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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天河:“专政”是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05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石天河
    
     (参与2011年10月5日讯)现在,关于“腐败原因”的探讨,是有各种不同意见的。有的人说,“腐败并不是专政体制所造成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体制下,同样有贪污腐败的现象。腐败只是一个法制问题,法制健全了,腐败就可以得到抑制。”有的人说,“腐败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官员的腐败,是历史的规律性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腐败和反腐败,只能是一种长期斗争。”也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是不会腐败的,腐败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对个别政府官员的腐蚀。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自从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杜绝了贪污腐败。由此可见,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对贪污腐败采取最有力的治理手段。” (博讯 boxun.com)

    
    
    
    
    以上的这些说法,表面看来似乎都有一定的理由。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对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特殊性及其根本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例如说,“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下,同样有贪污腐败的现象;为什么要把中国出现的贪污腐败归咎于专政体制呢?”这样一种说法,似乎是用“任何政府权力都可以产生贪污腐败”来否认“专政权力”是造成贪污腐败的原因。这种说法,实际上忽略了中国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其特点,就在于它确实是一种“体制性腐败”。说“法制不健全”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中国制定了许多反贪污腐败的法律,成立了各级反贪污腐败的执法机构,却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分子“前腐后继”的发展势头呢?为什么一个“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长时期都不能立法和实行呢?近十多年来,大家都看到的是,许多几千万、几十亿的大案要案的主犯,往往都是中央一级、部委一级的“朝廷重臣”;省自治区一级的“封疆大吏”;市县一级的“长字号”要员,和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主管及其亲信。如果不是“体制”的原因,贪污腐败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吗?不久前,人们在谈论各机关单位的“一把手”无人监管的现象时,可以说,是看到了专政体制弊病的一个最显眼的病斑。其实,并不只是“一把手”无人监管,在“专政”体制下,除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管之外,平级之间的互相监督和下级对上级的民主监督,都是很难实行的。而“官官相卫”、“徇私包庇”、“互相勾结”、“串通一气”的风习则早已形成;“集团化”、“部门化”、“行业化”、“网络化”甚至“黑社会化”的贪污腐败组织,也已经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势下,单纯的想把问题的解决诉之于“法制”,岂不成了“法制迷”吗?法律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些纸上的条文,没有人的坚决执行,法律能有什么效用呢?而法律其所以得不到有力的执行,主要原因就在于“贪官”和“法官”、“检察官”以及“纪委书记”、“反贪局长”等等都是“专政”体制下一党之内的“同志”。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场与企事业营利场中,当然也有贪污腐败,其数额也动辄几千万、几十亿,但由于他们有比较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有在野党,有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以及广泛而有力的民主舆论的监督,法制也比较健全。他们的政府权力是受到多重制约的,别说“一把手”,就是“总统”的权力,也要受国会、司法检察机关和民主舆论的监督。所以,其贪污腐败现象,容易爆光而不容易发展到普遍严重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的程度。美国的总统克林顿闹了一次“拉链门”的绯闻,便因新闻记者揭发而遭到独立司法调查和国会的质讯。中国的某些贪官,包了许多个二奶往往要到“东窗事发”“公堂对簿”才最后爆光。比较之下,我们就不难领会民主制的“权力制衡”对抑制官场弊端的作用。
    
    
    
    说“贪污腐败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本”,这种说法,只是瞟皮地从现象作盖然性的判断,是没有什么实际依据的。经济高速发展并不一定与贪污腐败的发展有必然性联系。新加坡和香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作好了清除贪污腐败的“廉政”工作。也并没有把贪污腐败看作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相反,我们这里有许多贪污腐败的大案,却是出现在经济并没有发展的贫困地区。有的贪污大案,甚至是贪污救灾款或社保基金。可见,贪污腐败只是偷吃经济发展成果的蛀虫和败坏社会风习与执政党声誉的屎格螂,只有拒绝支付这样的“成本”,经济才会发展得更好。
    
    
    
    中国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专政”似乎是强有力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的确起到了雷厉风行“反贪污”的重要作用,在共产党领导下出现过前所未有的“清廉政治”。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今非昔比,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一则因为当时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素质较高(当时那二百多万党员,是革命的一代,大多有“为国为民”的抱负,自律较严)。再则,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正处于兴盛期的高峰,它确实具有强大的精神引导力量,对干部的思想言行有广泛的制约作用。同时,那时的中国普遍贫困,官员们一般并没有多少现金过手,社会风气在旧中国向新中国过渡期间,“除旧布新”的正气占上风,贪污腐败还没有形成气候,所以,“三反、五反”之后,“清廉政治”能在一短时间内保持稳固。可是,随着时代的演进与世事的变化,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渐渐出现了“专政”权力被滥用的现象,滥用“权力”而徇私舞弊,便渐次开启了不正之风的源头。而“反右”之后,正常舆论在“专政”威慑下的“万马齐喑”;“文革”期间“拉帮结派”的“哥们兄弟”的派性回护,便自然地形成了“正声微茫”而“邪气张扬”的局面。这时,“专政”体制的弊端,已经现形了。而“文革”之后,由于某些人致力于“避讳”(“为尊者讳”、“讳疾忌医”、“讳言内事”、“讳言家丑”、甚而至于“光也讳、亮也讳……”只谈“主流”,只谈“增长”,只谈三大战役“过五关斩六将”,而不谈“反右”、“文革”、“大跃进饿死人”的种种错误与现实问题。)结果,便导致“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没有能够深入到病灶的核心。甚至“文革”后的“整风”也绝大部分走了过场。“邪气”和“邪人”都潜伏在政权内部而遗留下来。随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砝码,“专政”的“权力”也变成了可以随时卖钱的东西,“权钱交易”现象便应运而生。试想,这种“权钱交易”现象,与“文革”遗留的“帮风派气”相结合,寄生于“专政”的体制内,如果不对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还能怎么治呢?可见,现在仍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治理贪污腐败的最有力的东西,只不过是闭眼不看事实的“鸵鸟”式的自欺。
    
    
    
    事实上,在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后出现的“清廉政治”,只是“专政”体制的有时限的效应。而从这种体制本身内在的矛盾来说,它不仅自身潜在着“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勾结”、“权力市场化”的因素,而且,它自身存在着不能抑制腐败的结构性原因。
    
    
    
    这是因为,“专政”权力的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权力,只能集中于一个人。这个人的权力是无限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都没有谁能制止他;“党章”和“宪法”更完全可以撇过一边。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马克思+秦始皇”,这样一种“专政权力通过个人独裁向封建皇权回归”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种体制的权力结构是不合理的吗?
    
    
    
    这种权力结构的弊病,实际上非常之多。这里只说一点,比如说,“任人唯亲”,就是一大弊。由于“金字塔”顶端的这个人,必须把党、政、军的大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一切大事都由他作决定。这个人的责任和工作负担之重,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问题复杂的大国,如果他“日理万机”而又“事必躬亲”,他非累死不可。所以,“专政”顶端的最高权力,名义上虽然集中于一个人,实际上,他却必须“分权”,由次一级的人来承担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责任。但是,把权力分给谁?这却是一个必须慎重的问题。因为,在“分权”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大权旁落”后是不是会有人“觊觎大位”,从而想“取而代之”的篡逆性风险。所以,在“分权”时,就必然要选择对自己绝对忠诚、完全可靠、平日与自己亲密无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任人唯亲”的结果,找到的人,往往便只能是一些“逢迎谄媚”而“以权谋私”、“笑脸相迎”而“心怀叵测”之徒。毛泽东选“亲密战友”林彪作接班人与长期信任康生那样的人,以及把“中央文革”交付自己的老婆江青,便是“任人唯亲”的实例。结果怎样呢?历史事实已经作出了大家都看得见的答案。——可以说,专制政权的癌症是由它自身内在的基因决定的。
    
    
    
    再说,在最高权力之下,一级又一级的“分权”,就必然形成了多层的权力结构。而每一层的权力,又是由许多个较小的“小金字塔”构成的。这些“小金字塔”也是一样,“小金字塔”的顶端,权力也是集中于一个人,所以叫“一把手”。他们的权力,都是“专政”权力,除了接受上级机关的领导,同一地区的人代会和政府与司法检察机构,都在他的领导之下。各地的“一把手”无人监督(形同于“土皇帝”式的绝对权力),就是这种体制结构所造成的。这些一级又一级的“小金字塔”,往往也是“任人唯亲”的。所以一旦那“一把手”走向贪污腐败,他身边便往往会出现一个腐败“集团”或“关系网”。
    
    
    
    在“专政”权力机构里面工作的党员干部或政府官员,原先也可能是清廉的,不过,那清廉主要是靠个人的德行、即靠传统的或意识形态性的信念来维系的。到了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在商人贿赂手段日益精明,所谓“金钱美色,投其所好;烟酒嫖赌,见缝插针”的进攻下,“唯心”的意识形态防线,就不能不被“唯物”的商业贿赂所侵蚀。而一旦有了先例,接着便会有效尤,随之而“文革”遗留下来的“帮派”、“关系网”、“哥们”、“黑道”等种种因素参与进来,腐败便会相习成风。而“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一旦被商人贿买,其“集团化”、“部门化”、“行业化”、“网络化”式的腐败现象,便会发展得很快。这就是腐败风气难于抑制的根本原因。所以,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必须抑制腐败。要抑制腐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图
    
    一、盛世,还是乱局?......(略)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 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 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6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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