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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政治体制改革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30日 转载)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5184
     (博讯 boxun.com)

    
      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十年改革阻力先是来自意识形态,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是权贵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政治体制改革,连改革吹鼓手周瑞金和原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也表达过这种意见。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颇合当前的改革现实,然而,所论不仅是表面化,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也大大的看轻了。
    
      的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 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之初从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对垄断真理的作法更是摆出一幅没有商量余地的架式。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改革,我看是一点门儿也没有。
    
      一、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前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全面移植于苏联,这套政经体制由马列主义论说,被吹嘘为无比先进,即将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东风压倒西风”。然而,经过不足百年的实践,不但西风没有被压倒,反而是“东风不与周郎便”,其始作俑者苏联反倒混不下去先自我崩溃。苏联模式的那一套经实践检验,证明其不是真理,不但不先进,反而相当封闭落后。不但经济上效率低下无活力,政治上也专制官僚臃肿腐化,其用强力进行无数次灌输宣传的意识形态,更是“假、大、空”充满偏见,成为愚民工具,现已被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人民唾弃。苏联模式的全面失败表明, “走俄国人的路”,是一条死路,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条路再怎么变换花样也走不下去了,“是没有出路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摆脱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另找出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间曾进行过意识形态论战,比谁的列宁主义旗帜举得高,争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藉此毛泽东得以操弄意识形态,发动以反修防修为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愚公被伟大导师愚弄得团团转,战天斗地瞎折腾。然而,建国来向私有制全面宣战一大二公纯之又纯的高调意识形态实践,却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同时,兴无灭资极端形式的文革及其破产也让人“大彻大悟”。毛死后荒唐的革命得以结束,因为此路不通,改革亦可谓是悬崖勒马!渡尽劫波的党国上下对改革开放另寻出路,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改革首先从经济上突破并获得巨大成功,由于突破了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摸式,搞市场经济,到今年我国GTP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这显然也与马列主义相去遥远,似乎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为此,邓小平对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勇敢地摆脱教条束缚,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
    
      然苏联模式不光光是计划经济体制,还包括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苏联垮台后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反思苏联模式是:“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三项垄断形成一整套的极权体系,其中意识形态部门发挥着极其恶劣的祭司功能,不仅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为维护统治还编造谎言指鹿为马。三项垄断都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是需要改革抛弃的对象。
    
      经济垄断已抛弃,另外两项垄断也应该抛弃。改革如何改,其实已很明确,就是开放,改革一开始就与开放分不开,叫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就是开放的结果,放开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和西式管理,中国政府并主动争取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WTO,与国际接轨,使被教条束缚的生产力一下子迸发出来。
    
      经济开放之后下一步就是政治开放,胡赵改革路线图也是先经济后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说穿了就是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牵涉到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政改具有一定难度和风险,搞不好有天下大乱之虞,所以要谨慎。明白人都同意有步骤渐进改革的方式,但又不能制造借口老拖延不改。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史倒车的动向。
    
      二、索尔仁尼琴说把主义留给中国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黑白,硬说其具有“先进性”,“规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建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采取了封闭性强制灌输和铺天盖地宣传的办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反复宣讲并要死记硬背考试这一套。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偷听敌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竹幕”。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训政”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于是又有了“唱红歌”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禁区”不准研究。
    
      我国从中小学的辅导员,大学的学工部,到军队中的指导员、政委、政治部,及各单位普遍存在的政工干部,其数约在千万,相当多的大官甚至将军都是搞政工出身。搞政工是干什么,就是搞意识形态,相当于祭司神职人员,他们不事生产不做业务也不搞真学术,光靠耍嘴皮子,却要纳税人去供养,可谓是吃冤枉的一族。
    
      而我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即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吃冤枉的人超过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三垄断”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 “主体思想”,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这个活样板昭示的就是苏式马列主义的破产,向他们学习,还能有什么出路?
    
      那么出路何在呢?就在改革开放!放弃苏联模式,与世界接轨。经济开放之后是政治开放,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增加了改革开放的难度,陈小鲁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有个意识形态的开放松绑问题,即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干扰被邓小平一锤止音,其成功就在于剥离马克思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严重,在苏联垮台的情势下,中共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但当局不是顺应世界潮流放弃空洞的主义,对高举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松手。被勃烈日涅夫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祖国时曾说:“把马列主义留给中国,领土一寸也不放!”那一声“炮响”送来而又被人遗弃的主义,现在除了一点点“维稳”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维稳也主要是维护统治者的特权,为既得利益集团耍耍花腔打打圆场而已。
    
      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中国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求当局切实放弃“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政教分开。
    
      三、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
    
      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解放思想,任何方面的改革都改不动。有人会说政教分开就是颜色革命,开放政权就是颠覆政权。其实,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就说过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还政于民”, 就是开放政权,只不过有个五十年的过渡期。
    
      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蒋经国临死前,毅然在台湾放弃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于是开创了台湾的宪政民主。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情况较台湾复杂,邓小平提出五十年的过渡期,先把经济搞上去,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虽然过渡期略嫌过长,但应该说是饱含睿智。过渡期有如清末“预备立宪”,国民党的“训政”,最后要“普选”,终归要立宪。这就不是颠覆不颠覆的问题,而是政权开放时间早与晚的问题。
    
      我国改革要突破苏联“三垄断”的极权体制,现在经济上已经开放,不再是极权,被称为“威权政体”,确切说应是“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的“开明”就体现在淡化意识形态上,不搞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和文革时的“全面专政”,取消思想言论罪,反党反社也不为过,在开放政权之前先开放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
    
      开明专制可暂不开放政权,反而加强中央权力,推行市政经济,集中资源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向自身官僚弊病开刀,清除吃冤枉耍嘴皮的祭司冗散官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以政绩获得民众拥护,换取执政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既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放弃对真理垄断的同时,执政党搞区别于马列毛的“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与时俱进搞意识形态创新,使自身社会民主党化,这值得欢迎。但放弃对真理的垄断,解放思想,就不能禁止非党民众还有权探索选择其它出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政当局要做到足够开明,容纳反对的声音。开明专制不但要求经济开放,也要求思想开放,最后是开放政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民主自由。而政权开明不开明,人民的言论自由是最主要标尺。
    
      我国宪法明载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从来都只停留在纸上,虽然言论尺度也在逐渐放宽,但仍有因言入罪,距开明专制尚有差距。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开放,当局也明显强化了意识形态管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对于政改,官方反复强调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也是西方的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党在国上、议行合一那一套,又为什么要照搬,且死抱不放呢?臃肿腐败的党国政体,连批评反对都不允许,又如何谈得上开明?
    
      从开明专制到开放政权似乎遥远,邓小平说的五十年后可普选竟还要等三十年,清朝“预备立宪”所定预备期不过九年,且邓所说“普选”后的政体又如何?不搞三权分立,还坚持议行合一吗?对此应解放思想,允许民众探讨。既不照搬西方,也要突破苏联模式,到底怎样的政体好,也不是一个政党说了算,更非少数既得利益权贵说了算。1957年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提出搞一个“政治设计院”,选拔一些专家来精心设计,我看是一个忠心体国的好主意。清末立宪时也设立了“宪政编查馆”,并派员出洋考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也提出“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政权早晚要开放,为避免乱局,开放前先统筹设计,全民讨论全民公决,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如此,流落民间的陈毅元帅之子、赵紫阳在任时的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就可重操旧业,参加政治设计院搞政体设计工作了。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明专制也要求放弃对意识形态的垄断,除掉守旧权贵官僚势力的华丽包装,澄清改革的思想障碍。
    
      对于中共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在大局不乱的情势下尽快开放政权,并考虑如何在普选中仍能当选执政。然而,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企图死抱政权永不开放,面对经济开放后日益活跃的思想界,惊恐万状,封堵打压要向朝鲜看齐。改革三十年后能不能继续前进,在于敢不敢进一步开放,眼下最要紧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全面开放。垄断真理的祸害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教训深刻,要再以操弄意识形态愚弄百姓,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当法老,只能从开明专制倒退回斯大林式极权统治,最后是全面专政开历史倒车。如此,就必然要再搞反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样的机会对于原教旨顽固派来说,实际上已没有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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