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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本人撰写的刑事申诉状(二十)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5月23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博讯注:博讯收到目前在广东韶关监狱服刑的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本人对其案件所写的刑事申诉状,由于这份申诉状有48页之长,博讯将分期发表:
    
王炳章本人撰写的刑事申诉状(二十)

    
(2004年5月16日)

    
******

    
第五部分:关于程序公正

    
    二、对中国公安部通缉令的再质疑。我在被“监视居住”及审查期间,我曾反复质问公安当局:“你们为什么将我隔离?为什么审查我?为什么限制我的自由?”回答是:“你涉嫌刑事犯罪问题。”我问是什么刑事犯罪问题,李云亨警官答说“妨碍公共安全”。另一个负责的刘姓警官则说“你偷越了国境”。当时无人说我涉嫌了“间谍罪”和“恐怖罪”。我问他们:“既然你们说我涉嫌了刑事犯罪,那为什么早不通缉我?象通缉李洪志、赖昌星那样?”同样的问题我问不止一个警官,有广东省公安厅的警官和深圳公安局的警官,他们是主办我的案件的。陪伴我、监视我的年轻警官们告诉我,办我案的警官“级别不低”。对于我的上述发问,办案的所有警官都回答说:“现在还没有到通缉的时候,该通缉的时候,自然就会发出通缉令。”如此回答我的,包括广东省公安厅的李云亨警官,杨虹警官和深圳公安局的佟(童?)警官等人。从未有一人向我说过公安部已发出了通缉令。在监视居住期间,我也写过数次材料,书面质问“中国官方既然现在指控我涉嫌刑事犯问题,为何不在此之前发出通缉令?”没有一个人就此书面质问回应我“已发出过通缉令”。
    
    蹊跷的问题出来了:在深圳检察院起诉我,罗列证据时,突然冒出了一个“中国公安部1999年5月16日对我发出的一个通缉令”。上诉到广东省高级法院时,我对之提出了质疑。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程序问题,而且有捏造之嫌。
    
    我质疑的根据是:
    
    (一)主办我案的所有省级公安干警(有的级别相当高),都否认有过“通缉令”的存在,连他们都从来没见过那个“通缉令”,怎么在起诉时,突然蹦出来一个“通缉令”?
    
    (二)自1999年5月之后,我出访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澳门、泰国、澳大利亚、缅甸、新西兰、柬埔寨、日本等,皆畅通无阻,未受到任何诘难。别的不说,就说澳门吧。1999年6月4日我赴澳门参加纪念“六四”事件十周年的活动,这么敏感的事,澳门政府都没有拦阻我。据我所知,在我公开访奥期间,中国政府对我非常关注,怕我再次闯关回国。但澳门政府没有找我一点麻烦。澳门就在中共的眼皮底下,而且是在逃嫌犯的光顾之地。对于有可能潜逃到澳门的嫌犯,中共都会给澳门政府打招呼,以利抓获。但我在访问澳门期间,澳门政府显然不知道那份中国公安部对我的通缉令。中国的现行法律规定,对在逃的嫌犯,中国政府要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交涉,以利捕获。而且我记得,中美之间早就签订过一个《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众所周知,凡中国公安部通缉的人士,如在境外,中国政府都会按有关法律规定,按着外交惯例与有关国家和政府交涉,进行引渡,或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缉拿。1999年5月,我在英国和美国公开活动,中国政府根本没有照会英美两国政府,否则,我肯定会被告知的。
    
    (三)不用说公安部通缉,就连省市级公安机关通缉,我们的民运人士或相当人士,我们都会及时得到内部情报,知道该人已被通缉。该情报的获得并不难,因为,通缉本身是一个公开信息,公开的行动。像我这么一个民运的“头面人物”,公安部将“通缉令”锁在抽屉里,不给任何人知道,是不可思议的。就是秘密文件,凡涉及到我,我们都有内线(有的内线就在政府的核心机构)通知我。这个公安部的“通缉令”竟然没有人通告我,是绝对不可能的。
    
    (四)所谓“通缉令”,就是公开贴榜捉拿,愈公开愈好,以便让群众举报。怪就怪在:所谓1999年5月中国公安部对我的公开通缉,到2002年元月我被起诉前,竟然无人知道。说到公安部通缉我,我记得的确有过一次。那是发生在1998年2月。那时我秘密回到国内,筹组中国的民主政党。中国政府察觉后,公安部发过一个通缉令,全国捉拿我。后来我在安徽蚌埠被捕,与该通缉令有关。郝次被捕,我被驱逐出境。由于我被捕获,被驱逐出境的情况未能在公安系统内部及时通报,以致在我出境一周后,广东与澳门的边防仍有公安人员手持我的照片在寻人。有人告诉该公安人员“此人早被中国政府送到美国了。”那位公安答道:“我们并未接到有关通报,我们仍在按通缉令履行职责。”这种情况,才像是有个通缉令!应该补充一句:公安部的这个通缉令发出的第二天,民运团体就得知了我被通缉的消息,媒体也做了及时广泛的报导。这是比较合乎发表情理的正常状况,因为,通辑本身就是要广为人知。
    
    裁定书答复我对“通辑令”的质疑曰“本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5月16日公安部公辑[1999]0151号对涉嫌暴力恐怖犯罪嫌疑人王炳章发布的《通辑令》是真实的。公安机关发现被通辑在案的王炳章后,对其采取监视居住和逮捕的强制措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60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对这一答复不满意。证明这个“通辑令”是真实的,应该采取令人信服的逻辑性说明,并要拿出事实证据解除质疑人的疑点。只用一句话“查明”,来进行搪塞,不能取信于人。我当时也要求我的律师进行有关的求证工作,但由于时间紧迫,律师无遐顾及此事。
    
    现在,我仍然要求代我申诉的律师查明事情的原委,也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进行进一步的审查。起码要回答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一)该通辑令编号为[1999]0151号其上一个序号[1999]0150号和下一个序号[1999]0152号的通辑令的内容是什么?
    
    (二)既然为“公辑”(裁定书用语),通辑令“公”布在哪里?内部发到哪些机构?
    
    (三)为什么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不知道有此“通辑令”?
    
    (四)该“通辑令”通报到哪些国际机构。如果通报了,通报的证据是什么?函件的内容是什么?有关国际机构的反应是什么?根据中国与美国双方签订的《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中国政府有没有将通辑我的“通辑令”通知美国政府?美方的回应是什么?
    
    (五)类似《中美司法协助协定》,中国政府还与其他一些国家鉴定过该种《协定》,根据这些协定,中国政府曾与哪些国家政府就抓捕和引渡我的问题交涉过?这些国家的政府有何反应?
    
    (六)如果像裁定书所去“公安机关发现通辑在案的王炳章后,对其采监视居住和逮捕,”那么,广东省公安厅的办案人员应当向我出示“通辑令”,并按“通辑令”上涉嫌罪名“暴力恐怖犯罪”来指控我。但他们根本没这么做,有的说我“偷越国境”,有的说我“妨碍公共安全”,没有一个人说过我涉嫌“暴力恐怖犯罪”。等到2002年12月5日,以“间谍罪”和“组织恐怖罪”两项罪名将我逮捕,警方问我.“以这两个罪名逮捕你,你心中感觉如何?”问此话时,警官们都在笑。说明他们心中也有数,硬扣上这两个罪名是确实可笑的。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广东省公安厅刚将我抓获时(2002年7月16日),没有以通辑令上“暴力恐怖犯罪”的罪名来对我进行强制措施。而是以其它罪名、而且每人说法不一?
    
    (七)2002年7月16日,我在被转移到广东前,广西的公安人员就于7月3日已将我从绑匪手中“拿获”在即时询问时,我告之了他们我的真实姓名和真实情况。广西公安对我进行了“安慰”,好吃好喝好住地招待我达两个星期之久,然后,于7月16日,再将我转交给广东公安。我的问题是:既然我被“公辑”,广西公安理应根据“通辑令”依照法律将我逮捕,干嘛还“安慰”我?干嘛好吃好喝地招待了我二周之久?在广西南宁,公安人员反复与我交谈的,是我被绑架的案情,并叫我协助他们侦破这起国际绑架案。广西公安根本没有向我提出过还有一个“通辑令”在通辑我,这是为什么?
    
    (八)自2002年7月16日至12月5日,我被广东省公安厅监视居住四个多月。在监视居住期间,多位广东省公安厅负责我案的干警对我说(而且是当着其他干警的面公开说):“把你的问题搞搞清清,然后就会把你送回美国。”倘若真有一个公安部的通辑令在,干警们还敢说这些话吗?还用得着搞什么“监视居住”?为什么不干脆直接逮捕?请问:在中国,除我之外,还有没有另外一位重大犯罪嫌疑人、已经遭到公安部部一级的“公辑”,被抓后只对其进行“监视居住”而不立即逮捕?“公开通辑”的意思,不就是抓获后立即逮捕吗?还好吃好住地用“监视居住”来招待几个月干什么?
    
    (九)退一万步讲,就算有那么一个公安部的“通辑令”,公安机关并因此而将我“监视居住”,那为什么也将与我同时遭到绑架的岳武、张琦两人分别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监视居住而进行审查呢?姑且假定我被监视居住乃因有那个“通辑令”的缘故,那岳、张两人被同时采取强制措施的缘由又是什么?数月之后,公安部发言人说,因未发现该两人涉及我案,故将两人解除监视居住。
    
    我要求最高法院就所谓“通辑令”的上述系列问题和疑问进行调查,也要求我的律师参与调查,并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和答复。
    
    至今,我仍不能排除这一可能:因我是被绑架到中国境内的,面临国际压力,中共有关方面为自圆其说,捏造出了一个“通辑令”。我坚信,历史总有一天会揭露该“通辑令”出笼的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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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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