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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黑老大张新明怎样操盘百亿大案司法腐败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09日 综合报道)
    编者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司法腐败案件。因为山西黑老大张新明,把某些腐败的法官花大价钱买通。于是,满腹经纶儒商出身的经济学博士,不会送礼,但信仰法律、希望司法公正的吕中楼,也只有暂时的败诉,请看财经长篇报道
山西首富张新明多次被查无下文 通过诉讼赚百亿

    

    2014年01月13日 《财经》杂志
    
    煤炭大王张新明发迹史:办军车牌照降低运煤成本
    
      煤商敛财术
    
      华润合伙人、煤老板张新明在山西游刃有余,以不寻常手段积累了惊人财富。他的敛财术告诉我们,在一个秩序和法治缺乏保障的市场环境下,商业是如何被扭曲的
    
      “华润合伙人”、山西金业煤焦集团(下称山西金业)董事长张新明有几个外号:“山西首富”、“三晋第一煤老板”、“山西赌王”、“太原第二组织部长”……
    
      在山西,煤老板暴富,澳门赌博,插手基层政权事务,官商勾结,都非新鲜话题。
    
      唯一的不同,是张新明在各个领域“玩得特别大”。这几年,他曾经的两个合作伙伴——山西省煤销集团和有国资参股的山西沁和能源公司,都苦不堪言。
    
      财富一路积累的同时,涉黑、骗贷、行贿、偷税、私设公堂、操纵司法等传言和举报也伴随着张新明。他曾因非法拘禁他人被公安部门处罚过,还曾因伪造证件偷越国境被公安部门通缉过,但他次次化险为夷。
    
      太原一位律师曾向《财经》记者感慨,“只要和张新明沾上边,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此次陷入麻烦的,是央企华润及其董事长宋林等高管。2013年7月,因怀疑华润与张新明一笔价值百亿元的交易有诈,一名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公开举报宋林。同时,华润电力(00836.HK)6位小股东将华润电力20名现任和前任董事告上了香港高等法院。
    
      2013年7月26日至8月1日期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在其官网上登出了古交市中社、红崖头两块井田的探矿权转让公告。转让人是山西金业,受让人是太原华润煤业公司。
    
      山西金业卖给华润电力的资产包中有三项矿业资产,上述井田正是其中两项。因探矿证已过期,按规定应收归国有——这正是小股东们指控该项交易的一大理由。
    
      小股东代表委托的律师陈若剑称,这是“私企山西金业把国有资产卖给了国有企业”。
    
      开庭前核心资产突击交易,立即引发质疑。两项探矿权名称虽和以前一致,证件编号却不同,表明山西金业是重新获得,但其并未走“招拍挂”的法定程序。
    
      一名接近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该厅内部对此意见不一。一直分管矿业工作的副厅长王晓力认为该交易程序有瑕疵,不愿为山西金业和华润办理手续。不料,在上述转让公告登出前,王晓力的分管领域被调整为土地,旋即公告发出。
    
      《财经》记者多次联系王晓力。2013年9月初,王晓力婉拒了采访,并在短信中表示“谢谢理解”。但2013年11月10日上午,其又来电称,自己的分管领域变动与华润事件无关,自己对矿业工作深感头疼,“早就不想管了”。
    
      “我只能说,水很深。”山西国土资源厅新闻中心一位负责人对此称。
    
      还原张新明,并不容易。掌握关键信息资源的诸多山西官员、本次香港诉讼的当事方华润及其高管,甚至山西古交张新明的乡亲们,都对此人过往三缄其口。
    
      按照通常逻辑,一个问题富豪,多是“多面人生”——善于获得大量商机,亦有可能豪爽侠义、乐善好施。但详细梳理张新明多年发家路径、采访验证各种传言后,其B面却并未“出土”。
    
      野蛮生长
    
      张新明生于1963年10月,几个月前刚过了50岁生日。他的家乡在太原市西山,脚下遍布主焦煤。“大跃进”时期,这里就设立了太原河口工矿区,1988年撤区建市。此后十年间,大批工程兵和基建企业驻扎于此,展开大规模建设,形成了2000多万吨的原煤生产能力。
    
      在当地人口中,古交市是山西焦煤集团的“后山矿区”,以区别于太原万柏林区的“前山矿区”。华润进入的,正是山西焦煤集团的传统势力范围。
    
      在这个“全国最大主焦煤生产基地”,居民生活或多或少都与煤矿有关。张新明初中毕业后,也当了矿工,并娶妻生子。但他20多岁便跑出古交,到外地闯荡。在著名的产金县繁峙,他接触到了当时在采金的某武警部队。
    
      交点管理费、以军队名义挖矿运煤,可躲开诸多监管。在允许军队经商的当时,这并非秘密。上世纪90年代初,忽然“入伍”的张新明回到古交,加入了焦煤开发大军。
    
      彼时煤价刚放开,运力稀缺,到处“以运定产”。“军官”张新明在家乡搞定了古交水泥厂厂长、“山西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张银元,借用水泥厂车皮计划和铁路站台发运煤焦,掘得第一桶金。
    
      1995年,张银元调往山西省煤运公司(今山西煤销集团),后升至该公司副总。熟悉张新明的人皆曰,他一度把张银元视为人生贵人。
    
      张新明开始出名,是1994年春天。他的“华北黄金实业公司”去山西大学挖人,数辆奔驰车在数学计算楼下一字排开,多名手下手持蜂窝大哥大,铃声此起彼伏。有几名应届毕业生后来去了这个“武警三产企业”,其中一人后来当上了金业第一焦化厂的厂长。
    
      年代久远、物是人非。《财经》记者接触的被访者公认,此君出手豪阔,善于经营各种关系。
    
      此间,张在太原市长治路建设了新办公楼,并离婚再娶。第二任岳父在太原铁路局身居要职,为张的煤焦发运事业出力不少。
    
      1998年,山西煤炭行业跌入深渊,军队经商亦被禁止,张新明的“军旅生涯”终告结束。此前,张在古交着军装、配枪发煤时,曾被中央有关部门查处,轰动古交。
    
      此后,张的企业开始走向正规。1998年,注册资金800万元的“山西金业物贸有限公司”成立,主业为“批零煤制品、焦炭”“铁路及公路运输”等。
    
      该公司的首届股东,为山西华北金业房地产公司、张新跃(张新明的大哥)和孙有义。据前金业员工透露,出资100万元的孙来自北京,是铁路发运方面的“大人物”。经检索,彼时北京铁路局运输处有人叫孙有义,但两者是否同一人,尚待确认。
    
      搬到太原长治路办公后,张新明家庭发生内讧:张的第二任妻子雇凶将该公司财务处女职员倪燕萍刺成重伤。1999年,张迎娶比其小9岁的倪燕萍。
    
      上世纪末,中国民营经济野蛮生长,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泥沙俱下。彼时尚无“煤老板”这样包含各种复杂情绪的词语出现,山西发生大型矿难都少人关注,更遑论比比皆是的“张新明们”。
    
      问题富豪
    
      在此轮煤炭行情尚未起步的2001年,山西提出建设调整产业结构的“1311工程”。张新明抓住机遇,开始上马机焦及配套的洗煤、矸石电厂、铁路专用线等项目。
    
      2001年,金业物贸改名为山西金业煤焦集团,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增为8000万元,其中张新跃出资从250万元增至5718万元,出资1482万元的张新明首次出现在山西金业的股东名单中。
    
      基建需要大量资金。工商档案显示:2000年,山西金业负债总额的期末余额为6800万元,随后三年暴涨为4亿元、6.9亿元和19.15亿元!
    
      融资,从来都是民营企业的头号难题。张新明巨资何来?
    
      2004年-2005年,太原商业银行行长吴元落马。法庭认定:张新明在1999年-2003年,借着过节名义,为吴送去人民币、港币各10万元。期间,吴违规为其提供大量贷款。
    
      坊间流传该案件的另一版本是:1998年7月,吴元儿子吴冰与司机张某在太原某歌城唱歌,砍死一名出租车司机后出逃。一年后吴冰被抓获。张新明等人居中牵线,吴元打点太原市杏花岭区公安局长邵建伟。后吴冰仅被判刑五年。
    
      不料,2003年司机张某又被抓获,吴冰案的证据证言随之改变。2004年1月,因涉黑、杀人等罪名,吴冰被判处死刑。邵建伟因受贿被判9年,此案还牵涉到彼时的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侯最后获刑12年。
    
      山西泰元审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显示,2005年末,太原商业银行给山西金业的各项融资余额为:短期借款1.48亿元,应付票据4.8亿元,长期借款4亿元。
    
      2009年被华润并购时,山西金业资产包的银行贷款余额为13.7亿元,其中太原商业银行7.8亿元,占比达57%;2009年度的晋商银行(太原商业银行改制而来)年报亦显示,山西金业是其最大贷款客户,尚有7.8亿元贷款未归还,占该行核心资本28.2亿元的24.9%。
    
      吴元后因行贿、受贿被判17年,张新明因行贿被撤销省人大代表资格。
    
      另有接近山西省纪委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彼时张新明骗贷、行贿一案,有关部门调查所获远不止吴元,张还涉嫌向太原市某领导行贿,以获得其对金业的支持,但后来有关部门终止了调查。
    
      “太原官场从此以讹传讹,说张新明中央有人,”上述人士笑称,“甚至开始有人找张新明跑官。”其“太原第二组织部长”的外号,因此出现。
    
      古交市新闻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举例称,张新明在当地官场确有能量——张的一位老师想在古交市教育局谋实职,外人不看好其实力。但在张运作下,该老师如愿以偿。
    
      2002年开始,全国煤炭迎来大牛市。从那时起,因为一夜暴富和声名狼藉的安全生产记录,“煤老板”这一词汇迅速蹿红并充满贬义。而张新明因为悍马汽车、赌博、骗贷等经历,为抹黑山西煤老板的人提供了诸多素材。
    
      为给焦厂提供煤源,山西金业2002年取得了古交原相井田的探矿权,2004年获得采矿权许可证。至今,已经归入华润的该矿仍处于基建阶段。
    
      2003年,山西金业又取得中社、红崖头两个井田的探矿权。在华润并购山西金业时,该探矿权全部过期。2009年11月15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晋国土资函【2009】645号”称,上述两个探矿权“均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办理延长探矿权保留期限,目前均已超过有效期限,其勘查许可证成为无效证件”。
    
      山西金业在中社和红崖头两井田是否进行了探矿作业,完成了多少工作量,目前不得而知。有人向《财经》记者透露,山西金业一直在井田上以探代采,“所以华润收购所得的资源储量要大打折扣”。
    
      山西泰元审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显示:2005年度山西金业的“应收账款”栏目中,“山西红崖头煤矿”的应收账款为7011万元,其中欠款单位是前进焦化厂、古交热力公司、复兴洗煤厂等用煤单位。“存货”栏目中,“山西红崖头煤矿”的原煤存货值为83万元。
    
      作为探矿井田,出现如此之多的应收款及煤炭存货,殊为奇怪。若按每吨坑口价500元计算,仅此两项就折合原煤14万吨!
    
      在煤炭埋藏很浅的古交,私挖滥采的黑煤窑曾星罗棋布。这项非法产业,一直被山西各级政府严厉打击。
    
      这一阶段,山西电视台、《山西晚报》等山西媒体对金业集团报道最多的,是其两个焦化厂环境违法和大规模的运输超载。
    
      2004年,金业一焦被环保部发现未执行环评和“三同时”规定(《环境保护法》第26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无污染治理设施,超标废水直排入河,污染了太原市水源汾河,金业二焦也未有任何环保审批手续就开工建设。
    
      2008年8月,山西省治超办检查发现,金业发运站过磅的916辆次货车中,超载率高达68%,随后的查处行动遭遇对方暴力抗法。最后,山西金业被罚500万元。
    
      尽管其诸多业务单元被社会诟病,但张新明始终紧抓煤焦发运不放。2005年,孙有义退股,山西金业成为纯家族企业。随后,山西金业又聘请了一位顾问唐万勋。《财经》记者了解到,唐退休前是太原铁路分局原副局长,曾分管货运业务。
    
      在被华润并购前的数年间,张新明面临生意上的麻烦。2005年后,中国焦化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价格阴跌不止。而焦煤价格始终坚挺,无法停炉止损的机焦企业损失惨重。这亦对山西金业造成重创,后接手烫手山芋的太原华润,也因此亏损严重。
    
      债台高筑的张新明,一度迷恋上了借壳上市,企图靠资本市场解围。但其与ST威达(000603.SZ)、ST泰格(000409.SZ)和大通燃气(6.14, 0.07, 1.15%)(000593.SZ)的三次合作,均胎死腹中。期间,山西金业的资产质量和财务报表被《上海证券报》等媒体反复探报。
    
      金海传奇
    
      在2013年引起关注的华润并购山西金业数十亿元交易中,张新明赚了多少,尚难判断。
    
      但是,让张新明赚了超百亿元的另一项“买卖”,却正在接近尾声,张的投入只有1800万元。这项买卖的操作手段,是围绕着大宁金海煤矿(下称金海煤矿)的产权归属打官司。
    
      按照常识,法院审判只是救济措施。法院通过审案,纠正违法行为,使遭遇损失的一方得到救济补偿。很难想象,有人能通过诉讼获得数百倍的利润。
    
      张新明正在演绎这样一个传奇。
    
      2004年3月,张新明个人在晋城市阳城县投资了1800万元,获得金海煤矿60%的股权。该矿面积53平方公里,储量4.09亿吨,采矿权价款为2.24亿元(0.55元/吨),分六年六期缴纳,采矿许可证到2007年3月,设计年产能为300万吨/年-500万吨/年。
    
      金海煤矿的3000万元注册资金,被用来缴纳3738万元的首期价款,为此煤矿借款738万元。目前,该矿市值超百亿元。回头看来,张新明最初获得该矿的价格极低,这亦折射出十年来矿权的增值速度。
    
      2005年,张新明和拥有金海煤矿40%股权的北京鑫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鑫业)均遭遇资金短缺,无力缴纳后续价款。
    
      2005年10月,金海煤矿引进国有战略投资者山西省煤运公司阳城分公司(下称阳城煤运),张新明、北京鑫业分别出让13%、15%股权。其对价包括两部分:股权转让价格为30万元/股,阳城煤运付出了840万元的股权转让金;阳城煤运同时为山西金业麾下的跃峰洗煤厂和北京鑫业分别提供了借期六年的2.8亿元委托贷款。
    
      获得金海煤矿28%股权后,阳城煤运缴纳了6100万元资源价款,该采矿权得以延续。
    
      时任阳城煤运经理的马科进在一次讲话中透露:“金海煤矿股东们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只要能为其解决10个亿的委托贷款,我们就可用1380万元购买到煤矿46%的股份。当时我的想法是‘有多少买多少’,遗憾的是财力有限。”
    
      在一篇题为“控股大宁金海煤矿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的长文中,马科进写道:“这是我就任公司经理以来干的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标志着阳城煤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长大了、成熟了、站起来了!同时,随着员工入股大宁金海煤矿工作的完成,也将惠及我们三代员工!”
    
      但数年后,阳城煤运再也笑不出来:拿到2.8亿元委托贷款的山西金业并不按期偿还本息。阳城煤运是全资国企,涉及大额国有资产损失,非同小可。随后,工行阳城支行和阳城煤运一起把山西金业告上法庭,后经省高院、最高法院两级审判,判决跃峰洗煤厂归还该委托贷款本息。后经强制执行,2012年才从山西金业处索回2亿元。
    
      上述官司爆发前,沁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沁和投资),成为第二个为金海煤矿输血的战略投资者。
    
      张新明涉入太原吴元案后,山西金业急需融资救急。时任金业财务总监的裘晓红病急乱求医,找到了曾在省财政厅培训班上一起上过课的吕中楼,从其麾下的沁和投资借得4000万元。
    
      山西沁和能源集团公司(下称沁和能源)董事长吕中楼,生于1965年12月,拥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山西沁水人,2001年携资参与山西著名的沁水“三矿一站”改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沁和能源。
    
      沁和能源是在山西省工商局注册的中外合资企业,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离岸公司Direct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其股份80%,沁水县国资委持股18.75%,晋城中嘉煤炭实业公司持股1.25%。沁和能源持有沁和投资88.24%的股份,首都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沁和投资另外的11.76%股份。
    
      借款前,吕中楼并不认识张新明。张新明从吴元案脱身后,对吕感激不尽,吕亦免去了其借款利息,两人友谊进入“蜜月期”。
    
      2006年-2007年间,张新明又陆续向沁和投资借款1.25亿元。对此,吕中楼认为:焦化行业不景气是现实,“谁也有个困难的时候”。吕也知张常去澳门赌博,但“他的摊子比我大,所以并不担心”。
    
      2007年春,金海煤矿采矿许可证已过期。若不缴纳剩余1.12亿元价款,就无法换发新证。但张新明、北京鑫业依然无力缴纳。
    
      张新明再次向吕中楼开口借钱,这次吕拒绝了,并催促张新民归还旧账。张新明于是称自己拥有金海煤矿47%股权,可以抵给沁和投资。
    
      金海煤矿和沁和能源的矿区天然相接,正为后备资源发愁的吕中楼眼前一亮。
    
      2007年9月13日,张新明及其关联人、北京鑫业、沁和投资、金海煤矿另一个大股东阳城煤运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张新明转让46%股份、北京鑫业转让15%给沁和投资,股权转让价格和2005年转让给阳城煤运的价格持平,为30万元/股,沁和投资为此支付股权转让金1830万元。
    
      同时,沁和投资和北京鑫业签订合同,为北京鑫业提供3.75亿元的五年期无息贷款,张新明提供担保。但在办理工商手续前,沁和投资和北京鑫业又签订《补充协议》,将无息贷款变更为直接支付2亿元。
    
      按吕中楼的说法,获得张新明46%的股权,除了1380万元股权转让金,沁和投资还需给张新明2.8亿元。但张为了避税,一直不愿给沁和投资开具正式发票,而是以借款的名义获得了大部分对价款。
    
      最高人民法院的“(2011)民二终字第76号”判决书显示,沁和投资代金海公司缴纳了1.1214亿元的采矿权有偿使用价款,向山西金业提供了3300万元借款,向张新明支付了138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合作款、给张新明借款1.94015亿元,代张新明偿还谢江7000万元。“张新明对上述款项支付的事实予以认可”。以上款项,共计4.23亿元。
    
      北京鑫业仅转让15%的股权,就获得了2.045亿元。从单价看,张新明转让47%的金海煤矿股权,获得的对价低于北京鑫业。吕中楼解释说,2007年张新明资金链即将断裂,对资金异常饥渴,因此卖价不高。
    
      2007年底,张新明把最后持有的1%(关系人代持)金海煤矿股权,亦转让给沁和投资,金海煤矿的公司章程修改、工商登记、股权名册变更同时全部完成,股权结构变为沁和投资62%,阳城煤运28%,北京鑫业10%。
    
      若含资源价款和后续投入,沁和投资为获得金海煤矿62%股权共付出7亿元左右。
    
      阳城煤运和沁和投资均认为,上述交易履约完毕,开始安排对金海煤矿进行设计、规划。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开始后,该矿被单独保留,市价急剧飙升至百亿元。
    
      看到金海升值与己无缘,2009年上半年,张新明多次劝说吕中楼以9亿元卖掉62%的金海煤矿股权,但吕不同意。“为筹集7个亿,沁和职工进行了内部集资,还迟发了好几个月工资。对沁和能源而言,赚两个亿有任何意义吗?这是8000职工的未来饭碗啊!”吕中楼说。
    
      此后,吕中楼陷入各种麻烦之中。
    
      诉讼得手
    
      张新明为何力劝吕中楼9亿元卖掉62%的金海煤矿股权?
    
      吕中楼对《财经》记者称,张新明拿着2007年前的金海煤矿手续,找到别人谎称卖矿,对方答应出15亿元。“他想居间白赚6亿元”,“他还一直骗我,说只能卖10个亿,让我赚两个亿、他赚1亿,其实他要卖给谁我一清二楚”。
    
      2009年春,再次谈判无果后,张新明把吕中楼在金业办公楼“留置”了一整天,逼其签字卖矿。吕中楼坚决拒绝签字,并称没有董事会同意,他签了字也不算数。两人从此绝交。
    
      很快,曾为二人居中搭线的裘晓红也麻烦缠身。
    
      2009年4月,太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到报案称,裘晓红涉嫌“侵吞山西芦清王酒业公司巨额财产”。2010年,裘被太原市中院判刑十年。
    
      裘晓红出生于1965年1月,1984年上海财大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纺织工业厅上班,后下海经商,2003年追随张新明,任山西金业财务总监。2005年,裘跳槽到沁和投资,追随吕中楼。
    
      有段个人隐私是:吕中楼与裘晓红曾陷入爱河,不料吕中楼离婚后,吕的前妻又为吕生了一个女儿,双方不久后复婚。这让吕对裘感到愧疚。
    
      2007年9月11日,山西芦清王酒业公司、沁和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后者以6000万元收购前者股东持有的芦清王酒业51%的股份。
    
      两天后的9月13日,沁和投资收购了张新明在金海煤矿46%的股权。吕中楼承认,起初他对芦清王酒业项目毫无兴趣,但因是张新明力荐的生意,裘晓红积极性又很高,就没有反对。
    
      张新明虽未和山西芦清王酒业公司直接签订协议,但对其进行了投资。张新明在裘晓红一案的询问笔录中称,因发现芦清王酒业的原控制人董森滨出资不实,后来几方达成口头协议,吕张董裘四人的股权比例分别是30%、30%、30%、10%,其中裘晓红是管理股。
    
      《财经》记者调查得知,重组前的芦清王酒业,账面只有1900元现金和一堆实物资产;重组后,沁和投资向其转入6400万元现金(其中2100万元后又转入山西省地矿厅,用于吕中楼投资娄烦孔家峪铁矿和裘晓红投资大同庚运铁矿),实际出资4300万元;张新明转入1300万元现金(其中500万元后转出,用于张新明投资大同庚运铁矿),实际出资800万元。
    
      裘晓红的刑事判决书显示:2008年元月,张新明在澳门给吕中楼打电话,称赌输后无法回来,要向其借钱。
    
      裘晓红供述称,彼时张新明也给其打电话,“说他在芦清王有股份,他要我撤出他的股份,先付了欠下的赌博款”。获得大股东代表吕中楼同意后,裘将芦清王酒业账上的800万元打给张新明提供的三个账户。
    
      2009年,这笔800万元的支出,成为张新明举报裘晓红挪用芦清王酒业公司资金的证据。张新明称,当时是他向吕中楼索要800万元欠款,并非退股,也未让裘晓红从芦清王酒业中转出。但吕中楼称,他从来不欠张新明钱,“即便是47%金海煤矿的股权转让款,也早就付清,否则张新明怎会在省工商局为沁和投资办理过户手续?”
    
      太原中院最后判决此笔款项构成挪用资金罪,加之其他一些小规模财务问题,判裘有期徒刑十年。法院同时判决:继续追缴此笔赃款,发还被害单位。
    
      芦清王酒业重组后,几方并未变更工商手续,董事长还是董森滨。董常住海南,业务和财务全由裘晓红实际控制。
    
      在外人看来,吕中楼让沁和投资控股芦清王酒业,只是为了让裘晓红过一把“企业家瘾”,这正是张新明举报裘晓红的逻辑。吕中楼若不以9亿元卖掉金海煤矿股权,裘晓红就绝无出路。
    
      本案中,另一被牵连的人是董森滨。最初针对裘晓红的芦清王酒业报案材料上,董作为董事长,既未签字,也未盖章。山西省公安厅督查总队2009年6月曾派员调查,董森滨承认其从未报案。
    
      2009年下半年,董甚至写了一份举报信,题为“黑恶势力敲诈企业钱财,未得手竟然诬告;经侦队徇私为黑作伥,立假案拘捕无辜”,到北京各部门到处散发,状告张新明是黑恶势力,勾结太原公安局长苏浩和部分经侦干警,为张新明办理假案,敲诈沁和投资和芦清王酒业。
    
      苏浩,后因卷入“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而饱受网民质疑。2011年11月,其被调往山西省司法厅。
    
      2009年底,董森滨亦被太原公安经侦支队刑拘,罪名是涉嫌向某信用社主任行贿、骗贷。随着其身份从“被询问人”变成“犯罪嫌疑人”,其口供发生彻底反转,和张新明的说法趋向一致,对裘晓红形成合力打击。
    
      2009年后半年,裘晓红在取保候审期间,曾到北京反映张新明是黑恶势力。据《财经》记者了解,裘被捕后,有太原警方高层要求同时抓捕吕中楼,吕因此避居香港。此后,张新明派太原人米为民经营芦清王酒业,对董森滨极不友好,这是董举报张新明的原因。
    
      裘晓红的口供称,沁和投资另一股东首都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某,也把张新明和苏浩告至公安部高层。据悉,2009年5月的一份中央级党报内参,反映张新明涉嫌巨额骗贷、大肆逃税、境外豪赌、私设公堂。
    
      该内参提到两条线索,一是张新明涉嫌倒卖晋城坪上煤矿,获利2亿元大肆逃税;二是张新明涉嫌私藏枪支,并指使保镖枪杀与其发生矛盾的酒店经理。
    
      《财经》记者多方了解到,内参所指第一条确有其事。坪上煤矿位于晋城沁水县,是设计年产45万吨的基建矿井。2005年,张新明以其子张文扬的名义,用2400万元收购了坪上煤矿35%的股权。为了融资,张将坪上煤矿部分股权做质押,向沁水县煤运公司借款2000万元。2008年温州商人裴文国、裴永明父子收购了张的股权,成交价为1.74亿元。应张新明要求,只有4300万元被写进转让协议,作为股权转让金,其余1.31亿元以归还借款的名义付款。
    
      2008年,山西省开展以查税为核心的煤焦领域专项反腐。接到举报后,山西省煤焦反腐领导小组成立了专案组,专门调查坪上煤矿股权转让偷税一案。据接近该领导小组的一名干部称,当时形成了调查报告,并对张新明实施边控,但“后来不知何故不了了之”。
    
      内参第二条所指的保镖,是山西金业的保安队长曹连尉。2004年元旦深夜,曹连尉率领弟弟曹连胜等七人,携带一支手枪和两支双管猎枪,将太原某大酒店职工付士玲枪杀于酒店门前。犯罪现场斜对面,就是山西省委大楼,此案轰动一时。
    
      事发后,小店看守所所长陈贵峰连夜赶到山西金业办公楼,带走了涉案枪支,并将其弃于一隐秘水渠。曹连胜后被处以极刑,陈贵峰被判刑两年,曹连尉至今在逃。有关该案的枪支来源,庭审中称枪支由曹连尉提供,曹、付二人冲突起因是双方争着对歌厅收取保护费。
    
      因关键当事人一死一逃,此案成了无头案。
    
      《财经》记者获悉,2009年7月1日,公安部派出的张新明专案组抵达太原。当调查正在进行时,专案组成员被调入疆。此案后交由太原市公安局侦办,再次不了了之。
    
      2009年末、2010年初,山西金业和同煤集团、华润电力先后进行重组谈判。拿到同煤集团10亿元预付金和华润电力20亿元诚意金后,张新明摆脱了资金困局。
    
      2010年9月,张新明再遭举报,河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了张。
    
      原来,张虽多次化险为夷,但其边控一直未取消。2010年3月,手头充裕的张新明通过河南籍“沓码仔”李晓刚,办理了化名朱磊的假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前后37次越境去澳门豪赌。2011年8月,张新明向警方自首。
    
      2013年下半年,延宕两月的采访中,《财经》记者多次致电吕中楼,其手机号码早在多年前就被人公开,但他一直未换号,无论国内国外均能拨通,其也开通了微信号,记者多次电话向其问询琐事细节;《财经》记者多次发短信至张新明的多个手机号码联系采访,均未获得回应。山西一些熟悉张的人士称,此君平素常出没于澳门、北京等地,倾力结交权贵。
    
      连锁反应
    
      在与同煤集团、华润电力密集谈判重组,频繁偷越国境豪赌的同时,张新明从未忘记金海煤矿。
    
      从2010年3月至2012年6月,沁和能源和阳城煤运,先后遭遇了张新明及其关联人、北京鑫业一连串的起诉。诉讼标的,均是要求作废当年签订的金海煤矿转让合同,归还股权。理由多是当年转让价格过低,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或合同双方恶意串通,使得国家遭受了税收损失等等。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称,这就好比张新明最初投资了一只“鸡蛋”,但无力孵化、饲养。后来,不断有战略投资者投资,张新明甚至彻底把鸡蛋卖给了他们。最后小鸡破壳而出,成长为一个即将大量产蛋的母鸡。这时张新明宣布,这只鸡全是他的。
    
      但是,这些官司张新明几乎全赢了。
    
      2010年3月4日,张新明和山西金业把沁和投资、沁和能源、吕中楼、金海煤矿起诉至山西省高院,要求吕中楼归还根据多方合同业已在2007年转让过户的46%金海煤矿股权。
    
      这显然并不容易。因为《合同法》第55条规定,具有合同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
    
      张新明的理由,是一份《股权置换和债务重组协议书》复印件。复印件上标明,该协议为2009年1月21日在太原,由张新明和吕中楼两个自然人签订。
    
      这份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有三:
    
      1.张新明将金海煤矿46%股权(其中11%股权质押于阳城煤运)投入沁和投资,占沁和投资49%的股权;张新明间接持有金海煤矿29.89%的股权(其中5.39%股权为质押股)。吕中楼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向沁和投资注入3.3658亿元,占沁和投资51%的股权。
    
      2.张新明拿沁和投资49%的股权,与吕中楼的其他股权、资产置换,其中包括:吕中楼、裘晓红在芦清王酒、娄烦孔家峪铁矿及大同庚运铁矿中的全部权益或投资;张新明指定吕中楼将合作款3.9亿元转给大同人谢江。
    
      3.张新明因获得阳城煤运2.8亿元委托贷款,并质押过金海煤矿的11%股权。该委托贷款本息该吕中楼偿还。
    
      按这个协议算下来,吕中楼还需支付6.7亿元。吕中楼对协议上自己的签字表示异议,认为是伪造。吕中楼称,张新明抛出这份协议,是因为“劝我9亿元卖矿的打算没有得逞,就觉得自己损失了6个亿,想从我身上挣出来”。
    
      按照这份《股权置换和债务重组协议书》,张新明曾拥有的46%金海煤矿股权是“入股到沁和投资”,占沁和投资49%的股份;这和2007年9月13日张新明、北京鑫业、沁和投资、阳城煤运曾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自相矛盾。
    
      张新明并不否认曾经签过此《股权转让合同》,只是要求作废该《股权转让合同》,将46%股权还给他。
    
      吕中楼告诉《财经》记者,2007年上半年,他曾和张新明商量,欲用“干净的沁和投资”做壳上市,所融资金用于收购沁和能源和山西金业。上市成功后,原来的沁和能源资产占51%,山西金业资产占49%。吕原以为收购山西金业是沁和能源“小吃大”,是个好买卖,但后来发现,“山西金业资产质量非常差,根本无法合作,于是作罢”。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上述《股权置换和债务重组协议书》复印件确系伪造。在裘晓红一案近一尺厚的卷宗中,张新明、裘晓红、谢江均向警方数次承认,2009年1月21日,三人在北京昆仑饭店谈判,商定张新明如何归还谢江4.86亿元债务。
    
      警方为此还调出了彼时的监控录像,证实张、裘、谢三人当时都在北京,张新明不可能1月21日又在太原与吕中楼签订协议书。张新明在询问笔录中也承认,他和吕没有签过这份协议,是裘晓红后来自行找吕去签订的。
    
      裘晓红在口供中多次承认,张新明逼得她没办法,只好找了一份吕中楼在别的合同上的签名剪下来,贴到该《股权置换和债务重组协议书》上,再用复印机复印出来,准备关键时候应付张新明。
    
      这份复印件,裘晓红并未给张新明,是在芦清王一案中,被太原警方在其暂住处扣押而得。至于如何又流入张新明手中,不得而知。
    
      《股权置换和债务重组协议书》的真伪,成了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本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张新明必须提供协议书原件。但山西省高院认定,该协议复印件“真实有效”。理由有三:一是认为吕中楼没有申请对该复印上的签名进行鉴定;二是该复印件来自裘晓红处,鉴于裘与沁和投资的关系,可视同该证据来源于沁和投资;三是沁和投资后来转给谢江7000万元,部分履行该协议,也证明该复印件是真的。
    
      吕中楼称,沁和投资之所以付给谢江7000万元,是因为2009年1月15日,张新明给谢江打了一个7000万元的欠条,规定晚还一天支付利息500万元,该欠条由裘晓红做担保。为了保护裘晓红,他才还了谢江7000万元。
    
      谢江很神秘,警方资料显示其为“大同市诚致信投资公司负责人”。互联网上,没有太多他的个人信息。
    
      《财经》记者了解到,谢家“江河湖海”四兄弟,均是山西煤炭领域名人。谢海曾任山西煤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临汾市委书记;谢河是山西省国新能源集团副总经理;谢湖曾任省煤运公司大同落里湾集运站站长,“大同十大杰出青年”;谢江在下海前,曾任山西能源产业集团大同南郊集运站站长。但其巨额财富的积累过程,外界不得而知。
    
      张新明到底拿捏住了裘晓红何种把柄,让其言听计从,多次提供对自己极为有利的文件?谢江为何能让裘晓红为其鞍前马后服务?这一切还是谜团。但最后的结果是,裘晓红在三个煤炭大亨间左支右撑,终于无法摆平。
    
      山西省高院判决,沁和投资返还张新明46%的金海煤矿股权。沁和投资和吕中楼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并向法庭提交了23份新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开庭审理,也没有进行质证。
    
      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判定,一审判决对《股权置换和债务重组协议书》的认定“存在使用证据不当的错误”,但“即使没有此协议也不影响认定的成立,因此原审判决解除该协议的结果并未损害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本院对该判项予以维持”。
    
      在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称,“沁和投资从鑫业公司处受让金海公司15%股权的对价至少为2亿元。参照这一对价,本案争议的金海公司46%股权市场价值应超过6亿元。”
    
      最高法的判决书最终认定,由于沁和能源、沁和投资与山西金业、张新明之间整体合作框架下的一系列安排未能实现,双方的合作关系无以为继。沁和投资基于双方合作的总体安排取得了金海公司的股权,但山西金业一方在合作关系中未获得相应的利益,沁和投资亦不能证明其支付了合理的股权对价或者以其他权益进行了兑换,其结果为双方利益出现重大失衡,山西金业一方的合作目的无法实现。在此情形下山西金业一方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并要求沁和投资返还股权,符合公平原则。
    
      该判决公布后,在法学界引发反响。
    
      “如果煤炭不涨价,就没这个案子了。煤炭涨价了,才有了这个案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慧星认为,这个判决颠覆了十几项法律原则和制度,如果下级法院都效仿判决,大批合同都以价格卖低了、不公平为由解除,“法律关系就乱了”。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郭锋认为,“股权转让价格是由当事人决定的。财产既然可以赠与,那么即使以1元的价格转让股权,法院也没有权利干预。”
    
      “这个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存在很大问题。”法学家江平认为,“《股权置换和债务重组协议书》是本案的一个关键证据,应当查清。最高法院判决说了半天,到底是真是假还未说清。在未说清的情况下,又说解除这个协议不损害双方利益,怎么能说解除这个协议对双方利益没有损害呢?这是不应该的。”
    
      但连锁反应已经开始。
    
      2011年7月14日,张新明之子张文扬将阳城煤运告到太原市中院,称七年前的股权转让价格偏低,山西省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请求认定股权转让无效,阳城煤运将七年前受让的13%金海煤矿股权返还。
    
      太原中院一审判决阳城煤运将受让张文扬的13%股权返还给张文扬。阳城煤运不服,上诉至山西省高院。山西省高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以七年前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价格偏低、“不是张文扬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判决阳城煤运返还13%股权。
    
      2010年11月2日,北京鑫业将沁和投资告到山西省高院,请求其返还五年前受让的北京鑫业的15%金海煤矿股权,同样胜诉。
    
      此案的一个插曲,是北京鑫业原董事长闫琦,不承认与沁和投资签订过2亿元对价的《补充协议》,称《补充协议》上的公章和签名是伪造,北京鑫业为此向太原警方报案。吕中楼在警方的朋友称,此《补充协议》被送至公安部鉴定后,结果为真。苏浩为此大骂太原公安局技侦支队负责人,要求立即买设备,自行鉴定。
    
      闻此,吕中楼彻底对太原司法环境丧失信心,随即移民香港。
    
      2011年2月,张新明的关联人王向东将沁和投资告到太原中院,仍以股权转让价格过低、不是王向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请求沁和投资返还其1%的金海煤矿股权,结果继续胜诉。
    
    2012年6月,北京鑫业又起诉阳城煤运,要求其返还七年前受让的15%金海煤矿股权,此案晋城市中级法院还未宣判。不出意料,晋城中院可能继续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和山西高院的上述判决。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谭启平认为,围绕市值百亿元的金海煤矿股权之争的系列判决,将对市场经济发展造成冲击。这几年,房屋价格、包括跟资源有关的价格均大幅上涨。按照该判决,只要当事人事后认为当时价格卖低了,都可以请求法院判决解除。
    
      工商资料显示,2010年9月,注册资金2800万元的北京鑫业,已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杨勇、杨雁,对价亦为2800万元,其中杨勇出资2520万元,杨雁出资280万元。该公司随后从大兴区搬往北京酒仙桥,和张新明控制的欧美亚太投资公司在一起办公。
    
      沁和投资的代理律师姬敬武称,北京鑫业的实际控制人正是张新明。若此说属实,那么他就100%拥有了价值百亿元的金海煤矿股权,这是在轰动中外的华润并购案外,煤商张新明创造的第二个“百亿传奇”。
    
      【作者:《财经》记者 李廷祯 朱李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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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家论证意见书
    
    2012年月7月23日,北京的部分法学专家就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城阳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股权转让纠纷案、阳城煤运公司与北京鑫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和分析研究,并形成了法学专家论证意见书。
    
    出席论证会的法学专家有: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平;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保树;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利明;
    
    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龙翼飞。
    
    一、法学专家审查的文件材料
    
    1.《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05年12月5日)
    
    2.《合作框架协议》(2005年12月9日)
    
    3.《委托贷款意向书》(2005年12月9日)
    
    4.《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主体为: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
    
    (2005年12月9日)
    
    5.《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主体为:阳城煤运公司与鑫业公司)(2005年12月9日)
    
    6.《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出资证明书》(第01号)
    
    7.《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名册》(2005年12月9日)
    
    8.《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章程(修订)》(2005年12月12日)
    
    9.《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5年12月13日)
    
    10.《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晋城安利信审[2005]T0001号)
    
    11.《委托贷款借款合同》(2006年委借字第2号、第3号、第4号,签订时间分别为:2006年12月19日、20日)
    
    12.《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委贷2006年004号,签订时间为:2006年3月28日)
    
    13.《合同》(2007年9月30日)
    
    1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晋民初字第1号)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二终字第118号)
    
    16.《起诉状》(张文扬诉阳城煤运股权转让纠纷案)(2011年7月14日)
    
    17.《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并商初字第66号)
    
    18.《民事上诉状》(阳城煤运诉张文扬股权转让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11年9月7日)
    
    19.《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晋立商终字第8号)
    
    20.《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并商初字第66号)

二、案件基本情况
    
    1. 2005年12月5日,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中记载:(1)一致同意鑫业公司将其在金海公司的出资1200万元人民币中的450万元自愿转让给阳城煤运公司;(2)一致同意张文扬将其在金海公司的出资1200万元人民币中的390万元自愿转让给阳城煤运公司。
    
    2. 2005年12月9日,阳城煤运公司与金海公司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中记载:(1)双方同意金海公司28%的股权及其所对应的权益转让给阳城煤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840万元。其中,鑫业公司将其在金海公司的15%股权转让给阳城煤运公司,转让价格为450万元;张文扬将其在金海公司的13%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390万元;(2)阳城煤运公司同意通过签署《委托贷款意向书》、《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和《保证合同》,对鑫业公司、古交跃峰洗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跃峰公司”)分别通过银行委托贷款各2.8亿元人民币。
    
    3. 2005年12月9日,阳城煤运公司作为委托贷款人,跃峰公司作为借款人,张文扬作为股权质押的出质人,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业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了《委托贷款意向书》。
    
    4. 2005年12月9日,阳城煤运公司作为委托贷款人,鑫业公司作为借款人,石家庄东方热电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了《委托贷款意向书》。后保证人变更为三亚鹿回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 2005年12月9日,张文扬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阳城煤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张文扬以39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向阳城煤运公司转让其在金海公司13%的股权,并在第八条中约定:因股权转让发生纠纷的,由受让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6. 2005年12月9日,鑫业公司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阳城煤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鑫业公司以45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向阳城煤运公司转让其在金海公司15%的股权,并在第八条中约定:因股权转让发生纠纷的,由受让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7. 2005年12月12日,金海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中记载:金海公司现有股东阳城煤运公司、张文扬、鑫业公司、张新明、冯小林、王向东协商通过:阳城煤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8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8%;张文扬以货币资金出资8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7%;鑫业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张新民以货币资金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7%;冯小林以货币资金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王向东以货币资金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同日,金海公司修订了其章程。次日,金海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此后,张文扬在阳城煤运公司2005年12月20日出具的39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的收款收据上签了其姓名;鑫业公司在阳城煤运公司2005年12月20日出具的45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的收款收据上签了公章。
    
    8. 2006年3月28日,阳城煤运公司作为委托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城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阳城支行”)作为委托贷款人,跃峰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了委贷2006年004号《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建行阳城支行接受阳城煤运公司的委托向跃峰公司发放8000万元贷款。合同签订后,该贷款已划入借款人账户。
    
    9. 2006年12月19日、12月20日,阳城煤运公司作为委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阳城支行”)作为受托人,跃峰公司作为借款人,先后签订了2006委借字第2、3、4号《委托借款合同》,约定工行阳城支行同意接受阳城煤运公司的委托向跃峰公司发放20294万元贷款。合同签订后,该贷款已划入借款人账户。
    
    10. 2009年12月7日,阳城煤运公司、工行阳城支行作为原告,以跃峰公司、金业公司为被告,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跃峰公司偿还借款20294万元及相应利息和违约责任、金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11. 2010年7月12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晋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跃峰公司偿还阳城煤运公司和工行阳城支行20294万元的本金及利息;(2)金业公司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3)沁和投资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以其持有的金海公司7.89%的股权质押范围内承担质押担保责任。此后,跃峰公司、金业公司、沁和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2. 2011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0]民二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维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晋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关于本金的判决内容,撤销关于利息的判决部分;(2)维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晋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3)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晋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4)驳回阳城煤运公司和工行阳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13. 2011年7月14日,张文扬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张文扬与阳城煤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3%的金海公司股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阳城煤运公司承担。
    
    14. 2011年8月15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并商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阳城煤运公司就其与张文扬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15. 2011年9月7日,阳城煤运公司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并商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并商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2)将张文扬起诉阳城煤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移送至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16. 2012年1月4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晋立商终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17. 2012年4月11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并商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张文扬与阳城煤运公司2005年12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阳城煤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根据2005年1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取得的金海公司13%的股权返还给张文扬;(3)张文扬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返还阳城煤运公司39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阳城煤运公司该390万股权自2005年12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判决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有二:一是协议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协议无效。

三、法学专家论证意见
    
    (一)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依法成立并有效。
    
    1. 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之间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在签订该协议时意思表示不真实。张文扬所诉称的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不应得到支持。
    
    张文扬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字盖章,表明该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张文扬试图将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与借款法律关系混为一谈,从而证明双方当事人不具有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但是,事实上,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与借款法律关系是法律上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将两者混为一谈并不能作为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依据。张文扬罗列的事实与《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之间并无关联性。
    
    2. 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张文扬所诉称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不存在。
    
    (1)张文扬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文扬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即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提供相应的证据,否则,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2)恶意串通以双方当事人共谋为前提,单方反悔行为不可能构成恶意串通。阳城煤运公司从未否认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且张文扬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阳城煤运公司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能将张文扬的单方反悔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
    
    3.《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以及公司变更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行为均印证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已经实际并全部履行,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认可并登记公示,完全符合《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及《合同法》合同成立及生效的规定,股权转让行为依法产生法律效力。
    
    4.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存在逻辑缺陷,应当依法予以改判。
    
    (1)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合作框架协议》中委托贷款的问题进行了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将该行为认定为名为委托贷款,实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行为。太原中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2)已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二终字第118号)中认定的事实表明,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发生效力。该生效判决对本案具有指导意义。
    
    (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张文扬负有举证证明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以及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义务。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张文扬未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的前提下,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4)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张文扬以每股30万元的转让价将其拥有的金海公司中13%的股权转让给阳城煤运公司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双方2005年12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协议,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协议”,明显不符合事实和法律。意思表示不真实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又如何串通?合法形式是什么?非法目的又是什么?损害了国家的什么利益?这些太原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都没有说明!本案根本不能得出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结论。
    
    (二)以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主张撤销协议,应当受到1年除斥期间的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5条中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根据这一规定,张文扬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应当在法定的除斥期间1年内行使该撤销权,否则该权利归于消灭。
    
    张文扬提起诉讼时,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已逾6年,其撤销权早已消灭。
    
    (三)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应当由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1. 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管辖股权转让纠纷的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中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这一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协议选择被告即受让方阳城煤运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2. 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并未违反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
    
    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受让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并未指明由阳城县人民法院管辖。也就是说,该约定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管辖人民法院的约定仅仅指向地域管辖,而不涉及级别管辖的问题。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张文扬所起诉的标的额超出了阳城县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权限为由,认定双方约定管辖无效,是建立在简单混同“受让方住所地人民法院”与“阳城县人民法院”基础上的,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受让方住所地法院当然也包括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事实上,根据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的约定,当张文扬所起诉的标的额超出了阳城县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权限时,应当由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3. 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具有明确性,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的规定,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根据该规定,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应当是明确的有效的约定。
    
    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就地域管辖问题进行了明确约定,而未对级别管辖问题进行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不明确。因为,级别管辖具有法定的性质,无需双方当事人进行约定。由此可见,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具有明确性,合法有效。
    
    4.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有效,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无权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股权纠纷案件进行管辖。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进行管辖的正当性应当建立在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之间协议管辖无效的基础上。但是,本案中,并不存在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之间协议管辖无效的情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无权对该案件进行管辖。
    
    总之,专家们一致认为,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合法有效,并未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本案应当由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四)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阳城煤运公司与鑫业公司之间存在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具有类似性。因而,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股权转让纠纷案关于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论证结论也适用于阳城煤运公司与鑫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具体而言,阳城煤运公司与鑫业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依法成立并有效;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鑫业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应当由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阳城煤运公司与鑫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主张撤销该协议,应当受到1年除斥期间的限制。
    
    综上所述,专家们一致认为: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鑫业公司之间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依法成立并有效;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鑫业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应当由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阳城煤运公司与张文扬、鑫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主张撤销协议,应当受到1年除斥期间的限制,张文扬、鑫业公司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申请撤销合同的权利已经消灭。
    
    专家签名: 江平签名 王保树签名王利明签名 龙翼飞签名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评论
    
    法学界热议“百亿矿山争夺战”
    时间:2013年01月19日 作者:陆承辉律师
    
    本案中已经完成实际转让所有手续的股权在五年后法院是否能以转让价过低而判决归还转让方?仅凭复印件就断定双方签订的《股权置换及债务重组协议书》(下称《置换协议》)的真实性是否合理?
    
    法学界热议“百亿矿山争夺战”
    
    1月4日,本报《百亿矿山争夺战》一文,以整版形式独家报道了山西煤炭“大佬”山西金业公司张新明和沁和能源公司吕中楼争夺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下称“金海公司”)矿山采矿权的始末,以及张新明以该矿山为标的起诉后,一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终审最高人民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报道在法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此,1月12日和1月15日,中国民商法学界江平、梁慧星、李曙光、陈苏等30余名顶级专家在北京召开了《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案法律研讨会》和《司法个案中的实体与程序正义研讨会》两次研讨会,就报道中提到的两审法院的判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与会的专家均表示,无论是一审判决还是二审判决都有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所以判决解除合同和归还股权没有任何的道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研究会会长张卫平更是调侃:“这个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是调戏了我们这些搞法律的人。”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称自己来参加讨论会就是因为对本案非常感兴趣,比如说,本案中已经完成实际转让所有手续的股权在五年后法院是否能以转让价过低而判决归还转让方?仅凭复印件就断定双方签订的《股权置换及债务重组协议书》(下称《置换协议》)的真实性是否合理?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合同以及协议是否可以作为证据成为法院断案的依据等等。他在接受采访时称:“在这个案子中,法院的判决没有体现出公正公平。”
    
    判决事实认定不清
    
    金海公司是本案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2007年9月,张新明、张文杨、冯小林等七方当事人将其持有的金海公司共计46%的股权以1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沁和投资公司,沁和投资公司承担金海公司的债务,代金海公司向国家缴纳11214万元采矿权价款。之后,沁和投资支付138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0年3月,张新明将吕中楼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其与吕中楼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股权置换及债务重组协议书》(下称《置换协议》),并要求吕中楼归还金海公司46%的股权。张新明提起诉讼是他认为吕中楼没有履行《置换协议》,构成了根本的违约。但吕中楼说自己并没有与张新明签订《置换协议》。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沁和能源公司返还张新明46%金海公司的股权,理由是工商局备案登记的沁和投资公司与张新明、张文杨、冯小林等七方当事人签订的《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过低,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不服山西高院的一审判决,吕中楼向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提起上诉。2012年10月23日,最高法依据一份由案外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做出判决,认定本案股权转让的价格偏低,并据此认定张新明没有取得相应的利益,进而判决解除金业公司与沁和能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判决沁和投资归还张新明46%金海公司股权。
    
    对于已经20年没有参加过个案专家讨论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梁慧星来说,参加此次的个案专家研讨会是因为实在看不过去了,“这样高级别的、如此糊涂的判决,如果再不出来说句话,实在是对不起法律的良心了,所以是我主动要求参加这个研讨会的。”
    
    梁慧星说自己前十年在法院讲课,后十年当了人大代表,所以一般不会参加个案的讨论会。在一审判决之后,梁慧星向最高人民法院转了关于该案的材料,因为他觉得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判决错误非常明显,“一审判决依据一份《置换协议》的复印件,作为认定事实和判决的依据,显然是错误的。”
    
    他说,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沁和投资公司与张新明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另一方面又根据《置换协议》,认定张新明是将其持有金海公司的46%股权投入到沁和投资公司,占沁和投资公司49%的股权。这种认定,不仅是挑战法律人的常识,也是在挑战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常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指出,这个案子主要有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的问题。程序上,《置换协议》是复印件,且合同一方吕中楼否认签署了该协议,相关责任人裘晓红也已经承认“吕中楼”的签名是她通过剪贴复印的方式伪造的,二审法院虽然承认一审判决存在使用证据不当的错误,但是没有予以纠正,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认为一审法院以《置换协议》作为认定吕中楼违反及解除合同的依据不太合理,所以二审法院出来一个新招,就是以当事人之间所谓的“战略合作框架下的一系列安排没有实现”作为判决的依据,“这个审理思路就是有问题的,根据相关资料看所谓的整体安排根本就不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和国际法所副所长陈苏说,不能说双方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就把他们所有的法律关系都放在一起来审理。这在法理上和实际操作上都是不可行的。最高法对于这个问题的审理上没有把握好。
    
    陈苏说,整个审理过程当中,最高法判决解除的是《合作协议书》,但是整个事实认定又以《战略合作协议》为基础。而且后来的判决又和《战略合作协议》没有什么关系,二审法院在这里犯了逻辑错误,“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有个《战略合作协议》,因此,在战略协议框架下所有的合同都是需要考虑的,这个是法院多管闲事,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审了,因此,这样的认定作为案件判决的依据是有较大偏差的。”
    
    本案能够申请再审
    
    实际上,在两场讨论会中,专家们讨论的焦点始终是围绕着二审判决是否合理,包括依据没有关联的合同解除其他的合同,并判决股权全部归还;本案是否可以申请重审等内容展开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荣军认为本案可以申请再审,他的理由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理由共有十三项,本案里可以再审的理由占到了其中的九项,“除了贪污受贿等情况以外,其他全部符合。尤其是事实没有查明,简直是颠倒黑白。这样适用法律,明显带有故意的成分,肯定是枉法裁判,这是法治倒退的体现。”
    
    梁慧星则认为,二审判决书中只引用了程序法条文判决,而没有引用任何一条实体法的条文,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审判决就没有实体法条文,只说为了公平,作为最高法院又重复了这一点,也没有说明根据哪一条法律进行判决,这怎么能让人服气呢?最高法院这样的判决,完全是不讲理,也不讲法律嘛!实在说不过去。”
    
    此外,他指出,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涉及案件的几份合同的真实性、有效性都没有做出认定,那法院判决的事实依据是什么?合同是不是案件的基本事实,合同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履行?有没有违约情形?这些都是不是基本事实,《置换协议》到底是真还是假,真实的合同与虚假的合同法律后果是完全不同的,怎么能说真假一样,又判决解除,“二审判决中完全没有进行认定,这是典型的认定事实不清。”
    
    “最高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做出判决,这是错误的。”梁慧星说,诚实信用原则是裁判原则,但公平原则不是裁判的规则,不能把违背公平原则作为判决的依据。我国的合同法对凡是不公平的情况,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应当依法处理不公平的情况。
    
    如合同法第53条显失公平的规定,就是说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一年以内可以撤销,但超过期限就不能撤销了。还有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说的因情势变更而解除合同,但是这也有个时间点,就是合同成立以后,履行完毕之前发生异常变动导致失衡才能用情势变更规则,“二审判决以利益失衡、符合公平原则等作为判决的理由,显然没有法律依据,看上去判决很有理,实际上是糊弄人的,是以公平作为借口做不公平的判决。”
    
    根据梁慧星的说法,合同法上说的公平,不是一般的公平。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了合同自由的原则。既然双方当事人都是商人,那么双方约定的就是公平的,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法院就没有权利干预,“一审法院糊涂,二审更糊涂。”
    
    他说,如果煤炭价不涨,也就没有了这个案子。现在煤炭价涨了,才有了这个案子,“美国有一个禁反言规则,订合同后不能反悔,我们没有,但是我们的合同法很严密。即使要解除合同,要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不仅是退款的问题啊,还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啊,对股权增值部分如何处理,涉及评估的问题等等。”
    
    梁慧星觉得二审判决解除《合作协议书》,也没有法律依据。他解释说,合同的解除是有效合同的消灭。《合同法》第93条第一款规定了协商解除、93条第二款规定了约定解除、第94条规定了法定解除,但这些对本案均不合适。法定解除包括目的落空与根本违约,这些情况本案都不存在。所以,二审判决解除《合作协议书》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就胡乱找个理由进行判决,这是枉法裁判。”
    
    梁慧星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本案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二审也同样是错误的,都是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我希望参加这个研讨会,提出以上意见,是因为这个判决是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全国都是有指导作用的。这个判决颠覆了十几项法律原则和制度,如果下级法院都效仿这个判决—所有的合同都以价格卖低了、不公平为由解除,那法律关系就乱了,社会就乱了,社会稳定就不存在了,法治国家就很难实现了。我期望能通过参加这个研讨会,尽一个法律人的责任,挽救一下我们自己对法律的信念,挽救一下我们国家的法治。”
    
    关于本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健远称,即使按照《战略合作协议》有若干项安排或者有其他几个合同,也要考虑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合同的相对性。他说,一定要区分法律关系,当事人到底是没有履行哪个法律关系中的义务,要弄清楚。最高法院的思路是把几个合同关系混在一起,来一个共同认定,这是不行的,应该要把法律关系区分开,“《合同法》规定合同可以部分无效或者部分解除,不能说一部分要解除就必须解除整个法律关系。”
    
    “整个案件二审法院是主动出击。不考虑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是一篮子全部审查,这个思路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主任尹田称,二审判决在实体上的最大的问题是事实不清。
    
    而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尹田说,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法院也没有找到。解除合同,必须要找到法律依据。二审判决解除《合作协议书》的事由没有说清楚。违约违的是哪个约?就算要解除合同,判令返还股权,这样简单的处理合理吗?股权是营业性财产,股权的价值会发生变化,股权的返还究竟应该还多少才合适呢?营业性资产的解除处理没有考虑到股权现在的价值,增值情况,就等于是让出让人全部获得了,这就是不公平,“这个判决显然是失衡的。”
    
    陈苏称,二审法院在判决股权返还上失去一个利益平衡。股权在经过一定期间后价值发生变化,如果返还应当经过清算,这个清算应当在判决中体现出来。五年前的转让不管它有道理还是没道理,五年之后它的价格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变化导致的股权增值,即使转让无效,因市场因素而增值的部分也应当归于受让人而不应当归于转让人。如果返还股权,二审法院应当判决进行清算,不能将增值部分完全判归转让方,这在根本上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他说,股权是特定物,总是在不断变化,这个有当事人的预期在里面,双方当事人愿意以更高的价格买,谁能管得着呢?因此,除了上市公司,一般股价没有什么市场价格。二审法院以所谓的市场价格认定涉案股权转让价格不符合市场价格,这种做法是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常识的,这是有问题的。“法院实际上是支持当事人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得到的利益。”
    
    二审应该开庭审理
    
    事实上,在这份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中,除了解除合同和归还股权,“股价”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尽管法院的判决主张是因“转让价过低,有失公平”而判决解除相关合同,从而要吕中楼归还张新明金海公司46%的股权,但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专家的看法却与法院的主张完全不同。
    
    对于股价,陈苏的看法是,二审法院在计算股价方面也没有坚持一致的方式和原则。他说,在当事人意思自愿和自由的情况下,赠与都是可以,更何况还支付了对价。他觉得法院不应当替当事人定价,法院只能是在双方有争议的情况下给出一个客观价格。在这个案件中,当事人对于股价是没有争议的,“二审法院多管闲事、帮助当事人订价,就是有问题的。”
    
    崔健远则指出:“关于股价低,显失公平的问题,不能光看股权转让款,还应看到沁和投资公司还付了其他的款。”他说,判断合同价款是不是公平,应当是以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去认定,就是说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约定,而不是客观上市场价格是多少。
    
    如果两方都是公司,那不管是按照通常说的主观标准,还是按照客观的市场价标准,只要双方都认为这样的一个安排是合适的,就是公平的。现在法院以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价格不符合现实,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不是涉案股权转让的基础合同关系,是不妥当的,“况且显失公平是可撤销合同的事由而不是解除合同的事由,张新明也没在一年内提出撤销合作协议,法院也没有按照撤销来认定。”
    
    在崔健远看来,即使判决解除合作协议书,也不能判决返还46%股权。因为解除合同的一个后果是“恢复原状”,但目前这个原状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说,虽然同是46%股权,但其价值已经变了,已经不是原来的价值了,所以不能简单地判决归还股权。
    
    毕竟沁和投资公司经过五年的投资经营,尤其是将过期的《采矿许可证》恢复了效力,才使金海公司的股权增值,即使张新明要求返还股权,也应当把增值部分减去,“恢复了采矿权,金海公司的股权才有了价值,如果就全部返还,这才真的是显失公平了。”
    
    李曙光分析,虽然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但每一个协议都有独立的效力,不能混为一谈。从《战略合作协议》到《合作协议》,到股权转让协议,包括后来支付股权价格、办理登记手续,可以认定沁和一方完成了对金海股权的收购,“尽管股权转让对价有争议,但是交易完成的事实是不容推翻的。”
    
    关于股权交易的对价,李曙光说,一系列数据显示金业一方的经营存在严重问题,必须通过沁和公司多次资金投入和代为履行债务,才能走出经营困境。在这个背景下,金业一方通过出售公司股权换取公司经营延续,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情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不是各方真实意思的体现。”
    
    “法院应该具有独立的、中立的立场。从协议来看,股权价格的确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法院不管选择哪一种价格确定的方法,至少要说明这种选择和排除其他选项的理由所在,否则论证就没有说服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大兴指出,法院只解除合作协议,不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无法达到股权返还的效果。因为战略合作协议也好,《合作协议书》也好,都没有载明股权转让的对价。
    
    蒋大兴说,二审法院判决了将46%的股权都向张新明返还,没有事实依据。即使有一纸“情况说明”,最多也只能说明张文杨、冯小林是代张新明持股,如果张新明要接受返还股权,根据公司法解释第三条,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显名程序。在这些显名程序没有完成之前,他只能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不能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沁和投资公司获得权益返还,“二审法院必须将张文杨、冯小林列为当事人,直接判决沁和投资公司将受让自张文杨、冯小林的29%股权返还给张新明,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关于判决中代持股的问题。陈苏的观点是,在代持股关系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应当承认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对股东认定的有效性,因此张新明以自己的名义请求法院判决将张文杨、冯小林转让给沁和公司的29%股权返还给他,不符合代持股权的规则,法院的判决说不损害他人利益的说法是不周全的。
    
    而综观整个案件,二审在提交了诸多新证据却没有开庭审理,也成为了专家们热议的焦点。张卫平认为,在整个案件中反映出的司法实践中的大问题,就是二审没有开庭审理。他说,法院在没有核实清楚事实的情况下不开庭审理,肯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二审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由此看出开庭审理是原则,不开庭是例外。最高院作为终审法院,更应该开庭。开庭审理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现,也能够贯彻民事诉讼法的公平正义,“开庭审理是保证实体正义很重要的手段。”
    
    梁慧星说,根据现有的情况看,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30多份新证据,有这么多新证据,就说明有新的情况、新的理由,当事人又要求公开审理,那法院就应该据此公开审理,“这个要求并不高,这是民事诉讼法的权利,最高法院不开庭审理一点道理都没有。”
    
    在递交有关材料的时候,梁慧星还向法院提出“为了挽救法律的威信,维护法院的尊严,二审法院应当开庭审理”,要给当事人说话的机会,但二审法院还是没有开庭审理,这让梁慧星觉得有些失望,他认为二审法院完全是在糊弄法律,他说自己当时建议最高法院开庭审理,因为“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山西两大佬争夺价值近百亿煤矿股权归属
    
    2013年01月03日 12:03 时代周报
    
    
    
    百亿矿山争夺战
    
    
    
    百亿矿山争夺战
    
    一座价值近百亿的矿山,其股权归属争夺因山西煤炭界两个“大佬”的角力而愈演愈烈。
    
    2012年整整一年,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沁和能源”)董事长吕中楼都很忙碌,“二审判决下来了,情况不太乐观。”这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终审判决书最让吕中楼不解的是,已经转让生效的46%矿山股权关系,工商变更等手续在五年前都全部完成,中间产生了大量经营增值,怎么还能被判归还。
    
    吕中楼口中的矿山,实际上是山西另一煤炭重量级人物张新明的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金业公司”)旗下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下简称“金海公司”)所拥有的阳城大宁金海煤矿(下简称“大宁煤矿”)。
    
    而这一点亦是本案代理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姬敬武困惑的地方—五年前合同就履行完毕,沁和能源都经营了五年,怎么就能以股权转让价格过低,而变成违约行为?“我觉得这个理由不能成立,也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姬敬武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并尝试采取最高检抗诉、全国人大监督等司法救济渠道。
    
    实际上,在这场争夺战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就在于双方签订的《股权置换及债务重组协议书》(以下简称《置换协议》)的真实性,以及已经完成工商备案转移的股权是否能以转让价过低而被判归还转让方。
    
    煤炭“大佬”的合作
    
    在这场矿山争夺战中的双方当事人,均是山西煤炭市场“大佬”级的人物。张新明是金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中楼是沁和能源、沁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沁和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07年5月23日,金业公司与沁和能源签订一份《战略合作协议书》,“沁和能源以15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金业公司在金海公司5%的股权,以此作为沁和能源最终收购金海公司53%股权并与金业公司共同运营发展的开始”。
    
    金业公司将其持有红崖头等三个煤矿的部分股权转让给沁和能源公司,沁和能源公司将其持有兰花集团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金业公司;双方注册成立合营公司进行战略合作;沁和能源公司借给金业公司5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合作的开始。合同签订后,沁和能源公司借给金业公司5000万元人民币。
    
    之后金业公司却将包括红崖头三个煤矿在内的全部资产转让给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双方之间的战略合同名存实亡。
    
    同年7月3日,双方又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金业公司将实际控制人张新明及其关联方张文扬、冯小林所持有的金海公司46%的股份转让给沁和能源的关联公司沁和投资,转让价格待定,并规定股份转让价格不超过金业公司与阳城煤运公司合作的价格,这一价格,则在上述《战略合作协议书》中明确为人民币6.7亿元,这意味着,吕中楼能以不超过6.7亿元的价格获取大宁煤矿46%的股权。
    
    此后,沁和能源公司代金海公司缴纳1.12亿元资源价款;金业公司向沁和能源公司借款3300万元人民币。《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沁和能源公司与金业公司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全部内容:沁和投资公司于2007年11月29日、12月4日分两次代金海公司缴纳了1.12亿元的资源价款。沁和能源公司于2007年7月11日借给金业公司3300万元人民币。此外,沁和能源公司还为金业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提供了2.9亿多元的借款。
    
    2007年9月13日,沁和能源公司的关联公司沁和投资公司与金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新明、张文杨、冯小林以及山西煤运阳城县公司、北京鑫业投资有限公司、王向东七方当事人签订了《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张新明将其持有金海公司17%的股权以5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沁和投资公司,张文杨将其持有金海公司27%的股权以8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沁和投资公司,冯小林将其持有金海公司2%的股权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沁和投资公司,沁和投资公司承担金海公司的债务,代金海公司向国家缴纳1.12万元采矿权价款。
    
    2007年9月19日,沁和投资支付了张新明、张文杨、冯小林共计1380万元股权转让款;于12月4日代金海公司缴纳了11214万元采矿权价款。金海公司于2007年9月13日召开第三次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金海公司于同年9月17日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金海公司的股东名册也作了相应的变更。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金业公司与沁和能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他们实质性的合作就是沁和能源公司借给金业公司2.9亿多元人民币;张新明、张文杨、冯小林将其持有金海公司的46%股权以13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沁和投资公司;沁和投资公司代金海公司缴纳11214万元采矿权价款等三项,对于其他合作内容双方都没有要求对方继续履行。
    
    2007年9月,双方按照股权转让的份额到山西省工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手续。2009年1月21日,张新明与吕中楼签署了《置换协议》,在这个协议中,不仅说明了张新明以其持有沁和投资公司的49%股权与吕中楼的股权及权益进行置换,还再次明确了大宁煤矿46%股权的归属为沁和能源旗下的沁和投资所有,并特别提到了,“1.本协议生效后,张新明与吕中楼之间的合作关系全部终结。2.本协议生效后,张新明与吕中楼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结清”。
    
    原本愉快的合作,到2010年3月15日,张新明却一纸诉状将吕中楼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其与吕中楼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置换协议》,并要求吕中楼归还金海公司46%的股权。
    
    金海公司升值百亿
    
    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金海公司的股权。金海公司成立后,唯一的投资是取得了阳城大宁金海煤矿的采矿权。
    
    2003年2月,张新明与常洪、李三友共同出资设立金海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张新明出资1800万元,占60%;常洪出资600万元,占20%;李三友出资600万元,占20%。2005年6月30日,常洪、李三友分别将其持有的20%股权以1000万元价格转让给闫琦。
    
    同日,张新明将其持有金海公司40%股权以1200万元价格转让给其子张文杨;将其持有金海公司2%的股权以60万元价格转让给其司机冯小林;将其持有的1%股权以30万元价格转让给王向东。2005年8月8日,闫琦又将其持有金海公司的40%股权转让给北京鑫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北京鑫业公司”),转让价格为1170万元。
    
    2005年12月26日,张文杨将其持有金海公司13%的股权转让给山西煤炭运销总公司晋城阳城县公司(以下称“阳城煤运公司”)阳城煤运公司,转让价格为390万元人民币,附加条件是阳城煤运公司借给张新明实际控制的公司古交市跃峰洗煤有限公司2.8亿元人民币,借期6年。
    
    在同一日,北京鑫业公司将其持有金海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阳城煤运公司,转让价格450万元,附加条件是阳城煤运借给北京鑫业公司2.8亿元人民币,借期6年。
    
    2004年3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为金海公司颁发了《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为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阳城大宁金海煤矿;矿区面积53.6907平方公里;《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三年,自2004年3月至2007年3月。
    
    经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委托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阳城大宁金海采矿权,2003年11月1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24亿元”。经金海公司申请,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批准,采矿权价款分六期缴纳,其中办理采矿权登记手续时缴纳3738.49万元,2005年至2009年每年缴纳3738万元。2004年3月,金海公司以公司注册资金缴纳了第一期采矿权价款的3000万元,剩余738.49万元用借款缴纳。
    
    以上借款均按银行存款利率计算。
    
    近年来,由于煤炭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拥有53.6平方公里、4亿吨储量采矿权的金海公司股权也大幅上涨。2012年张新明全面胜诉夺回股权后,曾与华润煤业有限公司洽谈股权转让事宜。张新明提出的交易价格是按照每吨煤炭储量价值25元计算。金海公司拥有的阳城大宁金海公司煤矿价值达100亿元人民币。张新明通过与沁和投资公司、阳城煤运公司的诉讼,可以净赚60亿。
    
    最高法维持原判
    
    张新明提起诉讼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吕中楼没有履行与其签订的《置换协议》,构成了根本的违约。但吕中楼觉得很冤枉,他说自己并没有与张新明签订什么《置换协议》。
    
    姬敬武透露,《置换协议》是一审时张新明向法庭提交的关键证据。但张新明并没有向法庭提交这份证据的原件,只有复印件。尽管张新明承认他是通过裘晓红(张新明的助理,因涉经济案件已被判刑)让吕中楼签字,并不是双方面对面的文件签署,而裘晓红亦在太原市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承认,《置换协议》上“吕中楼”的签字是她通过剪贴复印的方式伪造的。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山西高院”)在一审判决认为,沁和能源公司返还张新明46%金海公司的股权,理由是工商局备案登记的沁和投资公司与张新明、张文杨、冯小林等七方当事人签订的《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过低,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解除金业公司与沁和能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沁和能源公司就应返还张新明46%金海公司的股权。
    
    山西高院认定,双方签订的《置换协议》是真实的,并给出三个理由:一是虽然吕中楼否定《置换协议》上的签名,但没有申请对该协议进行文检鉴定;二是认为这份协议是太原市公安局从裘晓红处扣押的复印件复印的,裘晓红与沁和投资公司有关系,因此视同于该证据来源于被告;三是沁和投资公司已支付案件相关人谢江7000万元,已实际履行了该协议的部分义务。
    
    因不服山西高院的一审判决,吕中楼向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提起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审判决以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对价过低为由认定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合同自由的原则;一审法院在没有认定《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也没有解除或者撤销该协议的情况下,判决沁和能源公司返还张新明46%金海公司的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金海公司五年前已经办理了该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修改了公司章程,沁和投资公司已行使股东权利五年多,并且在金海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包括代金海公司缴纳的1.12亿元采矿权价款。
    
    据姬敬武介绍,2011年9月份,最高法受理了该案。双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30多份新证据,最高法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二审,没给当事人辩论的机会。沁和投资公司曾先后五次请求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但最高法没说明理由也没开庭审理。
    
    2012年10月23日,最高法依据一份由案外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作出判决,认定本案股权转让的价格偏低,并据此认定张新明没有取得相应的利益,进而判决解除金业公司与沁和能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判决沁和投资归还张新明46%大宁煤矿股权。
    
    “本案的二审判决超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3倍多,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法院判决下发前一个多月的2012年9月3日,张新明就已经知道了判决结果,他甚至通过中间人告诉了吕中楼二审的判决结果以及判决时间。事后果然如此,张新明所言无虚。”姬敬武说。
    
    这个判决结果让吕中楼不能接受,因为在二审期间,沁和投资公司及吕中楼曾向法庭提交了23份新证据,以此来证明《股权置换及债务重组协议书》是虚假的、涉案股权转让价格并不低等。但对这些新证据,二审法院只是组织双方当事人核对是否原件,没有允许当事人对这些新证据是否有效、是否有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问与辩论。
    
    关键证据只有复印件
    
    在姬敬武看来,张新明通过国家公权夺回了五年前就已转让并办理了工商登记的股权,并由此获利数十亿元利益,这样的判决,怎么也难以让人和公平正义联系在一起。张新明2003年至今在金海公司的投资只有1800万元,对应46%股权投资仅有1380万元。2007年9月张新明、张文杨、冯小林将其持有金海公司46%股权转让给沁和投资公司,已经收到沁和投资公司3.1亿元股权转让款,获利超过22倍,二审判决仍然认定张新明在合作中“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二审判决沁和投资公司将已经投资经营五年之久,股权已大幅升值的46%股权返还给张新明,张新明获利46亿,显然无法让人相信二审判决是公平正义的。
    
    对于张新明、张文杨、冯小林五年前将其持有金海公司46%股权转让给沁和投资公司,后来煤矿资源暴涨,金海公司股权大幅升值,张新明起诉请求解除合同,返还股权,姬敬武认为“这显然是违反诚信原则的”。
    
    姬敬武表示,合同自由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有自由订立合同的权利。现在已不是计划经济了,合同的价款只要不违反国家强制性的规定,人民法院无权进行干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均以沁和投资公司与张新明等七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价格与市场价格不符为由,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置之不理。如果所有的人均以此判决为例,以几年前签订的合同价格偏低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这无疑将造成诉讼成灾。
    
    更让姬敬武律师不解的是,二审判决开创了认定书证复印件为有效证据的先例。《股权置换及债务重组协议书》是一审原告起诉的关键证据,但只有复印件而没有原件。证据持有人裘晓红在原告起诉前四个月在太原市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已承认该协议中“吕中楼”的签名是她通过剪贴复印的方式伪造的。一审法院却认定该协议复印件是真实有效的。二审判决解除《股权置换及债务重组协议书》,实际上也认定该复印件真实有效。
    
    此外,金业公司与沁和能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二审法院为什么不做出认定?在沁和能源公司已完全履行《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全部义务五年后,二审法院判决解除该协议,姬敬武认为这是开辟了无违约行为解除合同的先例。
    
    沁和投资公司与张新明、张文杨、冯小林等七方当事人签订的《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已经成立?如果成立是否有效?如果有效是否已经履行?这些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无法回避的问题。
    
    张新明通过本案的诉讼夺回了五年前已经转让的股权,获得了几十上百亿元的利益,大获全胜。但此案无论在法制理念还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均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二审法院回避这些问题,对双方当事人在工商局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是败诉一方质疑申诉的原因。 [博讯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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