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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大字报”揭丑运动 引发网络红卫兵忧惧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24日 转载)
    
    来源:多维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反腐大计在网络上掀起狂潮,一时间人人争当“腐败稽查员”“网络红卫兵”,以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微博为平台,广发揭黑、曝贪、反腐的“大字报”,一些贪官在这一狂潮中的落马,更加助长这股以微博为主要平台的网络“揭丑”运动的风势,即便是在中共严控议论的情势下,一时间各种难辨真假的传言、流言充斥于网络,似乎在宣告“网络文革时代”的到来。而微博,就是网络红卫兵的大字报。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红卫兵虽然早已消失,但在网络的世界里,红卫兵似乎却在慢慢苏醒,他们扮演着从网络向现实世界的拆迁使命,所以进入他们眼中的“挡路者”,无论站着或躺着,都必中枪。而这也引起了中共的警觉,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已连续三日警示依法管控网络。这种“类文革式”的网络运动,同样也引起了长期注意中国发展的观察家们的关切和忧虑。

网络“红卫兵”唤醒文革记忆
      
    “红卫兵”是30多年前“文革”期间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特有人群,这些年轻人怀着“报效伟大祖国的一颗红心”,投入到“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红卫兵”们“颠覆一切”、“打倒一切”、“造反一切”,而这些“一切”被无限扩大,成为中共建政以来一个难以磨灭的“伤”。
      
    虽然很多人在事后把这个伤的过错都推卸到了最高领袖毛泽东身上,做错了事情的“红卫兵”们,摇身一变变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当回首看到当年,人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造反一切?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人云亦云?为什么,打着“爱国”,却在“害国”?为什么,一张大字报就可以毁掉一个老学者?
      
    其实,任何时候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革”期间就曾公开提倡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分析和发现阶级敌人的蛛丝马迹。因此,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被盯上,就能找出“罪状”。而现今的微博揭丑同样也是这样。
      
    在中共新领导人这出反腐大戏中,他们也同样扮演了“红卫兵”的角色,借助于互联网,各种各样的“揭丑”信息犹如“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在以微博为主要平台的网络中传播,虽然其中不乏已被查证属实的信息,但观察家们担忧,随着事态的发展,难免会出现鱼龙混杂,惑众谣言横流的情形,这显然无益于解决问题,甚至还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经历过“文革”的人痛陈:“每每想起当年‘红卫兵’的所作所为的时候,都不禁一身冷汗,如果再搞一次政治运动,又有谁可以幸免呢?”

微博大字报,“文革”思维的延续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上用大字书写的墙报,是当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之一。大字报可长可短,可以是几十个字,也可由成百上千个字,只要你想写,对人、对事写什么都可以,不需要审批,并且可以任意张贴在任何场所。更为重要的是,大字报一种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
      
    关于大字报最主要的功能,有论者总结称:一是揭露,二是批判。“揭露”可以是确有其事,也可以是无中生有;可以是实事求是,也可以是断章取义;可以是伸张正义,也可以是为虎作伥;可以是实话实说,也可以是瞒天过海。“批判”可以是和风细雨,也可以是暴风骤雨;可以是有的放矢,也可以是无限上纲,乱扣帽子。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1957年)到70年代末 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一个永远都无法统计出来的数字。遥想当年,稍微能识文断字的人,没写过大字报者,或许不会很多(有的即便是自己不识字,也会请别人代写),而没看过大字报的人,在中国大地上恐怕更是寥若晨星。
      
    1975年,大字报已成了强弩之末的时候,却被写进了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报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对大字报的危害有切身的体会人,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而今,作为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微博在人际沟通、信息传播、社会监督中所产生的正向作用十分明显,但微博传播的碎片化、大众化、分散化、随意化所导致的信息谬误、片面也十分明显。在众多微博事件中,针对公民个人的侮辱性言论和歪曲事实的诽谤,有的已明显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大字报。
      
    尽管微博和大字报由于历史背景、法制环境不同,不应轻易的在他们之间划等号,但一些毫无调查依据的捕风捉影、恶毒的人身攻击、对个人隐私的随意暴露还是具有明显的大字报特质。
      
    而就功能上说,微博的这个“个人舞台”要比大字报的舞台大得多,可以这样认为,“微博”把“大字报”从单一的“政治目的”带向了包括“政治目的”以外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微博实名举报官员反腐行为,显然就是带有“政治目的”的行为,虽有利于揭露问题,但同样也可能充满“杂草”。
      
    另外,“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最主要目的是“引起普遍关注”。
      
    而今,借助于互联网,以140字左右的只言片语,就能组成微博的内容,并在第一时间即时向全世界发布,其最主要目的同样也是“引起普遍关注”。其中区别只是在表现手法上,“大字报”比较原始,“微博”却充满现代气息。

孰是孰非,值得深思!
      
    在当下中国,微博已成为重要的信息发布载体,微博话题也早已从日常琐事转向社会事件,逐渐发展成为介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与舆情表达和汇集的重要平台。社会名流、公众人物、专家学者——甚至连政府机关、政府官员都开通了微博,微博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政治生活,走进了参政议政。
      
    为此,有人说微博成了“新传媒”,让老百姓有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话语权、监督权、参与权。当然也有人说,“牛鬼蛇神”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招摇过市了。
      
    “文革”时期,不认字的人不会写大字报,也看不懂大字报上说些啥,别人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听,反正是“有人说了”。同样,现在,缺乏独立思考,不求甚解的博友们会说“某某某的微博说了……,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微博正在改变舆论格局,其社会影响力在不断增强,或许这原本应该算是一件好事,一件关乎于发扬民主的好事。但是由于微博功能被“揭露”与“批评”所主导,加之用户水平的良莠不齐、网络管理的缺失和失控、内容表达的碎片化和简单化等等因素,难免会出现扭曲事实真相,甚至出现“暴力强拆”的现象,这些都是需要警醒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红卫兵是个人崇拜下的集体无意识,而网络曝光腐败的人意识相当清醒。网络不仅改变了舆论格局,也使民众获得一点跟官员跟政府博弈的力量以及监督、揭露权力腐败的方式,尽管还根本无法跟宪政民主国家中公民的力量相提并论,但就这样也令某些势力极度恐慌和仇视。孰是孰非,值得深思!
    
    本文来源:多维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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