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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在暴风驟雨中,有青草生长的声音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0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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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
    
    图片:杨曦光《牛鬼蛇神录》封面。(网络资料)
    余杰:在暴风驟雨中,有青草生长的声音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出生于湖南的一个中共高干家庭。“文革”爆发后,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黑五类”和“狗崽子”。一九六八年,二十岁的杨曦光写出一篇大字报,名为《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此文震動全國,康生几次提到《中国向何处去?》,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江青更是大发雷霆,直接告诉湖南官员:“让他见鬼去吧!”于是,杨小凯被毛泽东“钦点”抓进监狱,一年多之后,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此案更是连累其父亲被监禁,其母亲不堪羞辱上吊自杀,两个妹妹四处流浪,可以说是因言获罪、家破人亡。
    
    十年暗无天日的冤狱,会毁掉一个庸人,也可能成就一名先知。杨小凯此后在经济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成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奬最近的华裔经济学家,跟这段顿挫苦痛的人生履历不无关系。而最让我感到“拍案惊奇”的是,杨小凯为后人留下了一本狱中回忆录《牛鬼蛇神录》。在出狱时,他對自己說:“不管將來發生什麽事情,我一定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世人,因爲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政论家胡平高度评价此书说:“《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杨小凯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最后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再三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他们确实是颠覆中共暴政的身体力行者
    
    陈独秀说过,监狱是研究室,没有进过监狱的人成不了一流的思想家。聪明绝顶的杨曦光遇到文革风暴,不能上大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卻將监狱当作一所另类的大学。在看守所、监狱和劳改营,他发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地下世界,结识了一批比他更彻底地反抗中共暴政及其意识形态的先知先觉。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在当时中国这个全民“道路以目”的“大监狱”里,杨曦光所在的那个“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尽管必须承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狱卒的羞辱和折磨,以及防不胜防的告密者,但杨曦光与志同道合的狱友們逐渐形成一个小团体,他找到了政治学、经济学、数学、英语、建筑学等各门学科的老师,长沙郊外的建新农场的师资力量竟然不亚于北大、清华。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劳改大队,可谓藏龙卧虎、群贤毕至。
    
    这本回忆录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第一手材料。杨曦光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犯是真正的“反革命”的犯人,是因主张以地下政党活动的方式发动新的革命推翻共产党而被判刑的。他们以共产党暴政的掘墓人自居,求仁得仁、死得其所。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属于劳动党,有的属于民主党,有的属于反共救国军。劳动党倾向学习苏联体制;民主党主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有几十个人是反共救国军成员,共同点是通过接收台湾的广播,接受了台湾“反共救国”的意识形态。这些“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集团”多少都与一九五九年的大饥荒有关,大饥荒使很多人认清了共产党的本质。杨曦光书中的这些信息,改写了此前人们对大饥荒时代社会状况的误读:过去,许多人认为,大饥荒时代的中国人如同待宰的羔羊,即便被活活饿死也不愿或不敢挺身反抗。其实,不是没有反抗者,而是反抗者都遭到了关押或屠杀。
    
    一般而言,监狱是一个遵循丛林法则、你死我活的世界。但是,在政治犯群体中,杨曦光卻感受到思想同道相濡以沫的温暖与幸福。在这本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祥、程德明等反抗者的友谊。他们彼此坦率地交换思想,在无边的黑暗中撞击出闪亮的火花。连贯全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秘密结社组党的反对派运动在中国能不能成功,它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而相关问题是:“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在文革中曾经非常活跃,但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利用那些大好机会取得一些进展?”杨曦光的答案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是彻底的改朝换代,把以前有社会地位的人彻底搞臭搞垮,大部分关进牢里以及杀掉。这种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总有两三百年的寿命。它是极难垮的,不是因为它政策开明,而是因为它对反对派镇压残酷。
    
    所以,这些大都被处以死刑的先知先觉的反抗,如同飞蛾扑火、蝼蚁撼樹。更可悲的是,因为被虐杀,他们的思想未能成熟和成型,未能广泛传播并成为解冻的“催化剂”,他们是历史学家朱学勤所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幸运的是,有了杨曦光的记载,这些人物终于在书页中复活并且熠熠生辉,正如杨曦光所说:“他们那一代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和最杰出人物,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給这种积极的努力打了个句号,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页,他们不能消失在黑暗中。”
    
    所有的中国人都崇拜毛泽东吗?
    
    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意识形态急剧左转,毛泽东的幽灵附着在习近平身上,小型文革,亮剑舞刀,风雨欲来。毛派分子在此背景下疯狂鼓吹毛当年如何深受民众爱戴,企图重新制造对毛的偶像崇拜。
    
    然而,正如杨曦光在《牛鬼蛇神录》中指出的那样,即便在毛时代,也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崇拜毛泽东,在各阶层人士中,都有很大比例的人对毛深恶痛绝。以杨曦光本人而论,他直截了当地说:“整个中国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搞得生灵涂炭。每次我看到毛泽东的像,就像看到一个杀人魔王的像。他那大而高的额头在我眼中成了妖怪的特征,他的脸色充满着一股杀气,显得十分阴暗而凶狠。”这与八十年代刘晓波形容毛是“混世魔王”不谋而合。
    
    杨曦光在狱中结识了不少因为毫不掩饰地反对毛泽东而被判处死刑的囚徒。其中,作为民主党首领的粟异邦,虽然是一名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体制的批判卻超越了那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一名亲眼目睹粟异邦被杀害的场面的囚犯,如此对杨曦光描述当时的场景: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警察將其扑倒在地,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還没有停止。有个警察用枪刺朝他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還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支枪刺插入他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让在场的人全身发麻,等不到大会宣布结束,他就已经死在血泊之中。
    
    早在文革初期,杨曦光就已认识到,毛泽东是一个残民以逞的暴君,周恩来是一个口蜜腹剑的奸相。在许多人都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顶礼膜拜的时候,他就看透了暴君与奸相合作演出的这场丑恶的“二人转”。杨曦光并未经历一个对毛崇拜然后崇拜破灭的过程,從一开始起,他就看透了毛并不坚守任何主义而只是追求权力的真面目,毛是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朱元璋那样的暴君的“升级版”,毛和毛的政策其实并不得人心。在劳改营的观察,印证了杨曦光的想法:“那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仇恨心情大概是非常普遍的。看看劳改队那么多因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判七八上十年刑的人就知道这种仇恨心情的普遍性了。”
    
    痛恨毛的暴政的人士,遍布中国的各个阶层。杨曦光的难友中,有个名叫萧民生的解放军营长,收听台湾的自由中国广播,將其中揭露毛的邪恶的内容向部下传播,结果被捕。在劳改农场出工的时候,又见缝插针地散发手写的反毛传单,结果被判死刑。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上台,又有一批新的囚犯被塞进劳改营。杨曦光发现,有几个老实农民,是因为在毛泽东死的那天公开表示高兴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其中,有个农民一听到毛泽东死的消息就高兴得跳起来,大呼:“毛爹爹死了,这下我们会有饱饭吃。”可见,即便在迷狂的文革时代,仍然有很多中国人從理性、從直觉等各个方面出发,突破了官方炮制的毛泽东崇拜。
    
    在地狱最底层,人性之光依然在闪烁
    
    《牛鬼蛇神录》既是杨曦光心灵成长的轨迹,也是催人泪下并让人肃然起敬的“反抗者列传”。既然洞悉了地狱最底层的幽暗与隐秘,一步步地走向光明的信仰的杨曦光,用一种冷静、简洁、朴素的文笔,描写了那些他爱过的灵魂,那些被监禁、被凌辱、被虐杀的伟大的同胞。
    
    必须有人讲出他们的故事。本雅明有一篇文章,专门提到“讲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来,在一个经验趋于贫乏的时代——即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讲故事”是保存、交流和传播经验的最有效的形式。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讲述了十个知识分子的故事,她认为,故事使得人们共同行动和言论,并且相互向对方显现。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阿伦特曾以《走出非洲》作者以萨克•迪内森为例,阐释了故事是如何拯救生活的:“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些东西的意义,如若不然,它们仍将是纯粹事件的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序列。”阿伦特发掘出了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生存的光亮。
    
    在我看来,《牛鬼蛇神录》是一本比《黑暗时代的人们》更加优秀的書。《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某些人物,并非黑暗中的萤火虫,如布莱希特,后来成了为黑暗唱颂歌的夜莺,阿伦特似乎对诗人有特别的偏爱与谅解;而《牛鬼蛇神录》中那些发光的生命,大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扎根于大地,更有来自山川雨露的钟灵毓秀。比如,有一个名叫卢瞎子的囚犯,是被共产党剥夺了财产的小企业主,为了捍卫自己的财产而奋起抗争,结果被关进监狱。多年以后,杨曦光回忆说:“是他的命运告诉我共产党人对私人企业家的迫害和歧视以及对财产的侵犯是何等残暴无理。在卢瞎子看来,他自己对自己财产的权利是如此自然、合法而合理,而共产党的理想和整个意识形态卻与如此自然合理的事不相容。好多年后,我还会想起卢瞎子那握有公理和正义的自信心,我变得越来越喜爱他这份自信。”也许正是这位难友的自信,讓杨曦光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后,始终坚守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念,也就是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传统,并使之成为对抗现实中的极权主义的源头活水。
    
    还有一位名叫李安祥的难友,三十多岁,信天主教已经二十多年。教堂被关闭后,他在自己家供奉上帝,還去亲朋好友家传播上帝的声音,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判刑十年。杨曦光写道:“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杨曦光第一次看到李安祥祷告的时候,還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后来,他发现,李安祥每天争着倒便桶、打水的脏活、重活;每个星期天都会洗地,一点点地用抹布擦洗地面。杨曦光不禁感叹说:“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尽善尽美的追求的人,我虽然对宗教没有敬意,但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响。”二十多年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杨曦光受洗成为基督徒,也许是当年上帝使用李安祥在他心中种下的那颗种籽终于破土而出。
    
    在尘土乃至粪土中,你仍然可以活得像珍珠和钻石那么高贵、那么纯洁。让我们祝愿那些在黑暗时代经历过、爱过、死去的人们获得良心上的安宁,就象斯温伯恩的诗所写的那样:“死去的人从来不能站起身;甚至疲倦的河流也是如此,曲折而安然地流入大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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