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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庆:杭州王莉英“扰乱单位秩序”案今天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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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1月03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陈树庆
    
     (博讯 boxun.com)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的下公行决字(2009)第14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王莉英在2009年10月21日至28日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上访行为“扰乱单位秩序”,让年近58岁的王莉英女士在杭州市拘留所坐了8天牢。 王莉英不服,经过行政复议和一审判决,现在已进入上诉程序。2010年11月3日,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了该案。笔者受托成为王莉英的二审诉讼代理人,因法院不同意我担任公民代理直接参与该案的当庭质证与辩论,因此只能凭借我的法律知识在开庭前为王女士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及相关证据起草了《法庭陈述》及口述一些技术性的“诉讼注意事项”供她参考,并出庭参加旁听。
    
     上午9时,法院准时开庭。审判长秦方,审判员徐斐、吴宇龙,书记员叶嘉就席。上诉人(一审原告)席只有王莉英一人,代表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方出庭的是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的民警边飞、汪文兰。旁听席上包括我、杭州著名维权活动人士朱瑛娣、及其他关心本案的民众十几人。
    
     法官首先宣布了法庭纪律,核查了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身份,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事项,没有异议后就正式开始了案件审理。
    
     王莉英就三个事项先行提出抗议,1、一审原告代理人邹巍因事不能按时参加二审出庭代理,上诉人请求法院延期审理被不许,临时委托代理人陈树庆也被不许,使上诉人的诉讼能力处于不利状态;2、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上诉人按规定提交了上诉状及副本后,对方当事人应当在收到上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出答辩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5日内将副本送达当事人。但上诉人临到开庭前几分钟才看到答辩状,没有充足的时间分析应对,对方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上诉人程序权利的侵害,也是对有关司法解释和法庭的藐视;3、依照有关规定(注:《杭州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对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即下城公安分局局长翁金儿应当出庭应诉,其不出庭有损于其法定职责和对法庭的尊重。
    
     对于这三项抗议问题,第1项法庭未作出答复;第2项,书记员在开庭前就说过法院也才刚收到答辩状,所以只好现在送给上诉人看;第3项,对方(公安)应诉人没有作出答复。后两个问题,据审判长的话,法庭予以记录在案。
    
     接着,审判长让上诉人读上诉状、被上诉人读答辩状。针对案件事实,审判长归纳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得到双方当事人确认后,围绕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及所要证明的事实展开了举证与质证。双方都没有影响本案事实认定的新证据提交法庭,审判长就一审被告提供的证据逐项展开调查。
    
     上诉人质证认为:
    
     1、被上诉人的证据涉嫌造假。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被调查取证人员表明执法身份。但是,2009年10月29日晚上8点多,上诉人被叫到文晖派出所地下刑拘讯问室,由民警姚浔峰独自一人既询又记,当时他说“我们这里有监控与录像”,期间他的笔录撕了再写,写了再撕,直到结束还是他一个人。但在一审庭审中被告提供的 “证据4、王莉英笔录一份4页及户籍证明”中,询问人和记录人分别变成了曹永杰和吴俊伟。请求法院向被上诉人调取当时审讯的监控与录像。以查明被上诉人作伪证的真相。
    
     另外,上诉人提交一审的证据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送交被处罚人的一联与附卷的一联登记号并非同号或连号;而是相差二十几号;在决定本案《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部审批程序中,各级部门负责人或领导的签名并非手书而是打字,不符合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相关案件的严格要求。该两项证据也都涉嫌造假。
    
     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明力存疑。
    
     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人证言《询问笔录》共六份,其中韩玲芳是文晖街道信访室工作人员,其余高凤元、沈利民、许冠囝、刘生朗、王菊芬五人都是检察院工作人员,有类似或共同的工作背景与使命,所做出的证人证言涉嫌被纳入“职务行为”而非独立自主的“真相描述”。
    
     实际上,无论是2009年10月21日白天和晚上,还是2009年10月28日白天,现场有许多上访人员,正如检察院工作人员高凤元笔录第二页中所指名道姓的许捷、王丽民、裘玉梅、郑玉权、陶恒良等二十多人,为什么一个这些上访人员的笔录都没有?最大的可能就是其他上访人员的证人证言可能透露或印证出与职务人员“一面之词”相反的事实,而导致被上诉人不敢当庭提供。在一审庭审出庭证人徐江娇、朱瑛娣、王丽民、陶恒良、徐桂珠、吴永艳、裘玉梅的证言证明:2009年10月21日白天和晚上,上诉人是根据法定检察院工作程序在浙江省检察院控申处登记后,等待书面答复而非什么“不听劝阻”的“滞留”; 2009年10月28日下午在检察院控申处手拿的是胡主席与温总理的讲话,而非什么“状纸”。
    
     但奇怪的是,一审法庭无视“出庭证人的证言,证明力优于不出庭证人的证言”这一起码的证明规则,而做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请求二审法庭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的出庭应诉民警用强有力的口气肯定被上诉人作出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各项手续齐备,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真实可靠。就下述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明:上诉人指责的内部审批程序不用亲笔签名问题,是因为现在整个杭州市公安办案,统一使用电子文档进行管理,签名人都有专属的电子锁和钥匙,其打字签名与手书签名具有同等的效力。指出“一审出庭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请求法庭不予采信”,但为什么说有“利害关系”没有举证或加以详细说明。
    
     举证质证结束后,法庭让上诉人作陈述,王莉英说:
    
     2009年10月21日,上诉人到浙江省检察院“控告申诉处”接待室,反映地方政府自2009年9月27日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将我非法拘禁在临安长达半月之久,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未采纳省检察院《关于违法强拆包括王莉英在内15人的行政诉讼,补偿,赔偿建议书》和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浙江省检察院提出抗诉等有关事项。上诉人到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每次都是单独去并进行登记,与其他上访人员不期而遇,在上访过程中逐渐认识的。2009年10月21日是检察院工作人员叫我及其他上访人员等待领导回复,当晚我对领导能加班加点处理群众反映问题,是抱着感动的心情等在那里的,直到后来发现取得书面答复已无可能,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离开回家。没想到2009年10月21日的等待竟然等到了几天后的行政拘留,有一种被“钓鱼”式执法愚弄之感觉。
    
     因连日的上访得到的只是检察院工作人员的敷衍与推诿,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三条第(六)项“对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书面答复或者告知信访人”,所以10月28日下午,上诉人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控申处接待处附近举着胡主席与温总理的讲话稿,要求包括检察院工作人员在内的有关工作人员对人民负责,而非“举着状纸”。更何况即使举着状纸,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说“不许在检察院门口举状纸”、或者“在检察院门口举状纸应受到行政拘留”,这种行为即使可能有几个人围观,不可能、也实际没有给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正常工作造成“扰乱”,所以上诉人认为,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以“2009年10月28日下午,该王莉英等人又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控申处接待处附近举状纸,其行为扰乱了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秩序,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且情节较重”作为行政拘留王莉英的事由,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对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已经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的下公行决字(2009)第14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王莉英行政拘留柒日的处罚,但实际情况是,2009年10月29日20时30分,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文晖派出所就将王莉英以传唤的理由拘押讯问,后送杭州市拘留所执行下公行决字(2009)第14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至2009年11月6日释放,共限制人身自由8日。所以本案如果上诉人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讨回公道,索取国家赔偿的日期应以实际遭拘禁的8日计算,而非以(2009)第14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书面的7日计算。
    
     王莉英请求法院:
    
     (一) 撤销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的下公行决字(2009)第14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 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三) 按《国家赔偿法》赔偿上诉人实际被羁押8日的损失。
     (四) 被上诉人公开为上诉人澄清事实,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还我清白!
     并将开庭前准备好的书面《法庭陈述》提交给法庭。
     法庭让被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请求法院维持原判。
     法庭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旁听者被要求先离开法庭,留下当事人核对与确认法庭笔录。
     公安应诉人核对笔录较快,王莉英比较仔细,大约在10时20分左右,所有人都离开了法庭,各自有其他事务要办的去办自己的事,回去的回去。
     陈树庆
     2010年11月3日星期三,整理于中国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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