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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邓小平遗产 手脚和头脑同时得到解放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21日 转载)
    财新记者: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这么多年来,做了哪些推进?还有需要继续拓展的地方吗?
    
     许耀桐: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些丰富的内容由于得到邓小平“一个字都不能动”的首肯,在十三大以后开始逐步得到了推进、发展、落实。这里,举几个最主要的方面加以证实。

    
    关于党政分开的问题,虽然此后历次党代会报告再没有出现党政分开的概念,但其基本思想得到了体现和贯彻。十六大报告论述“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这就把党政分开的各自职能都讲清楚了。
    
    关于权力过分集中,要下放权力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仅表现为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还表现为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这个问题到了十八大报告中,通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基本上得以解决。
    
    关于开展民主协商对话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十八大报告把协商对话进一步提升为“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提出,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第一次校准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总方向。从这之后,接连进行了5次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即1993年、1998、2003年、2008年和2013年,逐步明晰和确立了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方略。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关于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问题。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这样一条发展民主政治的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路径,特别强调发展党内民主优于人民民主,要求党内民主先行一步,走在前面,为人民民主做出示范和榜样。以后历次党代会都强调党内民主,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十八大报告更强调党内民主的根本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
    
    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问题。在十三大之前,有关腐败的现象是用“党风问题”来指代的,因此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早有“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一说,“党风问题”更多的被归结为“贪污腐化”。十三大报告不再隐晦,首次启用了“腐败”和“反腐败”的概念,矛头直指权力腐败,指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容忍腐败分子留在党内,就会使整个党衰败”。此后,反腐败问题为历次党代会报告所强调,十八大之后更掀起了迄今为止最为猛烈的反腐风暴。
    
    经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十三大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确实都得到了推进,但这主要集中在思想认识层面上的推进,理论阐述论证上的有所建树。要说做得不够的地方,那就是很多还只是说说而已,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做的很不够,没有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没有出台有效的措施去抓落实。也正因为这样,大家感觉到,十八大以后,这样的颓势才开始得以较为明显的扭转。
    
    财新记者:经济学家周其仁有一篇文章“邓小平做对了什么”,谈的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的改革贡献的理论基础。从政治学的视角看,“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作出了什么改革贡献?
    
    许耀桐:我注意到周其仁教授的这篇文章。他运用产权理论、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认为在经济领域,邓小平做出最重要的改革、最大的贡献,就是用产权界定清晰、制度创新变迁(例如,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个人办厂经商使得所有制多样化),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特别是农民、工人,得到了自主生产的解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井喷式的增长。周教授作这样的推理、判定,我认为很有道理,中肯可取。
    
    那么,如果论及邓小平在政治领域做对了什么?或者说他做出的最重要的改革、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认为就是邓小平坚定地选择了民主法治,否定了专制人治。在现代国家里每一个公民都切实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这样的民主自由权利应该体现在人所生活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之中。公民要有民主自由,首当其冲是要有思想的自由。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大力倡导解放思想,认为一个国家鸦雀无声是非常可怕的,人们应该敢想敢说,冲决条条框框,打破思想禁锢,绝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完全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可以说,在经济领域,邓小平最重要的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它解放的是人被捆绑的手脚;在政治领域,邓小平最重要的是高举解放思想旗帜,它解放的是人被禁锢的头脑。只有手脚和头脑同时得到解放了,人才得到了全面、真正的解放。
    
    如同周教授认为,在经济领域,邓小平并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等等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远没有完成改革任务。从最基本的方面说,真正实现公民的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化,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一段时间来,国内还有一种不正常的、不可思议的现象,似乎中国可以忽视民主、不讲民主了,因为西方民主已遭遇到很大的困境,谁用了谁倒霉,民主之于中国俨然“流水落花春去也”,“没有它、但无妨”。我以为,这是完全背离了邓小平的基本立场和思想精华。诚然,西方民主走极端、有弊端,但不能成为我们不要民主的“事端”,我们对此完全可以吸取教训、进行更新改造,更好地发展适合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如果贸然抛弃民主,势必重走老路,这又将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搞起专制人治来,也许只是三天、三个月的事儿,而搞起民主法治来,则需要下三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功夫。
    
    如果说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其他的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等也是如此,改革都没有完成。虽然这是客观事实,但已经不是邓小平的事了。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我认为,尽管过去存有一些瑕疵,邓小平已完成了他的使命,剩下的留待给后人了。
    
    财新记者:顺着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逻辑,能够不可阻挡往前走的自发动力何在?
    
    许耀桐:前面我说了,邓小平在政治领域做对的、贡献最大的,就是发展民主法治。顺着这样的政治逻辑,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会向前发展的,这是因为,其中确实带有自身不可阻挡的内在动力。回想30多年前中国面临着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固然也有外部压力,更主要是有自发的内部动力。这样的自发动力还是多方面的,形成了一个动力源。我可以尝试做个分析。
    
    一是执政党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自觉担当起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使它能够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善于学习,从挫折失败中吸取教训,百折不挠,不断前进。因此,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烈之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于专制人治的危害,改弦更张选定了民主法治,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二是人民群众的动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大大增强,而且能够勇敢地付诸实践。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曾实施过参议员和县、乡长的民主选举竞选,效果很好。当时毛泽东甚至说:“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改革开放以来,扩大社会的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构成最广泛的社会实践。城乡的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都已实行了直接民主选举。人心不古、世风已变,现在要让民众从内心里接受没有民主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
    
    三是领导人的动力。领导人特别是高层领导人、高层一班人,在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社会由于个人主体性发展不够,社会的自组织薄弱,办什么事情更多的靠自上而下的动员、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者包括团队成员的眼光、智慧、谋略、判断、决心、意志,显得非常重要。此外,从改革和革命的差别来看,革命从下至上,靠底层发动,需要打破秩序,达到天下大乱;改革则自上而下,靠上层共识部署,强调稳定效率,这也凸显了领导人的水平和能力。
    
    正因为具备了三种动力,我认为,由邓小平开创的政治改革事业一定会保持强劲势头发展下去。
    
    财新记者:从十三大报告到政府自身改革,信息透明、简政放权、制约权力等等,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径?
    
    许耀桐: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发展的路径。具体说,就是由小到大、由下至上、由易到难、由外围到中心、允许采取探索试验的方式。我们所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信息透明、简政放权、制约权力直到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都经历了这样的渐进的发展进程。
    
    比如民主选举,中国更适合于走由下至上、逐级发展的道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人们还不太适应民主习惯,马上实行全国普选,时机和条件均不成熟。邓小平在1987年时根据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状况曾经说过,经过某些阶段发展,我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搞全国普选还不行,只能在县(市)以下的基层开展直接选举,然后推进到中层,最后达至高层,开展全国普选。因此,扩大基层民主,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基础。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全国各地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增多,民主选举的实现层级才会逐步提高、日见成效。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始,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新阶段的改革路径并没有什么大变,还是继续保持渐进稳妥的态势,但是,现在这条改革路径日显宽广、成熟。这就是,我们现在更加强调顶层设计问题。而顶层设计的改革路径,就是更加重视统筹谋划,通盘考虑,这有利于改革的整体性、协调性和持续性,避免出现折腾。
    
    来源:财新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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