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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本人撰写的刑事申诉状(十七)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5月1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博讯注:博讯收到目前在广东韶关监狱服刑的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本人对其案件所写的刑事申诉状,由于这份申诉状有48页之长,博讯将分期发表:
    
王炳章本人撰写的刑事申诉状(十七)

    
(2004年5月16日)

    
******

    
第四部:份权利保障部份

    
    深圳中级法院一审之后,我在给广东省级人民法院的上诉状中,曾指出,在审理过程中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尤其是我向法庭呈送证人证言和证据的权利被非法剥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对此问题并未作出任何说明,也没有给我呈送证人证言、证据的任何机会,继续罔顾我的基本权利。
    
    在2003年3月我被正式投入铁牢之后,我高兴地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报道,那大概是2003年4月2日或4月6日的报纸。该报道的内容是: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下达了一个通知,要求在审案过程中,要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尤其是要保障被告人向法庭呈送证据的权利。因为这一权利太重要了,一个证据有时可以推翻整个结论。显然易见,倘若被告人向法庭呈送证人证言、证据的权利遭到剥夺,则所谓的司法公正就成了一纸空谈。
    
    在整个案件审理、判决过程中,我的如下权利遭到非法剥夺。
    
    一、向法庭提供证据和证人的权利。我想大概没有人敢公开否定此一权力的重要。对于一个被指控纵火的人,只要其出示他不在现场的有力证据,该指控就会被立即推翻。诸如如此重要的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可以出示若干个,但初审法庭和二审法庭竞公然予以剥夺。深圳中级法院张国辉法官在法庭上竟然宣布:不准你的证人出庭作证。这有录音为证,以至在我案的审判中,出现了司法史上少有的“双零”现象:有利于我的证据为“零”,有利于我的证人为“零”。
    
    其实这里的道理不言自明:如果允许我的证据和证人出现在法庭,整个指控就会轰然倒塌,中共政府利用司法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
    
    二、我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的权利也被法庭剥夺。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我对每项指控的批驳、澄清时,审判长张国辉或制止、或打断,此有录音为证。
    
    三、我了解法律的权利被剥夺。在深圳检察院对我起诉后,我的律师给我送来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本小册子。当时,我被关押在广东省看守所,我曾向看守所有关人员数次提出要求看这些法律小册子,但他们得到上级指示,不给我阅读这些法律文件。这一点,连看守所警官都极为不解:其他在押人员甚至要动员他们去学习有关法律知识,而轮到我时,却是另一做法——杜绝我了解有关法律的路径。那时我的案子正在审理,我亟需了解有关法律条文,以便为自己辩护,但这.基本权利却被剥夺了。
    
    四、我聘请律师的权利被部分剥夺。
    
    2002年7月16日,我从广西南宁被押到广州,当晚被宣布实施“监视居住”。我当即提出要聘请律师,为此事,我一直坚持,多次宣称,不能剥夺我聘请律师的权利,当时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审理我案的警官李云亨和杨虹都表示:我可以聘请律师,但在审查期间,律师只能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不能进行辩护。我表示接受。李云亨警官甚至说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位他熟悉的律师,年纪较大,很有经验,可惜暂时离开了广州。李警官表示,一旦他的这位律师回到了广州,就介绍与我见面一一如果我同意的话。7月下旬杨虹警官给我拿来了广州电话黄页,让我自己在上面找律师。我根据电话簿上的广告,给两名律师写了聘书。其中一位是在深圳执业的何涛律师,另一位是在广州执业的女律师。但这两份聘书交出之后,如同泥牛入海。
    
    一审判决后,我在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呈送的《上诉状》中,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质疑,对剥夺我聘请律师的权利提出了抗议。我没想到,后来省高院在裁定书竟然列文说:“广东省公安厅于2002年7月17日作出了《关于不同意犯罪嫌疑人王炳章聘请律师的决定》”,理由是,“因本案涉及国家机密”。裁定书的这一说法真是奇文一段。2002年7月17日当天及之后的半个月,李云亨和杨虹两位警官都明确告诉我可以聘请律师,并给了我广州市电话黄页,他们从未向我宣布过广东省公安厅作出了“不准同意王炳章聘请律师”的决定。我从未听说过,也从未看过这个决定。我有理由怀疑,这个所谓的“决定”是“后补”而应付差事的。道理再简单不过:2002年7月17日之后,警官们多次向我表示我有聘请律师的权利,还给了我有关资料,还答应负责转交我写的聘书。后来,聘律师的事一直没有消息,警官们无奈的回答说:“我们转交了,尚未接到答复,我们也没有办法。”可见,7月17日之后,警官们根本没有见到过那份所谓的《广东省公安厅关于不同意犯罪嫌疑人王炳章聘请律师的决定》。或者还有一种解释:李云亨和杨虹看到了这份《决定》,但他们一直在骗我,对我隐瞒了这份《决定》。
    
    另外,在我被深圳检察院起诉后,检察院和法院都找我面谈过,面告我可以聘请律师。此时,广东省律师协会的会长薛律师也来见我,告知我可以聘请律师替己辩护,它还带来了一些推荐资料,介绍了一批律师供我选择。薛会长当然也告诉我,我可以聘请其他任何律师。我对薛会长讲,我打算聘请广州市李文生律师和北京开粮律师为我辩护。关于广州李文生律师,我在监视居住期间也与杨虹警官谈起过。杨警官说,他知道李文生律师这个人,是同情民运的。杨也知道,我在美国时曾与李联系过,谈过为范一平等人辩护的事。出乎我预料的是,过了一天,薛会长带了一份文件来找我,那份文件是《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吊销李文生律师执照的决定》。这决定的签发日期是2003年8月中旬(具体日期记不准确了),理由是李文生律师有违规行为。我当时一方面奇怪,一方面内疚,心想: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而使李律师遭到了麻烦?薛会长建议我,最好在他推荐的律师人选中挑两个律师。开粮也迟迟没有音讯,于是我只能在薛会长推存的人选中聘请了杨岷律师和文超律师。这两位律师后来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反驳检方的指控,为我作了无罪辩护,我比较满意。
    
    事后我才知道,有关当局在北京找到开粮,告诫他不准为我辩护。开粮当时是我的妹夫,有律师执照。《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开粮既是律师,又是我的亲戚,他当然有权接受我的聘请,有关当局阻止他出任我的辩护人的做法显然是违法的,也是侵犯我人权的表现。此事我要求最高法院进行调查,向我说明。我目前的认为,倘若开粮律师为我辩护,效果会更好,因为由于他与海外联络之便,当时他可以收集到一些反驳检方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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