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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改为什么不给力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1月04日 转载)
      当前形势是人心思变,政治改革乃人心所向。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还是一个倒退时期的降临?
       目前,温家宝先生连续七次政改讲话、二次以“死”明志所燃起的民间热情,正在被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淡定”所浇灭。与此同时,有关部门正在组织批判那并不众所周知的得奖人所获的众所周知的奖(其荒唐的逻辑和苍白的语言,除了使这个并不众所周知的得奖人众所周知外,还会徒增笑料),也给形势披上了阴霾。由此,不少人再一次跌入了“希望-失望”的循环。
       其实,如果真正明了执政者的逻辑,心情就不会像汪洋里的小舢板,随话语的波浪而跌宕起伏。从邓小平先生到温家宝先生,政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直被强调,立了题却未破题。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可谓从未启动,乃至如今出现倒退迹象。 (博讯 boxun.com)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源自中国政治改革之超乎一般议论范畴的艰困。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之艰困局面,便是政改的首要问题,亦是“对症下药”之必须。时下谈论政改的各种言论渐多,这是大好事,可是我们也要防止表面化的“综合”对真正问题的遮蔽。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一次会议发言中说:“(宪政转型)对执政党来说有三难:一是意识形态的困境;二是既得利益绑架执政党;三是对社会动乱的担忧。”
       我认为,这位体制内学者准确地点出了“问题症结”,但并未言明这“三难”的内在逻辑关系。其实,这“三难”是一体且有层次的,执政党之所以被既得利益绑架,之所以对社会动乱担忧,根本上都是意识形态困境使然。那么,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困境该如何理解呢?
       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困境制造了一个“全有,全无”格局。从理论到实践,马列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已破产,在以宪政民主为框架的现代竞争政治中,已没什么辩护力,即失去了话语权。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宪政民主的政体结构中,没有任何政治位置,启动政改(竞争)等于失去政权。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共产党继续执政)的。政改后的共产党都边缘化了,基本上不存在像台湾国民党那样通过竞争重新执政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规则与宪政民主的政治规则之间,存在一个断裂点,超过了这个点,就会是以相反的运行原则为基础的另一种机制,二者“我中无你,你中无我”;执政党“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之困境,用法语说是“toutourien”,用英语说是“allornone”。那么,执政党最大程度也只能搞搞“党内民主”,不过,党内民主的竞争性也有可能导致内部分裂进而崩盘,所以党内民主也可能是虚的。
       由此,我们也可断言,若过不了这个“断裂点”,任何实质性的、有价值的“渐进改革”比如司法独立、放松言论/出版/结社的管制等都不可能启动(那些无视这个结构断裂点而妄谈渐进式改革的人,丝毫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特异性以及政改的断裂性,真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好)。因为,那势必引发多米诺骨牌式连锁反应,进而出现文人式的得理不饶人,或者野心家的咄咄逼人,质疑乃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其实这一质疑大可商榷)及“历史”。这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1986年,邓小平主动提及政治改革,却引来学潮中对四项基本原则、对共产党的历史及意识形态的质疑甚至否定[1];在前苏联的“公开性”运动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2]。对此,共产党还未能发展出一套有力的话语进行辩护,压制成了唯一的选择。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讥讽:“人民群众都过河了,干部还在那里摸石头。”事实上,执政者对自己的命运很清醒,也许他们不是不想过河,而是不敢过河,担心河对岸有“断头台”——中国“你死我活”的零和式残酷历史就是这样的,失去政权(改朝换代)者没有善终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今后往哪儿去?”(何伟语),这是个真实的问题,更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硬币的另一面是,如若无法跳出“全有,全无”格局而实现软着陆,执政党不但不会具有政改动力,而且必定会成为政改阻力。当下之倒退便由此而来,反正当前是党天下“集体无责任”,那就击鼓传花、留待后人解决吧。可是,这样下去,新老问题就会叠加,解决起来就会更难;这样下去,一个自我耗竭式的溃局,终将难以避免。
       难道中国人只能接受这样的悲剧命运吗?难道中华民族没有跳出历史治乱循环的智慧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愿意,眼睁睁看着崩溃的降临;我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否认,和平转型对国民福祉而言,是善之善者也!我也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否认,执政党仍是中国走向“美好社会”不得不依赖的主体之一,甚或是不得不依赖的重要权威,因为,在无上帝信仰、无宪法信仰的一盘散沙的中国,加之如今的贫富两极分化、伦理道德崩溃、社会暴戾蔓延、法治精神阙如,没有权威的政治改革,将是无法想象的灾难。稍具理智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那么,要是这种潜在的民意和民情能成为卢梭说的“公意”,解决这一貌似无解的死局则并非不可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超越政改又包容政改的框架,即中国如何实现确定性现代转型。
       百年前,中华文明由帝国进入了党国,而今将面临向宪国转型的挑战。如何实现这种变迁的确定性,而不再陷入纷争甚至战争呢?这恐怕是史上最强的一次对中华民族之头脑与心灵的严峻考验。这既需有马基雅维利式的冷峻,又要有释迦牟尼式的慈悲,既要借鉴欧洲近现代转型尤其是英国宪政转型的思想资源,又需秉承东方文明的古典智慧,走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路线,或才能克服这无法摆脱的、困难的但光荣的现代难题。唯有如此,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指望。
       在我看来,以下是中国实现确定性现代转型的几个必需的步骤和观念前提:
       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一个“国家确定性现代转型委员会”,以更包容性的国家哲学思维置换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确立一个“十年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
    
      第一,确立以“非暴力、正义、法治、和解”为基准的转型原则,以及走向现代宪政国家的确定性目标,凝聚最广泛的国民共识。执政党须以“规则确定的逻辑”置换“社会稳定的逻辑”,将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建构社会的良性预期。
    
      第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列宁式政党传统+中华帝国法家传统)要彻底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那么转型的关键在于告别意识形态的“主义”政治/神权政治,进入现代国家的原则政治/世俗政治;以人为本,新建国家哲学。执政党亦在此过程中重建历史正当性话语,纳自身于宪政框架,以重塑权威。
    
      第三,清厘百年来的政治话语和逻辑。清晰的语言和逻辑是现代政治的前提,但从晚清以来,汉语的断裂、外来政治语汇的引入与转化[3]、意识形态思维对政治话语有意无意的污染,以及网络时代零乱逻辑的膨胀(这不是在否定网络的积极价值),政治话语陷入了支离破碎的危机,这导致了多数中国人对现代政治的理解,仍停留在隔靴搔痒状况。所以中国急需一次国家层面的语言清厘,建立一个符合中国传统语言和认知习惯,又能准确传达现代政治精髓的政治语汇体系[4]。
    
      第四,在新的国家哲学的建构中,必然触及中西文明问题。那么,应该跳出既有的整体性的“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之虚妄的无谓争执,倡导一种“即体即用”、或者说回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情境式思维方式,既反对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又要防止妄自菲薄式的盲目、片面地学习西方,而真正能做到“以我为主”、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走出一条宪政民主的“中国道路”。
    
      第五,伴随执政党的转型,分步骤放开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比如或以经济、社会、政治及党史为开放的先后顺序;开展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社会,剔除深入国民骨髓、易于导致民粹化的意识形态思维、敌化思维,弃绝暴力意志,提升理解力,涵养理性、宽容、妥协、契约精神。
    
      第六,十年过渡期结束,开启一个中国史无前例的、真正的、现代的竞争政治时代。
    
      此文为“中国怎么办”系列之一。写于2010年10月10日,修改于10月24日
    
      [1]杨继绳:《涨落——波起云涌的1986年》,节选自《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3]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
    
      [4]郭宇宽:《从符号学视角理解“自由主义”话语的中国困境》
    
    来源:共识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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