主义。
    
    这两种社会主义的内涵有本质上的重大差别。
    
    英国与其他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生产资料私有的,英国、法国最多时,国有经济也只有20%,到了七、八十年代,由于效率低下,又都实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私有化,至于被我们很多“民主社会主义”者奉为圭臬的瑞典,私有经济占了国民经济的80%—90%。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私有经济只占半壁河山,而且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无一例外又都还是国有,再加上党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国有经济占有绝对优势。
    把这两种性质迥异的社会放在一起,说人家建立了民主社会主义,我们也一样能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岂不是痴人说梦?
    
    英国与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他们都有二、三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济极为发达,政治体制是民主的,他们的资产阶级已经从最初的极端贪婪,逐渐变得温和,他们终于认识到,与工人阶级取得一个平衡的利益分配,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而且也不再追求极高的利润,他们更加重视对社会的贡献,从上个世纪之初的资本家的利润占产出的75%,到上个世纪末,已经下降到25%;工人经过不断地反复的罢工等等斗争,他们所得到的份额,也从25%上升到75%,这是所谓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建立的经济基础,中国可有这种基础?
    
    中国所走的道路与此完全相反:1980年工资总额占当年GDP的17.1%,1999年则下降到12.1% ,2000年后,则更进一步下降,2008年,全国工资总额只占到国民总收入的11.1%;有占人口0.4%的人,即约150万家庭占70%财富,权贵与富豪的贪婪有增无已,中国的工人可有过真正罢工的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可曾有过任何一次像样的罢工?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可曾有过认真的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个人也妄想在中国建成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怕是欺人太甚吧!
    
    二、要革命,不要改革
    
    革命是什么?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它是指一个事物取代另一个事物,政治革命是什么意思?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个是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一个是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取代另一个治理方式。我们现在最常使用的意思是第一个,使人误以为,革命就是指政权的更迭,而没有认识到,改变国家治理方式也是一种革命,而且是意义更重大、更为深远的革命。国家治理方式的革命,有时也包含政权更迭的过程在内。
    
    自古以来,中国的革命就主要是改朝换代,一个家天下代替另一个家天下,从殷商取代夏桀,到满清取代朱明,延续3000年,只是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同时完成了两个革命:一个是民主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一个是以民主的国家治理方式,取代了专制的国家治理方式,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公民天下”取代了“家天下”,“公民社会”代替了“皇权社会”。
    
    当然,这个公民天下没有建立多久,就被两个“党天下”代替了:先是国民党的一个党天下,后来又是共产党的一个党天下。
    
    尽管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最近的60年当中,它的名誉可说是坏透了:“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革命的结果经常都是消极的,它还经常都是意味暴力、流血、无理、残酷甚至残忍,比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令民众闻之丧胆,对革命二字,视如蛇蝎。
    
    然而,革命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暴力:“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之前,台灣開放了黨禁和報禁,逐漸廢除了以言治罪的文字獄。國民黨推動「自上而下」的改革,整個社會走向寬鬆,也為今日民主、自由與人權獲保障的台灣社會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也使「蔣經國」三個字至今仍是台灣民望最高、最受民眾懷念的政治符號。”
    
    上面所说解除党禁和报禁,就是人民有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
    
    到2000年,台湾终于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通过一次全民的大选,民进党在陈水扁的带领下,通过选民的投票,从百年老店国民党手中,和平的接掌了政权,完成了“国家治理方式的革命”!
    没有流血,没有暴力事件!
    
    与此同时,苏联与东欧各国,也完成了国家体制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国家体制都从一党专政变成了公民社会。
    
    革命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
    
    我们自然希望在中国大陆也有这一天。
    
    改革是什么?改革是对原有事物进行某种修正,对原有事物的发展方向进行修正,但绝不是相反,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经济发展了,但是,同时又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新的灾难:环境与资源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两极分化、日益深入普遍的腐败、明火执仗地抢劫、不顾一切的专制,形成了一个高度垄断同时又是极端腐败的权贵政治集团,距离整个世界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越来越远。
    
    它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根本向好的改变。
    
    三、“救党派”就是“保皇派”
    
    凡在一个社会潮流的变革中,力图保留旧事物的人,都是保皇派,全民的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有那么一些人,一定还要保持一党专政,死抱着不放,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领域中的顽固派和保皇派。
    
    从1921年他们在卢布的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1927年建立了武装,立刻就在一片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成立了一个分店;1931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他们不是提出要保卫自己的父母之邦,而是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一副什么嘴脸?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他们在联合抗日的幌子下,“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他们自己从窑洞中走出来,抢占胜利果实,却反说别人在“摘桃子”。他们先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动员他们到前线去为他们打天下,打了天下之后,立时又以各种名义,把土地收归国有,也就是收归他们所有,然后就是以革命的名义、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名义,饿死了4000万人,然后又为了掩盖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悍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引向毁灭的深渊。在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又迅速地“先富起来”,很快形成一个5000人的权贵统治集团,掠夺财富,压榨人民,破坏环境,两极分化,天怒人怨,人神共愤。可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对这个组织却极为留恋,他们也用一些美好的词藻,像人权哪,民主呀,普世价值呀,装潢自己。
    
    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是那个组织的成员,他们在年青的时候可能抱着美好的理想参加这个组织,凭着他们的才干和机遇,是这个组织之内,在体制之内取得了相当的地位、金钱和荣誉,即使这个组织已经腐败透顶,他们同样还是含情脉脉,留连不去,他们还起劲地要保留这个组织的专制地位。
    
    最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地位超乎常人之上,他们几乎垄断了民主运动在公开媒体上的全部话语权,使人们产生错觉和幻想。
    
    这个被称为“救党派”的一些人,实际上就是保皇派。
    
    四、党内民主就是奴隶主民主
    
    救党派也就是保皇派的代表辛子陵先生为我们开出的摆脱中国目前困境的药方就是党内民主,就是共产党内一分为二,他先说:
    “中共是经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进而成为执政党的,没有参加过暴力革命的党派不可能成为与它平起平坐的反对党”。
    
    这个话在1949年当时说,多少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到了今天,过了六十年还不还政于民,还要有一个“参加过暴力革命的党派”才能与共产党“平起平坐”,人民还要生活在刺刀的威胁之下,凭什么“没有参加过暴力革命的党派不可能成为与它平起平坐的反对党”?难道中国人永远都不会有宪政的生活吗?
    
    他还说:
    “中国的具有反对党资格的反对党,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一个从中共分裂出来的、在执政党面前毫不矮化的反对党的存在,是执政党正确执政、民主执政、廉洁执政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政党轮替,不会产生亡党亡国的心理危机。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干预政治,也能够顺理成章地实现。”
    
    他的“充分”理由就是美国现在的共和与民主两党,在历史上就是由一个叫“民主共和党”分裂出来的,就算如此,凭什么别的国家的两党制就也一定要从一个党分裂成两个党,才能实现两党制?而且为什么就一定是两党制而不是多党制?为什么你辛子陵一定要到200年前的美国去找例证,美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圆吗?你为什么不到中国的土地上去找例证?
    
    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台湾比美国距离中国大陆都要近得多,你为什么不去找台湾的例子?
    
    台湾在2000年实现了从一党专政到多党轮流执政的转变,你不承认呢还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难道台湾的民主进步党也是从国民党从分裂出去的吗?日本是几个政党分裂的?
    
    难道台湾人认为自己已经“亡党亡国”了吗?
    
    同样是共产党专政的国家,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联邦的多党议会制的建立,也是从一个党分裂而成吗?统一俄罗斯党中有原来的共产党人,并不能说明是共产党自己分裂成两个党,然后再轮流执政!
    
    有什么根据说:只要共产党内分成两派,“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干预政治,也能够顺理成章地实现”?笑话。
    
    一党也好,两党也好,都是共产党,这种民主,就都是只有共产党人才可以拥有的民主,党外群众不得与闻。
    
    邓小平说他是人民的儿子,你胡锦涛,你温家宝,你辛子陵,是不是也是人民的儿子?凭什么你们这些“儿子”可以有民主,而你们的父母却不能有民主?
    
    只允许党内有民主,实质上就是奴隶主的民主,党外的95%的人民大众,就只能是奴隶。
    
    正是这些人民大众用税金养活了你们,就像奴隶养活了奴隶主。
    
    五、不要政改,只要言论和结社两个自由
    
    从温家宝开始,现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政改”旋风,不仅有推倒泰山之势,而且好像一旦“政改”了,我们国家就好了。从1979年,我们的国家就一直政改不断,距离最近的一次,就是在“政改”的名义下进行的:党委书记可以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如何呢?还不是权力更加集中了?这样的政改是我们所需要的向民主与法制社会前进的目标吗?
    
    还不知道、或者还根本没有明确政改的内容,就把“政改”捧上了天,有一点头脑吗?政改的内容已经确定了吗?
    
    现在中国革命的要点不是在子虚乌有的“政改”,而是要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结社自由。
    
    一个连基本言论自由都没有的国家,你要的政改是什么?是什么意思?
    言论自由的主要内容是:任何公民都可以办刊物、办出版社,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事先审查地发表言论,一个刊物或言论之是否正确,只能事后由整个社会来判断,而不能由党委的宣传部在事先主观地判断。李敖在北京大学展示了他在台湾被禁的书目,在大陆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因为大陆根本就不允许这种书籍出版。
    
    言论上出了问题,只能在事后追究责任。
    
    这个问题,保皇派已经纠集一些人,写了一封信,后来我也答应在上面签名,我以为,这还不够,言论自由,应该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中心诉求,展开舆论攻势。
    
    这个问题,不是经过“上书”能够解决的,是要经过无数的斗争才能得到的,一个上书就能获得言论自由,那是画饼充饥,与虎谋皮。
    
    没有言论自由的宣泄渠道,最后就是瓮安方式或杨佳方式。
    
    结社问题也一样,它也应该作为民运的中心诉求,不断地提出。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地组织政党,这是公民的根本权利,辛子陵不攻这一点,却强调反对党只能中共内部产生,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人民。
    
    有了结社自由,才能在民间产生可以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政党,才可以实现多党议会制的政治体制。
    
    结社问题是我们同保皇派的根本分歧之一。
    
    等待党内出了一个开明派,中国才能走向民主,同等待一个红太阳,等待出一个大救星,有什么区别?
    
    只要有了这两个自由,解除报禁和党禁,中国走向民主的革命,就完全可以是和平的和非暴力的完成,不开放这两个自由,就不可能保障中国的变革不是暴力的。
    
    我的近期目标是争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最终目标是多党议会制。
    
     20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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